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國楨同志篇傳記與自述

喬國楨傳

宋新勇\t陳德仁

喬國楨是陝西渭北農民運動和北方工人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歷任中共三原、華縣縣委委員、河北省井陘縣委書記、唐山市委委員兼組織、天津下邊區區委書記和順直省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天津河北省第三監獄黨支部書記、迪化(今烏魯木齊)疆域第四監獄聯絡員等職,曾七次被捕入獄,坐牢五年零一個月,堅貞不屈,機智地組織監獄鬥爭,被譽稱為“白區鬥爭的楷模”。1945年7月31日,病逝於國民黨疆域第四監獄。

(一)

喬國楨,乳名虎兒,原名喬如楨,號干卿,曾化名王拯民、高鶴齡、焦復生、高成、高喬、高子香、喬干卿、喬膠治、賀凝、蒙子學等。1907年3月15日,喬國楨出生在陝西省佳縣店鎮喬家寨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喬興斌,字煥章,清末秀才,一生務農,兼做小生意和為商店當會計。1929年秋,喬興斌修剪棗樹時,跌傷后逝世。母親勤勞賢淑,先後生三兒一女,大兒子喬國棟,二兒子喬國楨,三兒子少亡。1934年大兒子病故后,母親含辛茹苦地把兩個孫子撫養成人,1949年去世。喬國楨幼年隨父讀古書,1916年入本村冬書房,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啟蒙書。1918年入甘倍私塾,由於聰明好學,成績最好,喬如章先生稱他是個“怪才”。1920年入店鎮小學讀書,1922年升入佳縣單級師範班,學習三個月,後轉到山西汾陽教會學校———免費的民義中學。1924年考入綏德陝西省立第四師範三班。喬國楨在校長李子洲(共產黨員)、教務主任楊明軒、國文教員王懋廷(共產黨員)等老師的關懷和引導下,孜孜不倦地學習,閱讀進步書刊,積极參加學生運動。同年9月,經王懋廷、杜嗣堯介紹,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轉為中共黨員。

寒假前夕,喬國楨因抗議思想頑固保守的算術老師王漢斌而帶頭抵制算術考試,第一個交了白卷,被陝北鎮守使井岳秀威迫而離開學校。他受團組織派遣赴燕京,持李子洲、楊明軒寫的介紹信,與陝籍北大畢業學生劉天章接上關係。劉天章是經李大釗介紹入黨的,協助李大釗在燕京做黨的工作。不久,劉天章根據李大釗的指示,隨國民軍第二軍(簡稱國民二軍)進駐河南,到開封國民二軍辦學兵隊,喬國楨轉赴開封入學兵隊學習,後任班長、排長。學兵隊成立中共支部,劉天章任書記,喬國楨先後任黨小組長、黨支部幹事。1926年3月,國民二軍與直奉軍閥作戰失利,敗退豫西,4月喬國楨赴燕京向黨組織彙報。

1926年春,為了培訓北方農民運動骨幹,中共北方區委陸續派青年到廣州學習。喬國楨等14名陝西籍青年奉派至毛澤東主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期學習,后又從上海、黃埔軍校各派一名陝西籍青年到講習所學習。在農講所,喬國楨聆聽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農民運動》、周恩來的《政治與軍事》等課程,豁然開朗,懂得了更多的革命理論,特別是對農民運動有了新的認識。通過實地參觀海陸豐地區農民協會,親眼看到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的威力和做法,他信心倍增,學習到如何發動農民參加農會,推動大革命運動。喬國楨軍事訓練認真吃苦,通過實彈射擊、緊急集合、野外軍訓,他的軍事素質有很大提高。實彈打靶三發三中,野外演習表現突出。軍事隊長姓趙,是廣東人,他的廣州話北方人不容易聽懂,急壞了陝西學生。由於喬國楨在開封學過軍事知識,當過班長、排長,對隊長的示範略知一二,因而成為北方學生的翻譯和小教練,促進了軍訓順利進行,也顯示出他的領導才能。給他們上課的還有蕭楚女、鄧中夏、李立三等老師。他和杜松壽同學,專門拜訪過蕭楚女老師,受益匪淺。同年10月農講所第六期結業,喬國楨等16人被派回陝西從事農民運動。

1926年初冬,西安正處在直系軍閥劉鎮華的重兵包圍之

中。劉鎮華率10萬鎮嵩軍,從1926年4月圍攻西安已7個月,

戰鬥非常激烈,情況十分危急。1926年9月17日,馮玉祥率領

國民軍聯軍在五原誓師,兵分兩路援救西安,於10月12日先解三原之圍。喬國楨隨着在廣州成立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駐陝辦事處,就落腳在三原縣的渭北中學。11月28日,援軍與楊虎城、李虎臣、衛定一領導的守軍內外夾擊,敵軍敗退,西安古城解圍。中央農民部駐陝辦事處移駐西安,與后成立的國民黨陝西黨部農民部合併,領導陝西的農民運動。

喬國楨留在富平縣莊裏鎮,后又去三原縣武字區,搞農民運動。他還在國民聯軍史可軒師長辦的三原農民運動講習所上過課,給三原的農民骨幹講農民運動的意義、組織和活動內容,也介紹海陸豐農民運動的生動事迹,很受歡迎。他身穿半截大衣,走村串寨,給娃娃們唱《打倒列強歌》。遇到農民,銅鈴一搖,等農民圍上來看熱鬧時,他往土堆子上一站,便開始宣傳講演。他從農民缺吃少穿,講到土豪劣紳壓迫剝削;從反動官府橫徵暴斂,講到成立農民協會的好處;從蘇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意義,講到自己在廣州和海陸豐地區的見聞。他大聲疾呼:“工人有工會,商人有商會,農民要生存,就要成立農會。”農民聽后,都感到新鮮,知道農會是莊稼漢的組織,是為老百姓辦事的,於是奔走相告,躍躍欲試。喬國楨見農民已發動起來,便吩咐積極分子刻公章,制紅旗,籌備建立農民協會。

