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儀禮 禮記 大戴禮記 周禮
四、儀禮禮記大戴禮記周禮
《周禮》、《儀禮》、《禮記》，今日合稱《三禮》。按高堂生所傳之《禮》，本止十七篇；即今《儀禮》，是為《禮經》。《周禮》本稱《周官》，與孔門之《禮》無涉。《禮記》亦得比於傳耳。然今竟以此三書並列，而《周禮》一書，且幾駕《儀禮》而上之，其故何耶？
按《漢書·藝文志》謂：“《禮》自孔子時而不具。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當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之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劉歆譏太常博士：“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此為古學家求禮於十七篇以外之原因，蓋譏今學家所傳為不備也。主今學者曰：今十七篇中，唯《冠》、《昏》、《喪》、《相見》為士禮，余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謂高堂生所傳獨有士禮，乃古學家訾之辭，不足為今學病也。其說良是。然謂十七篇即已備一切之禮，則固有所不能。《逸禮》三十九篇，群書時見徵引，《註疏》中即甚多。信今學者悉指為劉歆偽造，似亦未足服人。然謂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真乃殘缺不完之物，則又似不然也。此其說又何如耶？
予謂孔門所傳之《禮經》為一物；當時社會固有之禮書，又為一物。孔門傳經，原不能盡天下之禮；亦不必盡天下之禮。以所傳之經，不能盡天下之禮，而詆博士，其說固非；然必謂博士所傳以外，悉為偽物，則亦未是也。邵懿辰云：“《周官·大宗伯》，舉吉、凶、賓、軍、嘉五禮，其目三十有六。後人以此為《周禮》之全。實僅據王朝施於邦國者言之，諸侯卿大夫所守，不及悉具，亦揭其大綱而已。古無以吉、凶、賓、軍、嘉為五禮者，乃作《周官》者特創此目，以括王朝之禮；而非所語於天下之達禮也。天下之達禮，時曰喪、祭、射、鄉、冠、昏、朝、聘，與《大戴禮經》，篇次悉合。見后。《禮運》亦兩言之，特‘鄉（鄉）’皆誤為‘御’耳。後世所謂《禮書》者，皆王朝邦國之禮，而民間所用無多；即有之，亦不盡用。官司所掌，民有老死不知不見者，非可舉以教人也。孔子所以獨取此十七篇者，以此八者為天下之達禮也。”（邵說見《禮經通論》，此系約舉其意）按此說最通。禮源於俗，不求變俗，隨時而異，隨地而殊；欲舉天下所行之禮，概行制定，非唯勢有不能，抑亦事可不必。故治禮所貴，全在能明其義。能明其義，則“禮之所無，可以義起”，原不必盡備其篇章。漢博士於經所無有者，悉本諸義以為推，事並不誤。古學家之訾之，乃曲說也。推斯義也，必謂十七篇之外，悉皆偽物，其誤亦不辨自明矣。然此不足為今學家病，何也？今學家於十七篇以外之禮，固亦未嘗不參考也。
何以言之？按今之《禮記》，究為何種書籍，習熟焉則不察，細思即極可疑。孔子刪訂之籍，稱之曰“經”；後學釋經之書，謂之為“傳”，此乃儒家通稱。猶佛家以佛所說為“經”，菩薩所說為“論”也。其自著書而不關於經者，則可入諸儒家諸子；從未聞有稱為“記”者。故廖平、康有為，皆謂今之《禮記》，實集諸經之傳及儒家諸子而成，其說是矣。然今《禮記》之前，確已有所謂“記”，喪服之記，子夏為之作傳，則必在子夏以前。今《禮記》中屢稱“記曰”，疏皆以為“舊記”。《公羊》僖二年傳亦引“記曰：唇亡則齒寒”。則“記”蓋社會故有之書，既非孔子所修之經，亦非弟子釋經之傳也。此項古籍，在孔門傳經，固非必備，（故司馬遷謂《五帝德》、《帝系姓》，儒者或不傳）而亦足為參考之資。何者？孔子作經，貴在明義。至於事例，則固有所不能該。此項未盡之事，或本諸義理，以為推致；或酌采舊禮，以資補苴，均無不可。由前之說，則即后倉等推士禮而至於天子之法，亦即所謂“禮之所無，可以義起”；由后之說，則《儀禮正義》所謂“凡《記》皆補《經》所不備”是也。諸經皆所重在義，義得則事可忘，《禮經》固亦如此；然禮須見諸施行，苟有舊時禮以供採取參證，事亦甚便。此禮家先師，所以視“記”獨重也。然則所謂《禮記》者，其初蓋禮家裒集經傳以外之書之稱，其後則凡諸經之傳，及儒家諸子，為禮家所采者，亦遂概以附之，而舉蒙“記”之名矣。然則經傳以外之書，博士固未嘗不搜采；劉歆譏其“因陋就寡”，實乃厚誣君子之辭矣。今《禮記》中之《奔喪》、《投壺》，鄭皆謂與《逸禮》同，則《逸禮》一類之書，二戴固非不見也。
