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墨家

第五章

墨家

當春秋之季，有一蒿目時艱，專以救世為志者，是為墨子。墨家者流，《漢志》云：“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胡適之作《九流不出王官論》，於此數語，攻擊最烈。此胡君未解《漢志》之說也。《淮南·要略》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服上當奪“久”字。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此說最精。清廟即明堂，見蔡邕《明堂月令論》。周之明堂，即唐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乃祀五帝之所，為神教之府。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尚書·帝命驗》。古代制度簡陋，更無宗廟、朝廷、學校、官府之別。一切政令，悉出其中。讀惠氏棟《明堂大道錄》可見。古人制禮，於邃初簡陋之制，恆留詒之以示後人。《記》曰：“禮也者，反古復始，不忘其初者也。醴酒之美，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筦簟之安，藁鞂之設。”《禮記·禮器》。漢武帝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史記·封禪書》。即此所謂茅屋采椽。明堂建築，至後來已極壯麗，見《大戴禮記·明堂》篇。而猶存此簡陋之制，正是不忘其初之意。不忘其初，則所以示儉也。養老之禮，後世行諸學校。古辟雍清廟合一，故亦行諸清廟之中。選士本以助祭，見《禮記·射義》。其行諸清廟，更為義所當然。順四時而行，則《禮記·月令》《呂覽·十二紀》《淮南·時則訓》所述之制。農牧之世，人之生活，全賴天時。其時知識淺陋，以為日月之運行，寒暑之疊代，以及風雨霜露等，咸有神焉以司之，故其崇奉天神極篤。久之，遂謂人世一切，皆當聽命於天。

《月令》等篇，條舉某時當行某政，非其時則不可行。苟能遵守其說，則政無不舉，而亦無非時興作之事，如農時興土功之類。國事自可大治。《論語》：顏淵問為邦，孔子首告以行夏之時，精意實在於此，非但爭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也。此誠便民要義，而古人之信守，則亦由於寅畏上天。觀《月令》等所載，行令有誤，則天降之異以示罰，其意可知。此等天神，皆有好惡喜怒，一與人同。若如其他諸子之說；所謂命者，於己於人，皆屬前定；更無天神降鑒，以行其賞善罰惡之權，則明堂月令之說，為不可通矣。此墨子所以非之也。《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所謂《夏時》者，鄭注以《夏小正》之屬當之，而亦不能質言。竊意《月令》等書所述，正其遺制也。嚴父配天，事始於禹。見《禮記·祭法》。鬼者人鬼，故曰右鬼。古諸侯多天子之支庶；虔奉大君，不啻只事宗子；而敬宗之義，原於尊祖，故曰“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也。《呂覽·當染》篇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

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墨子學焉。”此墨學出於清廟之守之誠證。《漢志》墨家，首列《尹佚》二篇。尹佚即史佚。王居明堂之禮，前巫后史。《禮禮·禮運》。故清廟之禮，惟史氏為能識之。墨學之出於史角，與墨家之首列尹佚，二事正可互證也，《莊子·天下》篇言墨子稱道禹，“使後世之墨者，多用裘褐為衣，以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今《公孟》篇載墨子之辭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此為莊子之言之誠證。《論語》:“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儘力乎溝洫。”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乃《漢志》宗祀嚴父之說；卑宮室，則茅屋采椽之謂也。《節葬》篇載墨子所制葬法與禹同，又《淮南》用夏政之註腳。此類尚多，孫星衍《墨子注後序》，可以參看。知《漢志》及《淮南》之言皆確不可易矣。

又《墨子·非樂》篇云：“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罄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其辭不盡可解。然謂夏之亡，由啟之荒於樂，則大略可見。《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說正相合。后羿篡夏，《史記》不言其由。偽《古文尚書》謂由太康好畋，乃移羿之惡德，以植諸夏，殊不足信。觀《墨子》《楚辭》，則知夏祚中絕，實由憙音沉湎。蓋後世遂懸為鑒戒，墨子之非樂，亦有由來矣。