1926年12月14日,雪花飛舞,三原縣武字區①的農民手持梭鏢、鐵叉、木杴,打着旗幟,從四面八方湧向大寨村的漢聖母廟。喬國楨站在一張桌子上,宣佈農民協會成立。他掄着胳膊說:“農民協會是咱們農民自己的組織,是為地方群眾辦事的,要想不再受軍閥的欺壓,不遭土匪搶劫,保護地方,我們就得組織起來,扭成一股勁,起來鬥爭。②”大會選舉喬國楨為農會主席,唐亦民為副主席,張振海等九人為委員,下轄五個分會。在大會上,喬國楨宣佈取消地畝附加稅,消滅土匪,禁止賭博等措施,深受農民歡迎。他敘述朱村小偷朱牛偷牛案,發動農民評判,矛頭直指武字區民團團長王厚庵,揭露他從中貪污和企圖給農會下馬威,引導農民聲討他的罪行,不斷高呼:“打倒王厚庵!”

①1919年至1933年,三原全縣分:整、軍、肅、武、同、心、合、力八個區,下轄68個分團。

②肖德印:《紅旗初舉》,1958年《延河》第10期。

在這次大會上,喬國楨代表農會宣佈解散當地的民團,撤銷王厚庵的團總職務,成立了農民自衛隊。後來,國民軍聯軍駐陝獨立第一師師長、共產黨員史可軒,派人送來十支馬拐子步槍,以示祝賀。農會成立后,趁熱打鐵審判幾個案子。一是焦村財東崔福成仗勢欺人,霸佔胡老本十多畝地案;二是劉德成霸佔曹莊子寡婦十多畝地案。喬國楨、唐亦民多次到三原找縣長交涉稅收,把商二農八稅收改為商六農四,減輕農民負擔。農會在防匪、治安、禁賭、檢舉壞人、提倡婦女放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武字區農民運動高漲,帶動全縣的農民運動日益高漲。接着成立了省黨部農民運動委員會,喬國楨、馬介人(蒲城人)、嚴木三被任命為省黨部農民部渭北區辦事處負責人。渭北地區農民運動辦事處召集會議,喬國楨報告了武字區農民運動的情況和經驗。到1927年4月,三原縣成立區農民協會6個、村農民協會

154個,參加會員約5萬人。在全省列長安縣、五一縣(今渭南市臨謂區故市鎮)之後,為全省第三。農會各項工作做得有聲有色,把農民真正發動起來了。從此,農民揚眉吐氣,土豪劣紳聞風喪膽,要求加入農會的人越來越多。大革命時期的陝西農民運動轟轟烈烈,無論數量上、質量上都處於全國的前列。

1927年初,陝西革命運動處於高潮,喬國楨任中共三原地委委員。喬國楨十分注意在農會骨幹中發展黨員。一天,他把肖德印叫到村外,講黨的性質與綱領。當肖德印表示願意入黨時,他又說:“參加了共產黨鬧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敵人把刀擱在脖子上也不能動搖。”肖德印入黨后,鬥爭更堅決,工作更出色。喬國楨先後發展農民黨員17人,組成三個黨小組,后成立了黨支部。

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國民黨左派為主體的中國國民黨陝西省第一次代表會於1927年4月21日至27日在西安舉行,大會通過了《農民運動報告決議案》。由於喬國楨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組織才能,在渭北地區享有很高威望。農民親切地稱他為“農運大王”、“辦好事的喬國老”①。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原國民軍聯軍改稱)總司令馮玉祥也稱讚說:“人們還說我的兵多,我的兵到場的還不及喬先生領導的農民的1%。”②

(二)

喬國楨領導農民運動的事迹家喻戶曉,土豪劣紳恨之入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幾個豪紳密謀派人在樓底坡地暗殺喬國楨,搗毀農會,但沒能得逞。

1927年7月,三原駐軍奉命實行“清黨”,派兵到三原武字區,包圍農民協會,槍傷肖德印,逼問喬國楨的去向。肖德印守口如瓶。喬國楨聞訊后,和唐亦民看望受傷的肖德印,不幸在富平莊裏鎮被捕,關押在三原縣城駐軍田玉潔部隊的軍法處。

三原武字區農民獲悉喬國楨被捕,紛紛到縣城探監。有的帶上自己家裏打的“干饃餅”,有的帶上在街上買的西瓜,有的寫信抗議,有的聯名寫保釋書,每天有近百人。看守的士兵深受感動地說:“像喬國楨這樣的人,過去還從來沒有見到過。”

①劉護平:《悼烈士喬國楨同志》。1951年7月1日《疆域日報》。

②趙通儒:《喬國楨烈士略傳》,原件存中共中央組織部。

駐軍見喬國楨在老百姓中影響很大,感到驚慌,連忙把喬、唐兩人單獨關在獄神廟,支了床板,換了乾淨衣服,不敢怠慢,甚至開始尊稱他“先生”。

不久,許權中旅長①率部路經三原,得知喬、唐二人被關押,幾經努力,始將喬、唐二人營救出獄。

11月,喬國楨到西安,向中共陝西省委彙報工作后,被派到

長安縣負責軍事工作。12月,他奉命去華縣高塘鎮,化名王拯民,公開職務是高塘民團軍事教練,黨內任中共華縣縣委委員,負責軍事工作兼軍事部長。

在高塘,喬國楨和民團團長、共產黨員趙錫琰(即趙和民)一起,嚴格地抓軍事操練,還派人到許權中旅帶回一些子彈和手榴彈。這期間,他帶領民團鎮壓土匪頭子,打擊土豪劣紳,繳獲不少槍支彈藥,還為省委籌集了部分資金。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潘自力到高塘檢查工作時,表揚了喬國楨等同志。