至於《周禮》，則本為言國家政制之書；雖亦被“禮”之名，而實與《儀禮》之所謂“禮”者有別。故至後世，二者即判然異名。《周禮》一類之書，改名曰“典”；《儀禮》一類之書，仍稱為“禮”。如《唐六典》及《開元禮》是也。《周禮》究為何人所作，說者最為紛紜。漢時今學家皆不之信，故武帝謂其“瀆亂不驗”，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劉歆信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東漢時，賈逵、馬融、鄭興、興子眾皆治之，而鄭玄崇信尤篤。漢末鄭學大行，此經遂躋《禮經》之上。後人議論，大抵不出三派：（一）以稱其制度之詳密，謂非周公不能為。（二）則訾其過於煩碎，不能實行，謂非周公之書。（三）又有謂周公定之而未嘗行；或謂立法必求詳盡，行之自可分先後，《周官》特有此制，不必一時盡行，以為調停者。今按此書事迹，與群經所述，多相齟齬，自非孔門所傳。其制度看似精詳，實則不免矛盾。（如康有為謂實行《周官》之制，則終歲從事於祭，且猶不給是也。見所著《官制議》）故漢武謂其“瀆亂不驗”，何休指為“六國陰謀”，說實極確。“瀆亂”即雜湊之謂，正指其矛盾之處；“不驗”則謂所言與群經不合也。古書中獨《管子》所述制度，與《周官》最相類。《管子》實合道、法、縱橫諸家之言，固所謂“陰謀之書”矣。故此書與儒家《禮經》，實屬了無干涉，亦必非成周舊典。蓋系戰國時人，雜采前此典製成之。日本織田萬曰：“各國法律，最初皆唯有刑法，其後乃逐漸分析。行政法典，成立尤晚。唯中國則早有之，《周禮》是也。《周禮》固未必周公所制，然亦必有此理想者所成，則中國當戰國時，已有編纂行政法典之思想矣。”（見所著《清國行政法》）此書雖屬瀆亂，亦必皆以舊製為據。劉歆竄造之說，大昌於康有為，而實始於方苞。苞著《周官辨》十篇，始舉《漢書·王莽傳》事迹為證，指為劉歆造以媚莽，說誠不為無見。然竄亂則有之；全然偽撰，固理所必無，則固足以考見古制矣。此書雖屬虛擬之作，然孔子刪訂“六經”，垂一王之法，亦未嘗身見諸施行。當兩千餘年前，而有如《周官》之書，其條貫固不可謂不詳，規模亦不可謂不大。此書之可貴，正在於此。初不必托諸周公舊典，亦不必附和孔門《禮經》。所謂合之兩傷，離之雙美。必如鄭玄指《周官》為經禮，《禮經》為曲禮——見《禮器》（“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注。一為周公舊典，足該括夫顯庸創製之全；一則孔子纂修，特掇拾於煨燼叢殘之後——則合所不必合，而其說亦必不可通矣。
《儀禮》篇次，《大/小戴》及劉向《別錄》，各有不同。今本之次，系從《別錄》，然實當以《大戴》為是。依《大戴》之次，則一至三為冠、昏，四至九為喪祭，十至十三為射鄉，十四至十六為朝聘；十七喪服，通乎上下，且此篇實傳，故附於末也。
禮之節文，不可行於後世，而其原理則今古皆同。後世言禮之說，所以迂闊難行；必欲行之，即不免徒滋紛擾者，即以拘泥節文故。故今日治禮，當以言義理者為正宗；而其言節文者，則轉視為註腳，為欲明其義，乃考其事耳。然以經作史讀，則又不然。禮源於俗，故讀古禮，最可考見當時社會情形。《禮經》十七篇，皆天下之達禮，尤為可貴。如冠、昏、喪、祭之禮，可考親族關係、宗教信仰；射、鄉、朝、聘之禮，可考政治制度，外交情形是也。而宮室、舟車、衣服、飲食等，尤為切於民生日用之事。後世史家，記載亦罕，在古代則以與《禮經》相關故，鉤考者眾，事轉易明。（說本陳澧，見《東塾讀書記》）尤治史學者所宜究心矣。
