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詩

論讀經之法

吾國舊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由來已久。而四者之中，集為後起。蓋人類之學問，必有其研究之對象。書籍之以記載現象為主者，是為史；就現象加以研求、發明公理者，則為經、子。固無所謂集也。然古代學術，皆專門名家，各不相通。後世則漸不能然。一書也，視為記載現象之史一類固可，視為研求現象、發明公理之經、子一類，亦無不可。論其學術流別，亦往往兼搜並采，不名一家。此等書，在經、史、子三部中，無類可歸；乃不得不別立一名，而稱之曰“集”。此猶編新書目錄者，政治可雲政治，法律可雲法律，至不專一學之雜誌，則無類可歸；編舊書目錄者，經可曰經，史可曰史，至兼包四部之叢書，則不得不別立叢部云爾。

經、子本相同之物，自漢以後，特尊儒學，乃自諸子書中，提出儒家之書，而稱之曰經。此等見解，在今日原不必存。然經之與子，亦自有其不同之處。孔子稱“述而不作”，其書雖亦發揮己見，顧皆以舊書為藍本。故在諸家中，儒家之六經，與前此之古書，關係最大。（古文家以六經皆周公舊典，孔子特補苴綴拾，固非；今文家之偏者，至謂六經皆孔子手著，前無所承，亦為未是。六經果皆孔子手著，何不明白曉暢，自作一書；而必偽造生民、虛張帝典乎？）治之之法，亦遂不能不因之而殊。章太炎所謂“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賈、馬不能理諸子，郭象、張湛不能治經”是也。（《與章行嚴論墨學第二書》，見《華國月刊》第四期）按此以大較言之，勿泥。又學問之光大，不徒視前人之唱導，亦視後人之發揮。儒學專行二千年，治之者多，自然日益光大。又其傳書既眾，疏注亦詳，後學鑽研，自較治諸子之書為易。天下本無截然不同之理；訓詁名物，尤為百家所同。先明一家之書，其餘皆可取證。然則先經后子，固研求古籍之良法矣。

欲治經，必先知歷代經學變遷之大勢。今按吾國經學，可大別為漢、宋二流；而細別之，則二者之中，又各可分數派。秦火之後，西漢之初，學問皆由口耳相傳，其後乃用當時通行文字，著之竹帛，此後人所稱為“今文學”者也。末造乃有自謂得古書為據，而訾今文家所傳為闕誤者，於是有“古文之學”焉。今文學之初祖，《史記·儒林傳》所列，凡有八家：所謂“言《詩》，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災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是也。東京立十四博士：《詩》魯、齊、韓；《書》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易》施、孟、梁丘、京；《春秋》嚴、顏；皆今文學。古文之學：《詩》有毛氏，《書》有《古文尚書》，《禮》有《周禮》，《易》有費氏，《春秋》有左氏，皆未得立。然東漢末造，古文大盛，而今文之學遂微。盛極必衰，乃又有所謂偽古文者出。偽古文之案，起於王肅。肅蓋欲與鄭玄爭名，乃偽造古書，以為證據——清儒所力攻之偽古文《尚書》一案是也。參看後文論《尚書》處。漢代今古文之學，本各守專門，不相通假。鄭玄出，乃以意去取牽合，盡破其界限。王肅好攻鄭，而其不守家法，亦與鄭同（二人皆糅雜今古，而皆偏於古）。鄭學盛行於漢末；王肅為晉武帝外祖，其學亦頗行於晉初；而兩漢專門之學遂亡。此後經學乃分二派：一以當時之偽書玄學，羼入其中，如王弼之《易》，偽孔安國之《書》是。一仍篤守漢人所傳，如治《禮》之宗鄭氏是。其時經師傳授之緒既絕，乃相率致力於箋疏。是為南北朝義疏之學。至唐代纂《五經正義》，而集其大成。（南北朝經學不同。《北史·儒林傳》：“其在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其在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是除《詩》、《禮》外，南方所行者，為魏、晉人之學；北方所守者，則東漢之古文學也。然逮南北統一，南學盛而北學微，唐人修《五經正義》，《易》取王，《書》取偽孔，《左》取杜，而服、鄭之學又亡）以上所述，雖派別不同，而同導源於漢，可括之於漢學一流者也。

