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書

二、書

《尚書》真偽，最為紛糾。他經唯經說有聚訟，經文同異，止於文字；《尚書》則經文亦有真偽之分。按伏生傳《書》，二十八篇，今文家以為無闕。劉歆《移太常博士》，所謂“以《尚書》為備”也。然《漢志》稱《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歐陽經》三十一卷（此“三十一”，汲古閣本作二十二，武英殿本作三十二。按《志》下文《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則殿本三十字是，而二當作一）。陳壽祺謂今文書亦有序（《左海經辨》）。序說多與今文不合，說頗難信。王引之謂加后得《泰誓》（《經義述聞》）。說較近之（大小夏侯合為一，歐陽析為三）；唯以《泰誓》為伏生所固有，則未必然耳。古文家謂《書》本有百篇，魯共王壞孔子宅得之。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得多十六篇，獻之；遭巫蠱之事，未立於學官。《漢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除二十九篇與《今文經》同外，《逸十六篇》為十六卷，又一卷蓋《序》也。《後漢書·儒林傳》：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註解》，蓋即此本。然《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馬、鄭亦未嘗為之作注也。迨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乃獻所謂孔安國傳者。其書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其三十三篇與鄭同，二十五篇，又多於鄭。今按伏生所傳者：《堯典》一（合今《舜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皋陶謨》二（合今本《益稷》），《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勘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合今本《康王之誥》），《費誓》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泰誓》二十八，加后得《泰誓》則二十九。鄭分《盤庚》為三，析《康王之誥》於《顧命》，又分《泰誓》為三，得多五篇，為三十四。所謂《逸十六篇》者，其目見於《正義》。鄭又分其《九共》為九篇，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族獒》二十三，《合命》二十四，共為五十八篇。晚出《孔書》，於二十九篇內無《泰誓》，而析《堯典》之下半為《舜典》，《皋陶謨》之下半為《益稷》，《盤庚》分三篇，凡三十三。其多出之二十五篇，則《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合命》二十五，合之三十三篇，共五十八。后又加《舜典》篇首二十八字，即今通行之《尚書》矣。（鄭之《逸十六篇》，為此本所無）《孔書》與鄭異，而《序》則同。（《正義》：“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亡篇之序即隨其次，居見存者之間。”）按漢時偽造《尚書》者，尚有張霸之《百兩篇》。《儒林傳》謂其采《左氏傳》及《書敘》，則《書敘》亦張霸所有矣。予按東晉晚出之《偽書》，既已不讎；張霸《百兩篇》之偽，當時即破；即博士所讀後得《泰誓》，亦偽跡顯然。馬融疑之，極為有見；（見今《泰誓》及《左》襄三十一年疏）然則博士以二十八篇為備，說蓋不誣。安有所謂百篇之《書》，更安有所謂百篇之《序》？然則《逸十六篇》，蓋亦難信。鄭玄、馬融、王肅之徒，乃並以《書序》為孔子作，（見《正義》）豈不謬哉？然其說亦有所本。按《璇璣鈐》謂孔子求得黃帝玄孫渧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侯》。此蓋張霸之偽所由托，而亦古文家百篇之說所由防。緯說荒怪，誠難盡憑。然謂孔子刪《書》，只取二十八篇，則其說可信；謂《尚書》一類之書，傳於後代者，必只二十八篇，則未必然。何者？《逸書》散見古書者甚多（《尹吉》見《禮記·緇衣》，《高宗》見《坊記》；《夏訓》見《左》襄四年，《伯禽》、《康誥》見定四年；《相年》見《墨子·尚同》，《禹誓》見《兼愛》、《明鬼》，《武觀》、《官刑》見《非樂》；《大戰》、《掩誥》見《尚書大傳》；《大戊》見《史記·殷本紀》；《豐刑》見《漢書·律曆志》。又《書序》所有之《九共》、《帝告》、《說命》、《泰誓》、《嘉禾》、《臩命》六篇，亦見《大傳》。詳見《新學偽經考》），豈能盡指為偽物？《史記》謂古者《詩》三千餘篇，說者亦多疑之。然今佚《詩》散見群書者亦甚多；謂孔子刪《詩》為三百五篇則可，謂《詩》止三百五篇，亦未必然也。蓋孔門所傳之《詩》、《書》為一物，固有之《詩》、《書》，又為一物。孔子所刪，七十子後學奉為定本者，《詩》止三百五篇，《書》只二十八篇；原有之《詩》、《書》，則固不止此。抑此三百五篇、二十八篇者，不過孔子刪訂時所取之數，固未必無所取義；然必謂在此外者，即與此三百五篇、二十八篇，大相懸殊，亦屬決無之理。故刪訂時雖已刊落，講論之際，仍末嘗不誦說及之。門人弟子乃各著所聞於傳，此今古籍中佚《詩》、佚《書》之所以多也。然則所謂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中侯》者，得毋二十八篇之外，又有數十百篇，雖不及二十八篇之美善，而亦勝於其餘之三千餘篇，故孔子於刪訂二十八篇之後，又特表異之於其餘諸篇邪？必因此謂《書》有百篇，而訾博士所傳為不備，則過矣；然並謂其不足齒於傳說所引之《逸書》，則亦未是。經與傳之相去，本不甚遠。后得《泰誓》，誠不能遽比之於經，固不妨附益於傳。此其所以偽跡雖顯，而博士仍附之於經以為教，非真識不如馬融也。東晉晚出之《古文書》，雖屬偽造，亦多有古書為據。《逸十六篇》，未知是否此類；抑或真為古之逸書，要其亡佚，則固可惜矣。