至治《周禮》之法，則又與《禮經》異。此書之所以可貴，乃以其為政典故，前已言之。故治之者亦宜從此留意。《周官》六官，前五官皆體制相同；唯冬官闕，以《考工記》補之。按古代工業，大抵在官。（除極簡易，及俗之所習，人人能自制者）制度與後世迥異。今可考見其情形者，以此書為最詳，亦可寶也（《周禮》有《冬官》補亡一派。其說始於宋俞庭椿之《周禮復古編》。謂五官所屬，在六十以外者皆羨，乃割襲之以補《冬官》。其說無據，不足信也）。
今《禮記》凡四十九篇。《正義》引《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此《禮記》是也。”《經典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古文記》二百四篇。”又引陳邵《周禮論·序》：“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禮記》是也。”《隋志》則謂：“戴聖刪《大戴》為四十六，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為四十九。”今按《漢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班氏自註：“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按其中實有舊記，此書未盡合）見前。此為今學。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此即所謂“《禮古經》出淹中，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者”。見前。更加《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凡二百七。如《隋志》說，《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馬融、盧植后加，則正二百四也。（此外禮家之書：《曲台後倉》，乃漢師所撰。《中庸說》、《明堂陰陽說》皆說，《周官經》、《周官傳》，別為一書，與禮無涉。《軍禮司馬法》，為班氏所入。《封禪議對》、《漢封禪群祀》、《議奏》，皆漢時物。故唯《古封禪群祀》，可以相加也。然此二百四篇中，百三十一篇，實為今學，不得概雲古文記）然《樂記正義》又引劉向《別錄》，謂《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仁即班氏《儒林傳》所謂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曹褒傳》：“父充，治《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慶氏學遂行於世。”則《禮記》四十九篇，實小戴、慶氏之所共，抑又何耶？按陳邵言：馬融、盧植去其繁重，而不更言其篇數，明有所增亦有所去，而篇數則仍相同。今《禮記》中，《曲禮》、《檀弓》、《雜記》，皆分上下，實四十六篇。四十六加八十五，正百三十一。然則此百三十一篇者，固博士相傳之今學，無所謂刪《古記》二百四篇而為之也。或謂今之《大戴記》、《哀公問》、《投壺》，皆全同《小戴》；苟去此二篇，篇數即不足八十五，安得謂小戴刪取大戴乎？不知今之《大戴記》，無傳授可考，前人即不之信。（《義疏》中即屢言之）雖為古書，必非大戴之書。然語其篇數，則出自舊傳，固不容疑也。
《禮記》為七十子後學之書，又多存禮家舊籍。讀之，既可知孔門之經義，又可考古代之典章，實為可貴。然其書編次錯雜，初學讀之，未免茫無頭緒。今更逐篇略說其大要。
《曲禮》上第一、下第二此篇乃雜記各種禮制，明其委曲者，故稱《曲禮》。凡禮之節文，多委曲繁重。然社會情形，由此可以備睹。欲考古代風俗者，此實其好材料也。
《檀弓》上第三、下第四此篇雖雜記諸禮，實以喪禮為多。檀弓，《疏》雲六國時人；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有仲梁子故。然“檀弓”二字，特取於首節以名篇，非謂此篇即檀弓所記。或謂檀弓即仲弓，亦無確證也。
