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自然科學

第七節自然科學

秦、漢之世，自然科學，以天文曆法為最盛。據《漢書·律曆志》：古代所傳，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秦以十月為正。漢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頊歷，《張蒼傳贊》：張蒼好律歷，為漢名相，而專遵用秦顓頊歷，何哉？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前104），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於是以七年為元年。遂詔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大初歷。乃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與鄧平所治同。乃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覆大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為大史丞。元鳳三年，大史令張壽王上書，言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於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四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台，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前78）。大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大初歷，亦第一。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壽王歷，乃大史官殷歷也。壽王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前75）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得三統曆及諩，即《漢志》所本也。後漢光武建武八年（32），中大仆朱浮、大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歷不正，宜當改更。上以天下初定，未皇考正。至章帝元和二年（85），乃下詔改行四分曆焉。

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近得其真。《續漢書·天文志注》引蔡邕表。《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漢名臣奏》同。後漢時張衡善術學。安帝征拜郎中。再遷為大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靈憲》見《續書·天文志注》中。《后書注》云：“衡集無《算罔論》，蓋網落天地而算之，因名焉。”順帝初，再轉，復為大史令。陽嘉元年（132），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丈。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征。后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焉。

正朔之議，魏世又一紛更。《三國志·文帝紀》：黃初元年（220）《注》引《魏書》曰：以夏數為得天，故即用夏正。《辛毗傳》云：時議改正朔。毗以為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則魏初之不改正朔，乃辛毗之議也。《明帝紀》：景初元年正月，山茌縣今山東長清縣東北。言黃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改大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守、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曆數之序。《注》引《魏書》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於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為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遊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詔曰：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月。”則此舉實出帝獨斷也。《齊王紀》：景初三年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背棄天下。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得天。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馬後十二月。”案歲之始終，宜與農時相合，孔子所以主行夏之時者以此。通三統別是一義。敬授民時，既不能無從夏正，多此紛擾，亦奚以為？秦、漢之世，猶有此等空論，後世迷信既澹，遂無複議此者矣。

地理圖籍，頗為詳備。《漢書·地理志》：琅邪郡長廣縣，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池。於欽《齊乘》：高密縣有都濼者，《水經注》謂之夷安潭，秦地圖謂之劇清池。代郡班氏縣，秦地圖書班氏。此語當有訛誤。則秦代地圖，漢世猶有存者。蕭何入關所收，當即此類。《後漢書·鄧禹傳》：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岑彭傳注》引《續漢書》：辛臣為田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馬援傳》：援為書與隗囂將楊廣曰：“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此皆天下之總圖。《史記·三王世家》：請令史官御史奉地圖。《漢書·王莽傳》：莽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眾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39），群臣議封皇子曰：“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漢書·溝洫志》：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准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淮南王安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所據者蓋即此等圖。安諫伐閩越曰：“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蓋其比例小，故不能詳備也。其臨時所畫以備行軍之用者：李陵伐匈奴，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桑弘羊請田輪台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漢書·西域傳》。趙充國言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李徇持節使幽州，宣佈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張松等畫地圖山川處所，先主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三國志·先主傳》建安十六年（40）《注》引《吳書》。此蓋專供行軍之用。《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前111）《注》引臣瓚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亦以井泉為朔漠行軍所急，故備著之也。《匡衡傳》：衡封僮之樂安鄉，僮縣，今安徽泗縣東北。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佰為界。初元元年（前48）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前32），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

衡以主簿陸賜署集曹掾。后賜與屬明舉計。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谷千餘石入衡家。衡坐此免。《三國志·孫禮傳》：遷冀州牧。大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皋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鄃以馬丹侯為驗，詐以鳴犢河為界。假虛訟訴，疑誤台閣。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堤，爵堤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為長嘆息流涕者也。”觀此二事，可知當時郡各有圖，且附之以解，而登諸天府。總圖所據，當即此等分圖也。《後漢書·明德馬後紀》云：永平十五年（72），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孝明八王傳》：肅宗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則戶口之數，附着於圖。蕭何收秦圖書，而高祖具知戶口多少以此。《三國志·秦宓傳》：宓與王商書曰“《地里志》文翁唱其教，相如為之師”，此蓋今《漢志》所本。又《魏志·四裔傳注》引《魏略·西戎傳》雲“《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則又附記物產。此可推見古代圖經之體，亦即後世方誌之本也。地理之學，是時尚無足觀，然分野之說，雖雲原本天文，亦頗能包舉山川大勢。見《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亦著其說。《漢志》推論九州風俗，本諸地理，頗有今人生地理學之意。《天文志》曰：“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之內，則在東南為陽。其西北則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為陰。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亦頗能包舉山川形勢也。