北宋之世，乃異軍蒼頭特起。宋人之治經也，不墨守前人傳注，而兼憑一己所主張之義理。其長處，在能廓清摧陷，一掃前人之障翳，而直湊單微；其短處，則妄以今人之意見測度古人，後世之情形議論古事，遂至不合事實。自南宋理宗以後，程、朱之學大行。元延祐科舉法，諸經皆採用宋人之書。明初因之。永樂時，又命胡廣等修《四書五經大全》，悉取宋、元人成著，抄襲成書。自《大全》出，士不知有漢、唐人之學，並不復讀宋、元人之書；而明代士子之空疏，遂於歷代為最甚。蓋一種學問之末流，恆不免於流蕩而忘反。宋學雖未嘗教人以空疏，然率其偏重義理之習而行之，其弊必至於此也。物窮則變，而清代之漢學又起。

清儒之講漢學也，始之以參稽博考，擇善而從，尚只可稱為漢、宋兼采。其後知憑臆去取，雖極矜慎，終不免於有失，不如專重客觀之為當也。其理見下。於是屏宋而專宗漢，乃成純粹之漢學。最後漢學之中，又分出宗尚今文一派，與前此崇信賈馬許鄭者立別。蓋清儒意主復古，剝蕉抽繭之勢，非至於此不止也。

經學之歷史，欲詳陳之，數十萬言不能盡。以上所云，不過因論讀經之法，先提挈其綱領而已。今請進言讀經之法。

治學之法，忌偏重主觀。偏重主觀者，一時似愜心貴當，而終不免於差繆。能注重客觀則反是。（今試設一譬：東門失火，西門聞之，甲乙丙丁，言人人殊。擇其最近於情理者信之，則偏重主現之法也。不以己意定其然否，但考其人孰為親見，孰為傳聞；同傳聞也，孰親聞諸失火之家，孰但得諸道路傳述；以是定其言之信否，則注重客觀之法也。用前法者，說每近情，而其究多誤；用后法者，說或遠理，而其究多真。累試不爽）大抵時代相近，則思想相同。故前人之言，即與後人同出揣度，亦恆較後人為確。況於師友傳述，或出親聞；遺物未湮，可資目驗者乎？此讀書之所以重“古據”也。宋人之經學，原亦有其所長；然憑臆相爭，是非難定。自此入手，不免失之汗漫。故治經當從漢人之書人。此則治學之法如是，非有所偏好惡也。

治漢學者，於今、古文家數，必須分清。漢人學問，最重師法，各守專門，絲毫不容假借。（如《公羊》宣十五年何注，述井田之制，與《漢書·食貨志》略同，然《漢志》用《周官》處，《解詁》即一語不採）凡古事傳至今日者，率多東鱗西爪之談。掇拾叢殘，往往苦其亂絲無緒；然苟能深知其學術派別，殆無不可整理之成兩組者。夫能整理之成兩組，則紛然淆亂之說，不啻皆有線索可尋。（今試舉一實例。如三皇五帝，向來異說紛如，苟以此法馭之，即可分為今、古文兩說。三皇之說，以為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立各一萬八千歲；人皇九頭，分長九州者，河圖、三五歷也。以為燧人、伏羲、神農者，《尚書大傳》也。以為伏羲、神農、燧人，或曰伏羲、神農、祝融者，《白虎通》也。以為伏羲、女媧、神農者，鄭玄也。以為天皇、地皇、泰皇者，始皇議帝號時秦博士之說也。除緯書荒怪，別為一說外，《尚書大傳》為今文說，鄭玄偏重古文。伏生者，秦博士之一。《大傳》云：“遂人以火紀，陽尊，故托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托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穀蔬，故托農皇於地。”可見儒家所謂三皇者，義實取於天、地、人。《大傳》與秦博士之說，即一說也。河圖、三五歷之說，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列為或說；其正說則從鄭玄。《補三皇本紀》述女媧氏事云：“諸侯有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禮。乃頭角蟲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煉五色石以補天”云云。上言祝融，下言女媧，則祝融即女媧。《白虎通》正說從今文，以古文備或說；或古文說為後人竄入也。五帝之說，《史記》、《世本》、《大戴禮》，並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當之；鄭玄說多一少昊。今按《後漢書·賈逵傳》，逵言：“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德，則漢不得為赤。”則左氏家增入一少昊，以六人為五帝之情可見矣。《史記》、《世本》、《大戴禮》，皆今文說，左氏古文說也）且有時一說也，主張之者只一二人；又一說也，主張之者乃有多人，似乎證多而強矣。然苟能知其派別，即可知其輾轉祖述，仍出一師。不過一造之說，傳者較多；一造之說，傳者較少耳。凡此等處，亦必能分清家數，乃不至於聽熒也。