東晉晚出之偽孔《傳》，唐孔穎達作《正義》，原有疑詞。然此後迄無人提及。宋吳棫作《書稗傳》，乃始疑之。《朱子語錄》，於此書亦嘗致疑。明梅作《尚書考異》，乃明斥其偽；然所論證，尚不甚確。清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一一從客觀方面加以證明，而此書之偽乃定；然尚未得其主名。迨丁晏作《尚書餘論》，乃證明其為王肅所造焉。初學欲明此一重公案者，宜讀閻、丁兩家之書。（一）為用考證方法攻擊偽書，言之成理最早之作。（二）則累經考究后之定論也。此書雖屬偽造，亦多有古書為據，為之一一抉其出處者，則為惠棟之《古文尚書考》。

晚《書》之偽既明，考索漢儒書說之事斯起。其中搜輯舊說，為之作疏者，凡有兩種：（一）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二）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是也。江書早出，搜采未全；孫書較備。其時今、古文之派別，尚未大明。誤以司馬遷為古文，實為巨謬。然其搜輯頗備；學者於今、古文派別，自能分明，作材料看可也。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左袒古學，立說頗偏。王鳴盛《尚書後案》，則專為鄭氏一家之學。然二書鉤校搜采，俱頗詳密，亦可參稽。其後今、古學之派別漸明，乃有分別古今，及搜考今文之事。攻擊古文最力者，為魏源之《書古微》，駁詰頗為駿快，而立說亦或不根，與其《詩古微》同。搜采今文經說者，為陳喬樅《今文尚書遺說考》。

《尚書》中《禹貢》一篇，為言地理最古之書。歷來註釋者獨多。蓋不徒有關經學，抑且有關史部中之地理矣。胡渭《禹貢錐指》一書，搜考最博，初學可先讀一過。因讀此一書，即可見古今眾說之崖略也。唯其書兼搜並蓄，初非專門之學。若求確守漢學門戶者，則焦循《禹貢鄭註釋》、成蓉鏡《禹貢班義述》最好。

《尚書》、《春秋》，同為古史。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是也。然既經孔子刪修，則又自成其為經，而有孔門所傳之經義。經義、史事，二者互有關係，而又各不相干。必能將其分析清楚，乃能明經義之旨，而亦可見史事之真；否則糾纏不清，二者皆病矣。今試舉堯舜禪讓之事為例。堯舜禪讓之事，見於《孟子》、《大傳》、《史記》者，皆以為廓然公天下之心。然百家之說，與此相反者，不可勝舉。究何所折衷哉？予謂九流之學，其意皆在成一家言，本非修訂古史；而春秋、戰國時所傳古事，亦實多茫昧之詞。如今村夫野老之說曹操、諸葛亮、李世民、趙匡胤，但彷彿知有此人耳，其事迹則強半附會也。事實既非真相，功罪豈有定評？百家著書，乃各就己意，取為證佐。此猶後人謂“六經皆我註腳”，原不謂經意本如此也。堯舜禪讓之事，百家異說，姑措勿論。即就儒書考辨，如奡之不得其死，（見《癸巳類稿·奡證》）及共工、歡兜、鯀皆在四岳之列，（見宋翔鳳《尚書略說》）其事亦實有可疑。然則《孟子》、《大傳》、《史記》所傳，蓋非其事之真相，特孔門之經說耳。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借史事以發揮己意，後人亦時有之。如蘇軾以李斯狂悖，歸罪荀卿，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豈真好為是深文哉？心疾夫高言異論之徒，聊藉此以見意也。姚鼐駁之，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意亦猶此。然則《孟子》、《大傳》、《史記》之言，當徑作經義讀，不必信為史事。此所謂各不相干者也。然古代史籍，既已不傳，欲知其事，固不得不就百家之說，披沙揀金，除去其主觀之成分以求之。此則又所謂互有關係者矣。欲除去主觀之成分，固非通知其書之義例不可。此則讀書之所以貴方法也。今更就真書二十八篇，各示其概要如下：

《堯典》（包今本《舜典》，唯須除去篇首二十八字）此篇記堯、舜之事。首記堯所行之政。次記堯舉舜，命之攝政，及舜攝政后所行事。又次記堯之終，舜之踐位，及舜踐位后所行之政。終於舜之死。《大學》引此篇，謂之《帝典》，蓋以其兼包堯、舜之事也。《逸十六篇》別立《舜典》之目已非，偽孔即割此篇下半為《舜典》，則《堯典》記堯事不終矣。此篇關涉曆法、巡守、刑法，可考古代典制。

