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兵器史話
第三章兵器史話
青銅兵器種類
青銅兵器可以分為進攻性兵器和防護裝具兩大類型。進攻性兵器中，又可分為遠射、格鬥和衛體三種。
進攻性兵器
(1)遠射兵器
弓箭，弓由有彈性的弓臂和有韌性的弓弦構成，張弓拉弦，迫使弓臂改變形狀，將能量儲存進去。松弦時使已積聚的能量在瞬問猛然釋放，就把扣在弦上的箭或彈丸有力地彈射到遠方。傳說殷周時期已使用了複合弓。據《考工記》記載，弓以“干、角、筋、膠、絲、漆”等“六材”製成。使用的箭多裝有青銅鏃，商和西周主要使用的是扁平的有脊雙翼式鏃，其中間是凸起的脊，兩側是薄刃，前聚成銳利的前鋒，向後擴展，全鏃呈三角形，兩刃末端形成倒刺，使鏃射人人體不易拔出，增大創傷面積。春秋時期開始使用新式的錐體三棱銅鏃，增強了箭的穿透能力，又由於錐體周圍勻稱地凸起三個側刃，加大了創傷面，使弓箭的殺傷效能有所提高。這種銅鏃流行於戰國直至漢代，並常在鏃后裝有較長的弩，裝有張弦機構(弩臂和弩機)，可以延時發射的弓。在木製的弩臂前端橫裝弩弓，後端安裝機括，弦張開后先管在機括上，形成準備完畢的待機發射態勢，可選擇最有利的時機扳動機括即可釋弦放箭。因此既可從容瞄準以提高命中率，還可以形成多弩齊射突發而威猛的襲擊。此外，射手還可藉助臂力之外的其他動力，如足踏、腰引等張弦，從而達到比弓更遠的射程。從春秋開始，弩上安裝了青銅鑄制的弩機，使它正式成為在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兵器。春秋戰國時的弩機，一般由三部分構成，即望山(瞄準器)、懸刀(扳機)和牛(鉤心)，用兩個銅樞(鍵、栓塞)結合在一起，然後裝在木弩臂後端的槽中。戰國末年，為了增強弩力，開始在弩機外加裝銅廓，然後再裝嵌入木弩臂中，但這種改革到漢代才普遍使用。弩箭的長度一般短於弓箭的箭長，同樣裝有青銅的箭鏃，都是錐體三棱形的樣式。在湖南的楚墓中，曾發現過保存較完好的木弩臂和銅弩機，以及弩箭上的銅鏃。，
(2)格鬥兵器
青銅製造的格鬥兵器，主要有戈、矛、戟、殳、鉞等，都安裝有較長的木質或竹質的柄，春秋戰國時期更使用了複合材料製造的柄，常以木為芯，外圍以竹蔑一周，有時多達十八根，再用絲線緊纏，最後髹漆封固，使得堅韌美觀耐用，稱為“積竹柄”。春秋時代以後，手握短柄的青銅劍日益發展，成為重要的近距格鬥兵器。此外，也有一些使用較少而具有時代特徵的異形青銅兵器，如西周時的背上附有多個銎孔以裝長柄的青銅刀、星狀的青銅錘狀器等，都極為少見，使用也不普遍，不是軍隊中必備的主要兵器。
戈，流行於商至漢代，用於鉤殺。由戈頭、戈秘(用於手執的木、竹、銅柄)、秘冒(秘頂端的銅冒)和銅鱒(秘末端的銅頭)4個部分組成。戈頭每部分又有專用名稱。戈下部為刃，戈刃上面的長條形部分叫“援”，刃與援之間的尖端叫“鋒”。戈嵌入木秘中的部分叫“內”，由刃部向秘部轉折而下的部分叫“胡”，胡上用於穿繩縛秘的長方形小孔稱“穿”。商代早期和中期的戈，器身短而粗，無胡，有的內有銎用以穿秘，有直內和曲內等不同形式。商代晚期至西周，部分戈開始出現胡，胡上有一穿或二穿。春秋戰國的戈，援部細長，胡上有三穿，有的內上刻有銘文或花紋。此外，春秋戰國時還有許多特殊形式的戈。
矛，流行於商至漢代，用於刺殺。由矛身和矛骰兩部分組成。矛身有一鋒二刃，中部為隆起的脊。矛骰即矛的銎，為直簡狀，用於安裝木、竹或藤條製作的長秘，秘的末端有銅製的鐓。商周時，矛骰的兩旁常鑄有兩個環耳。商早期矛身短而狹。商晚期、西周和春秋初期矛身寬大。春秋中期后的矛，多細而長，有血槽，有的在骰部鑄有精美的花紋，各地出土的矛數量較多。
戟，流行於商代至戰國。戟是戈和矛的合體，即在戈秘的頂端鑄有或裝上矛形尖刺，西周時期也有戈和刀的合體。戟集戈與矛的性能於一體，既可刺殺又可鉤殺，殺傷力較強。商周時的戟，戈、矛多鑄成一體，戈體和矛身均短而寬。戰國時的戟，一般為戈、矛分鑄，矛頭可隨意裝卸，戈體與矛身都較細長。這一時期，也有在戟秘上裝有兩件或三件無內戈的多戈戟，殺傷力更強。
殳，用於撞擊的長柄兵器，又稱“枚”，在長柄頂端安裝青銅鑄制的殳首，一般是平頂或有稜角的圓套筒狀。也有的殳前製成矛尖形狀，下面帶有旁伸尖刺的圓球狀物，可以扎刺或錘擊敵人。
鉞，兩角上翹，具有弧形闊刃的大斧，由石器時代的石鉞演變而成。形體巨大的青銅鉞上常鑄有猙獰的圖案花紋以及銘文，常常是軍中統帥權威的象徵物。例如殷墟婦好墓中出土的兩件大型青銅鉞，刃寬達37．3～38．5厘米，重達8．5～9千克，鑄有“婦好”銘文。婦好是殷王武丁的配偶之一，生前多次領兵出征，是當時著名的女統帥，這兩件大鉞正是她的權威的象徵。
劍，是以刺為主、直體尖鋒、短柄的兵器，體側有刃，也用於劈擊。出現於西周時期，形體短而全形呈柳葉狀，當時只能作衛體兵器用。春秋時期青銅劍有了較大發展，劍體增長，特別在江南的吳越地區的水戰和步戰中日益發揮作用。製造工藝日益精良，出現了長度超過50厘米的青銅劍，以在湖北江陵發現的越王勾踐劍最為名貴，劍長55．7厘米，鋒刃銳利，遍體滿布菱形的暗紋，襯出八個錯金的鳥篆體銘文：“越王鳩淺自作用簸”，鳩淺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卧薪嘗膽終於滅吳的越王勾踐。
(3)衛體兵器
主要是青銅製作的匕首、短刀和短劍，它們不適用於在正式的戰爭中格鬥廝殺，僅能用於在特殊危急情況下，護衛自己。商代常見一些柄端做成馬頭或其他獸首的短刀以及鈴首的短劍。西周時期的青銅兵器中，有長度僅20厘米到30厘米的短劍，以及形狀特殊的匕首。
防護裝具
青銅時代的防護裝具，主要有甲胄及盾牌。
(1)甲胄
在殷墟發掘中，發現有青銅鑄造的胄以及皮。
(2)盾牌
商周時期多使用呈長方形的大型盾牌，以皮革、木材製作，表面髹漆彩繪，又常在盾面上裝有青銅的盾飾，有的盾飾呈現猙獰的人面形象。
青銅兵器巔峰從春秋晚期至戰國前期，也正是吳越兩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燦爛的時代。
