第30章 四位老地質，敢想敢幹敢直言

胡惟和，南京人，工程師，畢業於南京地質學校，閩北二大隊副大隊長；周震汝，工程師，畢業於師範學校；何輝業，工程師；方尚林，工程師，分隊黨支部書記。這四位老地質工作者，於1984年10月18日下午，一起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胡惟和：我是江蘇南京人。我愛人是福建省蒲田縣人。當時的蒲田縣有100多萬人。現已改為蒲田市。我對我愛人開玩笑說，人家找對象是百里挑一，而我是百萬里挑一。挑中的就是她對地質工作無怨無悔的支持。我有兩個孩子，大孩子在本分隊當駕駛員，二孩子去年到安徽蕪湖當兵去了。兩個孩子都安排的不理想，她從不埋怨我。我1957年畢業於南京地質學校。我在學校里加入了共青團。但到1980年才解決入黨問題。從遞交第一份入黨申請書到正式舉手宣誓加入長達24年。我現任閩北二大隊副大隊長。我從青年到中年，是一心撲在地質事業上的。我家在南京，南京中專學校幾十所，我不去考，之所以要讀地質學校，是與當時的宣傳工作分不開的，與當時經濟條件也有關。1956年，劉少奇曾說：地質隊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游擊隊。這句話對我們是個很大的鼓舞。分配時，同學們都要求分到離南京越遠的地方越好。與我1957年分配到福建的那一批，共十六七個同學，是黃仲權同志帶隊。其中有4個分到閩北來了，我是其中之一。水果之鄉是閩南、漳州，而普查找礦，則是在閩北大山區，屬於處女地，找礦大有希望。那時的年輕人都是這樣，哪裏艱苦，哪裏有礦，就積極奔向哪裏。滿腔報國夢。我們白天上山工作，晚上點燈學習，讀函授大學。當時挑行李上山，習以為常。住茅草棚，自己砍竹子，伐茅草，蓋房，做床，是那種上下兩層床，一床兩用，上一層睡覺，下一層辦公桌。過去住的房子是外面下大雨，裏面下小雨，外面不下雨，裏面還是毛毛雨。要打傘睡覺。兩隻破木箱，一搬就走。經常在填圖，跑剖面時，回不來，住在破廟裏，撿毛栗子吃，懸崖峭壁下不來就改道。填圖規定了路線，密度，一定要經過那地方去工作，爬上高山，有時也下不來，周圍是陡壁。遇到野豬、豺狼，一點都不害怕。吹笛子、吹口琴把它們嚇跑。雨天休息，演活報劇、話劇、唱歌，個個都是樂觀主義者。如今，如何穩定年輕地質工作者的心，他們想什麼，追求什麼，領導要了解他們。如我們大隊下屬五分隊的李小龍做出了成績。我們對他給予表揚和獎勵，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無論任何時代，年輕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要求進步，需要表揚。

周震汝：我是1953年師範學校畢業的，後轉到地質部門。我家雖在農村，但家庭條件還是算比較好的，初師畢業后想繼續念書，父母大力支持。我的同學當中，有的家庭條件差的，就直接參加工作了。我繼續升學，考上了湖北大冶地質鐵礦學校。我從九江坐船去學校的。當時看到大冶一片電燈，對於我們出生農村裏的孩子，心裏別提有多高興。我那時16歲，沒有學過地質，學起來很有興趣。住的是原來專區的洋房子。每天早晨都有老師給我們講課。住在城市，有條件去看戲看電影，但我很少去，為的是集中時間學習，提高專業水平。1954年底，我就被派到江蘇興海去了，進行地質勘查。那時候，鑽機上有警衛站崗，十分神秘，不是地質人員不允許進礦山。我們採樣也沒有經驗，不會編錄。鑽機進尺很慢，一個月才能打萬把米。現在一天就能打五六十米。現在比過去進步多了。那時有人給我們送飯。我們是在長江邊上工作。五十年代以後就沒人送飯了，我們自己帶飯。1958年以後，縣裏也成立地質隊了。我那一批來福建的，現在大部分都還在地質部門工作。我是1959年結婚，妻子是城鎮居民。50年代，地質隊員找對象很容易，因為社會普遍認為，姑娘找到地質隊員很光榮。現在不一樣了，經過“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被搞臭了。現在，地質隊員找對象，姑娘公開的說：你在地質隊不回城就不結婚。尤其地質隊員的子女上學是個大問題。像我們閩北大隊所在地的池中小學，水吉中學，對我們地質工作者的學生，一個多收幾十元。6個學生在水吉中學，學校堅持一定要我們分隊給買一台800元的手風琴。我們給買了。不買不行呀，如果不買，學校就不讓我們的孩子上學。那不是把孩子們吃虧嗎？類似的事情，我們基層地質部門遇到的比較多。向上級反應毫無作用，只能靠自己解決。

