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現階段發展理論的創新

三、現階段發展理論的創新

隨着經濟轉向新常態，發展理論出現了一系列創新。熊彼特曾說：“創新就是創造性毀滅”。進入現階段后發展理論可能有很多方面要毀滅，要揚棄一部分在改革開放初期所推行的當時行之有效的發展理論，這就是創新的含義。

第一，發展理論任務的改變：由擺脫貧困的經濟學轉向富裕人民的經濟學，發展理論由指導起飛轉向指導現代化。以前我們以GDP增長為目標，用高投入來支撐經濟增長，包括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都屬於擺脫貧困的經濟學。現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發展理論要為基本實現現代化提供理論指導：一是指導轉變發展方式，目標是要有能力在創新技術和產業方面與發達國家競爭；二是要富裕人民，包括提高人民收入，增加居民財產，使居民享有更多的公共財富，最終要實現共同富裕。

第二，發展引擎的轉換：由外轉向內。在低收入階段發展引擎可以說是外向型經濟。“亞洲四小龍”的成功主要依靠其出口導向和引進外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尤其是沿海城市的發展有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農轉工，在農村推進工業化；第二個階段是內轉外，從內向型經濟轉向外向型經濟；現在進入第三個階段，即外轉內，擴大內需。它的背景有三個方面：（1）國際市場狀況的改變。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後，歐美髮達國家的經濟放緩了，其市場收緊，一直到現在儘管美國經濟開始復蘇，但歐洲和日本的經濟仍然萎縮，我們的主要出口市場受到很大影響。（2）中國市場地位的提升。中國市場的規模已經相當大，總體規模進入世界前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說：“隨着經濟的增長和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主要依靠出口和國外直接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戰略的重要性將降低，同時中國面臨著繼續改善資源配置和生產力的挑戰，應對這個挑戰的對策就是要使國內經濟成為增長和平衡的發動機。”（3）內需的作用增強。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國內需求有巨大潛力和強大的引擎作用。首先，消費需求將成為擴大內需的重大支撐。其次，城鄉發展一體化無論投資需求還是消費需求都會產生較大規模的內需。再次，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不僅能夠增強供給側能力本身，也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方面。最後，解決國內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會形成多種層次的內需。我們國家地區差異非常大，多年來沿海地區的發展主要依靠海外，但沿海的發展對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並沒有如預期的那麼明顯。現在轉向內需必然產生巨大需求。

第三，需求拉動力的調整：由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低收入階段是高投資拉動，哈羅德-多馬模型以GDP增長為目標，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要轉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尤其是突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其必要性在於，首先，以增加人民收入、提高人民消費水平為導向，體現了經濟發展目標的調整；其次，相對投資拉動，消費需求增長潛力更大，而且不僅僅體現在消費需求的總量方面，更重要的是體現在消費需求的結構方面。消費結構中的新的中高端消費，潛力巨大。轉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前提是要拉動消費。對於拉動消費我強調三個方面。（1）培育消費力，主要實現途徑有：一是增加國民收入；二是穩定高就業率；三是社會保障全覆蓋；四是在宏觀國民分配中提高消費的比例，改善高積累低消費狀態；五是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並使中等收入者達到大多數。（2）消費業態的創新，主要包括信息消費、綠色消費、住房消費、旅遊休閑消費、教育文化體育消費、養老健康消費的創新。（3）服務業的發展：藉助互聯網＋平台，網絡消費和共享經濟從廣度和深度擴大消費領域。由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絕不是以消費拉動代替投資拉動，我們只是指過去投資拉動比重太大，很多投資拉動的經濟是無效的，只有消費拉動的經濟才是有效的。

第四，改革着力點的轉向：由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現在我們大家都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不能認為我們沒有需求側的改革。從1978年開始的市場化改革就是需求側改革，包括取消指令性計劃，轉向市場經濟。需求側的改革進行了40年後將重點轉向完善需求管理。現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我們的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供給側。一方面，解決了溫飽問題以後的居民消費需求開始轉型升級，產生中高端消費需求；另一方面，生產和服務還停留在低收入階段，單純追求數量，不追求質量。當前結構性問題就突出表現為有效供給不足和無效產能過剩並存。我們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需要強調，“三去一降一補”是任務不是目標。目標是矯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同時要培育新的動能，替代去掉的無效產能。我們要發展新經濟，要激發新的活力，形成新的發展動能，這才是改革要解決的問題。