吳和越立國都很早，但長期僻居東南，國小勢弱。直至春秋中期後段(約公元前6世紀前半葉)，國力才漸趨強盛，至春秋晚期達到了巔峰。當時中原地區王室衰微，諸侯爭霸，戰爭愈演愈烈，吳越兩國於是也介入其中。一方面，為開拓疆土，擴大勢力，奪取對東南地區的控制權，吳越兩國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戰爭；另一方面，吳越兩國還先後西進北上，與楚、齊、晉等大國爭鋒。在春秋晚期的歷史舞台上，它們合演了一幕極其壯闊的話劇。
在連年不斷的征戰中，吳越兩國都建立了大規模的軍隊。由於吳越地區水網縱橫，丘巒起伏，不便於馬匹駕挽的戰車馳驅，所以兩國軍隊皆以步兵和水軍為主，遇水便以舟濟，棄舟即可步戰。劍是他們大量使用的兵器。
曾經叱吒風雲的吳越諸王，以其雄偉的業績，堅忍的性格和戲劇性的結局而名彪於世，至今還常令人欷欺感嘆。遺存於世的越王劍，則以其絕代的風采，向人們展示了吳越銅劍的超卓水平。
王者之劍劍中至尊
在戰國和漢代人的著作中，常提到一些有名有主的吳越寶劍。這些吳越名劍，多數實有其數，也有些僅見於傳說，但無一例外都歸屬於王者，而且主要是歸於盛期的吳王闔間、夫差和越王允常、勾踐父子。這個情況似可進一步說明，在吳越之劍中，最珍良寶貴的是王者之劍，而在王者之劍中，聲名最隆的是盛期王劍。
盛期王劍的實物，它們都是通體合鑄而成，劍形主要有兩類：
(1)劍首呈圓盤形，劍莖呈圓柱形，劍格呈凹形，劍刃前部向內側收束弧曲，多數劍的莖部有兩個圓箍，少數劍無圓箍。
(2)劍首呈中空的圓形，劍莖呈圓筒形，劍格呈“一”字形，劍刃前部也向內側收束弧曲。
盛期吳越王劍與吳國早期銅短劍有着明顯的繼承關係。圓盤形或圓形劍首，圓柱形或圓筒形劍莖，凹形或“一”字形劍格，以及劍刃前部的收束弧曲：這些基本因素，都已見於早期吳劍。顯然，盛期王劍應是由早期吳劍發展而來。
線條流暢輪廓優美
較之早期吳劍，盛期王劍器身明顯加長，達到了50～69厘米，已非短劍；劍身寬度也有所增加，一般在5厘米左右，強度隨之提高，但由於劍刃前部向內側收柬弧曲，其穿透力並不降低；劍體各部的比例極其諧調，外輪廓的線條更加流暢優美。凡此種種，不僅提高了格鬥的功效，而且更具藝術性，說明盛期王劍的形制已經成熟完善。器形的成熟性還體現於形制的規範統一。盛期王劍比起早期吳劍，器形明顯簡潔規範，尤其是莖部的構造，早期吳劍比較紛繁複雜，或設圓箍，而且都是在莖中部設兩個圓箍，各劍非常統一。這顯然便利於大量製作，反映了吳越銅劍整體的成熟化。在吳越故地，也出土了一些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的無銘銅劍，形制均與盛期王劍相同，足可證明。
鋒折牛馬利穿銅質
越王勾踐劍刃部分含錫較多，因而堅硬鋒利，劍體的其他部分含銅較多，因而具有很強的韌性，不易斷折，體現了高超的鑄造技術。此劍是吳越王劍中保存最為完好的一件，形制規整，器表光亮，鋒刃銳利，由此能夠看出盛期王劍製作的精細程度。史載吳越寶劍鋒利異常，能夠斷折牛馬，截穿銅質的容器，如《戰國策趙策三》記名將趙奢之語：“夫吳干之劍，肉試貝n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優異的性能應是來之於高超的技術和精細的鑄作。
2004年9月，工作人員首度開箱亮出越王勾踐劍時，在場記者無不驚嘆連連。一把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的古劍，居然毫無鏽蝕，且依然鋒利無比，閃爍着炫目的青光，寒氣逼人120多層的複印紙，劍從中間“刷”一聲一劃全破。怪不得它是我國收藏的第一號名劍，享有“天下第一劍”的美譽。
裝飾華麗美崙美奐
盛期王劍還以其匠心獨運的華美裝飾而令世人嘆為觀止。如越王勾踐劍，劍身表面滿飾黑色的菱形花紋，打磨光滑，晶光熠熠，觀之確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煥煥如冰釋”的感覺。那一個個嚴格對稱的菱形花格，似乎蘊涵了無盡的奧秘。經檢測分析，這種裝飾是通過對器表進行硫化而獲得的，其方法可能是：預先在劍身表面鑄出略顯凹凸的菱形花格，然後對銅劍進行硫化處理，最後對劍身、劍刃進行拋光，砥礪，使其顯露青銅本色，而菱形花紋的內凹處未經拋光，仍保持硫化后的黑色。
此外，書載吳越寶劍有“魚腸”之名，據東漢學者高誘所說，乃是因劍向文理屈襞若魚腸，因而得名。
除了以上所介紹的器物，1983年湖北戰國楚墓出土的吳王夫差青銅矛也通體裝飾黑色菱形花紋，而且保存完好，鑄技之精，工藝之美，堪與越王勾踐劍匹媲。這一劍一矛，被世人公認為是存世吳越銅兵中的雙璧。
上述吳越王者所有的劍和矛，器體上都銘有“某王自作”之詞。所謂“自作”，大概類於後世的“御制”，其實際的鑄造者則是民間匠師(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評價說：“銘為‘自作’，實賴民工”)，他們的名字雖不見於題銘，但一件件精美絕倫的器物，正顯示了他們的才華、技術和成熟。
鼎盛后的沉寂
春秋中晚期，隨着吳越兩國參與中原霸業，它們與其他諸侯國的接觸日益頻繁。在此過程中，優異特出的吳越銅劍便逐漸傳播到了其他地區。20世紀自5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山東、山西等省都發現了東周時期的吳越王劍，而前人著錄的傳世越王劍，還有傳出於陝西的。可見其傳播之廣。這一方面使得吳越銅劍的聲名廣播海內，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其他地區(主要是中原列國)銅劍的發展。
爭霸戰爭的需要和國勢的強盛，直接促使吳越銅劍在春秋晚期發展成熟。越滅吳后，勢力更盛極一時，故戰國初期，吳越銅劍仍盛而不衰，並續有發展。但至戰國中期，由於內亂以及強大楚國的凌迫，越國逐漸走向衰落，大致就在這個時候，吳越銅劍也呈現衰頹之勢。公元前333年，楚滅越，吳越地區為楚所據，重器寶物、名工巨匠盡被擄去，吳越銅劍遂最終衰落。
