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利他人

多年來，我每次從媒體報道中看到公務人員因為圖利他人而被撤職查辦，吃上官司的消息時，心中不免奇怪，身為國家公僕，只要是正當事務，不為民求福、圖利他人，難道要圖利自己，私心自用嗎？儒家提倡捨己為人，墨家提倡兼愛非攻，道家提倡無私寡慾，耶教提倡服事於人，而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教義更將正當地圖利他人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在佛教家庭長大，從小出家學佛，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就自許不做自私自利的人，不做刁鑽刻薄的人，不做驕傲自恃的人，不做忘恩負義的人……要做與人為善、“圖利他人”的人，沒想到這個觀念居然使我一生受益不盡。

記得童年時，我就經常替父母分擔家事，幫助兄姐解決困難，為師長們跑腿辦事，襄助同學一臂之力，我從“圖利他人”當中學習到許多做人的道理及處事的經驗。

來到台灣，我幫忙掛單的寺院每天打六百桶井水，買八十人份的菜米，還要洗廁所，掃落葉。冬去春來，我每天仍照常上殿、禪坐、念佛、寫作，當時的環境雖然很差，卻忙得不亦樂乎。看到現代的青年儘管環境良好，卻煩惱叢生，究其原因，都是由於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我不禁感到“圖利他人”其實得益最多的還是自己。所以，我常常教誡徒眾們：“要常想自己如何為別人作因緣，而不要想別人如何待我們好。”

後來一些寺院請我去駐錫管理，想到其他同道的需要，我一一介紹他們前往任事。多少年過去了，聽說台灣早年有許多佛寺在沒有法師住持的情況下，被一些附佛外道佔用，不禁感謝當年這些同道答應住持，使得正信佛法不致被扭曲。

一九六一年，我想去美濃閉關，偶然得知某一法師也有此意，我立刻將關房讓給他用，並常去探望他，建議他如何閱藏、寫作。六年過去了，他出關弘法，我欣見佛教多了一位青年才俊，心中真是歡喜。後來我聽說他又因為身份證上沒有父母名字，以致拿不到美國簽證而未能應邀至紐約弘法，立即為其設法請高雄警察局姜振勛督察長幫他在身份證上添加父母名字。不久之後，他到美國擔任住持，我也為大法得以西行而高興萬分。兩年過去了，他回來有意接掌師父的遺產，我也抱持樂觀其成的心，一再請張少齊居士重視他的未來性。後來，終於成功。這些微力助他之心，只覺得是為人應有的行持，並不冀求有絲毫的回報。

創建佛光山以來，我立下“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信條，教育所有的弟子，希望大家以佛法平等無私的胸懷，來“圖利”一切的眾生。今日，佛光山的道場不但遍及美、加各大都會，後來更應各國信徒的要求，在南美、中美、澳洲、非洲、亞洲等地設立別分院，除弘法利生之外，還設立了接送飛機、中華學校、松鶴學苑、托兒育幼、午齋供應、以粥代茶等服務項目，凡此種種都獲得當地民眾的好評。這一切證明了“圖利他人”、助人成事的觀念才是正確的。

早年我被推選為台灣佛教會常務理事，自忖有更多的機會能為大眾服務，所以，對於一切會務，我都殫精竭慮，全力以赴。主辦息災法會時，我一無所有，憑着利濟眾生的誠心，兢兢業業，結果轟動一時。受命遠赴東瀛，為台灣爭取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的會籍資格時，不諳日語的我，竟也憑着為教的決心，獲得對方首肯。甚至在經濟拮据時，我曾為會址的興建捐出不少凈財。後來，台灣佛教會主辦世界佛教僧伽會，佛光山捐了二百萬元台幣；佛教會開辦玄奘大學，建校籌款運動伊始，我們也贊助一百萬元，以示共襄盛舉之意。

我不但幫忙台灣教界，對於大陸各個道場的來函化緣，我也隨喜隨分，不只資助三百家以上。其他如印度、錫蘭、尼泊爾，乃至歐美國家的寺院募款，我都量力幫助。馬來西亞佛教總會佛學院落成，我錯開忙碌的行程，特地去參加典禮；馬來西亞佛教青年會道場開光，我也千里迢迢前往主持。我覺得能夠“圖利他人”，表示自己很有價值，尤其目睹各地佛教，或欣欣向榮，或方興未艾，自己能夠稍盡綿薄之力，更感到與有榮焉。

