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為如東縣樹立起灘涂開發的一面旗幟

1985年4月2日上午，在江蘇省如東縣第二招待所5棟302室，如東縣海塗開發管理辦公室副主任周樹立接受了我和浩然老師的專訪。

我出生在一個特殊的家庭里。我家祖傳下來有很多財產，我曾祖父繼承后，由於兵荒馬亂，再加上我曾祖父只知讀書，不會理財，家道漸漸衰敗，最後徹底破產。我祖父周乾之投筆從戎，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后，選擇進入國民黨左派領導的軍隊，一直在軍屆服務。他參加過北伐。曾經與馮玉祥的關係不錯，但後來因政治觀點不同，受到馮玉祥的排擠。抗日戰爭中，我祖父正要率領他領導的隊伍投入八路軍，由於軍機泄漏，他被國民黨逮捕，關進太原監獄，經嚴刑拷打，他寧死不屈，最終被害於太原。

我父親兩兄弟，父親是搞鐵路運輸的，在鐵路上搞運轉員，打紅、綠旗。我外祖父是宣化軍區都統，相當於現在的軍分區司令員。抗日戰爭爆發，北平淪陷，日本人逼他組織偽政權，他不肯干。日本人就把他家的房子全部佔領了，把全家人趕出來了。他就什麼都不幹了，在北平養老。我母親是他的大女兒，我有四個舅舅，還有一個姨娘。那時，我剛剛要上小學。我父親已到了大後方西安。我外祖父就安排我母親、我妹妹、四個舅舅一起去西安。一路上，是我祖父、外祖父的老部下護送，從敵占區到大後方，在楓林渡擺渡進入游擊區，由游擊隊帶領我們找到我父親。在西安，我們住在楊虎城的老房子裏。潼關淪陷，我母親帶着我和妹妹到了蘭州。住了兩年，直到抗日勝利。

那時我父親已經升任耀縣火車站站長。耀縣出產煤炭，許多商人要把煤運到西安去，就找我父親要車皮。那些商人給他送禮，被他扔出去了。這些商人不甘心，就合謀對他進行誣陷。我父親的老師史XX，任國民黨政府鐵道部的高參，他勸我父親改變一下環境，並為我父親爭取到了國民黨政府的公費留學名額，要我父親去美國留學。

抗日勝利后，國民黨要選我外祖父做國大代表，他不肯做這個點綴，堅決不幹。北平解放后，我外祖父給董其武將軍寫信，要他和平起義。董其武將軍接受了我外祖父的建議。

那些日子裏，我家出了幾件事：

我的四舅舅考取了國民黨的空軍學校，檢查出有肺病，就改考了騎兵，實際上是國民黨的特工學校，但外人並不知道這所學校是搞特務活動的。我四舅舅到了學校，發現並不是抗日學校，而是搞特務活動的。他就偷了兩支手槍，逃往延安，半路上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我母親從蘭州趕到西安，準備找老關係營求。當我母親趕到時，我四舅舅自殺了。是真，是假，再也說不清。

我三舅舅躲避戰火到了雲南昆明，就讀於西南聯大，在聞一多、李公朴的領導下，做了一些進步工作。

我父親到了美國后，更加認定只有科學救國才是正確的出路。他留學畢業后，到美國南平洋鐵路公司工作，他想多學一些美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使用。

經常往來我們家的人，我與之接觸較多的人，都是些進步開明人士。像我的姨父是民盟成員，經常發泄對國民黨不滿的牢騷，經常與朋友、親屬爭論。我耳濡目染，受到很大影響。我父母、我，都是從教會學校畢業的，接觸過不少傳教士，對宗教是比較迷信的。

我的童年就處在這種錯綜複雜的環境裏。家庭希望我多學知識，重振家業，成為社會的上流人物。我和妹妹都是早熟，我在13歲的時候，對社會就有了一定的洞察力。

母親既不滿國民黨的腐敗，又不願過底層人的生活，還是嚮往着過去的上層生活，一心希望重振家業，但力量又不可能。

抗日勝利，我父親從美國回來了。身價也不同了。在瀋陽鐵路局做技術科長，我母親也去了。把我寄養在北京的外祖父家，我念書時，家裏進一步走向破落，但還能維持比較優裕的生活。