兩漢時冷兵器從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兵馬俑中騎馬俑較少而跪坐俑較多，故應仍以步兵、戰車為主要作戰力量，到陝西咸陽楊家灣雙墓11個陪葬坑中，騎兵坑為6個，步兵坑4個，戰車坑1個的變化來看，正證明了騎兵已逐漸取代戰車兵而成為軍隊主力。這是因為漢朝在抗禦北方游牧民族侵擾的戰爭中，騎兵得以不斷的發展壯大。又因騎兵的迅速發展，適用於跨馬作戰的兵器，防護裝甲、馬具也得以發展、改進，因而漢代兵器無論從形制還是性能上都較之前代發生很大變化。如鐵制兵器逐漸取代了青銅兵器；適用騎兵劈斬技法的直刀逐漸取代了車戰近刺的劍，遠距離衝刺作用突出的戟、矛，基本取代了車戰時勾、啄兵器――戈等。如西漢前期的景帝陽陵中銅鏃出土2556件，而鐵鏃僅159件，廣州南越王墓中共出土銅兵器950件，鐵兵器僅34件，且戈數遠多於戟數。但這一現象到了杜陵和西漢長安城武庫出土兵器中發生了顛覆性變化：杜陵出土兵器多為鐵器，且環首鐵刀有4件，而鐵劍僅1件，並出土鐵戟17件，卻無戈出土。長安武庫更是鐵器(519件)遠多於銅兵器(102件)，矛、戟、刀、弩等適用於騎兵的兵器占絕大多數。
而漢代兵器如此大的變化，主要是因為冶鐵工業的發展和鍊鋼技術的更新，從而使鋼鐵兵器質量不斷提高而得以普及，因而結束了殷周以來以青銅作為主要兵器材質的歷史。
漢武帝時期，漢的國力空前增強，鋼鐵冶鍊技術有了較大的提高。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鹽鐵官營，保障了鋼鐵製造所需要的大量礦石資源；其次，冶鍊設備更為先進，燃料問題解決，不但出現馬排、牛排，東漢初年更出現了水排，並且用煤做燃料，既可提高溫度，又可延長燃燒時間；第三，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在戰國塊煉鐵的基礎上，增加鍛打次數，使夾雜物減少，鋼的成分均勻，組織緻密，強度增高，從而躍進到“百鍊鋼”階段。並出現了“炒鋼”法，如1994年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的發掘中，出土的鐵矛，經金相鑒定為由炒鋼疊打製成。炒鋼技術被譽為繼鑄鐵發明后鋼鐵發展上的又一里程碑；最後，在淬火工藝上，使用在刃部局部淬火的技術，既增強了刃部的鋒利程度，又保留了背脊部較好的韌度。如河北滿城漢劉勝墓曾出土一柄鐵劍，經化驗，其原料是塊煉鐵，經反覆加熱滲碳，多次摺疊鍛打而成，屬於“百鍊鋼”工藝的早期產品，而其刃部經淬火處理，硬度極高，而脊部未經淬火處理，韌性保持較好。
鋼鐵生產技術的進步，使鋼鐵兵器得以大量裝備軍隊，並迅速取代青銅兵器，成為主兵器，從而使我國軍隊真正進入鐵制兵器時代，並促進了騎兵的發展。
由於鋼鐵兵器遠比青銅兵器鋒利和堅韌，以及騎兵和步兵新的戰術需要，漢代兵器從類型到具體形體特點都有新的變化。
進攻性兵器
(1)遠射兵器
漢代騎兵發達，“強弩長戟”是主要裝備。用於遠射兵器的弩，在漢代有了長足發展，先秦的弩機，牙、牛、懸刀由栓塞直接裝在弩臂的機槽內，很容易劈裂，不能承受更大的張力。而從漢長安武庫、山東淄博臨淄齊王墓等出土的弩機來看，西漢以後，在弩機外加了一個匣狀外殼“郭”。弩機的各種機件，用栓塞按一定組合關係裝入郭內，再把郭裝在弩臂的機槽內，可容納張力更大的弩機。另外，漢弩加高了機牙上的望山，並在其後側增加了刻度。如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十六件弩機，一件就是在望山後有刻度的。射手可以根據目標的遠近，按不同的刻度瞄準，準確性大大提高了。
從樣式看，西漢初箭鏃的樣式仍沿用秦代，如其剖面呈正三角形的秦式銅鏃(“羊頭”簇)，佔滿城汗墓同類器的93％。而後期，漢鏃加長，並且東漢時，箭鏃上出現放置毒藥的小凹槽以提高殺傷力，且鏃身多呈長鋌圓柱形，並有四棱鏃出現。
(2)格鬥兵器
除了材質方面由青銅轉向鋼鐵以外，兵器類型和具體形狀也有較大的變化。
戈：戈是中國古代特有的兵器，有秘(桿)和橫裝的戈頭組成。主要用於勾、啄的格鬥兵器。由於戈不是刺殺兵器，在以騎兵為主的西漢軍隊中作用不如戟大，故逐漸被淘汰而成為飾物。如山東淄博臨淄齊王墓出土的金龠銅戈，長22．5厘米，高12厘米，造型華美，形制與戰國相仿，但已是儀仗飾物，而非實戰兵器。
戟：是由戈與矛結合在一起而發展成的一種兵器。漢以前，戟多為“十”字形。而漢代為了適應騎兵作戰需要，主要用於勾、戈的“內”消失，從而成為“卜”字形。戟適於騎兵刺殺，且向前弧曲的小枝可叉可鉤可刺可挑可斫可擋，具有較強的殺傷力。這種“卜”字形戟在漢墓中多有出土，如在滿城漢墓、杭州古盪漢墓和盱眙東陽漢墓出土的長柄鋼鐵戟，“卜”字形，全長226～250厘米。另外戟在漢代不但是實戰主要兵器，而且也是一種主要的儀仗兵器。《漢書東方朔》“武帝坐未央前殿，東方朔持戟立”。在南陽英庄出土的持戟吏的畫像石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這種儀仗化的戟。
矛：是一種直而尖利的扎刺兵器，漢代矛多為鋼鐵矛，其較前代更為窄長尖銳，利於刺扎。其葉和鋒都呈扁平壯，長度不斷增長，長漢城武庫鐵矛長22～25厘米，福建崇安漢矛殘長58厘米，而四川金堂焦山東漢鐵矛竟長達84厘米。漢代步兵用矛稱鎩，騎兵用的矛稱槊。
劍：《釋名釋兵》日：“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劍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稱，其在中國人心目中具有別的兵器無法比擬的崇高地位。漢代的劍，最大的變化有兩點：鋼鐵劍徹底取代了青銅劍；劍體日益窄長且劍鋒更尖銳。漢代劍經歷了由防身自衛武器到近戰格鬥兵器的轉變。從而實戰功能提升，成為一種重要的格鬥兵器。如陽陵出土鐵劍140把，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銅劍4把，鐵劍25把。這些都可看出西漢早期，劍這種短格鬥兵器的重要性。而且漢劍較之前代，多為鋼鐵劍其延伸性強，故長度增加，劍體變窄。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劍殘長1．46米，為已知出土漢劍中最長的。鐵制的長劍在西漢前期就完全取代了戰國以來的青銅短劍。從出土實物看，漢劍劍長在1米以上，劍寬多在5厘米左右，劍身平直而薄，劍鋒更尖銳，劍格多於劍身一體。但由於劍身單薄，重量較輕，劈斬效果受到限制，不利於騎兵作戰，故在西漢後期逐漸被厚背直刃的環首刀所取代。