國民黨當局對高塘農民武裝的蓬勃發展十分仇視。1928

年2月,華縣縣長段紫光和縣公安局長李鎮山撤銷了趙錫琰的團長職務,委任惡霸王文鳳、姬捷三為高塘民團正副團長,企圖奪取民團的領導權。

3月7日,喬國楨巧施妙計,召集四五百名武裝農民、六七百名徒手農民和二百餘名學生集會,歡迎“新團總”。大會開始后,喬國楨突然命令將王、姬兩人捆綁,押上台鬥爭。群眾質問:“花了多少錢當上團長?”王文鳳裝死,姬捷三被嚇呆,群眾紛紛要求槍斃這兩個惡紳。喬國楨見目的已達到,貫徹縣委決定,勸住群眾,把王、姬押送縣城處置。①許權中,陝西臨潼人,中共早期黨員,時任旅長,1943年12月被殺害。

段紫光惱羞成怒,立即電告陝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3月8日,師長田金凱奉命率兵一個營突然包圍高塘小學、谷堆小學和高塘民團。由於民團早有防備,敵人撲了個空;喬國楨攜帶手槍,機智脫險,來到鍾金耀(即鍾師統)家中隱蔽。當晚,他和縣委負責人陳述善、趙錫琰商量對策,決定以鍾金耀家為臨時指揮部,繼續開展鬥爭。敵人在襲擊高塘學校時,抓走李維俊校長,殺害於西安北稍門。

幾天後,華縣公安局長李鎮山帶50多人進駐高塘。他神氣十足地住進敬勝隆號,妄圖打擊農民武裝。喬國楨前往縣委送信,路經南龐家園附近再次被捕。他被帶到李鎮山面前,有人要他跪下,他怒目而視地說:“你看我是下跪的人嗎?要殺就殺,豈有共產黨員向人口頭求饒的道理!”李鎮山想緩和氣氛,連忙說:“我和你們不結仇!你只要說出趙錫琰在何地,我想和他見面談一談!決無他意。”喬國楨說:“你不是已經看到信了嗎?他調50支手槍來,不就是為了見面嗎?你等着看,明天他就要來捉你了!”李鎮山想到自己不是他們的對手,於是過了兩天就下令放了喬國楨。

不久,中共陝西省委改派喬國楨去中共洛南縣特支工作,任特支宣傳,並負責農運、軍運工作。當時許權中旅長率部暫棲李虎臣部,被編入新編第三旅,在洛南整訓。

1928年5月,李虎臣聯合陝軍,再次掀起反馮玉祥戰爭,命令許權中旅主攻潼關縣城,並派兵包圍西安。當時,陝西省委正籌劃渭華暴動。喬國楨被派往許權中旅任連長。當部隊激戰在潼關北山時,劉志丹、唐澍接到省委命令,率部分人員趕往渭華暴動。喬國楨率一個營的兵力,急行軍趕到,參加渭華起義,參加地方黨組織舉行的歡迎大會,在高塘鎮宣佈西北工農革命軍正式成立,唐澎任總司令、劉繼曾任政治委員、劉志丹任軍事委員會主席。革命軍分四個大隊及騎兵分隊、赤衛隊,喬國楨任中隊長,並任中隊黨的書記。由於敵眾我寡,敵人派重兵圍剿,唐澍、薛自爽等人犧牲,起義遭受重大挫折。

1928年7月,渭華起義失敗。喬國楨奉命化裝脫險到達天津,找到黨組織,擔任中共順直省委平漢、平綏鐵路秘密交通。1929年1月,喬國楨被中共順直省委任命為井陘縣委書記,在橫西礦當礦工,發動組織工人運動。

1929年6月,喬國楨改任唐山市委委員兼組織,負責工運、軍運工作。喬國楨到唐山林西礦、趙各庄開展工運工作,化名高成,住在工人楊永福家中,白天下礦勞動,晚上與工人促膝談心。一天,他從礦井剛上來,聽說工人正在與黃色工會頭子辯論,臉也顧不得洗,馬上趕到現場,挺身而出,駁得對方啞口無言。他用大量事實揭露黃色工會每月收工人千元會費,不給工人辦事的騙人把戲,提出應由工人查賬,進而改組黃色工會的主張,得到工人們的擁護。這場鬥爭的勝利使林西礦工人更加團結一致,向礦主要求提高工資待遇。喬國楨注意在鬥爭中培養工運骨幹,從工人中發展了20多名黨員,建立了中共林西礦支部。

1929年11月,喬國楨在南嶺工房十三號工人賈永發家中召開紀念十月革命會議,被敵人發覺,第三次被捕,押送唐山,監禁在國民黨市黨部。喬國楨化名焦復生,據理堅持鬥爭,七天後的一個深夜,乘敵人警戒鬆弛,機智翻牆脫險,但雙腿跌傷,忍痛拄着棍子離開唐山,回到天津。黨組織安排他隱蔽養傷,半個月後被派到天津下邊區(即紗廠區)任區委書記,不久又調任天津市總工會書記、中共順直省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天津是華北地區最大的商業城市,河東、河北、租界和下邊四個區委,都歸中共順直省委直接領導。下邊區工人比較集中,黨的秘密機關設在河東,喬國楨則住在租界,不論去機關開會還是到工廠巡視,往返都有30里路程。他有時坐人力車,有時手中沒錢,拄着拐杖步行,從未因自己腿傷而耽誤工作。因經費奇缺,他常常一天只能吃上兩個燒餅或一個窩窩頭,有時身無分文,餓着肚子奔忙。工作做完了,才找到周鐵忠,請她熬點稀飯喝。戰友們關心他,他說:“我餓點不要緊,我的工作比你們輕,你們要下車間幹活,餓了是不行的啊!”