我的同學大多是國民黨要員的子弟，杜律明的兒子，何應欽的兒子，都跟我是一個班。同學中也有沒錢的，也有中產階級。一次偶然的機會，為了到香山去旅行，交通條件不好，路上看到青年前進會的廣告，招收學生去旅遊。於是，我們報了名。負責接待的兩個女同志像大姐似的，要我們填了表，不收一分錢，要我們回去等通知。後來通知我們去開會，講政治形勢，講國民黨的腐敗，這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反飢餓，反內戰，要我們上街去遊行，我的任務是拿柏油桶子。我回到家，舅舅、外祖父，把我打了一頓，不讓我再去參加。我也沒去參加了。

1948年，我從瀋陽轉學到了上海的光華大學附屬中學念初一，因功課跟不上，降了一級。上海解放前夕，動蕩不安，那些都給我留下了印象。對於蔣經國搞的八·一五，我都知道這些事。我雖然年輕懵懂，但對現實並不是一無所知。

1949年上海解放，在海船上工作的有我父親的朋友，極力勸我父親離開大陸，而且不收船費。我叔叔則堅決不讓我父親走。他勸說我父親，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反正都離不了開火車的。那時家裏人都不知道我叔叔是共產黨員。我叔叔現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里的上校軍醫、黨支部書記。當時，家裏人處於進退兩難。家裏沒有收入了，沒有錢想走也走不了了。就在搖擺不定的時候，我父親的幾個學生，在鐵路上當工人，過去曾受過我父親不少恩惠，此時他們也勸我父親不要走。要父親堅信一條，火車是要人開的。在此關鍵時刻，上海鐵路地下黨給我父親“周鼎鑫”來了一封信，是我收的。父母關門拆讀，信中向他宣傳黨的政策，要我父親留下來，參加接管上海鐵路局的工作。於是我父親就作出了留下不走的決定。

我親眼目睹，解放軍睡在廊檐下，很有感受。

解放后，開始了新的生活。沒有三天，來人戴着解放軍的紅袖章，開車請我父親到上海鐵路局，參加接管，搶修火車“毛澤東”號，在北京登了報。從此，我父親心胸坦蕩，平步青雲，擔任了上海鐵路局的總工程師，又是上海鐵路局學會的秘書長，現在已經退休，安度晚年。我母親現年68歲了，還在區政協工作，是被團結的知名人士。我的幾個表叔都在國外從事科研工作。我母親的工作責任就是做好他們的統戰工作。

我父親對社會上的有些東西看不慣，在反右中說了些直話，不過沒有被劃成右派，因為大家都覺得他沒有壞心眼。他熱愛黨，寫過入黨申請書，但沒有被批准入黨。組織上還是很重用他，包括毛主席、周總理乘坐的專列來上海，都是交由他指揮調度的。

上海解放時，我讀初二。當時軍幹校招生，派往抗美援朝前線，我報考了，但沒有被錄取，因為年齡不夠。有很多像我一樣年齡在十三四歲的青年報考軍幹校，負責招生的雖然沒有錄取我們，但動員我們上華東革命學校。這所學校招收的學生只要求年滿12歲，有一定的文化基礎，雖不是革命家庭出身，但可以培養。我把生活想像的很美好，只知道革命，我就上了華東革命學校。我去了一個月，就當了逃兵。原因是每月兩元錢的生活標準，飯菜比較差，我吃不了這種苦。其實比部隊條件要好多了。進入華東革命學校的，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機會主義分子，認為去解放東山，可以弄個官噹噹。入校時登記有何特長。我沒有登記，我後來說出我會英文打字，領導調我去打字，我看不起，不幹。我捲鋪蓋回家了。這在我一身中是個關鍵的失誤。

跟我一起長大的一個夥伴，參加了南下，現在做了郵電局局長。我當時也可以去參加南下，但我沒有去，捨不得離開家。我沒有抓住這兩次機會，與我的同輩人比較起來，我落在了他們的後面。

那時，我父母也主張我念書。我真正去了也未必能堅持到底。

我還是繼續念書，父親不讓我跟有錢人的孩子混在一起。我到了蘇州鐵路學校，跟工人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我在這裏遇上了很好的老師。我的班主任羅卡子，在文藝界很有威望，他是浙江美術學院副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了。他給我們講課從不按課本，他要講什麼就講什麼。他動員我們多看書，我對文學很愛好。那時讀書的風氣很好。我的外語老師曹國平，現在是江蘇師院的講師。我數學老師，後來出版了專著。體育老師程金冠，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選手，在他的培養下，我打破了蘇州大學運動會的記錄。我對老師是很尊重的。

