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5章

袁紹和曹操在漢末三國前期是主要的軍閥集團領袖和政治對手，他們有很多共性，同為遊俠，同是政治抱負的一代青年，但他們的不同社會背景：家庭背景、性格、對待人才的態度等，導致其形成不同的社會觀。在專制社會中，將領的人格魅力對集團的影響至關重要，不同的集團領導人導致其所帶領的軍閥集團走向不同的道路。

一、袁紹和曹操的社會觀

家族背景彰顯社會歸屬，袁氏家族從祖父袁安以來，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同時袁紹“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史料記載他“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而曹操的出身雖也是官宦之家，但並非名門之後，曹操是權宦家庭，其祖父曹騰是當時有名的大宦官，官至大長秋，封費亭侯。

他收養曹嵩為其養子，即是曹操的父親。袁紹與曹操，二人都有着強大的家庭背景，然而，二人的出身卻差別極大，按照當時的標準，士族與庶族、寒門之間的根本區別不是基於官職的高低或財產的多少，而是基於宗族的血統。

雖然袁紹和曹操二人的家庭在社會上屬於兩個對立的集團，即士人和宦官，但袁紹卻和曹操不僅是兒時很好的玩伴，在後來政治上也一度結盟，二人皆是遊俠。遊俠的身份對袁紹和曹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另外一方面來看，他們早年帶有政治功利性的種種遊俠活動，使他們初步與士大夫集團相結合，積蓄了社會力量。袁紹與曹操在早年都有着強烈的積極向上的精神，而袁紹後來能在亂世中不斷發展並佔據四州之地，曹操也稱雄一方，這些也得益於他們童年即已開始的爭取優越感之戰的性格培養。

而曹操之所以能被士人所接受，其主要原因是曹操家庭不同於一般的宦官家庭，以及曹操個人努力向士人靠攏。曹操的祖父曹騰雖為宦官，但他“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趙翼曾在《廿二史札記》中說“後漢宦官之貪惡肆橫，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煞也”，趙翼所舉的人有鄭眾、蔡倫、孫程、良賀、曹騰等。而曹嵩“質性敦慎，所在忠孝”，所以曹氏家族跟士人並未形成特別的對立面。這種家庭背景對於曹操及其家庭接近士人打下了堅實基礎。

儘管如此，袁紹和曹操一樣都因為其家庭背景而使自己有着難言之隱，如曹操始終因自己的宦官家世而長期自我壓抑和被世人冷落，而袁紹則因其庶出身份，經常遭受別人的攻擊。如袁紹的從弟袁術見眾豪傑歸附袁紹，曾說：“豎群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並寫信給袁紹的政敵公孫瓚，雲“紹非袁氏子”引得“紹聞大怒”，而公孫瓚也曾上疏給獻帝，屢次攻擊袁紹，“《春秋》之義，子以母貴，（袁）紹母親是傅’，地實微賤”。庶出的身份在當時社會及其士大夫眼中，是關乎綱常的大問題。由此可見，袁紹庶出身份在當時被認為是非常低賤的，而正因為如此，袁紹性格的形成也深受其影響。

當一個人無法改變或解決現實問題時，就很容易在感情上出現挫折感，也就是自卑情結，這種感覺讓人時刻感覺緊張，為了緩和這種緊張感，則需要人在其他方面爭取優越性以補償內心的不安。袁紹正是以不斷的造名為自己爭取優越感，《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英雄記》說：“（袁紹）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三國志集解》引周壽昌說：

“紹為庶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漢臣久不服親喪，紹為母服三年喪，又能追行父服，此正紹少年養名之時也。”

袁紹不僅利用行孝養名，他為擺脫家庭出身的不利影響，是做了很多事情來掩飾的，他通過想方設法結識當時知名之士，同時，廣交青年俊傑，藉此來為自己的身價增加資本。他利用反對宦官的行動來展示政治愛惡，標明與士人同伍的傾向。他不僅好遊俠，而且能折節下士，這也正促使袁紹有別於袁術等其他士族，不斷積蓄社會資本，從而提高其社會影響力，這就使得袁紹更能得到人心。在這一點上，曹操與袁紹有着驚人的相似。為得到當時士人的認可，曹操也經常拜訪社會上有名望的人。如《後漢書橋玄傳》記載，