《王制》第五此篇鄭氏以其用“正”決獄，合於漢制；又有“古者以周尺”、“今以周尺”之言，謂其出於秦、漢之際。盧植謂漢文令博士諸生所作。按《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取六經作《王制》。”今此篇中固多存諸經之傳，（如說制爵祿為《春秋傳》，巡守為《書傳》）盧說是也。孔子作六經，損益前代之法，以成一王之制，本不專取一代。故經傳所說制度，與《周官》等書述一代之制者，不能盡符。必知孔子所定之制，與歷代舊制，判然二物，乃可以讀諸經。若如《鄭注》，凡度制與《周官》不合者，即強指為夏、殷，以資調停，則愈善附會而愈不可通矣。細看此篇《註疏》，便知鄭氏牽合今古文之誤。此自治學之法當然，非有門戶之見也。
《月令》第六此篇與《呂覽·十二紀》、《淮南·時則訓》大同。《逸周書》亦有《時訓》、《月令》二篇。今其《月令》篇亡，而《時訓》所載節候，與此篇不異。蓋此實合彼之兩篇為一篇也。蔡邕、王肅以此篇為周公作，蓋即以其出於《周書》。鄭玄則以其令多不合周法；而太尉之名，九月授朔之制，實與秦合，指為出於《呂覽》。然秦以十月為歲首，已在呂不韋之後，則鄭說亦未可憑。要之古代自有此等政制，各家同祖述之，而又頗以時制，改易其文耳。
《曾子問》第七此篇皆問喪禮、喪服，多可補經所不備。
《文王世子》第八此篇凡分五節。見《疏》。可考古代學制、刑法、世子事父之禮，王族與異姓之殊。此篇多古文說。
《禮運》第九《禮器》第十此兩篇頗錯雜，然中存古制及孔門大義甚多。如《禮運》首節，述大同之治，實孔門最高理想。“夫禮之初”一節，可考古代飲食居處進化情形。下文所論治制，亦多非春秋、戰國時所有，蓋皆古制也。《禮器》云：“因名山以升中於天，因吉土以享帝於郊。”昊天上帝與五方帝之別，明見於經者，唯此一處而已。論禮意處，尤為純美。
《郊特牲》第十一此篇在《禮記》中最為錯雜。大體論祭祀，而冠、昏之義，皆錯出其中。
《內則》第十二此篇皆家庭瑣事，而篇首云：“后王命冢宰，降德於眾兆民。”令宰相以王命行之，可見古代之政教不分。所記各節，尤可見古代卿大夫之家生活之情況也。
《玉藻》第十三此篇多記服飾。一篇之中，前後倒錯極多，可見《禮記》編次之雜。因其編次之雜，即可見其傳授之久也。
《明堂位》第十四此篇記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朝諸侯，與《周書·明堂》篇略同。篇中盛誇魯得用王禮。又曰：“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鄭玄已譏其誣。此篇蓋魯人所傳也。
《喪服小記》第十五《大傳》第十六此兩篇為記古代宗法，最有條理之作；蓋因說喪服而及之。
《少儀》第十七鄭云：“以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故名。”“少”、“小”二字，古通也。
《學記》第十八此篇皆論教育之法，涉學制者甚少。篇首即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下文又云：“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此篇蓋皆為人君說法，然其論教育之理則極精。
《樂記》第十九此篇凡包含十一篇見《疏》，論樂之義極精。《荀子》、《呂覽》諸書論樂者，多與之復，蓋相傳舊籍也。
《雜記》上第二十、下第二十一此篇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
《喪大記》第二十二此篇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殮、大殮，及殯葬之禮。
《祭法》第二十三此篇記虞、夏、商、周四代之祀典，極有條理。
