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重大發展問題和新發展理念

二、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重大發展問題和新發展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召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的任務，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這是總書記在全國哲學政治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我們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2016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8800美元，不僅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已經達到上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因此我們現在對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應該從中等收入階段出發。大家經常使用的一些發展經濟學的教材都是針對貧困的低收入國家，而不是針對中等收入國家而寫的。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問題、發展階段、發展任務、發展規律均與低收入國家不同。

我們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以後有四個重大的發展問題：（1）發展方式的轉變問題。大家所講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若發展方式還是低收入發展階段的方式，就必然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們現在研究中國的發展必須高度重視發展方式的轉變問題。（2）中高速發展的可持續問題。現在大家都談新常態，說我們的增長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問題是中高速增長是否可持續？以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在10％以上，現在我們的增長速度降到8％以下，2016年降到6.5％，現在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中高速增長能不能維持下去。習近平在關於十三五規劃的中央全會上專門講了一個觀點：“我們要保證到2020年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收入要翻一番，底線就是6.5％”。經濟學要研究這種中高速增長能否持續以及如何持續的問題，也即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威脅有三個：第一，收入分配差距已經達到了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的頂端，我們的經濟係數儘管有所下降，但是處於高位；第二，腐敗指數也達到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的頂端；第三，環境和生態的破壞也達到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的頂端。如果這三個問題不能很好地解決，就跨越不過中等收入陷阱。這是我們現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面對的重大問題。（3）補齊發展的短板問題。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不平衡性已經比較突出，中等收入階段需要解決好發展平衡問題。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就談不上進入現代化國家。

新的發展階段產生新的發展理論。

第一是經濟新常態理論。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首先我們要從戰略機遇期的視角進行觀察，不能只是把新常態解釋為速度放緩，應該認為它是一種發展的機遇。我們要注意到習近平總書記在解釋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的變化時，明確解釋為這是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益型。習近平總書記不僅講了新常態的速度變化，還講了另外兩個常態——“結構優化常態”和“動能轉換常態”。所謂結構優化指的是結構調整要從增量調整轉向存量調整。現在我們強調“去產能、去庫存”就是指存量調整，這比當年的增量調整難。另一個常態是動能轉換，也就是我們講的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我們討論經濟新常態的時候不能理解為速度的減緩，應該從以上各個方面理解，這才是準確的理解經濟新常態的方式。

第二是新發展理念。關於新發展理念首先要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遵循三大規律的發展：“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是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在這三大發展規律基礎上提出五大發展理念，旨在建立系統化的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發展理論。新發展理念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的重大貢獻，而且新發展理念是對我們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回應一系列重大發展問題和發展難題的理論回答。把這些新發展理念貫徹到經濟發展理論的構建當中必然推動一系列理論創新。

首先是創新。創新牽涉發展動力理念的創新，我們要從全球視角談創新，現在科技產業革命蓄勢待發，誰在創新上先行一步誰就擁有發展的主動權。我把創新發展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發展的基石，五大發展理念中創新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且是第一動能。第二，創新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驅動力，包括驅動綠色化。第三，創新發展的核心是科技創新，我們國家的科技創新已經從跟蹤轉向跟蹤和並跑、領跑並存的新階段。第四，科技創新成為產業創新的動力，要解決好產業創新與科技創新的有效銜接，採取產學研協同創新方式研發和孵化新技術，形成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氛圍。

其次是協調。協調牽動發展的結構和戰略領域的創新。協調發展的理念，要求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能夠趨向均衡。協調發展的理念還要求我們的發展戰略由不平衡戰略轉向平衡戰略，我們由低收入階段邁向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戰略基本是不平衡發展戰略，現在我們要轉向平衡發展戰略。當前協調發展需要解決幾個問題：一是“三駕馬車”的協調問題，二是三次產業的協調問題，三是四化同步的協調問題，四是城鄉區域的協調問題，五是經濟社會的協調問題。

再次是綠色。綠色發展的理念實際上推動了財富理論的創新。傳統的財富觀只是指物質財富，從工業文明到現在，人類社會巨大的生產力創造了少數發達國家的西方式的工業發展，但是工業文明300年來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現在已經威脅到人類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續。當前我們正在進入生態文明的階段，從而提出了財富理論創新，要明確生態和環境也是財富，乾淨的水、清新的空氣、綠色的環境是寶貴的財富，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討論的就是生態財富。進入生態文明時代，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要同西方國家的道路不同，我們不僅要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還要獲取更多的生態財富，推動綠色發展方式和綠色生活方式的發展。

然後是開放。我們過去參與的全球化基本上屬於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現在，特別是特朗普上台以後，全球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前的一些政治經濟學教材，以及現在的一些教材，都認為經濟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然而現在反全球化的恰恰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過去它們靠全球化獲取了經濟增長的紅利，現在又開始反全球化。例如，特朗普提出要買美國產品，雇美國人，要再工業化，要把走出去的美國企業搬回美國。這時候我們怎麼辦？我們談開放要有新的理念，新的站位。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後，要從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出發。開放發展的理念要求我們由經濟全球化的從屬地位轉變為主導地位，我們原來從屬於發達國家的全球化，現在我們要主導全球化。相應的開放戰略也要調整，可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要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提高開放型經濟的質量，國際分工要由比較優勢轉向競爭優勢。20世紀90年代我寫的一篇論文《由比較優勢轉向競爭優勢》，就討論了以競爭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問題。這是我們開放戰略的一大調整。第二，要依靠創新驅動攀登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我們現在參與的全球化基本上靠比較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要進入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就要謀求競爭優勢。第三，要積极參与全球經濟治理並取得制度性話語權。中國在世界經濟當中的地位表現在我們開始參與並且主導全球經濟治理。在G20峰會上我們提出了很多關於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話題，通過亞投行等一些路徑積极參与全球經濟治理，來提升我們的制度性話語權，同時發揮我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主導作用。我們在新的條件下談開放已經不滿足於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問題，我們要參與主導全球經濟治理，要參與主導經濟全球化。這是我們在新的背景下所談的開放問題。

最後是共享。這是發展目的的理論創新。我們要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文明的需要。共享發展理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共享發展可以說是公平性發展、包容性發展。我們要在發展中共享，在共享中發展。談到共享發展時，當前我們的研究有幾個方面都會涉及：第一，明確消費對增長的拉動作用，要克服為生產而生產，提高人民群眾的消費水平，提升消費力。第二，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三，在生產要素按貢獻取得報酬的體制當中勞動者共享發展成果，需要通過教育公平等途徑縮小各個參與主體所擁有的要素差距。促進勞動要素得到更高收入的一個辦法是要使勞動者擁有更多的非勞動要素，勞動者擁有技術要素，同時創造條件讓廣大居民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通過這樣的辦法縮小差距。我們談共享發展的基礎是共建，人民是共享的主體，也是共建的主體，因此共享發展不能只是指望政府提供，現在大家都談共享經濟。共享經濟即利用互聯網平台的租賃經濟，與共享發展的要求還是有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