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賦稅（上）

第七節賦稅（上）

稅法至隋、唐，又為一大變，庸調變為兩稅是也。漢世稅法，以田租、口賦為大宗。田租雖豪強侵陵，官家弗能正，然其取之僅三十之一，要不可謂之不輕，而口賦則取之頗重。案孟子以布縷之徵，與粟米之徵、力役之徵並舉，則農家所遍有者惟布縷，自戰國已然。漢世亦應如是，顧其取之人人者，不以布縷而以錢，又不計其人之貧富而一例責之，則惡矣。魏武定河北，田租而外，戶收絹二匹，綿二斤，而口率出錢之制遂廢，善矣。然戶不必皆有產，有產者亦不必均，而所取者乃一例責之，猶喪亂時之權制也。晉戶調式，始比戶而授之以田，魏、齊、周皆因之，尤善之善者矣。然官能按戶授之以田，其實能否尚難言之。而不能保既授之後，其田遂無換易。併兼既起，田不給授，則有田者依然無田，而戶調顧與田租合而為一，則無田者不徒當出綿布等調，並須出粟米之徵，其受累反更深矣。斯時也，不能制民之產，舉併兼者而悉出之，凡無田者皆授之田，則又宜分田租戶調為二，田稅隨田收取，戶稅則視其貲產之有無多寡而分別取之，此則庸調之所以變為兩稅也。然論者皆莫喻斯理，直至迫於事勢，乃不得已而行之焉。

隋依周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仆隸各半之，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開皇三年（583），減十二番，每歲為三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為二丈。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役。《通典·食貨典·賦役中》。《隋書·高祖紀》：開皇十年六月，“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唐武德二年二月，“初定租庸調法”。《新書》本紀。其授田之制，已見第十七章第二節。取民之制，《舊書·職官志》述之。《戶部》。云：“凡賦人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課戶。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謂無論出綾，出絹，出絁，皆以二丈為率，非謂三者皆出二丈，凡六丈也。雜出三種，其數亦同。故陸贄《均節賦稅之奏》曰：“歲輸若絹、若綾、若絁，共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

無事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調，三旬則租、調俱免。凡庸、調之物，仲秋斂之，季秋髮於州。《舊書·玄宗紀》：天寶三載（744）赦文：“每歲庸、調八月起征，可延至九月。”租則准州土收長穰早晚，量事而斂之，仲冬起輸，孟春而納畢，本州納者，季冬而畢。凡嶺南諸州稅米，及天下諸州稅錢，各有準常。《新書·懿宗紀》：咸通四年七月，“免安南戶稅丁錢二歲”。戶稅蓋調之異名？取其綿絹者稱調，取其錢者言稅也。以上述租庸調之制，《通典》《唐會要》《陸宣公奏議》《通鑒》皆同，說見《通考·田賦考》。《新書·食貨志》云：“凡授田者，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

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粟稻非一地所生，當非一地所出；綿為輸綾絹者所出，麻則輸布者所出；皆未分別言之。非蠶鄉輸銀十四兩，更不可解。唐時銀不普用，安得以之為稅？《廿二史考異》云：“《通典》載土貢，惟海南諸郡貢銀，大率二十兩，間有三十兩、五十兩者，獨始安郡百兩。一郡二十兩，一丁乃當其三之二，有是事乎？”此必傳寫之誤，並非原文如此也。凡丁戶，皆有優復、蠲免之制。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州縣申省，奏聞而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凡京師文武職事官，皆有防；凡州縣官寮，皆有白直；凡州縣官及在外監官，皆有執衣；凡諸親王府屬，並給士力，具品數如白直；凡有功之臣賜實封者；皆以課戶充。”《新書·食貨志》云：“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緦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勛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大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皆本於戶調以來之制者也。此制必以戶皆有田，其田又略平均為本，然其事必不可致也，於是本實撥而枝葉隨之矣。