《祭義》第二十四《祭統》第二十五此兩篇皆論祭祀。《祭義》中孔子與宰我論鬼神一段，可考古代之哲學。此外曾子論孝之語，及推論尚齒之義，皆可見古代倫理，以冢族為之本。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義可一貫也。
《經解》第二十六此篇論《詩》、《書》、《樂》、《易》、《禮》、《春秋》之治，各有得失。六藝稱經，此為最早矣。下文論禮之語，頗同《荀子》。
《哀公問》第二十七《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孔子閑居》第二十九此三篇文體相類，蓋一家之書也。《哀公問》篇，前問政，后問禮。《仲尼燕居》篇，記孔子為子張、子貢、子遊說禮樂。《孔子閑居》篇，則為子夏說詩。皆反覆推論，詞旨極為詳盡。
《坊記》第三十此篇論禮以坊民，列舉多事為證。
《中庸》第三十一此篇為孔門最高哲學。讀篇首雲“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為教”三語可見。唯中間論舜及文、武、周公一節，暨“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一節，太涉粗跡，疑亦他篇簡錯也。
《表記》第三十二鄭云：“此篇論君子之德，見於儀錶者，故名。”
《緇衣》第三十三以上四篇，文體相類。《釋文》引劉云：“《緇衣》為公孫尼子作。”《隋書·音樂志》，謂《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今按《初學記》引《公孫尼子》：“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意林》引《公孫尼子》：“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皆見今《學記》；《意林》引《子思子》十餘條，一見於《表記》，再見於《緇衣》；則《隋志》之言信矣。
《奔喪》第三十四此篇記居於他國，聞喪奔歸之禮。鄭云：此篇與《投壺》皆為逸禮，見《疏》。
《問喪》第三十五《服問》第三十六《閑傳》第三十七《三年問》第三十八此四篇皆釋喪禮之義，及喪服輕重所由，實亦《儀禮》之傳也。
《深衣》第三十九此篇記深衣之制。深衣為古者天子達於庶人之服，若能深明其制，則其餘服制，皆易明矣。
《投壺》第四十此篇記投壺之禮，為古人一種遊戲。
《儒行》第四十一此篇記孔子對哀公，列舉儒者之行。與《墨子·非儒》、《荀子·非十二子》等篇對看，可見當時所謂儒者之情形。
《大學》第四十二此篇論學以治國之理。與《學記》篇合看，可見古代學與政相關。
《冠義》第四十三《昏義》第四十四《鄉飲酒義》第四十五《射義》第四十六《燕義》第四十七《聘義》第四十八此六篇皆《儀禮》之傳。但讀《禮經》諸篇，殊覺其乾燥無味；一讀其傳，則覺妙緒環生。此吾所以雲今日治禮，當以言義理者為主，言節文者為註腳也。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此篇亦《喪服》之傳也。
今之《大戴記》，雖未必為戴德之舊，然其中有若干篇，則確為大戴所有。如許慎《五經異義》引《盛德》記，已謂為今《戴禮》說是也。此書《隋志》作十三卷。司馬貞言亡四十七篇，存者三十八篇。今存者實三十九篇；蓋由《夏小正》一篇，嘗摘出別行之故。《中興書目》、《郡齋讀書志》謂存者四十篇，則因其時《盛德》記已析為兩故也。此書《盛德》篇中論明堂之處，古書徵引，皆稱為《盛德》篇，不知何時析出，別標明堂之名。宋時諸本篇題，遂或重七十二，或重七十三，或重七十四，《四庫》校本仍合之，篇題亦皆校正，具見《四庫書目提要》。
此書《哀公問》、《投壺》兩篇，篇名及記文皆同《小戴》，已見前。此外尚有同《小戴》及諸書處，具見下。蓋《戴德》舊本闕佚，後人取諸書足成之也。《漢志》所載《曾子》十八篇，《孔子三朝記》七篇，今多存此書中。不知為《大戴》之舊，抑後人所為。記本纂次古籍，以備參稽，患其闕，不患其雜。此書雖非《大戴》原本，然所采皆古籍，其功用亦與《禮記》無殊。史繩祖《學齋呫畢》，謂宋時嘗以此書與《小戴》並列，稱十四經，誠無愧色，非如以《周書》與《尚書》並列之擬不於倫也。舊注存者十四篇，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出盧辯。事見《周書》，說蓋可信。