“人格的影響是任何東西所不能代替的陽光。”畢業時，老師問我考什麼。老師說我是屬於注意力分散型的，不是屬於注意力專註型的。我很喜歡古典音樂。每到禮拜六，我一個人到基都教會聽輕音樂。我是體育運動員。文學我也喜歡。我父親喜歡國畫，我也畫畫。我父母都喜歡唱京戲，我也唱京戲。據此，老師建議我報考師範，畢業后當教師比較合適。我的老師現在基本都在大學任教。

我報考了21所學校，填寫了7個志願。考試的前一天，我不願過分緊張，看電影《流氓》去了，路上受了涼，患了感冒，考試砸了鍋。第二次報考，我就考到了華東水利學院水文地質訓練班。其實這個班不屬於華東水利學院，是屬於水電部辦的中專班。我考慮不上這所學校，到鐵路上去工作，但我又不願在上海丟人現眼，迫不得已就進了華東水利學院水文地質訓練班。畢業后，分配到勘測隊工作，之後，足跡踏遍西寧、蘭州、祁連山，搞南水北調，沒有做出什麼大事，反正組織上安排幹什麼，就干好什麼。我看到勘測隊的工程師忘我工作，我就主動給工程師們描圖，從畫草圖開始，怎麼量尺子，怎麼划桿定量，慢慢地學，一點一滴地鑽。我應邀給地方上主辦的短訓班授課，自己也在教學中學習，在地質、測量方面，學到了很多知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具備了一定的基本功。

1960年開始，國家連續遭受三年自然災害，設計院撤銷了。我面臨著兩條路選擇：退職，轉業。當時我25歲，何去何從，如何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心情非常複雜。父親要我回上海，打算安排我到鐵路部門工作。姑父要我去如東縣，他是如東縣人，抗日游擊隊員出身，在如東縣的權力部門有着比較廣泛的人脈關係，給我安排一個理想的工作單位不存在問題。他特彆強調：如東縣人傑地靈，只要你有才華，想幹事，肯定大有作為。怎麼辦？我思之再三，最終作出決定：我今生今世要想有所作為，就不能放棄我所學專業。離開本行就是外行。外行是不可能被人重視的。現在回頭看，慶幸我當初的決定是正確的。因為有許多像我這樣的人，回到上海后，不是做臨時工，就是擺小攤子，荒廢了專業，荒廢了人生。我把想法對父母親講了以後，他們也表示支持。我姑父通過他的關係，經如東縣勞動科正式登記，於1963年把我安排到了如東縣水利局工作。同時，我在原單位也拿到了退職金2000元。我用這筆錢購買了很多專業書籍和專業器材。當時的如東縣水利局，技術力量非常薄弱，具備我這種水平和經歷的人，也有，但是不多。我首先表現出的是獨當一面的工作能力。局裏沒有把我往下屬的二級機構派，而是作為以工代干留在了局機關。當時的局長很欣賞我，專門為我成立規劃設計室，答應解決所有編製。到如東這些年，我搞過河東的施工，電灌站的施工。到了工地上，工程上就是我一個人做主，指揮四萬民工，不懼怕，有膽量。工作上也有股說不出的熱情，白天干，夜裏也干。

1965年，原單位給我來信，說撤銷的機構恢復，要我趕快回去。如東縣水利局的局長不讓我走，按我原單位的級別給我待遇享受。我也不忍心走了。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如東縣水利局接納了我，並對我高看一眼，給我提供了施展才華的舞台，我不能過河撤橋，不能忘恩負義。我也用不着再去吃回頭草。那時我已經結婚了。我把想法說給妻子聽了，徵求她的意見。她非常支持我的選擇。於是，我留在了如東縣。這一留，就是一生一世。