當時,“左”傾錯誤路線在中央佔主導地位,錯誤估計革命形勢,從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級行動委員會,準備在全國舉行總暴動。省委也佈置“五一”節發動遊行示威、飛行集會、罷工罷課。喬國楨與張明遠交換看法。喬國楨認為敵人強大,群眾工作薄弱,在天津不具備舉行罷工和暴動的條件,應紮實做好基層群眾工作。但他從組織原則上,還是執行中央和省委的有關決定。

喬國楨派周鐵忠①到寶成紗廠工作,並通過周鐵忠指導工人運動。有天晚上,他在下邊區工作到深夜,無法回市區,在叫

①周鐵忠,中共黨員,喬國楨的愛人。早年投入長沙學生運動,加入北伐軍,參加過南昌起義、海陸豐暴動。在天津,當過北方局交通,參加工人運動不幸被捕入獄,表現堅強不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天津市紡織工業局工作,曾任政協天津市委特邀委員。

紗廠工人張玉的門時,被巡捕發覺。一剎那,警笛直鳴,情況危急。喬國楨急中生智,打開周鐵忠的家門,躲避追捕,才化險為夷。第二天早晨,周鐵忠下班后見喬國楨在屋內,覺得奇怪。喬國楨說明了夜間的險情,周鐵忠深為感動,決定與喬國楨結為革命伴侶。他們結婚後,在鄭莊子的海河對面小劉庄,找了一間房子,既是秘密住處,也是黨的秘密聯絡點。三星期後,周鐵忠不幸被捕。喬國楨一邊通過組織積極營救,一邊堅持鬥爭,利用小劉庄秘密住處達半年之久。

1930年4月29日,喬國楨在天津楊莊子三十二號開會時,因叛徒出賣第四次被捕,關押在天津巡捕局。他化名高子香,一身農民打扮,用關中話巧妙地回答敵人說:“我是從陝西鄉下來找親友謀生的。”敵人嚴刑拷問,他始終不改口供。敵人無奈,按政治嫌疑犯,判他有期徒刑一年,囚禁在天津小西關河北省第三監獄。

當時,三監已有中共秘密支部,書記是傅茂公(彭真),委員有郭宗鑒、詹大權、葉玉文、盧福坦(獄中名韓振明)。喬國楨入獄后,擔任了支部的組織工作。獄中難友的思想比較混亂,有人提出“奪取武裝,暴動出獄”的冒險主張,有人則消極地提出停止活動,“等刑滿出獄后再講鬥爭”。喬國楨積極協助傅茂公等黨組織負責人,做難友們的思想工作。他利用放風的機會,對那些持冒險主張的同志說:“監獄外邊還有高牆,暴動出獄一定會造成嚴重損失。我們黨員是戰鬥員,要抓緊一切時機進行合法鬥爭。”對個別思想消極的難友,則鼓勵他們提高鬥爭勇氣,使黨支部制定的監獄鬥爭任務和策略,得以貫徹落實。

5月30日,政治犯提出改善伙食、去掉腳鐐、白天放風、改善醫療條件、允許購書、購報等八項書面要求,催促獄方答覆。中共三監支部提出:這些合法要求如果遭拒絕,就進行絕食鬥爭,並強調了絕食后的紀律:不許單獨復食,不許超出規定範圍砸門毀物,不許亂喊亂鬧,不許向監獄泄露政治犯內部情況和鬥爭計劃。接着,黨支部通過寫密信和親屬探監兩條渠道,將獄中鬥爭計劃上報省委,爭取社會輿論和各界力量的聲援。

6月中旬,獄中難友魏振華因患重病得不到治療而逝世。噩耗傳開,同志們異常氣憤。黨支部因勢利導,一面向獄方要求開追悼會,儘快答應八項要求;一面向難友做思想工作,使全體政治犯認識到只有團結鬥爭,才能生存下去;並決定絕食一餐,以示哀悼和向獄方示威。十多天過去了,監獄方面對政治犯的要求拒不答覆,監獄黨支部遂決定7月2日開始絕食。喬國楨組織孫振武等同志書寫了80多封信,分寄中外通訊社、報館和部分大學,呼籲社會各界聲援第三監獄的絕食鬥爭。

絕食的第一天,監獄長把一部分政治犯關押在單人牢房,將傅茂公、葉玉文、李運昌、李光漢等20多人轉往陸軍監獄,妄圖用分散轉移的辦法達到破壞絕食鬥爭的目的。黨支部要求留在第三監獄各監房的負責人做好難友思想工作,擊破敵人的陰謀。喬國楨利用上廁所、打水等機會,向大家傳達支部要求,鼓勵大家堅持鬥爭。

敵人的陰謀被挫敗,絕食鬥爭堅持進行。第五天,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天津市主薄曾延毅害怕事態擴大,急忙帶隨從到第三監獄同政治犯談判,表示答應政治犯提出的八條要求。喬國楨等提出要派代表到陸軍監獄看望傅茂公等人,並徵求他們的意見。經過爭執,喬國楨等終於坐上汽車來到陸軍監獄。傅茂公等聽了彙報,認為八項要求警方基本答應,可以復食。隨之,第一次絕食宣告結束。由於絕食鬥爭的勝利,政治犯去掉了腳鐐,吃到了細糧和蔬菜;白天牢門不關,政治犯可以互訪交談,做操,跑步;家屬探望次數增加,報刊、書籍檢查放寬。