近人指示治學門徑之書甚多，然多失之浩博。吾今舉出經學人入簡要之書如下：

皮錫瑞《經學歷史》。此書可首讀之，以知歷代經學變遷大略。

廖平《今古文考》。廖氏晚年著書，頗涉荒怪。早年則不然。分別今古文之法，至廖氏始精確。此書必須次讀之。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吾舉此書，或疑吾偏信今文，其實不然也。讀前人之書，固可以觀其事實，而勿泥其議論。此書於重要事實，考辨頗詳，皆前列原書，后抒己見；讀之，不啻讀一詳博之兩漢經學史也。此書今頗難得；如能得之者，讀廖氏《今古文考》后，可續讀之。

《禮記·王制註疏》、《周禮註疏》、陳立《白虎通疏證》、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今古文同異重要之處，皆在制度。今文家制度，以《王制》為大宗；古文家制度，以《周禮》為總匯。讀此二書，於今古文同異，大致已可明白。兩種皆須連疏注細看，不可但讀白文，亦不可但看注。《白虎通義》，為東京十四博士之說，今文學之結晶也。《五經異義》，為許慎所撰，列舉今古文異說於前，下加按語，並有鄭駁，對照尤為明了。二陳疏證，間有誤處；以其時今古文之別，尚未大明也。學者既讀前列各書，於今古之別，已可瞭然，亦但觀其採摭之博可矣。