租庸調之變為兩稅，事見《舊書·楊炎傳》：傳云：“開元中，不為版籍。人戶寢溢，堤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事，蓋非得當時之實？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飢、癘。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於是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猾吏，因緣為奸。或公托進獻，私為臧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荊襄、劍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吏職之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斂之名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瀝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

是以天下殘瘁，盪為浮人，鄉居地著者，十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苛稅之興，固緣兵起，然即無兵禍，而版籍無不失實，租庸調之法，亦將何以善其後乎？苛稅之興，似與租庸調法無涉，然使一切苛稅，悉萃於鄉居地著之人，則戶調以來之法，舉粟米、布縷、力役之徵，悉合為一，而責諸力田之民，階之厲也。法之變必不可免矣。《炎傳》又云：“炎因奏對，懇言其弊。乃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779）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征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其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德宗善而行之，詔諭中外。

而掌賦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餘年，舊制不可輕改。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誡而奸無所取。自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參看第十七章第一節。此法精意，全在一其名及“戶以見居為簿、人以貧富為差”二語。一其名，乃能使苛稅悉除，賦不加斂而增入，吏不誡而奸無所取。民以見居為簿，故僥倖者無所容；稅以貧富為差，則輸將者稱其力；故能使民不土斷而地著，版籍不造而得實。雜稅粗看似起軍興以來，實則版籍之不為者久，而稅賦如舊，則其所由來，必不可問。然則開元已后租庸調之所入，久與至德后之苛稅同，特至德后又加甚耳。今一舉而廓清之，其所去者，實非僅軍興已來之新弊，而亦租庸調法之積弊也。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久矣，即微兼并之家，天下之農民，亦豈能皆域諸南畝？況乎兼并急而民之去之如流水乎？開元已來之不為版籍，非不欲為，無可為也。此則社會生計變，而租庸調之法，雖欲守之而無可守者也。兩稅之一其名，與明一條鞭之用意同。然明世加派，出自中央，而唐則使州、縣各自為政；一條鞭專論丁糧，兩稅則主於貲產；則兩稅尤賢於一條鞭也。其後行之未能盡善，不能以咎立法之初意。

然此法非楊炎所能為也。田稅與戶稅之分離，實由來已久。《舊書·代宗紀》：永泰元年五月，麥稔，判度支第五琦奏請十畝稅一畝，效古什一而征，從之。大曆四年十二月，敕京兆府稅宜分作兩等：上等每畝一斗，下等六升。能耕墾荒地者二升。五年（770），詔定京兆府戶稅。夏稅上田畝六升，下田四升。秋稅上田畝五升，下田三升。荒田開墾者二升。時又有青苗錢，皆履畝而稅之事。參看第六章第四節。《新書·食貨志》云：“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說兩稅之緣起，固甚分明也。至戶稅：則《舊紀》云：大曆四年正月戊子，“敕有司定王公士庶每戶稅錢，分上中下三等”。《食貨志》詳記其事云：“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舊紀》是月庚午朔，則戊子為十九日，《紀》與《志》差一日。敕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稅錢。分為九等：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

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其見官，一品准上上戶，九品准下下戶，余品並准依此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蓋此等官皆無祿？其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應準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征納。其寄莊戶准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等，無問有官無官，各所在為兩等收稅：稍殷有準八等戶，余准九等戶。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並一切從九等輸稅。”《通考》論之曰：“以錢輸稅而不以谷帛，以資力定稅而不問身丁，人皆以為行兩稅以後之弊，觀此則由來久矣。”《田賦考》。《通典》敘此事，追溯至武太后時，云：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已下，宜准往例稅戶。《注》云：至大曆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稅。《食貨典·賦稅下》。尤可見其由來之久。陸贄言“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有常租，不宜復入兩稅”，此法蓋亦有所本，尤可見二者分離之跡。然則兩稅久已陰行，楊炎之勞，不在創兩稅，實在毅然廢租庸調法也。此所謂利道之整齊之者歟？