刀：西漢時由於騎兵戰術的發展，這種利於劈斬的近戰格鬥兵器迅速發展起來，從而取代了劍而成為後代近戰的標準兵器。漢代刀，刀體修長，厚背直刃，長度多在一米左右。柄的後端作為扁圓的大環，故稱為“環首刀”。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環首刀，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中的隨葬品，通體殘長62．7厘米，由刀身、刀莖、刀首三部分組成。刀身細長，刀首環形。東漢時冶鍊技術的進步，使得製作更為精良的環首長刀得以出現。1974年山東蒼山東漢墓中發現的環首刀，長111．5厘米，刀身寬為刀背厚度的三倍，刀身飾有精美的錯金火焰紋，刀身上有“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大刀吉羊宜子孫”18個錯金銘文。永初六年是公元112年，卅即將炒鋼鍛造后反覆鍛打30層。經金相鑒定，其含碳量僅為0．6～0．7％刃口經淬火，相當鋒利。經100倍顯微鏡觀察刀的斷面，可看到矽酸鹽夾雜，均勻分佈為30層左右。通過出土漢代實物和相關畫像來看，漢代刀刀柄多用木片夾起來，外纏粗繩，但無護手。鉞，青銅鉞也從兵器的行列中消失。在漢代出現了一種由矛(或鎩)與鉞斧結合而成的新型兵器，在東漢時期的遺址和墓葬中已有發現。
防護裝具
盾牌，漢代除大量地以木材、皮革等製造盾牌外，也製造鐵盾，以增強防護功效。同時在東漢時還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盾，在鐵盾的上下各伸出銳利的鐵鉤，成為既可進攻又可防護的新型兵器――鉤鑲。
鎧甲，鐵制的鎧甲已經用以普遍裝備部隊，都是以鐵甲片編綴製成的，以較大的長條形甲片編成的稱“札甲”，以較小的葉狀甲片編成的製作細密的稱“魚鱗甲”。在滿城西漢墓中出土的一領鎧甲，由2859片甲片編成，重16．85千克，工藝精細，是西漢鎧甲中的精品。皮甲也還使用，但也仿照鐵鎧甲片的形制，先製成皮甲片，然後連成整領皮甲。
漢代鋼鐵兵器的發展，使得鋼鐵兵器到東漢時期終於代替了青銅兵器，除部分銅弩機和箭鏃以外，全被鋼鐵兵器所取代，至此青銅兵器向鋼鐵兵器的過渡已告完成，鋼鐵兵器進入它的發展期。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冷兵器
三國兩晉南北朝，從3世紀初形成三國鼎立局面起，直到6世紀末隋統一止，其間經歷了近4個世紀。在此期間，除了西晉滅吳以後的一個短暫時間外，我國都是處在若干政權割據的時期。
在長達4個世紀的動蕩中，邊疆一些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而北方漢人往往南遷，各統治集團的掠奪混戰，不僅延長了分裂局面，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同時，也加速了兵器的更新發展。在這一時期，不但刺力更強的槊取代戟成為主要的長格鬥兵器，而且軍隊的防護能力加強，一些新式鎧甲、馬具及重裝騎兵也紛紛出現。並且，較之前代，吸收和運用了更多的少數民族所有的文明。
社會變革公元184年黃巾起義后，天下分崩離析，軍閥割據混戰，少數民族統治者挺進中原，各統治集團爭權奪利，混亂不止。從而使兵器的發展較之前代有了很多變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冶鍊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使得兵器質量大為提高。一方面，在鋼鐵冶鍊方面，已由塊煉鐵初級百鍊鋼階段，發展到以炒鋼料鍛打的百鍊鋼，並出現“雜煉生鋼”的灌鋼工藝。北齊時由晉代創造的進一步發展而成的灌鋼法造出了著名的宿鐵刀，此刀鋼質柔韌堅硬，經久耐用，可以“斬甲過三十紮”。另一方面，淬火工藝也日臻成熟，工匠已經掌握不同水質對淬火功能的影響，如《太平御覽》所引《蒲元傳》記載，諸葛亮令蒲元在斜谷造刀，他認為“漢水鈍弱，不任淬火”，叫人取蜀江水，認為“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不料取水之人，歸途中在涪江將水器弄倒，只得取八升涪水補進。蒲元用之淬刀，馬上發現問題，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雜八升，何故言不?’取水者方叩頭首服”。另外，此時還出現了用動物“尿”，“脂”淬不同部位的記載。尿中含鹽，冷卻快，淬刃部鋒利；脂性涼，冷卻快，淬脊部韌性好。
戰爭頻繁促進了武器的革新。如此時的刀，刀形有了新的變化，江蘇鎮江東晉晚期墓出土的三把鐵刀，其中一把長77厘米的鐵刀，無環首，而是向後代裝把式刀轉變，刀鋒變闊，刀尖微翹，由原來狹直的斜方刀頭向前銳后斜的形狀過渡。另一把長46．5厘米的鐵刀出現雲形護手，柄部有圓銎，可接長柄。又如此時的盾，從出土的持盾武士俑及敦煌壁畫來看，此時的盾形以長方形大盾為主，中有脊棱，盾面正中飾以獸頭飾，背面按有支架。另外，此時最大的進步是馬蹬的發明和馬鞍的完備。
防護能力的加強與重騎兵的盛行。這一時期，戰爭頻繁，消耗大量人口。這使得各統治集團都更加註重對士兵防護能力的增強。而由重鎧甲防護騎兵裝備了鞍、鐙等馬具並配備了“具裝”鎧的戰馬組合而成的重騎兵也就成為了這一時期軍隊主力。
民族融合在兵器變化中體現明顯，如從朝陽北栗北溝8號墓，朝陽十二台鄉磚廠88M，朝陽袁檯子晉墓和安陽孝民屯晉墓等出土的成套馬具來看，鮮卑馬具的製作走到了時代的前列。再如以善用槊而著稱於世的鮮卑族等少數民族進入中原，使得馬槊盛行一時。
遠射兵器
