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駕馭之力：自覺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

四、駕馭之力：自覺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

第四個問題涉及“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和特殊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沒有不同？有沒有特殊屬性？中國人民大學有一個老教授搞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後來轉向新自由主義。他說市場就是市場，鐵路就是鐵路，還能分社會主義鐵路還是資本主義鐵路嗎？我一聽好像有道理，但是實際上他的說法是錯誤的。首先，猶如人與石頭是兩類根本不同的東西，怎麼能類比呢？其次，即便鐵路是工具也要看掌握在誰的手裏，鐵路掌握在人民手裏就是社會主義。上面那種說法本身就是錯誤的。首要的一條就是所有制關係，就是市場主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是資本主義所有制，特別是大壟斷資本主義，它的交換是不等價交換，是為資本家賺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決定性的最重要的基礎是公有制，公有制是基本制度的主體，國有經濟是第一主體。國有經濟影響和控制了我們的經濟命脈，影響了整個社會經濟類型，它為共同富裕服務。所有制不是唯一的因素，決定市場經濟的還有其他的因素，所以要尋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毛澤東在《矛盾論》裏面就講到了要掌握矛盾的特殊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被稱為最高形式的市場經濟，是因為它既能夠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優勢，又能有效克服它的缺陷，使得社會化生產力和社會化生產關係有機結合，發揮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的兩種優勢，並形成合力。為此，就必須在利用市場經濟規律的同時，認識和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

最早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殊規律進行探索的是鄧小平。鄧小平晚年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思考，做了下面的表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哪裏？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這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做了明確的界定，也可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殊規律的內涵。

這可概括為四個結合：第一，市場經濟必須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鄧小平多次強調必須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堅持共同富裕，不能搞兩極分化。國有經濟為“第一主體”。從一般意義上說，現代企業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主體，即供給主體、需求主體、投資主體、利益主體、產權主體，從而也必然是交易主體、競爭主體和自我調節（微觀調節）主體。在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包括以私有的大資本股為主的股份制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多種經濟成分中，公有制企業為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而國有企業是公有制經濟的主幹，它應當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第一主體。就是說，它的主體地位高於其他公有制企業，起着主導作用。離開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單純而籠統地講市場經濟，必然走向私有化，勢必改變基本經濟制度，滑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必須同人民民主政權結合。一是政治方向、社會治理以及生態環境等，受人民政權的全局規導；二是經濟上受人民政府的宏觀調控。鄧小平所說的計劃與市場都得用，這就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的“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社會主義應當把宏觀調控放在導向地位，防止和克服市場經濟的種種缺陷，使市場有序進行，而不能搞亂。多年來證明（特別是應對世界性經濟危機），我國經濟的計劃性和科學的宏觀調控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順利發展和運行的基本條件。第三，市場經濟必須和黨的領導結合。黨領導一切，同樣也要領導市場經濟，把握它的方向。鄧小平在論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就明確地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四個堅持’。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麼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對此，習近平同志做了明確的論述：“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這闡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政治特徵，深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從經濟層面上理解，可以說黨的領導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本質的特徵”。第四，市場經濟必須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把個人利益同社會利益、集體利益結合起來，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指導，形成社會主義價值觀、社會主義市場倫理文化，必須始終反對新自由主義。

在30多年的實踐經驗基礎上，習近平同志做了進一步升華，即將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提法上升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對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這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標誌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重要判斷有利於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正確觀念，有利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有利於抑制消極腐敗現象。

切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必須不失時機地加大改革力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在思想上更加尊重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這一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在行動上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讓企業和個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間去發展經濟、創造財富。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為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提供製度保障。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以開放促改革，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起全部作用，不是說政府就無所作為，而是必須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着力提高宏觀調控和科學管理的水平。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發揮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然要堅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要講辯證法、兩點論，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場的作用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也不是簡單地讓市場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問題，而是統籌把握，優勢互補，有機結合，協同發力。要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凡屬市場能發揮作用的，政府要簡政放權，要鬆綁支持，不要去干預；凡屬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政府應當主動補位，該管的要堅決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問題。要善於運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實行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只告訴市場主體不能做什麼，至於能做什麼，該做什麼，由市場主體根據市場變化做出判斷。要找准市場功能和政府行為的最佳結合點，切實把市場和政府的優勢都充分發揮出來，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色和優勢，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

歸結起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可做這樣的表述：在社會主義全面治理的框架內和公有製為主體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場正能量、抑制其負能量，使之協調、穩定地運行，並與科學技術結合，獲取最大的綜合效益，為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服務。如果讓資源配置機制更加科學化、現代化，我們認為還應加上科技元素，構建“市場主導（方向）、市場主配（微觀層面）、科技主引（引領）”的三元機制。

綜上所述，市場經濟是活力與缺陷的並存，權衡利弊，總是利大於弊。駕馭市場經濟，必須興利抑弊（根除是不可能的）。然而歷史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消除這一系列問題。而以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為宗旨的社會主義，要正確利用市場經濟，則必須從根本上形成“成套設備”（鄧小平語），使之在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框架中運行，使之符合社會主義特性，實現整體長治久安。

黨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全面實施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壟斷，防止市場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放寬服務業准入限制，完善市場監管體制。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建立全面規範透明、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全面實施績效管理。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同時要警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滑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央一再號召我們黨要接受市場經濟的考驗，即使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不掌握它的特殊規律，尤其是削弱黨的領導和公有制經濟的主導作用，它也會滑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私有化。在這裏，兩種市場有一個共性與個性、通融性和排異性的關係問題。比如，有許多範疇成了共性的，“資本”最明顯。原來資本專指私人資本，而在社會主義市場條件下則增添了“公有資本”，即增殖價值的價值屬於公有，為公有制服務。而且私人資本與公有資本又是可以交換通融的，二者可以轉換。這就增加了複雜性。可用圖1加以說明。

圖1兩種市場經濟共性與個性的矛盾統一

共性是兩種市場經濟通融性基礎，現階段主要有五點：（1）機制相同；（2）手段工具相同；（3）存在大量私人資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強大的國際市場影響力；（5）意識形態的某些融通。個性則是排異的基礎，現階段主要有四點：一是制度優勢的主導作用；二是利益的抗衡力量（社會主義國家具有人民共同利益的強勢）；三是日益雄厚的物質基礎，主要是公有經濟的實力；四是執政黨和人民政權的堅定性和主觀能動性。二者的通融性往往是自發的，排異性則主要靠“自覺”。目前通融性暫時佔優勢。如果中國的市場經濟忘記了“社會主義”，就必然滑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我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往往大講市場經濟卻不講“社會主義”，不講決定市場經濟性質的那些因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因素就會無形中藉機發酵，兩類市場的相通性就會擴展資本主義個性，吃掉社會主義個性，特別是世界傳統的市場經濟勢力十分強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如社會主義國家會“和平演變”一樣，它也可能在一定條件下演變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胡錦濤同志和習近平同志特彆強調，共產黨人要受“市場經濟的考驗”，就是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些消極因素的存在並在一定條件下滋長，如同“和平演變”的酵母，侵蝕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黨的肌體，其風險是巨大的。我們必須自覺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既要讓它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釋放活力、動力，又要防止它在性質上的改變。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