墨出於儒，亦有左證。《墨子》書中，與儒家相詰難者，為《非儒》《公孟》兩篇。《耕柱》亦間見其說。而《修身》《親士》《所染》三篇，實為儒家言。《修身》《親士》，與《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相表裏。《所染》與《呂覽·當染》略同。因有疑其非《墨子》書者。案墨子之非儒，僅以與其宗旨不同者為限。《非儒》上篇已亡。合下篇及《耕柱》《公孟》觀之。其所非者為儒家之喪服及喪禮，以其違節葬之旨也。非其娶妻親迎，以其尊妻侔於父，違尚同之義也。非其執有命，以申非命之說也。非其貪飲食，惰作務，以明貴儉之義也。非其循而不作，以與背周用夏之旨不合也。非其勝不逐奔，揜函弗射，以其異於非攻之論也。非其徒古其服及言；非其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以其無強聒不舍之風，背於貴義之旨也。

此外詆訾孔子之詞，多涉誣妄，則古書皆輕事重言，不容泥其事迹立論。又墨之非儒，謂其學累世莫殫，窮年莫究。然《貴義》篇謂：“子墨子南遊使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也？子墨子曰：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然則墨子之非讀書，亦非夫讀之而不知其要；又謂已知其要者，不必更讀耳。非謂凡人皆不當讀書也。其三表之法，上本之古聖王，實與儒家之則古昔稱先王相近，而其書引《詩》《書》之辭亦特多。《淮南·主術》云：“孔墨皆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說蓋不誣。《修身》《親士》《所染》三篇，固不得謂非墨子書矣。

墨子宗旨，全書一貫。兼愛為其根本。《天志》《明鬼》，所以歆懼世人，使之兼相愛，交相利也。不利於民者，莫如兵爭及奢侈，故言《兼愛》，必講《非攻》《守御》之術，正所以戢攻伐之心。而《節用》《節葬》及《非樂》，則皆所以戒侈也。《非命》所以伸《天志》，說已具前。《尚同》者，封建之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諸侯咸有所忌，而生民可以小康。自諸侯出，已不免連摟相伐。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則不可一日居矣。故墨家之尚同，正猶儒家之尊君，皆當時維持秩序，不得不然之勢。

或訾其鄰於專制，則彼固主選天下之賢可者而立之矣。故《尚賢》之說，與《尚同》相表裏，而《尚同》以天為極，則又與《天志》相貫通也。惟《經》《經說》，大、小《取》六篇，多言名學及自然科學。在當日，實為高深學術，距應用頗遠，與墨子救世之旨不符。蓋古清廟明堂合一，明堂為神教之府。教中尊宿，衣食饒足；又不親政事，專務遐思，遂有此高深玄遠之學。史角明乎郊廟之禮，蓋曾習聞其說而世守之。而其後人又以授墨子。此雖非救世所急，然既與聞其說，亦即傳習其辭。正如墨子非儒，而《修身》《親士》《所染》等儒家言，未嘗不存其書中也。然則辯學由墨子而傳，而其學實非墨子所重。今之治諸子學者，顧以此稱頌墨子，則非墨子之志矣。諸篇雖講論理，仍有發明兼愛之辭。見上章。孔子言夏人尚忠，《墨經》實其一證。而墨子之用夏道，更不足疑矣。

欲知墨子之說，必先明於當日社會情形，不能執後人之見，以議古人也。古者風氣敦樸；君民之侈儉，相去初不甚遠。而公產之制，崩潰未盡，生產消費，尤必合全社會而通籌。《王制》：冢宰制國用，必以三十年之通。雖天子，亦必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可日舉以樂。此可見墨子之非樂不足怪。《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谷，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凶歲如此，況於民之飢，不由於歲，而由於在上者之橫徵暴斂，役其力而奪其時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後世之人，習焉則不以為異，墨子之時，人心不如是也。古者地廣人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星羅棋佈於大陸之上，其間空地蓋甚多，故其兵爭不烈。