“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橋）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世語》說：

“（橋）玄謂太祖（曹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

而許劭為曹操作了一個人們熟知的評語，即“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正是這些社會名士的評價和熱捧，使曹操引起了當時士大夫集團的普遍注意，這給曹操帶來了政治上的一些利益，使眾多社會賢達投奔曹操，壯大了曹操的勢力及社會影響。

袁紹及曹操在家中是壓抑的，家庭環境帶來的自卑感，使他們只能把矛頭轉向外界發泄情緒，他們希望在外界有所作為來贏得社會地位，贏得尊重和重視。儘管如此，袁紹和曹操還是有區別的，雖然說袁紹為庶出，但相對於曹操其家世具有一定的優越感，由此使他對外界的變化缺乏敏銳感。在袁紹對待曹操的態度上，我們可以分析，在袁紹眼中，與宦官出身的曹操相比，他認定自己是高高在上的，曹操根本不是自己的對手，宦官出身的曹操不會有很大作為，所以他根本不會認真的對待曹操。

而曹操卻利用袁紹的這種心理、藉助袁紹力量在袁紹身邊不斷成長壯大，但並未引起袁紹重視，這可以理解為袁紹過分強調家世，而不能對戰爭形勢作出正確分析的原因。在官渡之戰的備戰階段，袁紹的謀士便為其提供了良策，但袁紹未聽取，不僅如此，在整個官渡之戰過程中袁紹也有數次機會挽回戰局，如果袁紹能夠慎重考慮或是在戰術上及用人上稍有變通，就不會讓曹操勝利或是讓曹操這麼簡單的勝出。

袁紹之所以可以如此輕視曹操，也是有其政治憑藉的，在董卓進京后，袁紹代表世家大族勢力首先與董卓決裂，董卓怒斥“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面對董卓咄咄逼人的氣勢，袁紹卻強硬反駁：“天下健者，豈唯董公?”並引佩刀橫揖而出，如果是別人恐怕早已遭不測，但袁紹的結果卻是不僅沒有被殺，反而被任為渤海太守，封鄺鄉侯。相比而言，曹操在背離董卓后，其景象卻是非常狼狽的

“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出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

與袁紹的一路受到庇護相比，我們可以看出曹操逃跑時的狼狽相。在逃離后，二人的境遇也大不相同，袁紹很快成為關東軍的“盟主”，並不費一兵一卒而取得冀州，而曹操逃至陳留後“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在起兵討卓時因為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從二人的際遇可以看出袁紹的仕途之平坦，而曹操人生之坎坷，曹操在戰爭初期根本不能成為袁紹的對抗勢力。

袁紹和曹操都曾是遊俠，遊俠始終與政治有着不解之緣，袁紹與曹操相比，曹操在機智性及權術上要比袁紹高出一籌，史料有記載曹操小時一個小故事：

“太祖少好飛鷹走狗，遊盪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終不複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從這個小故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既機智又有膽量的少年，而曹操從小善用計謀的性格也正符合許劭對他的評價——“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不僅如此，曹操在年輕時的政治管理才能也很突出：

“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避豪強，皆棒殺之。后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跡，莫敢犯者”。

可見曹操贏得社會尊重依靠的不僅僅是標新立異的風格，更有他傑出的政治治理能力，相比而言，袁紹則顯得很平凡且注重虛美，為了給自己增加社會榮譽，他標新立異“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以及與眾黨人結成奔走之友等方式，不遺餘力的為自己養名。也正是這樣秉性使我們更能理解二人在後來的政治生涯的不同。

曹操成年後曾自嘆：“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訓。”曹操作為宦官之後，要想在這樣的社會選拔體系中出人頭地，自會有更大的困難，更何況他“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遊盪無度”。這樣的性格如果不經過後期的鍛煉，其很難成為一名成熟的軍事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