我們要在農田裏打鑽，挖槽子，免不了毀掉一些莊稼，所以，農民對我們不感興趣，好像是來搞破壞的。有時，我們連旅社都住不上，即使住上了，也是很差的房子。我在湖北踏勘的那些年裏，曾在破廟裏過了兩個年，大家輪着用一台八匹的柴油機發電寫報告。自己動手因陋就簡架設籃球架，相互開展友誼賽。也有時租老鄉的房子住。只有當找礦有一定希望，來的人較多時，才自己蓋平房。在普查組上山工作，新鮮蔬菜也吃不上。即使大隊、分隊進了城，但還是要有大多數人在野外工作。在現在這種環境下，應該大幅提高野外地質工作者的待遇。以起到穩定隊伍、穩定軍心的作用。

何輝業：我兒子在福州水文隊工作，給我買了一雙皮鞋，我不肯穿。他說：你是工程師，還穿雙登山鞋，像什麼樣子。不會享受。近視眼是不能當鑽工的，我戴800度近視眼鏡當鑽工，按常規這是不行的。我們隊的同志告狀到《福建日報》，轉到省局，省局又轉到分隊，轉來轉去，這有什麼作用呢？根本就不解決實際問題。地質隊的女同志都很優秀。徐寶瑾就是其中的代表。不說別的，單講她的外號叫“鬼子”，就是因為她跑山路很快，男同志都走不贏她。

方尚林：我原是搞鑽探的，白天黑夜都是走山路，在政和鑽探時，三十里山路，抬鑽機上山。下山時，滑下來，像坐電梯一樣。我在學校就是體育愛好者。分配在政和工作的十幾年裏，一直堅持體育鍛煉。其目的一是調劑生活，二是保持一副強健的體魄，以適應工作的需要。地質工作者，既要智力，又要體力。所以是最辛苦的職業。工作三班倒，最吃虧的是夜班。我們堅持召開班前會，班後會，以便及時研究解決問題。採的樣品，又沉又重，都是隊員們下班時順帶下山。住的茅竹房，睡的茅竹床，床是上下兩層，上層睡覺，下層辦公。時常有蛇鑽進被子裏。這個地方原是蛇窩，主要是銀環蛇。從這裏抵達山區作業的地方要一個多小時，夏天自己帶飯上山會酸掉。迫不得已，花700多元，從河南買回了一檯面包機，安排專人每天早早地烤出麵包，供地質隊員們帶上山當午飯。如今，地質隊駐紮在一個地方，要開展正常工作、學習和生活，各個方面都要求人。可沒有與人交換的東西，在社會上就沒有地位。人家看到地質隊的人員是土頭土腦，瞧不上眼。挖槽探，老百姓很討厭，好像我們是搞破壞的一樣。租老百姓的房子，首先講好價錢，付了款，再讓住。以前住老百姓的房子從不收錢。那時，地質隊員儘管在工作上、生活上都很艱苦，但社會地位還可以，沒有什麼怨言。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地質工作的地位一落千丈。如今，像我們分隊，共有十一二個中專畢業的年輕小夥子，都到了24歲至27歲的年齡，按人生規律，是談婚論嫁的最佳時期，但就因為他們是野外地質工作者，工作、生活不穩定，硬是找不到對象。我為此十分揪心，但又顯得無能為力。

改革開放以後，每個單位都劃出了一部分富餘人員。這是個新名詞，也是個新鮮事。當了富餘人員，日子可就不好過了。關鍵是沒有單位願意要你。我們分隊對富餘人員的安排還是算比較好的，不歧視他們，全部組織起來挖槽探，今年挖了一萬多方。體現了他們的價值。已經是80年代了，還是用鋤頭採礦，實在是太落後了。不過總體來說現在比過去好多了，上下班都是車送車接，也不用肩挑手提的帶樣品下山了。時代在發展。我相信地質工作一定能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