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圖讖

第四節圖讖

讖之由來甚遠。《說文》言部“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此即今人所謂豫言。《淮南子·說山》曰：“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讖書著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賦服鳥曰：“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策，《漢書》作讖，蓋是。足見讖為民生日用所資。王公大人，自亦不能獨異。《史記·趙世家》記秦繆公夢之帝所事，曰：“秦讖於是出矣。”《扁鵲列傳》亦記之，讖作策。此夢前知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正所謂豫言也。《後漢書·張衡傳》：衡上疏論圖緯之虛妄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則讖之所資甚廣。《禮記·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為古人信讖之原。蓋未審人事因果之理，以為凡事皆由前定也。秦、漢之世，流行不絕。秦始皇時有亡秦者胡之文。《漢志·數術略》：天文家有《圖書秘記》十七卷，蓋即其術。然其時言政事者尚不甚援讖。故張衡又謂“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也。至西京之末而其說驟盛。故衡又言“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以後，乃始聞之”也。

或謂七略之中，既明有《圖書秘記》，安得雲向、歆閱定無之？而不知成、哀以後之所謂讖者，與前此之讖不同也。前此之讖，民間所行者無論矣，即如秦人所傳者，亦僅言一姓之事，此則總記歷代興亡。《論語·子罕篇·鳳鳥章》邢《疏》云：“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其《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又前此單行，而此時則與緯相雜。緯多稱說經義，謂孔子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陰書於緯，以傳后王，《禮記·王制正義》引鄭玄說。此仍襲口說流行之故智，以己之所欲言者，托之於孔子耳。《論衡·實知篇》曰：“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載，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明，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其說具見《知實篇》。蓋時人之視聖人，皆以為神而非人，故可以讖托之也。是時所謂讖者，大抵皮傅字形，曲解文義，非復如前此之讖，有數術以為之本，故張衡譏其為“不佔之書”。衡又譏其“一卷之書，互異數事。徒采前世成事，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為偽作，本顯而易見。然迷信者流，本無理可喻，故以是誑之而已足矣。

世皆以造讖為王莽罪，其實不然，後漢初之君臣，其造讖，恐更甚於莽也。光武之起兵，由李通等劉氏復起，李氏為輔之說。其即位，則以強華奉赤伏之符。皆見《紀》。祭告天地，皆援讖為言。見《續漢書·祭祀志》。用孫咸為大司馬，王梁為大司空，亦以讖文。見《後漢書·景丹王梁傳》。又謂元功二十八將，上應列宿。安帝永初六年（112）詔謂“建武元功二十八將，讖記有徵”，見《後漢書·馮異傳》。又《朱祐等傳贊》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蓋自光武以來有此說。建武三十年（54），群臣請封禪，不許，三十二年（56），夜讀《河圖會昌符》，感其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之語，卒行之。見《續書·祭祀志》。桓譚上疏諫帝聽納讖記，帝不說。其後有詔會議靈台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又問鄭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皇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其崇信之如此。讖文妖妄，豈有以中興之主而真信之之理？《儒林傳》：帝令尹敏校圖讖，又薛漢，建武初為博士，亦受詔校定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有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此事之處置，較之於桓譚，寬嚴則大異矣。然則譚之幾嬰不測，亦帝以他事不快於譚，乃藉此以挫折之耳。《竇融傳》：隗囂使辨士張玄遊說河西。融等召豪傑及諸大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曆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此博物道術之士穀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案《鄧晨傳》：王莽末，光武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燕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仆邪？”而強華所奉赤伏符亦曰：“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斗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則劉秀當為天子之言，乃光武輩所造，而傅之子駿者。《公孫述傳》：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既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夫使述自造作，豈有以十二為期者？此言蓋亦漢人所附會。然則《述傳》謂述妄引讖記，其言又不讎矣。此皆後漢君臣，造作讖記，更甚於莽之徵也。而世皆以造讖為莽罪，侯之門，仁義存，豈不信哉！

《呂覽·觀表》曰：“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自有雲也。綠圖幡簿，從此生矣。”《淮南·俶真》曰：“洛出丹書，河出綠圖。”而《人間》曰：“秦王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則以讖文附會圖書，亦由來已久。然以河圖洛書為有篇卷，則亦出後漢人附會也。《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為慮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以初一曰醜行六十五字為雒書本文。足見劉歆所云河圖雒書，雖有文字，未成篇卷。乃鄭注《易大傳》引《春秋緯》曰：“《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見《疏》。《說文》云：“河、雒所出書曰讖。”光武封禪刻石文曰：“皇帝惟慎《河圖》、《雒書》正文。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25）以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篇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皙。”則八十一篇，實後漢初年所為，又其十卷，則其所欲去者也。張衡非讖最甚，而雲“河、洛六藝，篇籍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王充豈信讖者？乃曰：“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論衡·實知》。於八十一篇，皆不敢訟言其為偽，則以其由官定故也。《隋書·經籍志》曰：“《河圖》九篇，《洛書》六篇，雲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雲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雲孔子所作。並前合為八十一篇。”此說蓋即後漢初所造作也。《三國志·先主傳》：群臣勸進表曰：“《河圖》《雒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應驗自遠。”東京各事，殆無不以讖決之者。南單于、烏桓降，張純案七經讖請立辟雍。《後漢書》本傳。至封禪之後，遂立明堂、靈台、辟雍，宣佈圖讖於天下。見《紀》。曹充說顯宗制禮，引讖為言。

帝以其言改大樂官為大予樂。事在永平二年（59）。充子褒，章帝世正叔孫通漢儀，雜以《五經》讖記。定漢禮百五十篇。其後大尉翟酺、尚書尹敏奏其破壞聖術，宜加刑誅。和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蓋亦知其矯誣矣。然樊鰷與公卿定郊祀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章帝行四分曆詔，亦引讖文；見《續書·律曆志》。其上明帝廟號曰“聰明淵塞，著在圖讖”；其重之也如此，皆光武輩之始作俑也。《隋志》云：“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馮讖為說。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此說亦誤。所謂孔安國者，即《尚書》之《偽孔傳》，不足論。《毛詩》徒傳訓詁，不及義理，故不引讖。若賈逵，固明援讖文，以爭立《左氏》矣。世每以緯說多同今文，而為古文家開脫，其實此乃由造作之初，古文說尚未出耳。援讖文以媚世諧俗，兩家經師，固無二致矣。敢行矯誣，遂致誣及學術，亦可羞矣。世或以漢時之言陰陽災異者，與讖緯並為一談，其說亦非。觀張衡言夏侯勝、眭孟之徒，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閱定九流，亦無讖錄；已可明之矣，此皆言陰陽災異者之大宗也。《李尋傳》：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尊顯術士。”孟康以《五經》緯與《樂》緯，張晏以《五經》緯與《孝經》緯釋之，殊誤。上下皆言天文，此語不得忽及經籍也。緯雖與讖相雜，然既援引經說，自仍足為考證之資。隋世一舉燔之，實為可惜。荀悅《申鑒·俗嫌篇》論緯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曷其燔？”讖緯之為物，與其當分別去取，漢人早知之矣。夫以讖雜緯，固為亂經，然亦由新莽之造作，意欲以為革政之資，故必有取於緯。若使光武輩為之，則將有讖而無緯矣。後世讖文日出，更不聞復有所謂緯者，其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