《新書·食貨志》云：“貞元四年（788），詔天下兩稅審等第，三年一定戶。”《通鑒》云：“正月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考異》云：“《實錄赦》云：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加三年一定，以為常式。按陸贄《論兩稅狀》云：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則當時稅賦，但以貧富為等第，若今時坊郭十等戶，鄉村五等戶，臨時科隸也。”然則戶稅全與田畝分離矣。戶等之制，由來已久，說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五節。隋世蓋亦因之？《舊書·太宗紀》：貞觀九年三月，敕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置為九等。自是蓋遂遵其法？《舊書·職官志》：戶部職云：凡天下之戶，量其資，定為九等。又云：凡諸國蕃胡內附者，亦定為九等。《食貨志》云：凡天下人戶，量其資產，定為九等。每三年，縣司註定，州司覆之。《高宗紀》：永徽五年十二月，敕二年一定戶。蓋以其升降數，故促其更定之期，然似未為經制。《玄宗紀》：開元十八年三月，改定州縣上中下戶口之數。豈其時租庸調法壞，收稅實稍以資產為準，故有此舉邪？

攻兩稅租庸調者，莫如陸贄：其說云：“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為本。”善庸調之法，“天下為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奸”。生計演進，民不能皆束諸南畝，前已言之。又云：“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偽。”此則推定貲產之法未善，而非稅法之不善。又訾兩稅定法之初，“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為定額”，為“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且“軍興已久，事例不常，所在徭賦，輕重相懸”，而亦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此則因廢無名之暴賦，事須急速，減省經費，均平各道各州科率，均非旦夕可行，故不得不如此。除弊之事，貴於急速。籌議過詳，往往有阻力橫生，事遂因之不行者。就耳目之所睹記，固人人可信其然也。若謂後來何遂相沿，不加改正？此則楊炎在相位不久，不能以是責之。要之就改革稅法而論，炎終不失為救時相也。

在行兩稅法之先，亦有欲救時弊者，宇文融是也。《新書》融傳云：“開元時，天下戶版刓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徭賦；豪弱相併；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鉤檢帳符，得偽勛、亡丁甚眾。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浮客頗脫不止。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又集群臣大議。公卿雷同不敢異。惟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瑒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台省。”參看第五章第一節。融之所為，或不免有弊，然其意，則固欲以正兼并而復租庸調之舊制也。然其事卒不能成，可見生計演變之勢之不可逆矣。

兩稅之興，其首要之務，實在去無名之暴賦，故建中行此制時，曾有“兩稅外輒率一錢以枉法論”之詔。是年改元赦文，見《舊書·本紀》。然兩稅興后，雜率仍在所不免。陸贄《均節賦稅之奏》曰：“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名，每貫加征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稅法之重若是，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朝典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粗計其直，其為妨抑，特甚常徭。”

則其弊實未盡除也。猶曰事出中央，與藩鎮之各自橫斂者不同也。然豈有中央橫斂，而藩鎮不妄肆誅求者？於是有因緣而加甚。如建中二年五月，以軍興十一而稅，而貞元八年四月，韋皋遂請十二而稅，以給官吏矣。十三年十月，黔中觀察使奏：“溪州人戶，訴被前刺史魏從琚，於兩稅外每年加進硃砂一千斤，水銀二百馱，戶民疾苦，請停。”從之。皆見《舊書·本紀》。其妄肆誅求如此。《舊書·憲宗紀》：元和四年十二月，中丞李夷簡奏：“諸州府於兩稅外違格科率，請諸道鹽鐵、轉運、度支巡院察訪報台司，以憑舉奏。”從之。《新紀》：元和四年閏月，禁刺史境內榷率，即此事。憲宗時，法令尚稱嚴明，而亦如此，可見其弊不易絕。五代之世，紀綱愈壞。薛《史·符習傳》：習於後唐明宗時移汴州。安重誨素不悅習，令汴人言習厚賦民以代納藁，《舊書·韓休傳》，言開元時號虢州支稅草納延廄，則藁稅往往有之。及納軍租多收加耗，由是罷歸京師。《劉銖傳》：銖鎮青州，擅行賦斂。每秋苗一畝，率錢三千，夏苗一畝錢二千，以備公用。《唐庄宗紀》：同光三年二月，詔興唐府管內小篆豆稅，每畝與減放三升。皆妄率於兩稅之外苛且酷者也。

