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三）崔浩魏記

（七五三）崔浩魏記

崔浩之死，非以史事，而浩書亦未嘗廢。見《崔浩論》條。然《李彪傳》，彪表求修史，言“自成帝以來，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為《春秋》之體，遺錄時事，三無一存”。則高允所記，雖雲續浩，而浩書之見刊落者，亦不少矣。此何故歟？《浩傳》言浩書“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為言”。此語最可注意。野蠻部族，史事流傳，悉由十口，《魏書·序紀》謂其“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記錄”。《序紀》固矯誣之物，而拓跋先世事迹，有由故老相傳者，則必不誣。《奚斤傳》言：斤聰辯強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嘆美焉。《北史·魏諸宗室傳》云：“（東陽王）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宴之際，恆居坐端，必抗音大言，敘列既往成敗”，皆其征也。十口流傳，安有故書為證，好奇愛博，過而存之，則所謂備而不典者矣。南北朝時，視史記為褒貶所寓，欲以是榮其先世，其有過惡，引為深玷，務求毀滅之者甚多。觀魏收作史，諸家子孫，陳訴不絕，雖齊文宣袒收，訴者反致獲罪，而仍不能止可知。然則當時於浩，多有不滿，致魏朝得藉以為浩罪狀者，其流謗之人可知也。然拓跋氏之史跡，因此而見刊落喪失者，必不少矣，豈不惜哉！

或云：崔光既志在覆魏，而又斤斤為之存其史跡，何也？曰：史也者，天下之公，不徒非一人一家之私，抑亦非一部一族之私也。況我既見侮於魏矣，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可不詳魏之行事，以資我之鑒戒歟？儘力於魏之史記者，前有李彪，後有崔光。光之還領著作也，史言其年耆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強不已，及疾甚，敕子侄等，猶以史功不成，歿有遺恨。臨歿，又言弟子鴻於肅宗，鴻即撰《十六國春秋》者也。其作《十六國春秋》也，史言其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之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其隨成者送呈。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后典起居注，乃妄載其表，謂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云云。又雲，鴻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后，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子子元，永安中乃奏其父書。夫曰涉魏初者言多失體，則鴻之書必義正辭嚴，抑十六國事與魏相涉，因此與晉、宋相涉者，必也多存其真，而非如今《魏書》之矯誣諱飾。其亡也，實與崔浩之書所謂備而不典者，同其可惜矣。始秘其書，而正光已后，稍稍出之於外者，以其時魏政已亂，不暇更興文字之獄，亦非徒以光之庇之也。意雖疾魏，而猶妄言曾經呈奏者，蓋以如是，則可雲其書曾經進御，而致攻擊之者，或以是而少息其心焉。永安之時，魏朝業幾不國，而子元猶欲奏其父書，則以時人率重金匱石室之藏，如是則其書易行也，凡欲以存史事而已，豈其有愛於魏歟？《魏書·自序》云：“世宗時，命邢巒追撰《高祖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令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肅宗，事甚委悉。”則鴻於魏史，亦曾竭力。以鴻之明於逆順，而其儘力於魏史如是，而光之心從可知，而浩之心亦從可知矣。豈其有愛於魏歟？

魏收撰《魏書》，時人稱為穢史。其後北齊後主，曾於武平四年，詔史官更撰《魏書》，而其事未有成。隋文帝詔魏澹別成《魏史》，《隋書·澹傳》雲“時稱簡正”。與其後煬帝又詔楊素更撰《魏書》，以素薨而止。事見《隋書·潘徽傳》，則澹之書必仍有不滿人意者在也。《北史·崔光傳》云：光子劼，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使其成之，必有足觀，而竟不能就，豈不重可惜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