弩：魏晉以後重裝騎兵出現，弩向著威力更大，射程更遠的重型弩弓發展，有神弩，萬鈞弩等名詞，用絞車張開發射。所使用的箭也很長大，與長矛相似，每一射“輒洞穿三四人”。在南京的秦淮河裏，曾出土5件南朝時期製作的銅弩機，形態和結構雖然與當時通用的弩機一樣，具有外廓、懸刀、牛、樞、望山和牙，但是它的尺寸要大的多，弩機的銅廓長達39厘米，懸刀全長近20厘米。如按發掘出土的漢代弩機與弩臂的通常比例推算，安裝這種大型弩機的木弩臂，其長度至少在180至226厘米左右，而所用的弩弓，則應長近430至540厘米。這樣巨大的弩，一個人的力氣是不可能張機發射的，應用絞車張開發射，它應是後代流行的車弩或庫弩的前身。此外，據文獻載三國時又有連弩，即可以連續發射的弩。但可惜沒有實物出土。
鏃：這時的箭鏃，大都是用鋼製成，特別講求穿甲力，《晉書》載：“劉曜武力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子。”又“赫連勃勃以阿利性尤造五兵之器，精銳又甚，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從出土實物來看，這時的箭鏃，除了原有的菱形鏃，還出現了來自北方少數民族的平頭鏃等形制。《御覽》卷三百五十三引諸葛亮《作剛鎧教》：“敕作部皆五折剛鎧”(甲片經五次迭鍛而成)。曹植《先帝賜臣鎧表》，列舉了黑光鎧、明光鎧、褊襠鎧、環鎖鎧、馬鎧等名目。(《北堂書鈔》卷二十一引)。從各地出土實物和敦煌的壁畫來看，西晉軍隊的甲胄主要為莆(筒)袖鎧，把胸背甲片連綴在一起，肩部有不長的笛袖，護頭的兜鍪兩側有護耳，前額正當眉心處稍有下突，頂部中心豎有長纓，此式傳為諸葛亮時創製，實則東漢時已有之。“明光鎧”的來源，據說於胸前和背後的圓護有關。由於這種圓護大多以銅鐵等金屬製成，並且打磨的極光，頗似鏡子。而且繁簡不一，有的只是在兩襠的基礎上前後各加兩塊圓護，有的則裝有護肩、護膝，複雜的還有數重護肩。身甲大多長至臀部，腰間用皮帶系束。
馬具：東漢時期，已經使用起部分防護作用的馬甲，如保護馬前胸的皮質“當胸”。到三國時期，文獻中已記載有全截馬鎧。自東晉十六國剜南北朝時期，騎兵的作用大大提高，組建了人和馬都披鎧甲的重甲騎兵――“甲騎具裝”，馬鎧的結構也日趨完備，並從此稱為“具裝鎧”或“馬具裝”。具裝鎧有鐵質的，也有皮質的，一般由保護馬頭的“面簾”、保護馬頸的“雞頸”、保護馬胸的“當胸”、保護軀幹的“馬身甲”、保護馬臀的“搭后”以及豎在尾上的“寄生”6部分組成，使戰馬除耳、目、口、鼻以及四肢、尾巴外露以外，全身都有鎧甲的保護。從遼寧出土的此時的鮮卑族墓中的馬蹬，及有關武士俑來看，此時是出現馬蹬，使得騎兵功效得到長足發展，但此時基本為三角形單蹬。
隋唐時冷兵器
隋唐時期結束了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出現了300年的統一局面，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空前繁榮階段，特別是唐代，揭開了我國古代歷史最為燦爛輝煌的篇章，它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都非常繁盛。並在許多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而且通過頻繁的對外交流，深遠地影響着世界，尤其是日本、朝鮮等亞洲近鄰。正因為如此，隋唐時的兵器也在前期的基礎上得以繼續發展和創新，如前期盛行的槊向槍的發展。陌刀的出現及刀劍形制的基本完善，並傳播到日本、朝鮮等國，如從唐朝傳到日本的“太刀”，不僅是當時日本官吏的佩物，也是軍隊的主要裝備兵器，在正倉院和四天王寺仍可見到唐代的太刀。
隋唐時期終於結束了長達四百餘年的大混亂時期，開創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時期，在此300年間維持了基本的統一局面，所以兵器也由以前的只注重實用向豪華、精巧轉變，如初唐的鎧甲基本保持着六朝以來的樣式和形制，但發展到盛唐時，已大部分脫離了使用的功能，演變成為美麗豪華，以裝飾為主的禮儀服飾。“安史之亂”后，才重又恢復到使用狀態。
又如刀劍形制中裝飾性較強的韁的出現，雲頭狀的劍首，都可看出唐人追求精巧、華美之風。又由於六鎮起義、孫恩盧循起義、隋末農民起義等農民起義的狂飆，摧垮了舊有的王朝，但由於其裝備簡陋，缺乏精良的鎧甲和兵器，所以其在給世族門閥地主以致命的打擊的同時，也剷除了與之關聯的部曲私兵制，促進了輕裝騎兵的發展。
隋唐時期各民族共同發展，相互融合，所以隋唐時代的兵器中除了對重裝騎兵劈砍有力的斧再度盛行外，錘、啄、鐧、鞭等少數民族兵器也非常盛行，如初唐名將中使傳統兵器的有使槍的羅成、使斧的程知節，而使少數民族兵器的有使錘的裴元慶、使鐧的秦瓊、使鞭的尉遲恭。而這些兵器的盛行，則是由於鎧甲的發展，使得扎刺兵器效能下降，而錘、銅、鞭等砸擊兵器殺傷力突出的原因。
可惜這一時期的實物少有出土或傳世，對於這一時期兵器形制的考察，也就主要依靠出土的武士佣、石刻、壁畫中的武士形象等來進行。
遠射兵器
弩：隋唐時期隨着攻城戰的需要，重型弩作為攻城利器得到了長足發展。唐代的分臂張弩、南弓弩、木車弩、大木車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遠弩七種。臂張弩和角弓弩屬於輕弩，其餘都是強弩，如大車弩，張十二尺，發射時用絞車張之，箭射出時“聲如雷吼”。此外還有一種“車弩”，是將十二石之弩，設在絞車上，一次能同時發射七支箭。
鏃：唐箭鏃分竹箭、木箭、兵箭和弩箭四種。前兩種是射鳥和狩獵用的，后兩種則用於戰鬥。兵箭特點是箭身粗大，箭鏃呈扁造形，刃部較長，能穿堅甲，稱為鑿子箭。另外還有少量此時的平鏟形，燕尾形兵箭出土。弩箭更為粗大，箭桿長可達三尺，圍五寸，箭鏃刃長七寸，呈巨大的三棱刃形，箭羽由鐵葉或皮革造成。這種箭可更準確地保持箭地飛行方向，並可減少空氣的阻力，攻城時楔入城牆，戰士踏之而登城，故又稱為踏橛箭。
長格鬥兵器