因傅茂公等仍關押在陸軍監獄,三監的中共支部幹事會改選,喬國楨任書記,張明遠(高子林)、金城、劉慎之(劉振邦)等為幹事。黨支部總結了絕食鬥爭勝利的經驗,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隨時準備應付敵人反撲,同時組織文化組和理論組,請老同志講黨的歷史,請人講政治經濟學和哲學,以提高理論水平和鬥爭能力。

9月初,監獄長更換,敵人果然尋找機會報復。16日,共產黨員張宗信,因患肺病得不到治療,慘死獄中。政治犯悲憤交加,推舉代表同獄方交涉,要求向死者遺體告別,儘快實現許諾的要求。獄方竟悍然宣佈取消各種待遇,把代表關入單人牢房。17日晨,牢房門不開,政治犯重新帶上腳鐐,飲食也恢復到極壞水平。

喬國楨和張明遠商議后,決定即日起開始第二次絕食鬥爭,提出:“反對監獄虐待”、“恢復被取消的生活待遇”等要求;同時將這一決定秘密上報省委,並投稿《大公報》,揭露獄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敵人陰謀敗露,被迫於第四天重新打開牢房,送回單獨監禁的同志,恢復了上次絕食鬥爭后得到的各項待遇。

黨支部十分重視難友的學習,設立政治理論、文化、外文組,個人根據自己的水平和愛好,選讀馬列著作,學習文化知識;請懂軍事的同志講解軍事常識和作戰要領。喬國楨帶領大家做早操,進行簡易軍事操練。黨支部發展了幾名新黨員和幾名新團員,還培養了幾名積極分子。喬國楨強調團結全體政治犯,如反閻(錫山)派、黃色工會小頭目、搞保皇復辟活動的“龍虎軍”等,共同進行改善生活待遇的鬥爭。他嚴肅批評脫離實際、主張開始作各種準備工作、創造越獄條件的盲動思潮,以統一思想,善於鬥爭。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羅章龍進行分裂黨的活動,組織“中央非研討組員會”。中共河北省委也有人跟着成立“第二省委”,並通知第三監獄黨支部歸他們領導。喬國楨立即召開支委擴大會議,做出堅決不承認“第二省委”、要求立即解散“第二省委”的決議。喬國楨秘密寫了一份報告,交給高子林出獄后帶給中共河北省委。省委批轉了這一報告,表揚第三監獄黨支部做得好。出獄后,有人拉他支持“第二省委”,他毫不留情地批評,同時做細緻的工作,使部分同志認識錯誤,離開“第二省委”,回到黨的懷抱,投入新的戰鬥。

在獄中,喬國楨飢病交加,瘦得皮包骨頭。敵人為報復他,把他和有肺病的人關押在一起,染上了肺病。但他從不考慮個人得失和身體好壞,經常樂呵呵地指着牢房牆壁上那幅鉛筆畫———列寧像。說:“你們看,列寧活啦!他要下來指導咱們鬥爭啦!”

喬國楨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感動着每一個難友。大家看他個子高,臉黑,又有一雙炯炯發光的大眼睛,便親切地給他起了個綽號———“大黑塔”,意思是黑夜的燈塔。他的鬥爭精神和領導藝術,他的鬥爭經驗和靈活作風,給難友們以很大的鼓舞和啟迪。

(三)

1931年5月15日,喬國楨刑滿出獄,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彙報監獄鬥爭情況並要求分配任務。河北省委為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革命運動的指導,派他以省委特派員的身份去內蒙古工作。正當喬國楨籌集路費、準備出發時,黨內出現叛徒,使省委、省軍委、團省委三個系統和北平市委遭到極大破壞,省委書記殷鑒和薄一波、喬國楨、劉瀾濤、楊獻珍、張友清、趙鎛等200多同志被敵逮捕。喬國楨被關押在奉系軍閥管轄的東北憲兵司令部看守所,地點在北平鼓樓後門橋北的帽兒衚衕。

敵人妄圖徹底破壞中共的北方組織。審訊時,讓李天明等老叛徒主審,廖划平(曾任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等新叛徒在旁作證,並施用“指以勸降”、“嚴刑拷打”、“槍斃恐嚇”三項法西斯手段,折磨摧殘被捕的共產黨人。喬國楨在敵人的法庭上大義凜然,怒斥叛徒。劊子手們將他的手腳捆綁,用杠子壓腿肚子,他仍堅貞不屈。當無計可施的敵人用槍斃威脅他時,他視死如歸,面不改色,始終堅不吐實。

不久,憲兵司令部對60多位難友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了死刑。喬國楨被押上卡車,送到設在府右街南口的國民黨海陸空副總司令行營軍法處,與薄一波、劉瀾濤、張友清等40多名政治犯關在一起。在這裏,喬國楨與薄一波等利用行營軍法處和憲兵司令部的矛盾,趁叛徒留在憲兵司令部還沒有到軍法處對質的機會,在審訊中把問題全推到叛徒身上;凡是因叛徒指認暴露了黨員身份、但敵人還沒有搞到證據的人,全部翻供;被敵人抓到證據的人,判了重刑的爭取減輕,被判死刑的爭取改為有期徒刑。經過機智的“翻供”鬥爭,不少同志減了刑。喬國楨改判八年徒刑,被送到草嵐子監獄服刑。

草嵐子監獄牢房陰森潮濕,衛生條件極差,飲食極壞。喬國楨戴幾斤重的腳鐐,被折磨得肺病複發,由於得不到醫治,病情一天天加重。監獄長怕肺病傳染,更怕喬國楨病死了不好向上司交差,只好批准他保外就醫,條件是隨叫隨到。