《王言》第三十九此書今自三十八篇以上皆亡。此篇記孔子閑居，曾子侍，孔子告以王天下之道，亦頗涉治制。此篇與《家語》大同小異。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此篇記孔子告哀公人有五等，與《荀子》、《家語》略同。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此篇同《小戴·哀公問》。《家語》亦襲之，而分《大昏》、《問禮》兩篇。
《禮三本》第四十二此篇略同《荀子·禮論》。
《禮祭》第四十六四十三至四十五闕。此篇同《小戴·經解》及賈誼《新書》。
《夏小正》第四十七此篇與《周書·周月》篇大同。《小戴記·禮運》：“孔子曰：吾得夏時焉。”鄭注謂夏時存者有《夏小正》，則此篇確為古書也。《北史》：魏孝武釋奠太學，詔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則南北朝時，此篇確在本書中。《隋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則隋時有別行本矣。
《保傅》第四十八此篇與《漢書·賈誼傳疏》同。《新書》分為《傅職》、《保傅》、《容經》、《胎教》四篇。按此本古制，誼蓋祖述之也。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曾子本孝》第五十《曾子立孝》第五十一《曾子大孝》第五十二《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中第五十五、下第五十六《曾子疾病》第五十七《曾子天圓》第五十八《漢書·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朱子曰：世稱《曾子》書，取《大戴》十篇充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皆雲《曾子》二卷十篇，具《大戴》。蓋《漢志》原書之亡久矣。《立事》、《制言》、《疾病》三篇，皆恐懼修省之意，與他書載曾子之言，意旨相合。《大孝》篇同《小戴·祭義》；《立孝》、《事父母》，意亦相同。《天圓》篇：“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近人皆取之，為我國早知地圓之證。然天圓地方，本以理言，（猶言天動地靜。然天動地靜，亦以理言也）非以體言。古代天文家，無不言地圓者，亦不待此篇為證也。下文論萬有皆成於陰陽二力，萬法皆本於陰陽，頗同《淮南子·天文訓》。”《事父母》篇：“若夫坐如屍，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或謂《小戴·曲禮》上篇“若夫坐如屍，立如齊。”實與此篇文同，而下文脫去。《鄭注》讀“夫”、“如”字，乃即就脫文釋之也。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此篇記師尚父以《丹書》詔武王，武王於各器物皆為銘，以自儆。前半亦見《六韜》。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此篇記衛將軍文子問子貢以孔子弟子孰賢。子貢歷舉顏淵、冉雍諸人以對。子貢見孔子，孔子又告以伯夷、叔齊諸賢人之行。略同《家語·弟子行》。
《五帝德》第六十二《帝系》第六十三前篇略同《史記·五帝本紀》，後篇蓋同《世本》。按《五帝本紀》既謂“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弗能征”，又謂“炎帝欲侵陵諸侯”，其詞未免矛盾。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蚩尤戰於涿鹿。據《索隱》引皇甫謐，《集解》引張晏說，二者又皆在上谷，事尤可疑。今此篇只有與炎帝戰於阪泉之文，更無與蚩尤戰於涿鹿之說。炎帝，姜姓；蚩尤，九黎之君（《書·呂刑》偽孔傳，《釋文》引馬融說，《戰國策·秦策》高誘注）。苗民亦九黎之君，《小戴記·緇衣》疏引《呂刑》鄭注。此苗民為九黎之君之貶稱，非謂人民也。三苗亦姜姓，得毋炎帝、蚩尤，實一人，阪泉、涿鹿實一役耶？此等處，古書誠隻字皆至寶也。