戟：隋唐時期，戟除了在少數邊疆地區作為步兵格鬥兵器而有所保留(如出土的唐代朝鮮北道安岳冬壽墓壁畫“冬壽出行圖”中一些步兵尚持戟)外，已基本從實戰武器中退出，而僅為貴族門前的儀仗裝飾――門戟而被繼續使用。如西安唐李壽墓石棺線刻畫中的持戟儀衛圖。
槍：唐代開始把矛改稱為槍。唐代的槍，形制比矛短小，但根據不同的用途增加了種類。《唐六典》記載：唐槍有四種，一為漆槍，裝備騎兵；二為木槍，裝備步兵；三為白乾槍；四為朴頭槍。后兩者均為軍事訓練或皇朝禁衛軍所用的器械。從出土的鐵槍頭來看，形制逐漸變短，刃部變細。從《太自陰經》中可知，唐時槍的用途除用于格斗外，還用於扎縛渡河的木筏或支搭軍帳等，故每個士兵都裝備有槍。
陌刀：陌刀是由前期專用於劈斬的短刀發展演變而成的一種新刀形，其兩面有刃，全長一丈，重十五斤，專攻步兵使用。這種陌刀身長體重，利於劈斬重裝甲保護下的具裝騎兵，殺傷力很大，因此唐軍還專門成立陌刀隊，為唐軍之精銳。
斧：前代由於對具裝騎兵劈砍有力的斧，在隋唐時也較為流行。隋唐時代的斧，刃部加寬，柄也減短，砍殺效能相當高。儀式樣有長刻斧和鳳頭斧。《舊唐書李嗣業傳》載：唐玄宗天寶十五年(756)，李嗣業與安祿山香積寺之戰，李嗣業以步兵三千，持陌刀。長柯斧堵擊，大敗安祿山。另外《太白陰經》中也有騎兵大量裝備斧、鉞的記錄，可知唐代將斧列為常備兵器之一。如唐代朝鮮北道安岳冬壽墓壁畫《冬壽出行圖》中步兵大量裝備有斧。另有短斧形制，如河南安陽修定寺塔外磚雕武士像左手所持短斧。
短格鬥兵器
劍：從乾陵、建陵神道翁仲像、山西五台山佛山寺安東大殿彩塑天王像、西安王家墳唐唐安公主墓室石門線刻武士像等來看，此時的劍已幾近近劍，劍刃變為寬長，劍格和劍首作雲頭狀，莖體作六角形或圓形。從吳道子《天神》線描人物中，天神手中劍柄有一條“韁”繩套在手腕上和“昭陵六駿”中正在給“颯露紫”拔箭的將軍邱行恭腰間所配兵器有韁垂下，即吳道子《八十七神仙》圖卷中，武將手握的劍在劍身根部有“吞口”，可知至最晚在唐時，劍已有了韁和吞口。而此時的劍已無任何實戰之用，如《太白陰經》《新唐書兵志》《唐六典》皆有刀制而無劍制，而只是作為佩飾存在，《隋書禮儀志》載：“一品，玉器劍，佩山玄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散)品名號侯雖四、五品，並銀裝劍，佩水蒼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則象劍。帶直劍者，入宗廟及升殿，若在仗內，皆解劍。一品及散(散)郡公，開國公侯伯，皆雙佩。二品、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散)品號侯，皆只佩。綬亦如之。”劍還常被唐人用來抒發凌雲壯志或表現尚武英姿。如大詩人李白少年習劍，25歲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杜甫有：“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王維有：“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動百萬師”等名句流於後世。
刀：唐刀制有四，即儀刀、障刀、橫刀和陌刀，后兩種是部隊中的主要兵器，“橫刀，佩刀業，兵士所配名亦起於隋。”從唐代敦煌壁畫中強盜打劫過往商旅時所持的刀來看，唐刀依然為直刀，其刀身窄，近似今之日本刀。
鎧甲：隋、初唐的鎧甲基本保持了六朝以來的式樣和形制，據《唐六典》記載，有明光、光要、細鱗、山文、烏錘、白布、皂絹、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鎖子、馬甲等十三種。其中明光、光要、鎖子、細鱗、山文、烏錘甲是鐵甲，后三種是以鎧甲片的式樣來命名的。皮甲、白布、皂絹、木甲，則以各自製造材料命名。在鐵甲中還是以明光鎧為主。從昭陵陪葬區的鄭仁泰墓出土的彩繪塗金武士俑及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張雄夫婦墓出土的彩繪木雕天王俑等所穿鎧甲來看，肩部出現了虎頭、龍頭造型的護肩，這種護肩對肩部防護的加強，這可能與劈砍力強的陌刀使用有關。而從初唐到盛唐，明光鎧的原護變小，附加許多飾樣，這樣鎧甲基本脫離了實用功能，而演變成美觀華麗、以裝飾為主的儀典服飾。“安史之亂”后，重又恢復到那種利於作戰的實用狀態。並出現了“人”字紋的甲片，這種甲片中間凸兩邊凹，多篇互扣成整個甲，這樣的甲表面形成無數的凹凸面，非常利於防箭，所以迅速盛行，晚唐時已基本形成定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沒有出現較大的變化。
馬具：這一時期的馬具較之前代輕便很多，從唐昭陵六駿浮雕來看，此時已基本成為輕裝騎兵。備有完備的馬鞍、雙馬蹬，但已沒有重裝騎兵有的“面簾”、“雞頸”、“當胸”、“馬身甲”、“搭后”、“寄生”等馬具了。
歐洲冷兵器
西洋鈍器類武器
(1)棍子
看見過棒球棍嗎?在它的大頭上綁上鐵皮，或者固定一塊石頭或者大型動物的頭骨就可以了。首推人的頭骨，結實又可以嚇唬敵人。
(2)釘鎚
在有彈性的長木棍的頭部包上帶鈍刺的鐵皮，這個全長不過30厘米，重不到1斤的小玩意倒是流行了很長的時間。畢竟在不允許平民在和平常時期帶刀劍的國家裏，一般的旅行者只能用這個。但是一旦揮舞起來，一兩個強盜的腦袋是很不夠砍的。
(3)流星錘
流星錘和中國的流星錘大不一樣，它是僧侶們喜愛的武器。在1米左右的金屬桿頂安裝上極強的短彈簧連接一個1斤左右的刺球，一旦居高臨下地砸下來，勢如流星，力大無比。
(4)杵
雖然它是由很多不開鋒的斧刃組成，但是因為沒有真正的刀刃，還是算鈍器吧。這個武器的優點就是它對金屬鎧甲的破壞力很大。
(5)連枷
這個本是農民打麥的東西，很像中國的雙截棍但要大得多。一旦被打到一下，哪怕有鏈子甲都有骨折的危險。
(6)戰錘
王者之王!無堅不摧的武器!其實……就一大榔頭。但是德國式的有少許不同，它銳利的鐮刀狀鎚頭是最強的重武器了。缺點是實在重得可以，能用的人少。
歐洲槍矛類冷兵器
(1)長槍、標槍