稅收中最易借口增加者為耗損。此固經收之官吏所不能償，然既有此借口，即易因之多取。薛《史·梁太祖紀》：開平三年八月，敕今歲秋田，仰所在切如條流，本分納稅及加耗外，勿令更有科索，則加耗已與正稅同為敕令所許矣。《唐明宗紀》：天成元年（926）即位赦詔：“秋夏稅每斗先有省耗一升，今後只納正數，其省耗宜停。”然《王章傳》謂“舊制秋夏苗租，民稅一斛，別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斗，目之為省耗，百姓苦之”，則耗率竟加至十倍矣。又《唐明宗紀》：同光四年四月，“敕今年夏苗，委人戶自供，通頃畝五家為保，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人陳告，其田倍征”。借口隱欺，差人檢括，實亦無異科率於兩稅之外也。《李琪傳》：同光三年（925）秋，天下大水。庄宗召百寮，許上封事。琪疏勸薄斂，云：“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流亡。”

折納者，陸贄《均節賦稅》之奏言：“兩稅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征雜物，每稅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征非所業，所業非所征，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此即宋世之折變。紐配者，以此物餘數，折成他物。《舊書·李石傳》：開成元年（926）赦詔：“放京畿一年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其錢，代充百姓紐配錢。”薛《史·唐明宗紀》：同光四年四月，“敕夏秋苗稅子，除元征石斗及地頭錢，餘外不得紐配”。《周太祖紀》：廣順三年十二月，左補闕王伸停任。坐檢田於毫州，虛憑紐配故也。足見其害民之烈。又或以逃戶之稅，攤征之於見存之民。陸贄於貞元初已言之，見第十五章第三節。《舊書·李渤傳》：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上疏曰：“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才一百餘戶。閿鄉縣本有三千戶，今才一千戶。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石投井中，非到底不止。”此事在元和末，而《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應有逃亡戶口稅賦並雜色差科等，並不得輒更攤配於見存人戶。”則不徒攤配不能絕，並可見正稅之外，仍有雜色差科矣。凡此，皆可見兩稅外不得輒率一錢之詔之徒託空言也。而役之厲民尤甚。

役之法，有直役其身者，亦有取其資而免其執役者。前者所謂差役，後者以其所出之資，僱人應役，則所謂雇役也。差役事難分割，或為民力所弗勝；又或事非素習，則其賠累尤巨；故二者雖同為有取於民，而雇役之法，實遠較差役為善。隋文帝時，許民五十已上，輸庸停役；唐取民之法，更明以庸為名；可見賦稅之演進，已自然趨向此途矣。然既取其庸，役仍不能全免；既不能免，遂由輕而之重；久之又折為錢；折為錢而又責之以事。歷代役法之厲民，大抵如此，而自唐至宋，則其尤劇之時也。《新書·肅宗紀》：乾元元年四月赦詔，有“天下非租庸毋輒役使”之語，足見役使出於租庸之外者甚多。取其庸而又役之，世皆以為兩稅興后之弊，實則兩稅未行時久然矣。且殆無時不然也。