此數書日讀一小時，速則三月，至遲半年，必可卒業。然後以讀其餘諸書，即不慮其茫無把握矣。

古代史書，傳者極少。古事之傳於後者，大抵在經、子之中。而古人主客觀不甚分明；客觀事實，往往夾雜主觀為說；（甚有全出虛構者，是為寓言。參看后論讀子之法）而其學問，率由口耳相傳，又不能無訛誤；古書之傳於今者，又不能無闕佚。是以隨舉一事，輒異說蜂起，令人如墮五里霧中。治古史之難以此。苟知古事之茫昧，皆由主客觀夾雜使然，即可按其學術流別，將各家學說，分別部居；然後除去其主觀成分而觀之，即古事之真相可見矣。然則前述分別今古文之法，不徒可施之儒家之今古文，並可施之諸子也。此當於論讀子方法時詳之。唯有一端，論讀經方法時，仍不得不先述及者，則“既知古代書籍，率多治其學者東鱗西爪之談，並無有條理系統之作，而又皆出於叢殘掇拾之餘；則傳之與經，信否亦無大分別”是也。世之尊經過甚者，多執經為孔子手定，一字無訛；傳為後學所記，不免有誤。故於經傳互異者，非執經以正傳，即棄傳而從經，幾視為天經地義。殊不知尼山刪訂，實在晚年，焉能字字皆由親筆。即謂其字字皆由親筆，而孔子與其弟子，亦同時人耳，焉見孔子自執筆為之者，即一字無訛？言出於孔子之口，而弟子記之，抑或推衍師意者，即必不免有誤哉。若謂經難私造，傳可妄為，則二者皆漢初先師所傳，經可信，傳亦可信；傳可偽，經亦可偽也。（若信今文之學，則經皆漢代先師所傳，即有訛闕，後人亦無從知之。若信古文之學，謂今文家所傳之經，以別有古經，可資核對，所異唯在文字，是以知其可信；則今文先師，既不偽經，亦必不偽傳也）是以漢人引用，經、傳初不立別。崔適《春秋復始》，論“漢儒引《公羊》者皆謂之《春秋》；可見當時所謂《春秋》者，實合今之《公羊傳》而名之”甚詳。余謂不但《春秋》如此，即他經亦如此。《太史公自序》，引《易》“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二語漢人引者甚多，皆謂之《易》）今其文但見《易緯》。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載孟子對齊宣王好勇之問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唯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唯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當為《詩》、《書》之辭；然“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實為後人評論之語。孟子所引，蓋亦《書》、《傳》文也。舉此兩事，余可類推。近人過信經而疑傳者甚多。予去歲《辨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一文，曾力辨之。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二十冊，可以參觀。又如《北京大學月刊》一卷三號，載朱君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謂欲“判別今古文之是非，必取立敵共許之法。古書中無明文。今古文家之傳說，一概捐除。唯《易》十二篇，《書》二十九篇，《詩》三百五篇，《禮》十七篇，《春秋》、《論語》、《孝經》七書，為今古文家所共信。因欲取為判別二家是非之准。”朱君之意，蓋欲棄經說而用經文，亦與梁君同蔽。姑無論經、傳信否，相去不遠。即謂經可信，傳不可信，而經文有不能解釋處，勢必仍取一家傳說，是仍以此攻彼耳，何立敵共許之有？今古說之相持不決者，固各有經文為據，觀許慎之《五經異義》及鄭駁可見也。決嫌疑者視諸聖，久為古人之口頭禪，豈有明有經文可據，而不知援以自重者哉？大抵古今人之才智，不甚相遠。經學之所以聚訟，古事之所以茫昧，自各有其原因。此等疑難，原非必不可以祛除，然必非一朝所能驟決。若有如朱君所云直截了當之法，前此治經之人，豈皆愚騃，無一見及者邪？）

治經之法，凡有數種：（一）即以經為一種學問而治之者。此等見解，由昔日尊經過甚使然，今已不甚適合。又一經之中，所包甚廣，人之性質，各有所宜，長於此者不必長於彼。因治一經而遍及諸學，非徒力所不及，即能勉強從事，亦必不能深造。故此法在今日不甚適用。（二）則視經為國故，加以整理者。此則各本所學，求其相關者於經，名為治經，實仍是治此科之學，而求其材料於古書耳。此法先須於所治之學，深造有得，再加以整理古書之能，乃克有濟。此篇所言，大概為此發也。（三）又有因欲研究文學，而從事於讀經者。其意亦殊可取。蓋文學必資言語，而言語今古相承，不知古語，即不知後世言語之根源。故不知最古之書者，於後人文字，亦必不能真解。經固吾國最古之書也。但文學之為物，不重在死法，而貴能領略其美。文學之美，只可直覺；非但徒講無益，抑亦無從講起。今姑定一簡明之目，以為初學誦習參考之資。蓋凡事熟能生巧，治文學者亦不外此。後世文學，根源皆在古書。同一熟誦，誦後世書，固不如誦古書之有益。而欲精研文學，則數十百篇熟誦之文字，固亦決不能無也。

詩此書近今言文學者必首及之，幾視為第一要書。鄙意少異。韻文視無韻文，已覺專門；談韻文而及於《詩經》，則其專門更甚。何者？四言詩自漢魏后，其道已窮；非專治此一種文學者，不易領略其音節之美，一也。詩之妙處，在能動人情感；而此書距今太遠，今人讀之，實不能知其意之所在，二也。（詩義之所以聚訟莫決者，其根源在此。若現在通行之歌謠，其有寓意者，固人人能知之也）故此書除專治古代韻文者外，但略事泛覽，知其體例；或擇所好熟誦之即可。