我在如東縣成家結婚也是很湊巧的事情。我愛人名叫夏美華，她3歲時，父親去世，母親改嫁，她隨母下堂，她10歲時，母親又去世。繼父沒有捨棄她，父女倆相依為命，生活極其艱苦。我的戶口遷到如東，但因經常出差，過年過節又回上海，有些涉及到戶口方面的事自己不能隨叫隨到，感到很不方便。經單位同事介紹，要我把戶口方面的事託付給夏美華幫助辦理。因此事，我與夏美華就有了接觸。那時我27歲，夏美華只有18歲，完全把她當小妹妹看待，沒有往別的地方想過。可在接觸的過程中，我覺得她很樸實，很能幹，也很潑辣。她經常給我洗洗衣服，做了什麼好吃的東西也送給我一份。蘇北農村的人很樸實，很豪放，很大膽，對你有好感，就敢於公開表白。有一天她突然對我說她很愛我。這令我一驚。我其實早就對她產生了好感，只是覺得她還年紀小，不懂得這方面的事，我要與她談戀愛不太現實。沒想到她已經有了這個想法，而且主動地向我表白。我對她說，這是兩個人的終身大事，我要徵求家裏的意見。她說不管你家裏同意不同意，反正我這輩子跟定了你。也很奇怪，恰在這時，我收到了初戀的女同學的來信。她家住崇明，也在那裏從事教育工作。她曾與我相約，等我從西北調回南方后，她就與我結婚。當我從西北回到上海了，她又不給我寫信了。我給她寫信，她也不回了。我工作失業，加上失戀，如同雪上加霜，那陣子過得十分的痛苦。後來我到了如東，有了工作，把初戀女友也漸漸拋到一邊了。我不知道她是從哪裏得到線索，直接把信寄到我的新的工作單位的。我打開她的來信，信中約我去見她。我很快就去了。我是抱着很大希望去的。我與她畢竟是初戀，有很多刻骨銘心的往事是不可抹去的，我與她的感情肯定比夏美華的感情深厚得多，浪漫得多，如果我倆結婚，比起我與夏美華結婚會幸福得多。我倆見面，她告訴我她已經結婚了，丈夫是輪船上的黨委書記。她說愛他的是錢，愛我的是人。雖然結婚了，心還在我這裏。她要我等她離了婚，我倆就結婚。我當然覺得這是很不現實的事情。她如果真的愛我這個人，就理應堅定不移地與我結婚。她既然愛錢，就永遠不可能擺脫對金錢的慾望，只會一輩子守着金錢過日子。真要與我結了婚，我不可能在金錢上給她滿足。那樣我倆也會分手。我把這些坦率地對她說了，我表示：我倆以後永遠保持同學關係，但在個人感情上不能藕斷絲連，應該維護穩定好各自的家庭。我也對她講了我與夏美華的關係。她問：你真要與夏美華結婚？我回答她：我回去就與夏美華結婚。我倆含淚揮別，此後再也無聯繫。

我回家，向父母講了要與夏美華結婚的事。父母不同意，要給我在上海找一個護士，以後再設法把我調回上海。我堅持自己的選擇。我父母畢竟都是開明的知識分子，也就尊重我的選擇，不再反對。就這樣，我就和夏美華結婚了。從此我也就有了一個精神寄託，在如東不再有絲毫孤獨感。婚後我們有了孩子。一家三口生活得非常甜蜜。

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出於對毛主席的熱愛，參與了運動，貼了標語，喊了口號。一夜之間，成立了許多革命組織。我看不慣打砸搶行為，我就什麼組織都不想參加。可縣委領導暗示水利局，為了阻止外地來串聯的革命小將和本地的革命組織衝擊水利局機關，也要成立一個革命組織，以做到自保。水利局成立革命組織時，把我推選為領導成員之一，分工我抓生產。我擔任這個職務之後，就以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為武器，組織幹部職工，狠抓本單位的工作，全局沒有一個人參加過武鬥。縣委號召全縣的革命組織都向我們學習。文化大革命中期，到處有兩派。我們水利局機關也一樣。我不管他，無論哪一派都不參加，都不靠近。“文化大革命”後期，清理階級隊伍，氣氛相當緊張，人人都有危機感，人人都想自保。我第一次看到打人，把老工程師吊起來打。我第一次看到自殺，用玻璃片劃破喉管。哪些曾經打人的人現在還在台上。此時我十分害怕受到清理。因為我沒有向組織上如實講我祖父的出身。我擔心組織上發現這一點，把我作為階級敵人的後代處理。我過度緊張，導致精神失常。我父親在南京路被貼出了大字報，說是上海留下來的特務。外調的來了。我就主動交代了。他們把我帶到寬嚴大會上旁聽。他們把我保護性審查關了兩年，這裏轉到那裏。又從我家裏搜出了英文打字合格證書。還有一個工程師，是東山人，湘江起義回來的。我倆情投意合，曾經在一起跳跳舞，唱唱歌。就說我們是特務。我就承認了，是東山派出來的特務，弄來弄去弄了兩年。最後也沒弄出什麼名堂，就把我下放了。