《皋陶謨》（包今本《益稷》）此篇記禹、皋陶、伯益之事。《史記》云：“禹即位，舉皋陶，授之政。皋陶卒，又以政任益。”蓋皋陶、伯益之於禹，猶舜之於堯、禹之於舜也。

《禹貢》此篇記禹治水之事。先分述九州，次總敘名山大川，又次記五服貢賦之制。地誌書之可信者，當以此為最古矣。近人或謂此篇必非禹作，遂目為偽。然傳書者本未雲《堯典》必堯時史官作，《禹貢》必禹自撰也。此等辨偽之法，幾於無的放矢矣（參看《論讀子之法》）。

《甘誓》此篇記啟伐有扈戰於甘之誓辭。《墨子》謂之《禹誓》。古人蒙祖父之號者甚多，不足疑也。

《湯誓》此篇為湯伐桀時誓辭。

《盤庚》（今本分為三篇）此篇為盤庚自河北徙河南時誥下之辭。《史記》謂在盤庚即位后，《序疏》引《鄭注》，謂在盤庚相陽甲時。此篇可考古者“詢國遷”之制。篇中屢以乃祖乃父，及“我高后將降不樣”，恐喝其下，可見殷人之尚鬼。

《高宗肜日》此篇記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呴，祖己訓王之詞。

《西伯戡黎》此篇記文王滅黎，祖伊恐，奔告於紂之事。可見滅黎一役，於商、周興亡，關係甚大。

《微子》此篇記紂太師、少師勸微子去紂之語。

《牧誓》此篇為武王與紂戰於牧野時之誓辭。篇中庸、蜀、羌、髳、微、瀘、彭、濮人云雲，可考武王所用之兵。

《洪範》此篇記箕子告武王以天錫禹之《洪範》九疇，乃我國最古之宗教、哲學書也。說雖近乎迷信，然講古代之哲學、宗教者，不能離術數；古代之術數，實以此篇為統匯。（此篇所陳之數，與《易》數亦相通。故宋后易學之講圖、書者，又有“演范”一派）欲考古代哲學、宗教者，不容不究心也。

《金縢》此篇記武王有疾，周公請以身代，及雷風示變之事。按《史記》謂克殷后二年，武王病，周公請以身代。武王有瘳，后而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二叔及武庚叛，周公東伐之，二年而畢定。初成王少時，亦嘗病；周公亦請以身代，而藏其策於府。成王親政后，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王發府，見策，乃泣，反周公。周公卒，成王葬之不以王禮，於是有雷風之異。成王開金縢，得周公欲代武王之說，乃以王禮改葬之。今文家說皆如此，可看《今文尚書經說考》。鄭玄則謂管叔流言，周公避居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成王不悟，盡執其族黨。逮有雷風之異，乃感悟，迎周公歸，歸而攝政焉（見《詩·豳譜》，及《七月》、《鴟鴞》、《東山》序疏，及《禮記·明堂位疏》。按鄭說殊不近情。蓋此篇“秋大熟”以下，與上文非記一時之事，而鄭誤合之也。孫星衍之說如此）。

《大誥》此篇為周公伐殷時誥辭。篇中之“王”，鄭以為周公攝政踐王位自稱，偽孔以為代成王立言。於古代攝政之制，頗有關係。

《康誥》此篇為封康叔誥辭。多涉刑法，可考古代典制。

《酒誥》此篇亦誥康叔，可見當時沫邦酗酒之甚，及周治之刑法之嚴。

《梓材》此篇誥康叔以為政之道。

《召誥》此篇記周、召二公，卒營洛邑之事。

《洛誥》此篇為洛邑成后，周公誥戒成王之語。

《多士》此篇為成周既成，遷殷民，誥之之辭。

《無逸》此篇亦周公告戒成王之語。篇中歷舉殷代諸王及文王享國長短。共和以前，古史年代之可考者，以此為最可據矣（《堯典》記舜之年，適足百歲，即不可信）。

《君奭》此篇為周公攝政時告召公之語。篇中多引殷及周初賢臣，可考古代史事。

《多方》此篇為成王滅奄后，歸誥多方之語。

《立政》此篇為周公致政后告成王之語。述當時官名甚多，亦可考古代典制。

《顧命》（合今本《康王之誥》）此篇記成王歿、康王立之事，可考古代大喪及即位之禮。所述陳列器物，亦可考古代重器。

《費誓》此篇為伯禽伐淮夷誓辭。

《呂刑》此篇記穆王改定刑法之事。言古代刑法者，以此篇為最完具。

《文侯之命》此篇《史記》以為城濮戰後，周襄王命晉文公之辭。《書序》以為平王命晉文侯之辭。《書序》與今文說不合，即此可見。

《秦誓》此篇為秦穆公勝晉后誓眾之辭。秦文之可考者，當以此及《石鼓文》、《詛楚文》為最古矣。石鼓文，昔人多以為周宣王作，非是。近人王國維、馬衡考定為秦時物，說較可信。馬作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