書書之文學，別為一體。後世作莊嚴典重之文字者，多仿效之。若細分之，仍有三種：（一）最難通者，如《周誥》、《殷盤》是。（二）次難通者，通常各篇皆是。（三）最易通者，如《甘誓》、《牧誓》、《金滕》諸篇是。第一種存古書原文蓋最多；第三種則十之八九，殆皆孔子以後人所為也。此書文字雖不易解，然既為後世莊嚴典重之文字所從出，則亦不可不熟誦而求其真了解。《洪範》、《無逸》、《顧命》（兼今本《康王之誥》）、《秦誓》四篇，文字最美，如能熟誦更妙。《禹貢》一篇，為後世地誌文字體例所自出，須細看。

儀禮禮記周禮《儀禮》、《周禮》，皆記典制之書，不必誦讀；但須細看，知其體例。凡記述典制之文皆然。《禮記》一書，薈萃諸經之傳及儒家諸子而成，見后。文學亦極茂美。論群經文學者，多知重左氏，而罕及小戴，此皮相之論也。左氏所敘之事，有與《檀弓》同者；二者相較，左氏恆不如《檀弓》。其餘論事說理之文，又何一能如《戴記》之深純乎？不可不擇若干篇熟誦之也。今更舉示篇名如下：《檀弓》為記事文之極則，風韻獨絕千古，須熟讀；《王制》為今文學之結晶，文字亦極茂美，可熟讀。既有益於學問，又有益於文學也。《文王世子》，文最流暢；《禮運》、《禮器》，文最古雅；《學記》、《樂記》，文最深純；《祭義》，文最清麗；《坊記》、《表記》、《緇衣》，三篇為一類，文極清雅；《儒行》，文極茂美；《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為《儀禮》之傳，文字亦極茂美。以上諸篇，皆可熟讀。然非謂《戴記》文字之美者遂盡於此，亦非謂吾所指為最美者必能得當，更非敢強人之所好以同於我也，聊舉鄙意，以供讀者之參考耳。

易此書《卦辭》、《爻辭》，知其體例即可。《彖辭》、《文言》、《繫辭傳》，文學皆極美，可擇所好者熟誦之；《序卦》為一種序跋文之體，可一看。

春秋《三傳》文字，自以《左氏》為最美。其文整齊研練，自成風格，於文學上關係極巨。《左氏》系編年體，其文字一線相承，無篇目，不能列舉其最美者。大抵長篇詞令敘事，最為緊要；但短節敘事，寥寥數語，亦有極佳者，須細看。《公羊》為《春秋》正宗，講《春秋》者，義理必宗是書；論文學則不如《左氏》之要。讀一過，知其體例可矣。（《公羊》之文字為傳體，乃所以解釋經文，與《儀禮》之傳同。後人無所釋之經，而抑或妄效其體，此大謬也。此等皆不知義例之過。故講文學，亦必須略知學問）《穀梁》文體與《公羊》同。

論語孟子此兩書文極平正，有極簡潔處，亦有極反覆排奡處，（大抵《論語》，簡潔者多，然亦有反覆排奡者，如“季氏將伐顓臾”章是；孟子反覆排奡者多，然亦有極簡潔者，如各短章皆是）於文學極有益。凡書之為大多數人所習熟者，其義理，其事實，其文法，其辭句，即不期而為大多數人所沿用，在社會即成為常識。此等書即不佳，亦不可不一讀，況其為佳者乎？《論語》、《孟子》，為我國極通行之書，必不可不熟誦也。

此外，《爾雅》為訓詁書，當與《說文》等同類讀之，與文學無關。《孝經》亦《戴記》之流。但其說理並不甚精，文字亦不甚美。一覽已足，不必深求也。

六經排列之次序，今、古文不同。今文之次，為《詩》、《書》、《禮》、《樂》、《易》、《春秋》；古文之次，則為《易》、《書》、《詩》、《禮》、《樂》、《春秋》。蓋今文家以六經為孔子別作，其排列之次序，由淺及深。《詩》、《書》、《禮》、《樂》，乃普通教育所資；（《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蓋《詩》、《書》、《禮》、《樂》四者，本古代學校中教科，而孔子教人，亦取之也）而《易》與《春秋》，則為“性與天道”、“經世之志”所寄；故其次序如此也。古文家以六經皆周公舊典，孔子特修而明之。故其排列之次序，以孔子作六經所據原書時代先後為序。愚謂今言整理國故，視凡古書悉為史材則通；謂六經皆史則非。故今從今文家之次，分論諸經源流及其讀法如下。