應役本以成丁為限，然役及婦女，且為恆事，則未成丁者之見役，亦必在所不免。《舊書·職官志》戶部職云：“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此為開元二十六年（738）之制，見《新書·食貨志》。中宗神龍元年（705），韋后表請年二十二成丁，五十九免役，見《舊書·中宗紀》。《良吏·楊瑒傳》：初為麟游令。“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為丁限。及韋氏敗，省司舉征租調。瑒執曰：韋庶人臨朝當國，制書非一，或進階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獨於已役中男，重征丁課？有司遂依瑒所執，一切免之。”此特不追改既往，后此則韋氏之法必廢矣。天寶三載（744），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禮畢大赦，“百姓十人已上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見《舊書·本紀》《新書·食貨志》。代宗廣德改元赦文“男子二十成丁，五十入老”，見《舊書·本紀》。《新書·韓思彥傳》：子琬，景雲初上言“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夫女役，常不知怪”，足見役及婦女者之多。“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正不待天寶之亂矣。唐末，劉仁恭欲盡發境內男子為兵，或說以婦人不能轉餉，乃止，見第九節。此謂婦人不能轉餉如男子，非不役婦人也。時或名為和雇，然或不給其直，則亦徒有其名耳。

唐興大工，役與雇二者兼用。如《舊書·高宗紀》：永徽五年三月，以工部尚書閻立德領丁夫四萬築長安羅郭。十一月，築京師羅郭，和雇京兆百姓四萬一千人是也。龍朔三年二月，隴、雍、同、岐等一十五州戶口征修蓬萊宮用役。《玄宗紀》：天寶十二載十月，和雇京城丁戶一萬三千人築興慶宮牆，起樓觀。則用雇。蓋役民法有定限，故以雇補其不足也。《韋湊傳》：睿宗起金仙、玉真兩觀，湊進諫曰：“高價僱人，三輔農人，趨目前之利，棄本逐末。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竊恐不可。”似誠能以高價致人。然《裴延齡傳》：陸贄上書疏其失，則謂其“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敕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名而不償其庸”。贄於延齡，攻之庸有過當。然《新書·令狐楚傳》言：營景陵，詔楚為使。親吏韋正牧、奉天令於翚等不償庸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為羨餘。怨訴系路。詔捕翚等下獄誅，出楚為宣歙觀察使。又《韓愈傳》：華陰令柳潤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

后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則名為雇而不償其庸者甚多。延齡此事，亦不敢謂其必無也。貞觀五年（631），太宗將修復洛陽宮，戴胄上表諫，言關中役重，已見第三章第一節。《舊書·馬周傳》：周於貞觀十一年（637）上疏，言“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又《高季輔傳》：季輔上封事五條，有云：“畿內數州，實惟邦本。地狹人稠，耕植不博。菽粟雖賤，儲蓄未多。特宜優矜，令得休息。強本弱枝，自古常事。關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輔，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閑，須為差等，均其勞逸。”其言畿輔役重，足與戴胄之言相證。然《新書·來濟傳》言：高宗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食貨志》：開元時，裴耀卿言：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得行日少，阻滯日多，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則季輔所謂江南、河北優閑者，果安在也？《通鑒》：貞觀十六年七月，庚申，“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是時役苟不重，民安肯自傷殘？貞觀號稱太平，而猶如此，況於武、韋亂政之後哉？

差役之法，凡諸官吏，殆無不因以虐民。州郡虐民，所恃以正之者使家也。然《舊書·代宗紀》：永泰元年二月，“敕如聞諸州承本道節度、觀察牒，科役百姓，致戶口凋敝，委轉運使察訪以聞”。又《李遜傳》：遜為濠州，觀察使旨限外征役皆不從。則使家反有迫州家以虐民者矣。令長虐民，所恃以正之者州郡也。然《新書·何易於傳》：為益陽令，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纖。易於身引舟。朴驚，問狀。易於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則州郡反有迫令長以虐民者矣，甚者如武重規，為汴、鄭二州刺史，未至而役人營繕，其無忌憚如此。見《外戚傳》。甚有非關公事，亦加役使者。如李義府改葬祖父，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馬其載土築墳，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悉課丁車赴役，見《舊書·義府傳》。而運輸之事，尤為勞弊。運輸以戰時為最劇。