這期間，我愛人對我是很不錯的，她一直來看我，給我送吃的送用的，想方設法安慰我。但我對不起她，至今我都覺得虧欠了她對我的深情。事情是這樣的，看守所一個看守我的女同志名叫王萍，現在依然在如東縣裏工作。我被隔離審查期間，被關在一間小房子裏，不許與外界接觸。我的情緒已經消沉低落到極點。我是被專政的對象，王萍是專政的工具。她年紀三十多歲，穿着勞保大衣，從形象上看是很美的。她和另一個女同志輪換看守我。她是浙江人，從小在南京長大。她們天天無聊，我也天天無聊。她孤身一人。原來有個對象，結了婚，很快離了婚。她得知我父親在鐵路上工作，就說她有一個親戚也在鐵路上工作，講起鐵路系統的情況她還比較了解。這為我們兩人的對話找到了一個契合點。她對我很同情。鼓勵我不要失望。囑咐我堅強地活下去，千萬不要自尋短見，有朝一日事情總會有個真相的。她文學修養較深，寫出的詩很美。我熱愛文學，熱愛音樂，在我接觸的女同志中，能一起談文學的她還是第一個。交談中，我倆經常產生共鳴之處。半年時間，天天接觸，使我倆之間的鴻溝沒有了，不知是她俘虜了我，還是我俘虜了她。我還通過她給我愛人偷偷傳信。但是我們沒有發生什麼其他關係。我倆都明白，如果再發展下去，是不好的。我愛人作為一個賢妻良母，是無懈可擊的。但我們之間有些欠缺，沒有共同的語言。但遇到了王萍，是我很需要的。有共同的語言。王萍說：“我認識你太晚了，要嫁給你是不可能了。”

專案組對我查來查去，沒有查出什麼結果，就把我放出來了。反正也沒有宣佈解放。我被放出來時，正好是過年。王萍請假回南京過年去了。她寫了封信給我，表示回來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十天後，她從南京回來了，她趁值夜班的時候，懷揣着她從南京帶來的糖果、話梅、牙膏，悄悄走到關押我的囚室門前時，這才發現已是人去樓空。但她的舉動被人發現了，立即向上面揭發了她。在當時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說王萍是被階級敵人腐蝕了，我拉攏了革命戰士。這樣，又把我關進了大監獄裏面。我與王萍無法見面。偶爾從窗子的大洞裏看到她打水。過了一段時間，隨着國家政治形勢的變化，我們那個學習班撤銷了。我和當時的縣委書記、水產局的黨支部書記等一起，被轉移到如東縣漁場勞動改造，安排我擔任組長。在這裏搞了半年後，所有人員都遣送回本單位監督勞動。我在掘港閘管所，種菜。我的行動有自由了，可以與外人接觸了。我上海的弟弟也來看望我。此時，我在如東縣郵局門口碰到了王萍，從她口裏得知，她已經下放到曹橋供銷社當營業員。我倆久別重逢，有很多話要說，就躲到碼頭邊去說，不巧又被人看到了，我害怕，她卻不怕，並要我陪她在大街上走一走。我下放了，遣送回我愛人那裏。我和王萍還有來往，我去過，她也來過，我愛人說：王萍能唱能寫，你去她那裏吧！日子會好過一些，痛快一些。我只好勸王萍找對象。王萍很苦惱，不找對象，就要跟我生活在一起。她和我一同到上海了，說呀，唱呀，好像一切都解脫了。

後來，我恢復了工作，王萍也調到了縣城，相隔也很近，我倆發生了性關係。王萍一定要我跟愛人離婚。我說不可能。冷靜時刻，王萍也覺得不可能跟我結婚。王萍為了跟我結婚，就與我愛人鬧矛盾了，對我愛人很不好。公開地對我愛人說：“你跟老周感情不和，給你一筆錢，你們離婚吧！”我愛人不肯，認為來來往往是可以的，要把我愛人搶走是不行的。我愛人就吵到王萍單位里去了。社會上都同情我愛人。王萍又與我鬧矛盾了，說我下不了決心。我的朋友們都勸我，趕快懸崖勒馬。這樣，幾年來我與王萍就沒有接觸了。