一、詩

《詩》，今文有魯、齊、韓三家；古文有毛。鄭玄初學《韓詩》，后就《毛傳》作箋，間用韓義。（《采蘋》、《賓之初筵》兩詩皆難毛）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齊詩》亡於曹魏；《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於是三家與毛之爭，一變而為鄭、王之爭。諸儒或申鄭難王，或申王難鄭，紛紛不定。至唐修《五經正義》，用《毛傳鄭箋》，而其爭乃息（王肅之書，今亦已亡。然毛、鄭相違處，《正義》中申毛難鄭之言，實多用王說）。

讀《詩》第一當辨明之事，即為《詩序》。按釋《詩》之作，凡有三種：（一）釋《詩》之字句者，如今之《毛氏詁訓傳》是也。（二）釋《詩》之義者，如今之《詩序》是也。（三）推演《詩》義者，如今之《韓詩外傳》是也。（三家詁訓及釋《詩》義之作，今皆已亡。三家詩亦有序，見《詩古微·齊魯韓毛異同論》）魏、晉而後，《毛詩》專行者千餘年。學者於《詩序》，率皆尊信。至宋歐陽修作《詩本義》，蘇轍作《詩傳》，始有疑辭。南渡而後，鄭樵作《詩辨妄》，乃大肆攻擊。朱子作《詩集傳》，亦宗鄭說；而《集傳》與毛、鄭之爭又起。《小序》之義，誠有可疑；然宋儒之疑古，多憑臆為說，如暗中相搏，勝負卒無分曉，亦不足取也。清儒初宗毛、鄭而攻《集傳》，后漸搜采及於三家。始知毛、鄭而外，說《詩》仍有古義可征；而《集傳》與毛、鄭之爭，又漸變而為三家與毛之爭。時則有為調停之說者，謂《詩》有“作義”、“誦義”；三家與毛所以異同者，毛所傳者作義，三家所傳者誦義；各有所據，而亦兩不相悖也。其激烈者，則徑斥《小序》為杜撰，毛義為不合。二者之中，子頗左袒后說。此非偏主今文，以事理度之，固如是也。

何則？《詩》分《風》、《雅》、《頌》三體。《雅》、《頌》或有本事可指；《風》則本民間歌謠，且無作者可名，安有本義可得？而今之《詩序》，於《風詩》亦篇篇皆能得其作義，此即其不可信之處也。《詩序》究為誰作，說極紛紜。宋以後之說，亦多憑臆測度，不足為據。其傳之自古者，凡有四說：以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玄《詩譜》也。《正義》引沈重說。以為子夏作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為衛宏作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為子夏首創，而毛公及衛宏，加以潤飾增益者，《隋書·經籍志》也。肅說不足信，《隋志》亦系調停之辭；所當辨者，獨《後漢書》及《詩譜》兩說耳。予謂兩說之中，《後漢書》之說，實較可信。今《毛傳》之義，固有與《小序》不合者。如《靜女》。且其序文義平近，亦不似西漢以前人手筆也（《毛傳》之義，所以與《小序》無甚抵牾者，非毛先有《序》為據，乃《序》據《毛傳》而作耳。《序》語多不可信，絕非真有傳授。鄭樵謂其采掇古書而成，最為近之）。

《詩序》有大小之別。今本《小序》分別列諸詩之前，而《大序》即接第一首《小序》之下。自“風，風也”以下，據《正義》、《小序》之不足信，前已言之，《大序》亦系雜采諸書而成，故其辭頗錯亂。但其中頗有與三家之義不背者。（魏源說，見《詩古微》）今姑據之，以定《風》、《雅》、《頌》之義。《大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此其言《風》之義者也。又云：“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其言《雅》之義者也。又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此其言《頌》之義者也（按：《詩序》言《風》與《頌》之義，皆極允愜，唯其言《大/小雅》，則似尚欠明白。《史記·司馬相如傳》：“《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分別大小之義，實較今《詩序》為優。蓋三家義也）。