秦時焚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卜筮之書不足道。種樹之術，已略見第十六章第一節。醫家著於正史者，為先漢之倉公，後漢之華佗。倉公者，齊大倉長。姓淳于氏，名意。即第十八章第七節所云犯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而文帝為之除肉刑者也。倉公嘗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而其最後受學者，為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葯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意對詔問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治之。”又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其自述治驗，無一不“切其脈”者。蓋治病之最難者為診察，診察之術，古以望、聞、問、切並稱，而四診之中，又以切為最難，故醫家之能致力於是者，其技必較精也。意對詔問所稱“大陽”、“少陽”、“陽明”、“厥陰”等名，與《傷寒論》同；又謂胃氣黃，黃者土色，說亦與《素問》等書合；知古醫學雖或有派別，而本原則同也。意治病雖亦兼用針灸，然用湯液時似多，亦或用藥酒。至華佗則尤以手術名。《三國志》本傳云：佗精方葯。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捨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節在內，針葯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案今人動言中醫不知解剖之學，故不知人體生理，此說實誤。“人死則可解剖而視之”，語見《靈樞經·水篇》。《漢書·王莽傳》：莽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大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臧；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雲可以治病。莽雖事事皆好求精，然此事必前有所承，不然，不能創為也。關羽嘗中流矢，破臂作創，刮骨去毒，則刳割之事，亦非凡醫所不能為，特其技有精有不精耳。《三國志·賈逵傳注》引《魏略》云：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乃發憤，生癭。后所病稍大，自啟欲令醫割之。大祖惜逵忠，恐其不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逵之不愈，或不容歸咎於醫，然諺語亦必有由，不容盡誣也。佗之妙，或在其麻沸散，麻醉藥為醫家一大發明。病有非刳割不治者，無此，人或憚痛苦而不敢治；或雖不憚，而痛苦非人所能堪；於法遂不可治也。

《三國志·呂蒙傳》：蒙疾病，孫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每有針加，為之慘戚，即以無麻醉藥，不能使病者免於痛苦也。然後世鈴醫猶有其方，見《串雅》。則亦非佗所獨也。是時醫家頗自秘其技。《史記·扁鵲列傳》：長桑君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此即陽慶所謂禁方。慶亦謂淳于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意又學於公孫光。既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未詳。欲盡受他精方。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意曰：“意死不敢妄傳人。”光又告意曰：“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醫家之自秘如此，此其技之所以多不傳與？淳于意言陽慶家富，不肯為人治病。自言家貧欲為人治病，而史亦言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蓋通其術者少，則富給者敖很自尊，貧窶者靳其長以要重賞矣。《三國志·華佗傳》云：“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后大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大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大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佗卒以是死。《志》又言佗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則亦李少君之流，恃方以自食者，安得雲本作士人？其屢呼不應，全是富給之後，恃能驕蹇耳，宜乎魏祖之深惡之也。中國醫家，為後世所宗者，莫如張仲景。仲景名機。《隋志》有其方十五卷。《新》《舊唐志》同。又有其《療婦人方》十二卷，皆不傳。其傳於後者曰《傷寒雜病論》，凡十六卷。《新唐書·藝文志》作《傷寒卒病論》十卷。蓋傳者或析其論傷寒者十卷，論雜病者六卷各為一書，《唐志》以十卷者冒全書之名，而又誤雜為卒也。今《傷寒論》尚存，而序次有疑義，為醫家聚訟之端。《雜病論》只有節本，改名曰《金匱玉函要略》，乃趙宋之世館閣所藏也。仲景正史無傳，行事不可知。其《自序》云為長沙大守。然《自序》似系偽物，不足信也。

本草之學，漢世亦自成一家。平帝元始四年（4）所征異能之士，有通本草者，已見第一節。《郊祀志》言成帝罷遣方士，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遊俠傳》：樓護父世醫，護少隨父為醫長安，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皆是。又宣帝許后之死，由於乳醫淳于衍，見《漢書·霍光傳》。而黃憲父為牛醫，淳于意、華佗皆針葯兼擅，《後漢書·方術傳》之郭玉，則特長於針科，益亦各有所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