槍是在匕首成為戰爭工具后的不久就發展出的。為了彌補匕首短小的缺憾，人們在匕首上裝上長柄。石器時代的槍主要是用來投擲的。到希臘、羅馬時代，金屬制的槍頭和富有彈性的木杆使槍作為投擲武器有了長足的進步。而手持的刺槍則成為騎士出現前，步兵常用的中距離肉搏武器。而後期3米多的反騎兵槍則是陣地戰鬥的必須品。
(2)騎士之友：騎槍
騎槍的規格是確定的。在兩米左右的長桿頭上安裝尖銳的金屬錐體，硬木製的槍身在手的位置有護手，後部配有重的木錐，同時，在馬鞍上制出“槍托孔”以在衝鋒時吸收刺殺的衝擊力。騎槍基本上是作為一次性的武器使用。因為很少能有在一次衝擊下保持完整的騎槍，那樣的只會給騎士的手造成不必要的負擔。
(3)龍刀槍
在長槍的柄上裝上大劍的刃。雖然在衝刺時的殺傷力遠不如騎槍，但是，在衝進敵陣后卻是可怕的砍殺武器。
(4)輕步兵的武器：斬矛
在輕步兵的戰鬥中，沉重的龍刀槍對鎧甲的破壞力比起揮舞的難度是得不償失的。而阿拉伯的彎刀對軟目標的殺傷能力有目共睹。歐洲的軍人們在文藝復興時代后，吸收了阿拉伯彎刀和東方關於中國大刀的傳說后，發明了斬矛。和它日本的親戚雉刀外形幾乎一模一樣。
(5)戟
在有些小說中，這被譯成巨斧或巨槍，其實都沒錯。因為它就是斧子與槍的結合體。斧子的砍殺，槍頭的突刺，鐮鉤的鉤啄，一兵3用。隨着宗教戰爭在歐洲的發展，它隨着宗教審判的惡名永遠留在歷史中。但單純作為武器來說，雖然沉重了一點，但是殺傷力是絕對理想的。可以說是“百兵之王”。
(6)三叉戟
歷史上使用三叉戟作戰的除了羅馬的角鬥士外恐怕是絕無僅有了。三叉戟本來是一種漁具。當平民必須作戰時，這是非常容易得到的武器。但是在戟出現后，又有一種武器也可以被叫做三叉戟。和一般的不同，這是由3個劍刃和柄組成的十字架武器，一般是宗教騎士所使用的聖具而非純粹的武器了，殺傷範圍巨大，威力一般。
管形射擊火器的出現
原始管形射擊火器的萌芽，也出現於宋金戰爭時期，目前所知有以下兩項：
一是紹興三年(1132)，宋將陳規守德安時製作了巨竹火槍，這也是一種噴火槍。它以長竹竿製作，用以焚燒敵人的大型攻城器械“天橋”。由於它以竹筒噴射，所以與在冷兵器的長槍上縛附火藥筒的做法有顯著的不同。
二是開慶元年(1259)，壽春府(今安徽省壽縣)地方製造了“突火槍”，也用竹筒製成，內裝火藥，並安有“子窠”。作戰時點燃火藥，先噴火焰，火焰噴盡后，“子窠”發射出來，同時發出巨響。“子窠”是什麼?記載不詳，有人認為是子彈的雛形。突火槍用巨竹筒製作，故又稱“突火筒”。它大約是最原始的管狀射擊火器了。令人遺憾的是，關於以上兩類火器，文獻記載過於簡略，也無法獲得實物資料。但是，僅據這些記載，還是可以表明當時確已出現了原始管形射擊火器。
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的使用和槍炮的製作。
以金屬鑄制的管形射擊火器，是現代槍炮的前身，它最早出現於何時，尚無確切資料，但從傳世的元代至順三年(1332)銅火銃來看，總應出現在元朝末年以前，至少在公元14世紀初年已用於實戰。據記載，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達禮麻識理為了對抗孛羅帖木兒的軍隊，在鐵旖竿山下布列的隊伍中，已是“火銃什伍相聯”，可以說明其所裝備的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的數量已很可觀。目前的考古發現中，也出土了一些大致可以推斷為元代晚期的銅火銃實物。其中較重要的一件出土於西安市東關景龍池巷南口外元代遺址，銅火銃由銃管、葯室和尾銎三部分組成，全長26．5厘米。葯室呈橢圓狀，有安裝葯捻的小圓孔，葯室內還遺有一些殘留的黑火藥。與此大致相同的銅銃，在黑龍江阿城縣半拉城子和北京市都出土過。由於原始的管形射擊火器是以竹筒製造的，故稱為火筒。改用金屬鑄制后，也隨之出現了一個從“金”旁的新字來稱呼它，但仍沿用“筒”的音，那就是“銃”字。據明代邱溶在他著的《大學衍義補》一書中講到“銃”字時說，在字書里過去沒有這個字，只是“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炮，又謂之銃”。說明這個新字的出現，正反映出大約在元朝晚期由竹制的火筒演變為金屬製造的火銃的實際情況。
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的發展
元末明初，金屬管形射擊火器有很大發展，火銃已為農民起義軍廣泛使用，朱元璋的軍隊中就裝備有較多的火銃。《明史紀事本末》中曾記有朱元璋部將胡德濟、謝再興在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用火銃守諸全(今浙江諸暨縣)的史實。明朝建立初年，特別是洪武年間(1368―1398)曾大量製造銅火銃，使火銃製造工藝有很大發展，形制日趨規範化，與元朝晚期的製品相比，身管加長，口徑略微縮小，製作更為精細。一般都是前有細長的直體銃管，管後接橢圓形的葯室，葯室後接銃尾，向後開安裝木柄的銎孔，器形頗為規範，尺寸也大致相同。明朝火銃多在銃體銘刻製作地點、年月、重量及編號，還有製造部門及監製官員和製作工匠的姓名。這一時期的銅銃，在北京、河北、內蒙古、山西、江蘇等省市都有較多實物出土。洪武以後，銅銃繼續改進，形制日趨統一，並有統一編號，如以“天”字為頭的統一編號的銅銃，口徑為15毫米左右，全長36厘米左右。已發表的資料中，“天”字號銃，最小序號為“天字九十五號”，制於建文二年(1400)，最大序號為“天字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二號”，制於正統元年(1436)。此外，還有“英”字、“勝”字等編號的銅銃。從已發現的元末明初的火銃看，大致有兩類，一類是以上述洪武年問製作的火銃為代表，形體較小，尾銎裝木柄，供單兵手持施放，應為後來槍械的前身。以內蒙古托克托縣黑城古城址南牆內發現的洪武年造銅火銃為例，它們分別造於洪武十年(1377)和十二年(1379)，全長43．5～44．5厘米，口內徑2厘米，重1．9～2．1千克。其口徑與體高之比約為1：20。另一類如元至順三年銅銃，長35．3厘米，口徑10．5厘米，重6．