在林彪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沙漠的那一年裏，我被釋放了，回到了上海，和我弟弟到青浦五七幹校看望了我父親。隨之，我父親也解放了，並且補發了工資。我們全家基本恢復了正常生活，對毛主席充滿了感激之情。這個時候我特別想工作。我從上海回到如東，主動到岳房建築站，給他們設計圖紙。大家對我很滿意，我也幹得很開心。然而，冤家路窄，岳房區的區委書記是“文化大革命”中整我的造反派頭頭，現任如東縣人民銀行的副行長，他得知我在岳房建築站工作的情況后，他利用手中權力，向建築站的領導宣佈，周樹立的家庭和個人表現都有重大問題，誰要是啟用了這種人，誰就會成為歷史的罪人。就他這一句話，把我的飯碗搶掉了。岳房建築站的領導不敢對抗他的指示，也不好對我談什麼。於是在飯店裏安排了一桌飯菜，站長舉杯，含淚宣佈為我送行。我自然明白了其中的含義。那一餐，所有的東西在我嘴裏如同嚼蠟，內心痛苦萬分，但表面強裝鎮定，談笑自如。其實在場的所有人都能理解我的內心活動，便早早地結束了飯局。我回到家，向愛人周美華講了真實情況。她勸我，你想有個正式工作，發揮自己的特長，為社會多做有益的事，在目前這樣的形勢下，那恐怕是不現實的。你保養好自己的身體，等待時機，你有個正式工作的那一天總會來到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眼前只要能掙點錢，養家餬口就行。別看她文化水平不高，一番話卻說得入情入理。我聽了她的勸告，不再奢望發揮自己的技術特長為社會作貢獻，就憑兩隻手勞動掙錢，維持一家的基本生活。那段時間，我什麼重體力活都干過。海堤圍墾，我挑泥巴，當伙夫；插秧收割，種棉治蟲。我鍛煉了身體，學了技術。

1972年，我被下放到花豐公社勞動改造。農村勞動對我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沒有一絲一毫的畏懼感。鑒於我的體力和技術，生產隊給記十成勞動力的工分。令我沒有想到的是，一個好機會悄然向我走近。花豐公社領導層中，有我過去的兩個老同事、老朋友。他倆對我的到來沒有表露出任何聲色，而當我得到群眾的認可后，他倆提議：周樹立有才，有技術，現實表現好，得到群眾讚揚。人家不用他，那是人家的事。我們如果不用他，那就會犯下錯誤。因為毛主席說了，無論對待什麼人，一切重在現實表現。他既然現實表現得到群眾肯定，我們就應該把他用起來，讓他發揮一技之長，為建設社會主義出力。花豐公社黨委其他同志對他倆的提議一致投了贊成票。1974年初，把我安排到了花豐建築站工作。仕為知己者死。我除了承擔建築站所有的技術業務外，我還負責籌建了花豐磷肥廠、花豐磚瓦廠，給全公社帶來了很好的經濟效益。我自己也在思想上，精神上，有了一種滿足感。

奇怪的是，公社黨委通知我，帶一個儀器到區上去，測定整我的那位區委書記的試驗田。因為當時有人想找他的問題，抓他的把柄，撤掉他的區委書記。社會是舞台，人像唱戲似的，你方唱罷我登台，有時很可怕，有時很可親。我對區委書記的試驗田作出了實事求是的測定結論。既沒有錦上添花，也沒有蛋里挑刺，完全公正公平。花豐的幹部、群眾都認為我做得很好，對我更加高看一眼。1975年，縣裏通知我回縣等待安排工作。花豐公社的領導和群眾都捨不得我走。我到了水利局，接待我的支部書記是一位女同志，她宣佈給我落實政策，作為國家職工，工齡從1963年算起。我說：“感謝組織對我的關心，但我不想回局機關來了，我要在花豐公社紮根落戶。”這位女支書瞪大驚訝的眼睛看了我一會，最後代表如東縣水利局表態：給你三天時間，請你慎重考慮后給出答覆。花豐公社的領導都堅持要我回到縣水利局工作，給出的理由是：那裏舞台大，能夠更好地發揮你的作用，造福於全縣人民。也可以對花豐公社給予更多的支持和幫助。