在陝西同鄉的幫助下,喬國楨先到北平美國人辦的協和醫院診治。他的肺病已是晚期,醫院拒絕收留;后在黨組織的關懷下,去北平西山卧床休養。養病期間,喬國楨為黨組織接轉各種重要關係和文件,並為培養黨的青年幹部盡心竭力。1932年11月,喬國楨病稍好,被派往上海中央。后病又大發,被中央送往濟總養病和瀏河惠中醫院療養。終因上海黨中央組織遭破壞,又回北平。1933年,當他得知楊虎城大統領有意讓南漢宸從櫻花國回國的情況后,讓趙和民寫信給南漢宸,催其迅速回國做楊虎城的統戰工作。南漢宸回國后,喬國楨專程拜訪,商量討論如何在西北軍中開展工作等問題。1934年8月,喬國楨病情好轉,河北省委移到天津。北平市委遭破壞,他組織幾位同志,督促他們籌建市委;10月,市委成立,他把市委工作介紹給河北省委,為北平市委重建做出貢獻。

1935年5月22日,北平市委再次遭破壞。憲兵在香山四王府南鮑家窯(又名丁家花園)五號養病處搜捕到喬國楨和蒙仲穆,將他們囚禁在北平市公安局。6月20日,警方又將喬國楨和蒙仲穆押回西山養病處,派一名巡官和兩名巡捕日夜看守。7月26日深夜12時左右,兩名巡捕正在酣睡,喬國楨在病友蒙仲穆的協助下,吃力地從后紗窗鑽出逃走。他身體虛弱,三個小時才艱難地走了五里路,到玉泉山已經筋疲力盡,躺在地里休息了一會,直到凌晨5時才艱難地走到萬壽山南窯后村。他在村中雇了一頭驢,騎到清華大學找黨的關係。適值學校放暑假,沒能找到相識的同志,又坐人力車繞德勝門進入市區,新市委的關係也沒有接上。他心急如焚,病友給的五元錢花完了,向友人段澤生老太太借了五塊大洋,坐火車趕到天津找省委接頭。但省委已經搬遷,暗語變更,仍未如願,只好返回北平。

北平不能久留。喬國楨考慮再三,決定回陝西尋找黨組織,他向朋友馮素梅借了25塊錢,乘火車到西安,經同鄉知己輾轉介紹,終於在楊虎城憲兵營找到中共地下組織。他喜出望外,將被捕和脫險情況寫成密信,向軍委留滬辦事處做了彙報,並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在等待上級黨組織指示期間,他在西安南五台山休養。

11月,上海來信,派喬國楨赴天津執行聯絡任務。不料,抵天津剛下火車,因疲勞過度,肺病再次複發,大口吐血,昏迷一整夜不醒。黨組織立即派人送他到一家私立醫院治療,後轉往北平西郊羅道庄休養。

1937年6月,喬國楨的妻子周鐵忠來北平,要求留丈夫身邊照料。喬國楨說:“你應該到黨的工作崗位上去。我患肺病,會傳染的,你不能留在我的身邊。”他看到周鐵忠時常流淚,便嗔怪道:“革命人掉淚不怕羞”。他十分思念寄養在湖南的小女兒,但每當周鐵忠提起家庭和孩子時,卻總是說:“革命勝利再談吧!”

7月7日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喬國楨於7月9日移居北平市區,抱病投入救亡運動。他聽說東北大學的學生找不到出路,民國大學的學生集體坐着哭。他躺在床上想辦法,讓周鐵忠到民國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等大學做工作,鼓勵他們化裝離開北平,到山西和陝西。那些大學生認為喬國楨講的話是良藥,給他們指明了道路,紛紛離開北平。聽了周鐵忠的報告,他每天八九點都統計離開北平的人數,精心為抗戰和黨的事業做了力所能及的輸送青年工作。北平淪陷后,櫻花國巡捕於9月25日突然搜查了喬國楨夫婦的住處,北平黨組織決定他們撤離北平。他們和胡錫奎繞道天津、青島、濟南、徐州,於10月抵達西安。經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陝辦事處(簡稱西安“八辦”)接上組織關係后,他的肺病又犯,吐血,經組織安排,先住院治療。10月20日由周鐵忠陪同,喬國楨去南五台寺廟養病。到了南五台,他吩咐給周鐵忠另找地方住,他對周鐵忠說:“大姐,我們要看長遠,現在組織上給我養病,我不下決心休養,我倆同住一屋會影響我的休息,你能不愛護我嗎?”從此,喬國楨不叫,周鐵忠不能進他的房間。後來,組織上決定喬國楨到蘇國治病,先到延安辦手續。由於周鐵忠的黨組織關係沒有接上,她不能陪喬國楨到延安。夫妻又要分離,周鐵忠掉了眼淚,喬國楨表示:“頂多兩年來接你們母子。”周鐵忠說:“你共產黨員要言行一致。”喬回答說:“有孩子就有你。”喬接著說:“共產黨員,就是燒成了灰,也仍然是共產黨員。”“我擔心的不是你的組織問題,就是現在我不能幫助你,怕你把孩子丟了!”周鐵忠實踐諾言,她懷孕后,住在南縣弟弟家,生了兒子喬石。在抗日戰爭中帶著兒女轉移到湘西,找了份教師工作養家餬口,抗戰勝利后回到南縣。1949年8月南縣解放,周鐵忠參加革命工作,把喬國楨烈士的子女交給湖南省委組織部,再轉交中央組織部,由組織撫養送他們上大學,畢業后安排工作,現都從大學離退休,其子女分佈在國內外。周鐵忠在鄧穎超、薄一波、安子文、帥孟奇的關心下,由中央組織部審查后,1952年重新入黨。根據她的要求,被安排到天津華北紡織工業管理局(後為天津市紡織工業管理局)人事處工作,曾擔任政協天津市委特邀委員。