今《詩》之所謂《風》者，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凡十五國。周南、召南為《正風》；自邶以下，皆為變《風》。王亦列於《風》者，《鄭譜》謂：“東遷以後，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也。”（《正義》：善惡皆能正人，故幽、厲亦名《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才及境內，是以變為《風》焉）十五國之次，鄭與毛異。據《正義》：《鄭譜》先檜后鄭，王在豳后；或系《韓詩》原第邪？

《雅》之篇數較多，故以十篇為一卷。其中《小雅》自《鹿鳴》起至《菁菁者莪》止為正，自此以下皆為變。又分《鹿鳴》至《魚麗》，為文王、武王之正《小雅》；《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為成王、周公之正《小雅》。《六月》至《無羊》，為宣王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申毛者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鄭則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為厲王之變《小雅》。《大雅》自《文王》至《卷阿》為正，《民勞》以下為變。又分《文王》至《靈台》，為文王之正《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為武王之正《大雅》；《生民》至《卷阿》，為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民勞》至《桑柔》，為厲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為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召旻》二篇，為幽王之變《大雅》。皆見《釋文》及《正義》。正《小雅》中，《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唯有《小序》。《毛詩》並數此六篇，故《詩》之總數，為三百十一篇；三家無此六篇，故《詩》之總數，為三百五篇。《小/大雅》諸詩之義，三家與毛，有同有異，不能備舉。可以《三家詩遺說考》與《毛傳鄭箋》對勘也。

《頌》則三家與毛義大異。毛、鄭之義，謂商、魯所以列於《頌》者，以其得用天子禮樂；今文家則謂《詩》之終以三《頌》，亦《春秋》“王魯新周故宋”之意，乃通三統之義也。又《魯頌》，《小序》以為季孫行父作，三家以為奚斯作。《商頌》，《小序》以為戴公時正考父得之於周太師，三家即以為正考父之作。

《詩》本止《風》、《雅》、《頌》三體，而《小序》增出賦、比、興，謂之六義。按此蓋以附會《周禮》太師六詩之文，然實無賦、比、興三種詩可指。故《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賦、比、興？鄭答謂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可摘別。”（《正義》引）“鄭意謂《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也。”《正義》說。因此故，乃又謂《七月》一詩，備有《風》、《雅》、《頌》三體，以牽合《周禮》龠章豳詩、豳雅、豳頌之文。按：賦者，敘事；比者，寄意於物；興者，觸物而動；（譬如實寫美人為賦，辭言花而意實指美女為比，因桃花而思及人面，則為興矣）作《詩》原有此三法。然謂此作《詩》之三法，可與《詩》之三種體制，平列而稱六義，則終屬勉強；一詩而兼三體，尤不可通矣。竊謂《周禮》之六詩與《詩》之《風》、《雅》、《頌》；其豳詩、豳雅、豳頌與《詩》之《豳風》，自系兩事，不必牽合。鄭君學未嘗不博，立說亦自有精到處，然此等牽合今古、勉強附會處，則實不可從也。又今文家以《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為四始（見《史記·蓋魯詩說》），乃以其為《風》及《大/小雅》、《頌》之首篇；而《小序》乃即以風、大小雅、頌為四始，亦殊不可解。