這樣，我回到了如東縣水利局，分配我做海岸帶開發工作。此時，我已進入不惑之年。我一心想奪回已經失去的最寶貴的青春年華，干起工作來簡直不要命。領導安排的工作，我干；領導沒安排的工作，我也干。干出成績，我不貪功；干出差錯，我主動擔責。按常理，我經歷了那麼多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應該變得世故老成，四平八穩。但我卻恰恰相反，我不願意過那種旱澇保收，平庸無為的日子。我在海岸帶開發工作中，前前後後得了幾個大獎。第一個是南通市政府頒發的水泥護坡二等獎。我不是這項技術的發明者，而是第一個應用者。用1斤水泥，9斤沙土，加上適量的水，澆築護坡，達到一定的強度。美國採用這項技術，建築水庫大壩。江蘇省採用這項技術，建造小型橋樑，使農田水利建設聯網成片，旱澇保收。我提議把這項技術用在海堤護坡上，效果一定是好的。但權威人士搖頭，說海堤護坡是生命攸關的大事，一旦缺了口，那是不得了的。在我的堅持下，搞了幾個工程都失敗了，受到很多譏諷。如東縣水利局的領導始終是支持的，鼓勵我不怕失敗，繼續試驗。但市裏的某些技術權威是反對的。做試驗的海堤中有一段，大概50公尺，沒有壞。相比之下，我發現那些壞了堤段一是高度不夠，二是施工時間不對，被凍掉了；三是背面沒有防護，被衝掉了。局裏的領導支持我得出的結論，發動有關方面一起干，經過一兩年時間，水泥護坡發展到了十多公里。經過了六號、十四號颱風考驗，沒有問題。經過省市專家鑒定，我獲得了南通市科研成果二等獎。本來，完全可以獲得一等獎，但由於有爭議，只給了二等獎。1984年，這項技術再次獲得了江蘇省水利廳科研成果獎，南通市政府獎勵150元，相當於市裏的一等獎。目前，我還在繼續水泥護坡研究。我除了水利工作之外，就是搞科研，寫論文。我寫的《如東現代海岸進退的分析和圍墾關係的探討》，是我多年觀察的結晶，文中觀點得到南京大學的肯定，收入了南通市區劃論文集。

自從1975年我回到如東縣水利局工作開始，局領導就安排我兼管海塗開發工作。那時，海塗開發尚未引起人們的重視，我基本上是孤軍奮戰。我一方面奔走呼籲，一方面拿出研究成果，到了1980年，海塗開發在如東縣、在江蘇省作為一個新型的學科蓬勃興起，引起了中央、省里的重視。江蘇省成立了海塗開發管理局。我成了海岸開發的專家。1983年，南通市海岸開發會議在如東召開，當時的市長、副書記，如東縣副縣長金德福都參加了會議。也是南通市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個海岸開發會議。市長問我：你可不可以在東凌墾區承包1400畝海塗進行開發。我回答：一個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市長當即表態：給你三個條件：僱工招聘權，經營管理權，產品處理權。幾年不計徵購，不收國稅，工資照發，提職提薪。

我首先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顧平，他是研究土壤學的，又特別能吃苦。於是我動員他聯手一起干。我倆當時定的目標是，前三年要把土壤的鹽分從千分之十降到千分之二以下，植被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土壤有機質提高到百分之八。第四年要有利潤。要在海塗開發事業上實現一個大的飛躍。我在這個大會上發了言，向市長承諾：決不辜負市長的厚望，苦幹實幹巧幹，力爭四年之內向市委、市政府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當時，還有錄像，講話有錄音帶。結果，單位裏頭有阻力，局長發了脾氣，很不高興。有些同志說我腦子發熱。扣我工資百分之二十。如果三年之後成功了，獎我百分之二十。我笑了。是市長、市委書記叫我乾的，你們不服從，豈不是讓人看笑話。他們層層設障，不給經費，時間上拖。1983年沒有幹起來。南通市農委主任找我談話，說有人反映我搞海塗開發的真實目的是自己想搞成萬元戶。針對這種說法，我提出：只願出力干，只要經營權，不要產品處理權。真正幹起來的時候，都想安插人。我不接收。我堅持自己招聘，自己挑選。