如憲宗討王承宗，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房式時為尹，爭之乃免，見《舊書·房琯傳》。然其後討蔡州，卒至京畿民戶，牛皆饋軍，多以驢耕焉，見《本紀》。玄宗時，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人，見《裴耀卿傳》。又《王鉷傳》：鉷為戶口色役使。“時有敕給百姓一年復，鉷即奏征其腳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不放。又敕本郡高戶為租庸腳士，皆破其家產。”此等猶借口於惟正之供，甚至有如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役至四十三萬人者，見《新書·孔戣傳》。其關係一地方者，則如《崔玄亮傳》言：歙民山處，輸租者苦之，玄亮遷歙州，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是也。要之交通不便之時，運輸實稅收中之重負也。其能稍紓民力者，則一為以軍代民，此事唐以前尚罕行。《舊書·敬宗紀》：寶曆二年（826），以諸軍丁夫二萬人入內穿池、修殿。《文宗紀》：大和九年（835），發神策軍一千五百人修淘曲江。此特於民之外，又役及於兵耳，非必計省民力也。自宋以後，以軍代民役之事乃多。養兵徒以給役，固為無謂，然養兵不用，而又苦役其民，則更惡矣。故宋之以兵代民役，亦為彼善於此也。若逕由官漕轉，不以煩民，則非善理財如劉晏者，莫能為也。《新書·晏傳》：舊吏推明其功。

陳諫著論，以為“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庄、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免役之道，首為列名士籍，次則廁身行伍，又次則商販、僧道、色役，《舊書·本紀》：憲宗元和六年（811）中書門下請裁官之奏曰：“國家自天寶已后，中原宿兵，見在軍士可使者八十餘萬；其餘浮為商販，度為僧、道，雜入色役，不歸農桑者，又十有五六；則是天下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輩。”言之可謂痛切，而獨不及士人，此所謂目能見千里而不自見其睫，其實以免役論，宦學終為其一大端也。《隋書·儒林傳》：王孝籍，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郁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七年直省，課役不免。”又《新書·隱逸傳》：張志和，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此皆特異之事。《傳》又云：白履忠，開元十年（722），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吳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沾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

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為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豈易得哉？”可見宦學者以免役為常矣。軍人則不徒不役，並有苞芘他人者。如《舊書·宣宗紀》：大中五年十月，京兆尹韋博奏：京畿富戶，為諸軍影占，苟免府縣色役，或有追訴，軍府紛然，請準會昌三年十二月敕，諸軍使不得強奪百姓入軍是也。此與假託他項色役者實同。《新書·食貨志》言“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李嶠傳》言“重賂貴近補府若史”則其事。《舊書·憲宗紀》：元和二年六月，命五坊色役戶及中書、門下兩省納課陪廚戶及捉錢人，並歸府縣色役。東都庄宅使、織造戶，並委府縣收管。所欲除者正此弊也。周太祖廣順元年（951），以諸州府差散從親事官等，豪富者幸於影庇，礙州縣色役，令其放散，已見第四節。而入勛、宇文融為覆田勸農使，句檢帳符，得偽勛、亡丁甚眾，已見上。《新書·外戚傳》：楊國忠使戍瀘南，舊勛戶免行，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勛家，故士無鬥志。

劉仁軌言，顯慶時東征者先取勛戶，見第九節。皆可見勛戶舊得免役。徙貫、《新書·李棲筠傳》：拜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奸謀。詔可”。假冒、薛《史·唐明宗紀》：天成二年正月，詔富戶或投名於勢要，以求影庇，或希假於攝貴，以免丁徭，仰所在禁勘，以肅奸欺。及見旌表等，亦為其一途。《新書·列女傳》：楊三安妻李，太宗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竇伯女、仲女，永泰中遇賊投谷死，詔旌門閭，免其家徭役，官為庀葬。薛《史·梁太祖紀》：開平元年（907），諸道多奏軍人、百姓割股，青齊、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為孝，但苟免徭役，自殘肌膚，欲以庇身，何能療疾？並宜止絕。”役法苛重，苟有避免之途，民殆無不儘力以趨之者。《新書·循吏傳》：韋丹子宙，出為永州刺史，罷冗役九百九十四員。永州僻在南服，而役夫之眾如此，可見役法之苛重。其僅存者，則所謂無所入者而已。而其使之又不能均。《通鑒》：唐宣宗大中九年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州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註：“縣令廳事也。”每有役事，委令據簿定差。《注》云：今之差役簿始此。夫差役簿者，後世之人所痛心疾首於其不均者也。然在此時，已為較平之政矣。