我的弟子永有在倫敦留學期間曾和我說：“一位南傳佛教法師上課時，曾經告訴大家，出家人不能對在家信徒布施。”我聽到這句話，覺得十分驚訝。佛教的六度波羅蜜里，以“布施”為上首，甚至主張實踐“圖利他人”的布施時，應該“三輪體空”，為何會有出家、在家之分呢？回想四十年前我在宜蘭展開弘法生涯時，常用單銀購買佛書、雜誌，分送給年輕人看，他們在言談時互相討論，無形中帶動了當地的學佛風氣。得知鄉民之中有些人喜歡唱歌，卻不得其門而入；有些人喜歡讀書，卻沒有很好的教育環境，我便成立歌詠隊，設立補習班，以音聲、國學、文藝為因緣，方便接引青年學佛。久而久之，他們都將寺院看成自己的家一樣。當我了解到當地缺乏完善的幼兒教育，於是辦了一所慈愛幼稚園。為了提高教師素質，我甚至還節衣縮食，送幾位幼教老師到台中接受訓練，結果幼稚園口碑甚佳，學生達數百名之多，辦學成果為全島之冠，而家長們也因為送小孩來上學，無形中接觸到佛法，信仰了佛教。一些年輕人由入門初識到虔誠信仰，由護法金剛到義工菩薩，後來跟着我南來北往弘法利生，原本偏僻保守的宜蘭小鎮竟然成為日後台灣佛教蓬勃發展的搖籃。凡此都是我始料所未及之事，但又何嘗不是念念“圖利他人”的善因所得來的善果。

為了“圖利他人”，親近佛教，我為前來拈香禮佛的人端上一杯熱茶，在氤氳的香氣中，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我為程度較差的人念書讀報，在珠鞏的字句中，培養大家對文學的濃厚興趣；我為前來問道的人說法，從他們的言談中，倍覺如何觀機逗教、契理契機的重要性；我為傷心難過的人回信，從眾生的煩惱中，體驗弘法利生工作的刻不容緩。經云：“菩薩發心，自己未度，先度他人。”其實在圖利他人、成就對方的同時，我們已經逐漸完成了自己。

四十年前剛來到台灣的時候，憑着一股弘法熱忱，我忙過白日的法務工作之後，往往利用晚上時間來撰寫佛教書籍，由於當時佛教經典發行不夠普及，經常必須苦苦追憶過去所學，方能成篇。後來每念及當年窘境，我在出門弘法的時候，總是節衣縮食購買書籍，好讓弟子們能夠得到法益，甚至想盡辦法，提供資料給所需的人。像藍吉富要出版佛教書籍，需要日文資料參考，我立刻囑咐當時遠在日本深造的弟子依空代為搜集，他依言照辦，拷貝寄回的資料竟達一尺多高。新文豐書局欲發行高麗藏經，我也將僅有的一套借給他們影印。一九五九年，我成立佛光出版社，所發行的書籍、錄音帶等文物，也本着“圖利他人”的願心，或采結緣方式印贈十方，或以大眾化的價格供應讀者。得過金鼎獎，耗資一千餘萬元，費時十餘年，動員數十位佛教學者編纂出版的《佛光大辭典》，本着促進兩岸佛教文化交流的信念，我慨然將它無條件地給台灣佛教協會在大陸境內發行，希望大家都能得到法喜充滿的人生。

許多弟子常對我說：“師父！您這樣挖心剖肺地對待他人，但是他們都能了解您的苦心嗎？您會吃虧上當啊！”我想“圖利他人”不嫌多，雖然難免會有吃虧上當的時候，但是我寧可如此，更何況從吃虧上當之中，培養我包容天地，忍耐異己的胸襟。出家六十年來，再大的挫折都不足以動搖我的信念，想來也未嘗不是人生一得。

記得西來寺剛落成時，為了辦事的需要，常住曾到附近買車，日裔車商問清楚我們的需要之後，耐煩地說明哪一種車比較便宜、實用，並且教導如何退稅，由於他“圖利他人”，無欺誠懇的服務，七八年下來，我們向這家廠商買了不下十多輛的載卡多。民族性的不同，“圖利他人”的態度也千差萬別，譬如日本商人的敬業精神就令人十分敬佩，如果甲店沒有這樣貨品，售貨員會不厭其煩地指點你去乙店購買，我遇到這類情況，在離開甲店以前通常都會多購買一些小紀念品以為感謝。加拿大的稅務員最為彬彬有禮，不但依約定時間在門口等候迎接，而且還告訴你如何節稅。反觀台灣一些公務人員卻以磨人為樂，總不一次說明如何辦理，這一次也許怪你證件沒有帶齊，下一次又說你印章不合格，常常辦一件事情，總要奔走來回三五次，像佛光山的一些別分院道場，辦個寺院登記，甚至要十年、八年才能拿到執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經歷世間諸多風霜磨難，我深以為警惕，經常提醒自己，教誡弟子要常常“圖利他人”，給人歡喜，給人方便。