第五，增長原則的改變：由效率性增長轉向包容性增長。在低收入階段邁向中等收入階段的過程中，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還是起到了積極作用。效率性增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強調效率，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二是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取得報酬，尤其是資本要素、技術要素、管理要素按貢獻取得報酬。這樣的分配方式同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方式是一致的，它的正面效應就是充分發掘增長潛力。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到一定的程度會激化社會矛盾，經濟增長會受到過大的低收入群體的抵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定要引起我們的重視。比如在南非和阿根廷等一些國家，一邊是高樓大廈，一邊是貧民窟，雖然它們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但是無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這告訴我們：由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階段主張效率優先，但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必須解決公平問題。所以我們現在要轉向包容性增長，習近平總書記在G20杭州峰會上專門講到“包容性增長”概念，要樹立人民命運共同體意識，解決全球發展不平衡現象，使各國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我們的包容性增長又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所以包容性增長最基本的含義就是可持續發展，共同參與發展，公平合理分享經濟成果，縮小收入差距。要克服權力不公平造成的分配不公平問題，勞動要素必須共享發展成果，讓落後地區和農村地區都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

第六，增長路徑轉變：由依靠物質資源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有幾個階段：一是要素驅動階段，二是投資驅動階段，三是創新驅動階段。在低收入階段我們的經濟增長主要靠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這個驅動力就要調整。就要素驅動來說，物質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的供給已經不足，低成本勞動力供給也不足。投資驅動主要靠國民收入分配中的高積累低消費，長期以來為了保證高投資高積累，宏觀收入分配採取低消費。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人民不可能長期忍受高積累低消費，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經濟增長路徑就只能轉向創新驅動。創新由技術創新轉到科技創新，一字之差反映創新的源頭髮生了變化。原來談技術創新的時候，創新的源頭是企業內部進行的研發，現在強調科技創新是因為創新的源頭變為大學和科研機構進行的知識創新，談科技創新而不是談技術創新，是強調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關係。現在談創新是強調產學研系統創新，既然創新的源頭為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知識創新，那麼創新成果的形成就必須要求科學家和企業家的協同、大學及科研機構同企業的協同，鼓勵科技人員創業就是指產學研協同創新。

第七，發展戰略改變：不平衡戰略轉向平衡戰略。我們之前實行的不平衡發展戰略，一是推進城市化和工業化，城市和工業優先於農村和農業而發展，二是實施各種地區傾斜的區域發展戰略，三是對某些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不平衡戰略的正面效應是充分發揮了各個方面的潛力，在較短的時間內通過了發展的瓶頸，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出現了不平衡問題，短板開始顯露：一是產業結構有效供給不足和產能過剩；二是在工農業關係方面，農業現代化滯后；三是在城鄉關係上農村發展落後；四是在地區結構上中西部地區貧困問題突出；五是在增長和生態關係上生態破壞嚴重；六是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關係上社會發展滯后。為了解決不平衡問題，就要通過平衡戰略補齊短板，比如補農業現代化的短板，補社會發展的短板等。

第八，轉變二元結構現代化路徑。過去解決二元結構問題基本上是在“三農”之外解決“三農”問題。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以非農化解決農業問題，以城市化解決農村問題，以勞動力轉移解決農民問題。”這就是在“三農”以外解決“三農”問題。雖然這些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三農”總是趕不上“非農”的發展，城鄉差距、工農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進一步擴大了，農業成為“四化同步”的短板。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求農業農民農村直接成為現代化的對象和重點：一是發展現代化農業，引入現代生產要素，科技要素和人力要素；二是農民現代化，將城市要素、城市生活方式引入農村，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三是新型城鎮化，城鄉發展一體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就是農民市民化，使農民享受城市文明。

第九，全球化地位的轉變：由以比較優勢融入全球化轉變為以競爭優勢主導全球化。一方面，現在全球化的態勢發生了變化，與經濟衰退相伴，以美國為代表推行的再工業化和保護主義實際上是反全球化。另一方面，我國已有的資源稟賦優勢不再明顯，如土地和勞動力在價值鏈的低端環節獲取的報酬本來就很低，隨着土地價格和勞動力價格的上漲，附加值進一步降低。我們要從比較優勢轉變到競爭優勢。什麼是競爭優勢？首先，競爭優勢更多地指向國家層面的開放戰略，不排斥企業繼續以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其次，競爭優勢理論把技術進步和創新列為思考的重點，着力培養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競爭優勢；最後，競爭優勢理論依據的是一國產業擁有與世界級競爭對手較勁的競爭優勢。基於這些考慮，我國產業需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攀升，爭取在價值鏈中佔據主導地位。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發展理論的上述9個方面的創新表明發展經濟學中的一些原理要改變，一些在改革開放初期行之有效的政策在當前需要做出調整。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要把解放、發展和保護生產力三個層面問題結合起來形成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用中國的理論講中國的故事，用新的發展理論引領和推動中等收入發展階段，這樣，政治經濟學的功能就可以放大，它不僅僅具有思想教育功能，還會指導企業經濟決策以及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