經西安“八辦”處長伍雲甫安排,喬國楨於1938年3月2日啟程,3月5日晚到達延安。3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寫了書面報告,彙報“我在黨的履歷、病情、近來傳說我的幾件事情、我的要求和×××的事”五個方面情況。他要求黨中央審查他的歷史,並要求送他到蘇國醫治肺病,以便“早日重返前線去工作。”

在延安期間,喬國楨於1938年初夏到橋兒溝中央黨校醫務所治療肺病。1939年春,喬國楨乘坐蘇國運輸機來到迪化(即後來的烏魯木齊),住在羊毛湖招待所。

1939年8月,喬國楨乘飛機經阿拉木圖抵達莫斯科,住在莫斯科南30公里的“苦極樂”松林別墅療養。不久,他在莫斯科醫院做了左肺切除2/3的手術。1940年,喬國楨轉到克里米亞的肺病療養院休養,身體恢復較快。他每天堅持學習,堅持走路,開始不超過醫生規定的一公里,後來逐漸超過一公里。

1941年春,喬國楨與楊之華(瞿秋白夫人)、蘇兆征夫人、瞿獨伊等從蘇國回國,回到迪化(烏魯木齊)。由於國民黨以重兵封鎖了陝甘寧邊區,馬明方、張子意、喬國楨、李握如等暫時難以返回延安,經陳潭秋請示中共中央同意,決定他們留在疆域,協助八路軍辦事處工作。

1942年9月17日,疆域軍閥盛世才背信棄義,假造罪名,以“督辦請談話”為名,把陳潭秋、毛澤民等秘密軟禁在邱公館;喬國楨、張子意、馬明方等也被軟禁在八戶梁大院一個臨時“招待所”。他參加黨組織安排的整風學習和革命氣節教育。陳潭秋讓喬國楨、李宗林等同志介紹監獄情況、鬥爭經驗和注意事項。他說:“時間是寶貴的,我們只要活着,就應該學習和戰鬥。自己上進心的軟弱,就是對敵人的鬆懈。敵人喜歡疲疲沓沓,消極萎糜。大家要增強鬥志,堅定信心,準備迎接任何考驗。”

1943年4月11日下午,盛世才派兵闖進八戶梁大院,把喬國楨等用繩子捆綁起來,推入用帆布遮蓋的汽車,關進疆域第一監獄。由於與敵人搏鬥再加上遇到冷空氣刺激,喬國楨的肺病犯了,大口大口吐血。在難友的要求下,行李被送來了,有了鋪蓋,略為暖和一些。

入獄第二天,喬國楨和楊南桂、李握如三人成立了黨小組,李握如任黨小組長;大家商定了監獄鬥爭四條原則:“堅持黨性,遵守立場,保養身體,努力學習。”

喬國楨為了不使他的肺病傳染給其他難友,再三要求獄方將他“隔離關押”。他對同志們說:“我的病重,又是傳染病。你們都年輕,不能傳染給你們。”獄方遂將他轉押到第四監獄,后又關在養病室,其名曰:“養病室”,實際是摧殘室。四五個病號關在一起,沒有醫生,沒有藥品,唯一的好處,是可以利用病號進出比較方便的機會,與一、二、四、五監和女監聯絡。為此,監獄黨組織決定以養病室為聯絡中心,指揮監獄鬥爭。

喬國楨堅決支持同志們進行的“百子一條心,集體回延安”的鬥爭,並做了不少秘密工作。根據多年監獄鬥爭經驗,秘密寫了萬餘字的監獄鬥爭意見稿,經養病室的同志閱改后,用不同的方式轉遞給當時可能轉達到的同志,使同志們了解監獄秘密鬥爭和公開鬥爭的原則、策略和方法。他還經常對難友們說:“時間是寶貴的,我只要活着,就應當學習、戰鬥。”①他還注意搜集重要新聞,將報紙資料剪集下來,秘密傳到別的牢房,使同志們得知國內外大事,以鼓舞鬥志。

1945年春,喬國楨除肺病外又患了腸胃病,食慾大減,身瘦如柴,終日咳嗽不止,說一句話都得換幾口氣。他對難友李宗林說:“我一生的光陰多半是在監牢裏折磨過去了。在牢裏一次絕食鬥爭后,得了肺病,現在,在牢裏又將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點死,少受一點罪。我反省一生,對黨對事業無愧於心。然而我恨監牢和疾病剝奪了我太多的時間,使我對黨不能盡什麼力量!”②

根據組織安排,李握如住進養病室,照顧喬國楨,此時,他吃飯靠人喂,大小便不能自理,已奄奄一息了。三個月後,獄方強迫李握如離開養病室,喬國楨深情地對李握如說:“我不行了,監獄生活這麼長,請轉告同志們:一定要堅持鬥爭,勝利回延安。”

李握如回到牢房,向監獄黨組織彙報喬國楨的病情。難友劉護平聽后,堅決要去照顧喬國楨。黨組織同意后,劉護平裝病裝傻鬧了幾天,敵人只好把他送進養病室。

①《活着就應該戰鬥》,1983年9月27日《疆域日報》。

②李宗林:《我們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做成的》,1946年8月6日延安《解放日報》。

劉護平走進養病室,看到喬國楨蓬頭散發,眼珠凸出,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高燒39度,滿屋是屎尿的慘狀,禁不住大哭了一場。接着,他將房間打掃乾淨,用大家捐贈的錢買了牛奶、雞蛋,每星期還買一個羊頭,給他增加營養,為喬國楨補養身體。喬國楨說:“大家那樣苦,我特殊吃好的,心裏難受吃不下去了。”去世前一個月,他知道同志們變賣僅有物品,為他購買營養品,堅決拒絕吃。因此,體力減弱,病情惡化,併發高燒。