1984年3月，東凌墾區1400畝海塗開發項目終於上馬了。我跟顧平商量，光靠我們兩人是不行的。他贊同我的意見。於是，我和他分別動員了顧鐵夫等三人參加，組成五人聯合體。人家說我們是如東縣水利口的五大名將齊上陣。副縣長金德福對海塗開發的前景極為看好，無論在任何場合，都是旗幟鮮明地對我們五人所從事的海塗開發表示支持，要求相關單位，最好作動力，如果作不了動力，最起碼不能當阻力。誰要當阻力就要追究誰的責任。南通市政府撥給了兩萬元，作為項目啟動費。我們用這筆錢，在海塗開發方面作了一些小的改革，當年見到了效果。為了顯示我們的決心，也為了工作的需要，我們用當年的收益，蓋了一棟小樓房。金縣長對此極為滿意，他說：你們滿懷信心地在這塊海塗上紮根了，接下來就要開花結果了。我通過黨委和政府給予我的地位，爭取輿論支持，採取一定的辦法，加快海塗開發的步伐。然而，哪怕是微小的改革，都是十分困難的。我很着急，一次在如東縣知名人士迎春茶話會上，我向縣委、政府提出建議，應該高度重視知識分子落實政策難的問題。不久，縣政府任命我兩個職務：如東縣海塗開發管理辦公室副主任、如東縣圍墾辦事處副主任，副局級。同時兼任中國南通東光事業開發公司海塗開發公司副經理。

這之前，我曾向領導提過，我不是要當官，但我不願意為糊塗官辦事。我被評選為縣裏的先進工作者，晉陞一級工資，記特等功。副縣長金德福也晉陞一級工資。

我的致命弱點就是個性不好，眼裏容不下沙子，不願人云亦云，不會綿里藏針，更做不到委曲求全。我在工作上希望加速效率，不願受到束縛。我同意步鑫生的觀點，錯了，自己承擔責任，對了，領導表揚。時光不饒人。我已漸漸老去，隨着年齡的增長，我幹不了多久了。為了海塗開發事業後繼有人，我把小康作為助手帶在身邊，隨時向他傳授如何以傳統的辦法搞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我準備兩年之後，讓他獨立的開展工作。我就什麼都不管了。

這就是我走過的人生道路。

我的毛病很多。我不是張松林那一類型的人。我經歷了新、舊兩個中國。我所接觸的人當中反動的、革命的，都有。我的姑父姑母都是十九級幹部，在化工部工作。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很坦率地講，我從不看他們的書。我是中國人，我熱愛我的祖國。我不願裝成道貌岸然的樣子過清教徒式的生活。我認為西方有很多好東西。我女兒喜歡穿花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支持。有條件，我就搞一點現代化的享受。我在交朋友、愛情上都有波折，我才是一個真正的人。在道德上最需要的東西是光明磊落。喜歡跳舞，我就跳；我喜歡港台歌曲，我就聽。但工作歸工作，工作起來不能有半點馬虎。有人認為我荒唐，浪當。我認為：我真有那麼多資產革命級思想的話，我還感到很榮幸。我覺得我腦子裏更多的是封建思想。

人的年紀大了，銳氣就少了，我比不上張松林，我的條件也不可能讓我比得上他。我現在的工資是技術12級，60多元，加上級差，補貼，共80多元。愛人患糖尿病在家，不能外出做事。大女兒現年23歲，在東凌墾區試驗場做現金會計，聯繫業務。小女兒現年19歲，在縣水利局器材採購站做發貨員，月工資40元左右。

我愛人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我的過去很諒解，對我的現在很理解。她支持我去看外國影片、看足球、跳舞。我對她並沒有減輕情感。

王萍是我真愛過的女人，她高中畢業，很喜歡詩歌，有一定的文學修養。我在審查室，第一次與她接觸，她知道我愛唱戲，就要我教她唱戲，唱《智取武威山》中的小常寶那一段。她用條子給我寫詞《一江春水碧如藍》。送王倫《桃花流水深千尺，不如王倫送我情》。她起碼有這個常識，一拍擊合，馬上取得共鳴，談文學、談藝術。我走時，她寫了四句詩給我。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感情不可能不好起來。她走的時候，送了一縷頭髮給我，就因為我講了她的頭髮好看。從這些小的方面最能表達一個人的思想感情。我很感激王萍，對她很抱歉。她過去離過婚，甩過幾個男人。我是很知道她的。我知道她不是那種人。我們現在一年碰面一次。看着彼此都漸漸地老了，感情也隨之更加淡定了。

1985年4月3日夜於如東縣第二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