《勸學》第六十四此篇略同《荀子》。後半又有同《荀子·宥坐》篇處。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論官人之道，略同《家語》。
《盛德》第六十六此篇前半論政治，後半述明堂之制。略同《家語》、《五刑》、《執轡》三篇。
《千乘》第六十七此篇論治國之道，有同《王制》處。此下四篇及《小辨》、《用兵》、《少閑》，《困學記聞》謂即《孔子三朝記》。
《四代》第六十八《虞戴德》第六十九《誥志》第七十此三篇亦論政治。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此篇同《逸周書》。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諸侯釁廟》第七十三此兩篇亦《逸禮》之類，後篇在《小戴·雜記》中。
《小辨》第七十四此篇戒“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發明“主忠信”之旨。
《用兵》第七十五此篇言人生而有喜怒之情，兵之作，與民之有生以俱來。聖人利用而弭亂，亂人妄用以喪身。與《呂覽》、《淮南》之說相似，實儒家論兵宗旨所在也。參看論彼二書處。
《少閑》第七十六此篇論分民以職之道，與法家消息相通。
《朝事》第七十七同《小戴·聘義》，《周官》、《典命》、《大行人》。
《投壺》第七十八同《小戴》而少略。
《公冠》第七十九此篇述諸侯冠禮，后附成王漢昭祝辭。《士冠禮》：“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可見公冠禮自古有之，特以非達禮故，孔子定《禮經》，不取之耳。然仍在二《戴記》中。解此，可無訾今文家所傳之不備，亦不必盡斥古文家之《逸禮》為偽造也。
《本命》第八十《易本命》第八十一此兩篇為古代哲學，推究萬物原本，一切以數說之。但其中又有論及男女之義處，又有一段同《喪服四制》。蓋古代倫理，亦原本哲學，故連類及之也。
禮之為物，最為煩瑣。欲求易明，厥有二法：（一）宜先通其例。通其例，則有一條例為憑，可以互相鉤考，不至茫無把握矣。看凌廷堪《禮經釋例》最好。（二）宜明其器物之制。江永《儀禮·釋宮注》、任大椿《深衣釋例》二書最要。器物必參看實物，動作必目驗實事，乃更易明。古物不可得，則宜看圖。張皋文《儀禮圖》最便。動作可以身演，阮元發其議，陳澧嘗行之，（見《東塾讀書記》）可法也。若喜考究治政制度者，則《周禮》重於《儀禮》。其中牽牽大端，如沈彤之《周官祿田考》、王鳴盛之《周禮軍賦說》等，皆可參閱。《考工記》關涉製造，戴震有《考工記圖》，阮元又有《車製圖考》（《考工記》於各種工業最重車）。
“三禮”舊疏皆好。清儒新疏，《儀禮》有胡培翚之《正義》，《周禮》有孫詒讓之《正義》，唯《禮記》無之。然古書皆編次錯雜，任舉一事，皆散見各處，鉤稽非易，通貫自難。實當以類相從，另行編次。朱子之《儀禮經傳通解》，即准此例而作。江永之《禮書綱目》，沿用其例；而後起更精，多足訂正《通解》之失，不可不一閱也。若宋陳祥道之禮書，則該貫古今，更為浩博。清秦慧田《五禮通考》，蓋沿其流；卷帙太繁，非專門治禮者，但資翻檢足矣。
《禮記》之注，以宋衛提《禮記集說》，搜採為最多。宋以前諸儒之說《禮記》者，今日猶可考見，皆賴此書之存也。清杭世駿《續禮記集說》，搜采逮於清初，亦稱浩博。然卷帙太巨，且中多空論，未免泛濫無歸。初學欲求簡明，讀清朱彬《禮記訓纂》卻好。此書參考博，而頗能反之於約也。《大戴記》久訛舛，清盧文弨、戴震，始釐正其文字。其後汪照有《大戴禮注補》，孔廣森有《大戴禮記補註》，王聘珍有《大戴禮記解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