疆場之役，一彼一此，不過如今村邑之交鬨。傾國遠斗，如楚陽橋，吳艾陵之役者，已為罕聞；長平之坑，西陵之焚，不必論矣。席捲六合，罷侯置守，非墨子時所能夢想。欲求少澹干戈之禍，惟望率土地而食人肉者，稍念正義而惜民命而已。此如今之唱限制軍備，立非戰公約者，孰不知其非徹底之論？然舍此，旦夕可行者，更有何法？豈得詆唱此等議者，為皆迂腐之談乎？故執後世之事，或究極之理，以議墨子者，皆不中情實者也。

墨家上說下教，所接者，非荒淫之貴族，即顓蒙之氓庶。非如鄒魯學士之談，稷下儒生之論，可以抗懷高義也。故其持義，恆較他家為低，先秦諸家，言天言鬼神，皆近泛神論、無神論；墨子所謂天，所謂鬼，則皆有喜怒欲惡如人，幾於愚夫愚婦所奉，無論矣。兼愛之義，儒家非不之知。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離婁上》。又言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此與《墨子》所謂“周愛人然後為愛人”《小取》。者何異？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亦與《兼愛下》篇：“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

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則吾惡先從事即得此？”同義。然愛之道雖無差別，而其行之則不能無差等。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中庸》。若其毫無等差，試問從何行起。又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義兵二字，蓋儒家論兵宗旨。《呂覽》中《孟秋》《仲秋》《季秋》三紀，皆論用兵。開宗明義即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其下文又曰：“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蓋儒家駁墨家之說也。夫兵不論其義不義，而但論其為攻為守，此本最粗淺之說。果以是為是非之准，彼狡者，何難陰致人之攻，既居守義之名，又有得利之實邪？且世之治，不治於其治之日，而必有其由始。

世之亂，亦不亂於其亂之日，而必有其所由兆。戰爭者，人類平時積種種之罪惡，而一旦破裂焉者也。其事固甚慘酷，然不務去戰爭之原，而特求弭戰爭之事，不可得也。即能弭之，其為禍為福，亦正未易言。何則？既已造種種惡孽矣，不摧陷廓清之，終不可以望治；欲摧陷而廓清之，則兵終不能去也。《呂覽》曰：兵“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葯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又曰：“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絕，賢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

今之學者，多非乎攻伐，而取救守，則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其說實較墨子為圓足也。然墨子非不知此也。墨者夷之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滕文公上》。此與儒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說何異？《非攻下》篇，或以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難墨子。墨子以“彼非所謂攻謂誅”答之。夫攻之與誅，所異者則義不義耳。墨子又曰：“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諸侯者：孫氏曰：“效讀為交。”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不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眾，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也。”則並以非攻為勝敵之策矣。然則墨子之論，特取救一時之弊，並非究極之談。語其根本思想，與儒家實不相遠。此亦墨出於儒之一證也。

儒家言兵，恆推其原於心。墨子則但就物質立論。其非攻之說，即較計於利不利之間。謂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之多。宋（左牛右[又工]）欲說罷秦、楚之兵，而曰“我將言其不利”，亦是物也。《孟子·告子下》。兵爭之事，看似出於權利爭奪之欲，實亦由於權力執著之私。試觀訟者，往往傾千金之產，以爭錙銖之物可知。古代之用兵，不如後世之審慎；國事又多決於少數人；其易動於一時之意氣，尤不待言也。《史記·律書》曰：“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此數語亦見《淮南·兵略訓》。淮南此篇，亦儒家言也。《呂覽》曰：“兵之所自來者遠矣。