役或必有技藝然後能為之，於是乎有匠役。《舊書·韋倫傳》：楊國忠署為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多征諸州縣農人令鑄錢。農夫既非本色工匠，被所由抑令就役，多遭棰罰，人不聊生。倫請厚價募工曉者為之，由是役使減少，而益鑄錢之數。可見專門之事，非有專門之技不可。《新書·百官志》：考功二十七最，其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又工部職云：“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凡京、都營繕，皆下少府、將作共其用。役千功者先奏。凡工匠，以州縣為團，五人為火，五火置長一人。四月至七月為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為中功，十月至正月為短功。將作監同。雇者曰為絹三尺。內中尚巧匠無作則納資。”將作監云：“自十月距二月休冶功，自冬距九月休土功。長上匠州率資錢以酬雇。”皆可見其役使之法。《隋書·袁充傳》：充表奏隋興已后，日景漸長，文帝大悅。將作役工，因加程課，丁匠苦之，則其工作長短，並無保障。而陸贄劾裴延齡，謂其興作“百工比於幽囚”，則其使之且有甚酷者矣。《新書·尹思貞傳》：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貞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拂衣去，闔門待罪。此等人恐不可多得矣。《于志寧傳》：東宮仆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志寧上疏，言“竊見仆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獸醫亦匠人之類也。《嚴郢傳》：拜京兆尹，減隸官匠丁數十百人，可見其為數之眾。

兩稅行后，無復授田之法，併兼遂為法所不禁，而田之不均彌甚焉，然賦稅仍偏責諸小民，觀元稹均田之論，及周世宗之深契其說可見也。第十八章第二節。薛《史·唐末帝紀》：清泰元年六月，三司使劉昫奏：“天下戶民，自天成二年（927）括定秋夏田稅，逮今八年。近者相次有百姓詣闕訴田不均，累行蠲放，漸失稅額。望差朝臣一概檢視。”不報。歐《史·劉審交傳》：晉高祖時為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此兩事，可見五代時田稅減少之情形。正稅減則橫斂必增，豪強者彌多幸，貧下者益困窮耳。豈有真受不均之累，而能詣闕申訴者邪？《通鑒》後晉高祖天福六年（941），唐主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準，至今用之。此亦元稹及周世宗所欲行者也。

唐世錢少，故民於出稅，尤以納錢為苦，觀第十九章第四、五兩節所述可知。元和十四年（819），史館修撰李翱上言：請改稅法，不督錢而責布帛。至長慶元年（821），以楊於陵之議，卒令兩稅皆輸布帛絲纊，獨鹽酒課用錢焉。皆見《通鑒》。然其後誅求嚴峻，不征錢之法，並不能堅守，而折價尤有甚高者。此弊也，在五代之世，亦惟吳、唐為能除之，吳、唐誠割據諸國中較有規模者也。《通鑒》：後梁均王貞明四年（918），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丘說徐知誥：“請蠲丁口錢。余稅悉輸谷、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辟，桑柘滿野，國以富強。《通考》亦載此事。又引《容齋隨筆》云：“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言其時。吳田上上者頃稅錢二貫一百，中田一貫八百，下田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並計丁口課調，亦科錢。齊丘上策，乞虛抬時價而折紬、絹、綿本色。是時絹匹市價五百，紬六百，綿每兩十五。齊丘請絹匹抬為一貫七百，紬二貫四百，綿四十，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其遺澤可謂深矣。折價不高，顧偏低至數倍，自來計臣，未有能言之能行之者也。吳、唐誠割據諸國中較有規模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