信徒阿敏姑在宜蘭開布莊，有一次她告訴我：“做生意很難持守妄語戒，因為如果對顧客照實說面料會褪色，就沒有人願意買了。”我教她：“你可以坦白對客人說明這一種布會褪色，但是比較便宜，一尺要四塊錢；那一種布不會褪色，但是比較貴，一尺要八塊錢。”她本着“圖利他人”之心，不計得失，依法行事，後來生意越做越大，買了好幾棟樓房。信徒奉獻油香，有時我看對方經濟不佳，不收他們的供養，他們感動之餘，賺了錢以後，竟然不止十倍、百倍地奉獻道場。可見“圖利他人”其實是在為自己廣結善緣，得利的還是自己，因為給人方便，就是給自己方便。

西來寺剛落成時，電台的趙元元小姐想要採訪我。她顧念到節目在夜間播出，時間太晚了，對我造成不方便，所以改以錄音方式訪問。我得知后，告訴她：“只要對人間有意義的事，不要說時間很晚，縱然颳風下雨，我也會欣然前往。”趙小姐對我的“圖利他人”態度，心生歡喜，約定兩天後在電台見面。去年，台灣電視公司製作“蓮心”節目，邀請我主持第一次的歷史性錄像，我看到他們的企劃資料，覺得這是一個有益世道人心的節目，因此欣然答應，雖然每次錄像都要花上一天的時間，使我的行程益形緊湊忙碌，但想到能夠“圖利他人”，我覺得這一點犧牲仍是值得的。由於訪談內容都是對大家生活上十分受用的話題，所以播出之後，觀眾的反應十分熱烈，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我對於報社記者的採訪，一向歡迎接待，坦誠相談，只是他們總喜歡問一些政治、經濟方面的問題，尤其台灣有許多記者不重視文教的價值，有時和他們暢談了一個多小時有關宗教對凈化人心的重要性，他們卻片言隻字也不刊登，只照着自己的意見，大談佛教的財富。我雖然心中百般無奈不悅，但是生性寧可自己吃虧，也不願拒人於千里之外，所以仍然勉為其難地接受訪問，甚至體念到立足社會謀生艱困，往往主動結緣，提供一些資料給記者發表。如此多年下來，台灣的一些名記者像李堂安、蘇正國等都和我成了莫逆之交。他們中肯而又不失生動的報導發揮了媒體造福人群的功能，可謂功德無量。這種圖利他人的精神與方式，不正是社會祥和幸福的原動力嗎？

多少年來，只要知道有苦難的地方，我都自動挺身而出，“圖利他人”，像台灣的水災，我不止捐助十次以上；其他如孟加拉、菲律賓、俄羅斯、神戶、大阪、洛杉磯等地水、風、火等天災人禍，我也都竭盡所能，傾囊相助。一九九四年，台灣因為颱風過境造成嚴重的“八一二水災”，我那時正在歐洲弘法，儘管佛光山也是災區之一，心中憂心不已，我仍直下承擔，登高響應，呼籲全世界的佛光會員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勉力捐獻了一千萬元給當局賑濟災民。

近來，台灣社會治安敗壞，重大刑案一再發生，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甚至一些民間團體在市街遊行，要求當局提出革新社會的方案。一時之間，台灣的社會問題成了社會大眾最為關心的話題，與我素昧平生的名教授邵玉銘先生在一次電視訪問中談及此事，竟然說道：“台灣要凈化心靈，只有星雲大師出來才辦得到！”我輾轉耳聞，除了感謝他的過譽之外，更覺得自己應該身先士卒，為社會安定盡棉薄之力。不久之後，我發起“慈悲愛心列車——環島布教”活動，倡導社會安定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喚醒大家應從自己做起，除了揭櫫去十惡、守七誡的德目之外，更主張要日行一善，“圖利他人”。只見“慈悲愛心列車”所到之處，均受到民眾熱烈歡迎，許多人扶老攜幼全家一起共襄盛舉，他們頂着烈日，冒着大雨，跟着我們一路走下去，希望能走出台灣和諧、安定的康庄大道。有的人甚至搬出家中的飲食果蔬送給沿街布教的佛光會員們解渴止飢，我們堅信如果能將這種善良的風氣持續傳播下去，台灣的每一個人都是愛心人，台灣的每一塊地都是慈悲地，那麼何患社會不能繁榮進步，人民不能幸福康樂？

佛經云：“人我一如，自他不二。”冀望社會大眾人人都能建立“圖利他人”的觀念，共同攜手努力，共創美好家園。如果教育界都能努力教學，作育英才；傳播界都能篤實客觀，作正面報導；工商界都能改善質量，增加生產；執政者都能重視人權，為民謀福……大家必能在共存共榮的基礎下，享有祥和安樂的生活。

（一九九八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