治《詩》之法，凡有數種：（一）以《詩》作史讀者。此當橫考列國之風俗，縱考當時之政治。《漢書·地理志》末卷及鄭《詩譜》，最為可貴。按《漢志》此節本劉歆。歆及父向，皆治《魯詩》。班氏世治《齊詩》。鄭玄初治《韓詩》。今《漢志》與《鄭譜》述列國風俗，大同小異，蓋三家同有之義，至可信據也。何詩當何王時，三家與毛、鄭頗有異說，亦宜博考。以《詩》證古史，自系治史一法。然《詩》本歌謠，托諸比、興，與質言其事者有異。后儒立說，面面皆可附會，故用之須極矜慎。近人好據《詩》言古史者甚多，其弊也。於《詩》之本文，片言隻字，皆深信不疑，幾即視為紀事之史，不復以為文辭；而於某《詩》作於何時，系因何事，則又往往偏據毛、鄭，甚者憑臆為說，其法實未盡善也。（一）以為博物之學而治之者。《論語》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此當精研疏注，博考子部有關動植物諸書。（一）用以證小學者。又分訓詁及音韻兩端。《毛傳》與《爾雅》，訓詁多合，實為吾國最古之訓詁書。最初言古韻者，本自《詩》人；今日言古韻，可據之書，固猶莫如《詩》也。（一）以為文學而研究之者。當先讀疏注，明其字句。次考《詩》義，觀《詩》人發憤之由（司馬遷云：《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由作），及其作《詩》之法。《詩》本文學，經學家專以義理說之，誠或不免迂腐。然《詩》之作者，距今幾三千年；作《詩》之意，斷非吾擠臆測可得。通其所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者，是為善讀書。若如今人所云：“月出皎兮，明明是一首情詩”之類，羌無證據，而言之斷然，甚非疑事無質之義也。

《王制》述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何君言采《詩》之義曰：（《公羊》宣十五年注）“五穀畢入，民皆居宅。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其重之也如此。夫人生在世，孰能無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社會之中，束縛重重，豈有言論自由之地？斯義也，穆勒《群己權界論》嚴復譯。言之詳矣。故往往公然表白之言，初非其人之真意；而其真意，轉託諸謠詠之間。古代之重詩也以此。夫如是，《詩》安得有質言其事者？而亦安可據字句測度，即自謂能得作詩之義邪？《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詁。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此乃古學家攻擊三家之辭，其端已肇於班固時。其後乃採取古書，附會《詩》義，而別制今之《詩序》。謂三家皆不知《詩》之本義，而古學家獨能得之也。其實《詩》無本義。太師采詩而為樂，則只有太師采之之意；孔子刪《詩》而為經，則只有孔子取之之意耳。猶今北京大學，編輯歌謠，豈得謂編輯之人，即知作此歌謠者之意邪？三家於詩，間有一二，能指出其作之之人，及其本事者（如《芣苢》、《柏舟》之類），此必確有所據。此外則皆付闕如。蓋《詩》固只有誦義也。以只有誦義故，亦無所謂斷章取義。我以何義誦之，即為何義耳。今日以此意誦之，明日又以彼義誦之，無所不可也。以為我誦之之意，則任舉何義皆通；必鑿指為詩人本義，則任舉何義皆窒。《詩》義之葛藤，實自鑿求其本義始也。

治詩切要之書，今約舉如下：

《毛詩註疏》今所傳《十三經註疏》，乃宋人所集刻。其中《易》、《書》、《詩》、《三禮》、《左》、《谷》，皆唐人疏。疏《公羊》之徐彥，時代難確考，亦必在唐以前。《論語》、《孝經》、《爾雅》，皆宋邢昺疏，亦多以舊疏為本。唯《孟子疏》題宋孫奭，實為邵武士人偽托，見《朱子語錄》。其疏極淺陋，無可取耳。唐人所修《正義》，誠不能盡滿人意；然實多用舊疏，為隋以前經說之統匯，仍不可不細讀也。特於此發其凡，以後論治諸經當讀之書，即不再舉註疏。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宋人說《詩》之書甚多，讀之不可遍。此書多駁宋人之說，讀之可以知其大略。

馬瑞辰《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以上兩書為毛、鄭之學。

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魏源《詩古微》以上兩書為三家之學。魏書駁毛、鄭，有極警快處；其立說亦有不可據處。魏氏之學，通而不精也。輯三家《詩》者，始於宋之王應麟，僅得一小冊。陳氏此書，乃十倍之而不止。清儒輯逸之精，誠足令前人俯首矣。

三家之中，《齊詩》牽涉緯說。如欲明之，可觀迮鶴壽《齊詩翼奉學》，及陳喬樅《詩緯集證》兩書。意在以《詩》作史讀者，於《詩》之地理，亦須考究，可看朱右曾《詩地理征》。意在研究博物者，《毛傳鄭箋》而外，以吳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為最古，與《爾雅》、《毛傳》，可相參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