病重期間,喬國楨給監獄黨組織負責人張子意、馬明方寫了一封信:“我在病中正深刻反省,一生中雖無愧於黨和人民,但大部分時間,消磨於反動派獄中,不能為黨做更多的工作,深為遺憾。唯望牢內全體同志必須團結一致,堅持對敵鬥爭。”①誰知,這封信竟成了他的遺言。

病重期間,他讓郭春則把床下的箱子打開,拿出一塊手錶和六張紙片,他說這隻手錶交給同志們。這六張畫畫著小雞、小狗等。上面寫着:“送給親愛的爸爸!”“問爸爸好!”這是上小學二三年級的女兒———喬沙寫的。他指着紙片說:“我還有兩個孩子,這是我的孩子送給我的。把這交給組織,讓組織照顧他們,讓他們走我們這條路。”

1945年五六月,陝西發生了“淳化事件”。6月26日,原保安團團長起義,攻進淳化縣城,並率部進入陝甘寧邊區。國民黨借口進攻陝甘寧邊區,引發爺台山保衛戰。監獄藉機接二連三

①摘自1946年8月6日《解放日報》刊登的《追悼疆域死難烈士》。據統計;喬國楨被捕七次,坐牢時間五十四個月零二天,軟禁六個月零二十八天,合計為六十一個月,按每月三十天計算,即被關押五年零一個月,或坐牢五年多。按李錦春同志說法坐牢八年即八個年頭。

地把到養病室照顧喬國楨的同志驅逐出養病室。喬國楨的病情加重,日益體瘦,呼吸越來越困難。

1945年7月31日,在敵人的殘酷迫害和肺病折磨下,中國共產黨的優黨員、共產主義戰士喬國楨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時年38歲。

經過難友反覆交涉,監獄允許在養病室,由各牢房派代表為喬國楨召開簡短的追悼會。同志們佩戴紅布條表示哀悼。同志們唱着林基路創作的《囚徒歌》:豆萁相煎,便宜了民族的仇敵。無窮的罪惡,終叫種惡果者自食!

……

灑我們的鮮血,染成紅旗萬載飄揚。

這歌聲表達難友們、同志們對喬國楨的哀思和奮鬥到底的決心。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關懷下,國民黨西北行轅主任兼疆域主席張治中一上任,就落實周恩來的囑託,釋放政治犯。在疆域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被獲釋放,並派專人專車,於1946年7月11日將120餘名中共人員護送到陝甘寧邊區。

1946年8月5日,疆域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在延安中央黨校舉行。主祭人馬明方、安子文,陪祭人陳因素、張一平、王佑、謝良才、嚴振剛。白阿金宣讀祭文,張東嶽報告九烈士喬國楨、林基路、祁延沛、陳振亞、吳茂林、彭仁發、汪德祥、謝奇光、柯永學的生前事迹。張子意、朱旦華分别致悼詞。8月6日《解放日報》刊登馬明方、張子意為疆域死難烈士的題詞“事業永存,精神不死!”和李宗林的悼念喬國楨的文章。

1956年7月1日,疆域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將喬國楨的遺骨和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吳茂林的遺骨安葬在烏魯木齊烈士陵園。

1956年7月25日,在烏魯木齊市南郊革命烈士陵園隆重舉行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喬國楨、吳茂林五位烈士陵墓落成典禮大會,參加大會各界代表3000多人。革命烈士移葬委員會主任、中共疆域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王恩茂講了話,報告革命烈士們的生平事迹,高度評價烈士們的革命業績和高尚品德,要求繼承先烈遺志,把祖國建設好。“文化大革命”中,喬國楨的墓碑被炸毀。1980年10月重建。

1952年,陝西省人民政府決定將佳縣圖書館命名為“國楨圖書館”。1986年2月,彭真同志為佳縣“國楨圖書館”題寫了館名。

附: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1.1938年3月24日喬國楨給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報告,原件存中共中央組織部。

2.《喬國楨烈士革命事略》,存陝西省檔案館。

3.趙通儒:《喬國楨烈士略傳》,存中共中央組織部。

4.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大革命時期的陝西地區農民運動》,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1985年11月,中共陝西省委黨史委編印的《渭華起義》。

5.天津市委黨史辦公室:《共產黨人在天津監獄中戰鬥生活紀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6.熊懷慶:《天地有正氣》,燕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7.方誌純:《回憶疆域監獄的鬥爭》,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8.薄一波、楊獻珍、胡錫奎、張明遠、李握如、蔡子偉、高克林、劉護平、周鐵忠、李錦春、肖德印、李宗林,孫振武、杜松壽、趙和民、邢予洪等的回憶文章和趙通儒、高長直、楊文福、蒙仲穆、郭立三、李宏儒、尚賢、何求安的回憶材料。

9.訪問鍾師統、周鐵忠、趙和民、蔡子偉、高長直、米暫沉、王芾南、龐志傑,陳雲樵、高登榜、喬克功、喬沙、喬石和白家駒親屬等的記錄。

寫作中還得到李運昌、張友漁、高克林、張達志、吳成方、孫振武、陳熙、張漢武、彭德等的關懷和指導;得到天津市委黨史辦公室,榆林地委,佳縣、三原、華縣縣委黨史辦公室、湖南省南縣黨史研究室、疆域維吾爾自治區烈士傳編委會、烏魯木齊革命烈士陵園等單位和郭洛夫、張守憲、孫啟蒙、賈自新、高中哲、劉傑誠、王少民、張培林、李世勛、杜根成、喬沙、喬石等大力支持和幫助。

(原載1988年4月陝西人民出版社第1版《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7卷,編入本書時,作者對史料有較多補充、核實,編者對文字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