94千克。它的口徑與體高之比，約為1：33。其尾銎的直徑7．7厘米，所裝柄的粗也應如此，這樣粗的木柄是難於單兵手持，何況點燃施放時銅銃還要震動，所以只有用安放木架的辦法才成。同時，銅銃尾部兩側各有一個約2厘米長的方孔，且方孔的中心位置，正好和銃身軸線在同一平面上，據此可以推知原來應是以金屬的橫栓從二孔中穿連，然後固定在木架上，這個金屬栓還可以起耳軸的作用，使銅銃在木架上可以調高低俯仰，以調整放射角度。類似的大型銅銃，有的銃管稍細但口部製成外侈的碗口形狀，故又稱為大碗口銃。又如中國軍事博物館中藏有一件明洪武五年(1372)造的大碗口銃，全長36．5厘米，口徑11厘米，重15．75千克，器身自銘為“大碗口銃”，與元代的碗口銃相比，碗口不再是向外斜侈而是呈弧曲狀，銃管加粗，葯室明顯加大。在拆除太原舊城時，還發現過洪武紀年的鐵銃，長度已達1米，口徑達21厘米。因此，這類大型金屬火銃，需設置銃架，應該是後世火炮的最初形態。
西方火器的引進和仿製
中國是火藥的故鄉，也是最早生產火藥兵器的國家，元末明初中國的金屬管形射擊火器也是居於世界前列的。但是這一優勢並沒能夠長久保持。進入明代中葉直到清代末年，是火器與冷兵器並用時代的後期。長期陷於發展遲緩狀態的中國封建經濟，以及統治階級的禁海鎖國政策，使元末明初金屬管形射擊兵器發展的勢頭停滯下來。火藥兵器沒有能在它的故鄉引起革命性的變革，而當它傳到歐洲時，資本主義的興起卻使它對社會的進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最終導致“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鎧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於盡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勝利，更促進了槍炮的改進和擴大生產。於是到了明代中葉，火器的故鄉中國不得不從舶來品中汲取養分，仿製了比火銃先進的“佛狼機”和“紅夷炮”，還有單兵使用的鳥銃等，並且製造了威力較大的“大將軍”等大口徑火炮，開始改變軍隊兵器裝備的面貌。
佛狼機銃(佛朗機銃)約在明正德末年(1521年左右)從葡萄牙傳人中國，它由母銃和子銃構成。母銃身管細長，口徑較小，銃身鑄有準星、照門，可瞄準射擊。銃身後的腹部頗粗，開有長形孔槽，以裝填子銃。子銃類似小火銃，上有提把，前無銃管，填人母銃后腹的孔槽后，其前口外接子銃的銃管。每一母銃備有五至九個子銃，可預先裝好彈藥，戰時輪流裝填入母銃發射，因而提高了射速。嘉靖初，中國開始成批仿製佛狼機銃，生產出大小型號不同的產品。北京首都博物館所藏嘉靖二十八年(1549)造銅佛狼機銃，編號“勝字四十二號”，母銃口徑38毫米，全長91厘米，子銃口徑35毫米，全長23厘米。佛狼機銃雖有以子銃預先裝彈填裝，因之操作方便、射速快的優點，但是由於子銃裝藥量小，母銃口徑不大，因之又有威力不足的缺點。紅夷炮，又稱西洋炮，是一種由荷蘭傳人的大型火炮，約在萬曆後期傳人中國。據《明史兵志》記載，紅夷炮“長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炮身鑄有準星、照門，中部有炮耳。與佛狼機相比，這種炮的口徑較大，管壁加厚，並且從炮口至炮尾逐漸增厚，能承受較大膛壓，是當時威力最大的火炮。鳥銃是由歐洲傳人的火繩槍或燧發槍的統稱，大約在嘉靖年間經日本傳人中國。它與原來的單兵手持的火銃相比，身管較長，口徑較小，發射同於口徑的圓鉛彈，因而射程較遠，侵徹力較強。又增設有準星和照門，變手點發火為槍機發火，槍柄由插在火銃尾銎的直柄改為托住銃管的曲形木托，因此可穩定持槍進行瞄準，提高了射擊的精確度。其外形與結構已接近於近代的步槍，正是近代步槍的雛形。至於為何稱為“鳥銃”，有不同的說法，戚繼光在《練兵實紀》中認為“即飛鳥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另有說法是因其槍機形似鳥嘴，因而名鳥嘴銃。
佛狼機銃、紅夷炮和鳥銃的仿製成功，使中國火器有了較優良的作戰性能，改進了明軍的裝備。特別是明末與后金軍在東北地區的戰鬥中，紅夷炮曾起過很大作用。
清朝建立以後，軍隊中也裝備了從明軍裝備中引進的火炮和鳥銃。清初頗注重火炮的生產，以適應統一全國及平定三藩叛亂等戰爭的需要。當時大量製造的火炮，主要有三種類型。一種是沿襲着明代的紅夷炮製造的，稱“紅衣炮”。這種炮還曾在中俄雅克薩之戰中發揮作用，至今黑龍江省博物館還藏有一門，為康熙十五年(1676)所鑄造，稱為“神威無敵大將軍”，銅鑄，炮身前細后粗，口徑110毫米，全長248厘米，重1000千克，裝葯2千克，鐵彈重2．7千克。一種是子母炮型，類似明代的佛狼機銃。還有一種是大口徑的短管炮，稱為“衝天炮”、“威遠將軍炮”等。現存故宮博物院的一門康熙二十九年(1690)鑄的銅威遠將軍炮，口徑212毫米，全長69厘米，重280千克，以回輪車運載，能發射15千克重的爆炸鐵彈。據《清文獻通考》記載，從康熙十三年到六十年(1674―1721)，清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銅、鐵炮約900門，但火炮的基本構造和性能改進不大，也可以說是沿襲着明代中葉引進歐洲火炮技術后的發展勢頭。不過清代中期以後，火炮發展的勢頭又一次被扼制下去。落後就要挨打，閉關自守而且妄自尊大的大清帝國，終於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巨艦大炮面前慘遭敗北，於是中國一步一步地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至此，中國古代兵器史的后一階段――火器與冷兵器並用階段宣告結束。火藥這個被恩格斯喻為“註定使整個作戰方法改變的新因素”，沒有能在它的故鄉引起兵器生產的革命，更沒有促成社會的革命性變革。這個歷史教訓，是不應該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