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斗，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其說精矣。儒家之化民，重禮尤重樂，蓋由此也。然兵爭之事，固由一二人發蹤指示，亦必多數人踴躍樂從。發蹤指示之人，庸或激於意氣；踴躍樂從之士，則必利其俘獲之心為多。又況發蹤指示者，究亦多動於爭城爭地之欲也？故以救世而論，則墨子之言，尤切於事情也。

尚儉之說，諸家之攻擊墨子者，尤多不中理。非諸家之言之無理，乃皆昧於墨子之意也。《莊子·天下》篇論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夫墨子非謂民皆豐衣足食，猶當守此勤生薄死之法也，若其途有餓莩，而猶縱狗彘以食人食，返諸人之相人偶之心，其堪之乎？《荀子·富國》篇駁墨子曰：“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疏同蔬。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車。黿魚鱉鱔以時別，一而成群。

然後飛鳥鳧雁若煙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粗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左口右贅）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斗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其言甚辯。然亦思天下之亂，果衣粗食惡，憂戚非樂者致之乎？抑亦名為利民，而所冀實在乎賞，所畏惟在乎罰者致之也？

狃於小康之治者，恆謂必得一賢君以治群有司，得群良有司以牧民，然後可幾於治；任兼人之事者，理宜享兼人之奉，故或祿以天下而不為多。殊不知身任天下之責者，皆由其度量之超越乎尋常，初不蘄於得報。苟無其人，即倍蓰天下之祿以求之，猶是不可得也。若尋常人，則其作官，亦猶之農之耕田，工之治器，商之貿遷，求以自食焉而已。既為求食而至，公私利害相反，勢必先私而後公。此言治所以不能廢督責。然而督責人者，亦非人群外之天神，而群中之人也。人之度量，相去固不甚遠。未嘗能任天下之事，而先祿之天下，適以蠱惑頹喪其心志，使之據其位而不肯去；而其利害，浸至與民相反耳。小康之治，終非了義，職此之由。荀子之論，徒見其以病理為生理而已。

墨子，《史記》無傳。僅於《孟荀列傳》后附見數語。曰：“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孟荀列傳》，文甚錯亂。此數語究為史公原文與否，頗為可疑。高誘謂墨子魯人。此外說者或以為宋人，亦難定。以其學出於儒觀之，其生當後於孔子。學孔子之術，不必及孔子之門。孔子未嘗稱墨子，而墨子屢稱孔子，即其後於孔子之證。其身即非魯人，其學則必與魯大有關係也。孫詒讓《墨子傳略》，考墨子行事頗詳，今不更及。

墨家巨子，當首推禽滑釐。故《莊子·天下》篇以之與墨翟並稱。次則當推宋鈃。《天下》篇以之與尹文並稱。尹文事已見前章。宋鈃之事，見《孟子·告子》及《荀子》中《天論》《正論》二篇。《正論》篇謂其“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又曰：“子宋子曰：人之情慾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慾之寡也。”《天論》篇謂：“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其說實最堪注意。世之言生計學者，每以好奢為人之本性。其實侈與儉皆非人之所欲。人之本性，惟在得中。奢侈之念，亦社會之病態，有以致之耳。宋子之義明，則墨者之道，“反天下之心”之難解矣。而惜乎其無傳也。

孟子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又謂：“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則墨學在戰國時極盛。然其後闃焉無聞。則墨之徒黨為俠，多“以武犯禁”，為時主之所忌。又勤生薄死，兼愛天下，非多數人所能行。巨子死而遺教衰，其黨徒乃漸復於其為遊俠之舊。高者不過能“不愛其軀，以赴士之厄困”，而不必盡“軌於正義”；下者則並不免“為盜跖之居民間”者矣。以上皆引《史記·遊俠列傳》。創一說立一教者，其意皆欲以移易

天下。社會中人，亦必有若干受其感化。然教徒雖能感化社會，社會亦能感化教徒。釋老基督之徒，在今日皆僅為遊民衣食之路，營營逐逐，曾無以異於怛人，即由於此。墨學中絕，亦若是則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