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轉移療法

自從進入“抗瘤戰”以來，我給自己定了一個基調：凡在我手機上划拉出的文字，不言痛，不道苦，只把愛的歌兒唱。

其實，並不是沒有痛，沒有苦，只是我想與其直面猙獰，不如選擇雲淡風輕。

小時候常常害肚子疼，鄉間所用的療法無非是立錢，祭神，扯痧，熱敷，喝紅糖水，吃止痛片，嚼尖尖糖（打蛔蟲的藥丸）……一璨火整下來，若仍不見效，我母親還有一高招，即叫我到屋外找小夥伴耍，藏貓兒，打泥巴仗，鑽林盤，取鳥窩什麼的，總之這陣子不用做活路，隨便耍。這一招還挺管用，很多次肚痛，跑外面吆五喝六一通耍下來，嘿嘿，不痛了。後來我將此法命之曰“轉移療法”，這個在醫學上應該也有一定道理的吧。

這個“療法”，今天仍然管用，只是轉移的“耍法”不同罷了。比方當我化療歸來，總會有一周的“不適”。怎麼不被這“不適”所擊倒呢？聽風御雨，觀天察雲，唱和鳥鳴，神遊太虛，欣賞音樂，微信友朋，讀書寫作……這都是新版的“轉移療法”，與我小時候的“耍而忘痛”，異曲同工。

第五次從華西歸來，一晃十多天了。這段時間，無論床上床下，我用閱讀轉移“不適”，且邊讀邊記，自得其樂。

今天回看，頗多感觸，遂將備忘錄里的閱讀記錄稍加整理，粘貼於後。

一

昨夜開始讀劉慈欣的《時間移民》。

劉慈欣和他的科幻小說熱得發燙的那段時間，我冷眼旁觀。實際上，打小起我就是科幻迷，便是今天，我的現實世界也常有幻影出現。我常常站在生活的水中央茫然四顧，恍惚之間，常感覺自己站在一個非真實的時空。

我不願意走進眾聲喧嘩里去湊熱鬧，我要等到劉慈欣和他的氣場降溫以後，隨意選擇一個日子，一個無關星辰起降和時令運轉的日子，或是在飯後消食的時間，或是坐在陽台上打坐的時間，或是在客廳踱來踱去的時間，或是躺倒在床上等待睡眠上門的時間……昨夜，普通無異常，我卻用劉慈欣去對付腫瘤君，去對付“不適”的夜晚。

讀到半夜，我從書中抬起來，感到時間失去了，空間混亂了，我的想像變成無數的星星，整個世界陷入萬籟俱寂。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了被一幫科學家弄得神乎其神的量子糾纏。

我躺在地球的一隅，稍微一動念，無論是暗生欣喜，還是偶發愁怨，抑或懷想故鄉，留戀愛情，甚至紛然無序的思緒，在遙遠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方，正有另一個人在一模一樣地思着，想着。我吸入肺部的一口新鮮空氣，正是他吸入過的。在相隔十萬八千公里的兩地，有兩個人同時遙望着星空。

時間失去了。視野變大了。世界變小了。6500萬年前的地球，200億年後的宇宙，只需在一個屏幕上划拉一下，就拉在了眼前。在一趟今天看來快得無法想像的旅行中，我與前世的自己相遇，又分開。時間再也不是單向流動的了。你在今天期待的未來，很可能朝向著早已落在身後的過去。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進化論不過是扯淡，達爾文要麼是一個大騙子，要麼是可憐的時代局限了他的眼睛。

……黎明時分，我在鳥鳴中醒來。在現實中，這是正常的一天的開始。但這一聲聲的鳥鳴，究竟來自何時？窗外的確有鳥兒的翅膀扇動着清晨的空氣，它扇動的空氣，正是兩千多年前的氣流，此刻聽到的鳥鳴聲聲，正是《詩經》“關關雎鳩”的和鳴聲聲，又是一萬年後仍在地球上空飛翔的那一聲聲。

時間失去了，文學、藝術、歷史便失去了價值。尤其是一向由成者王侯們所撰寫的歷史，在時間逆向流動之時，簡直不堪一擊。這或許能抵消一些我們因為失去文學和藝術而產生的悲哀。

人與人之間的傾心交流，是今天的人們最奢望的現實溫暖和幸福。因為隔膜，因為謊言遍地，因為虛偽滿天，我們迫切地追尋真誠和溝通。時空變換以後，語言和生命的密碼都被破譯了。人和人之間，依靠眼睛睫毛的眨動，便能直抵內心。人和其他生命之間的語言障礙也打破了。一頭獅子在森林裏的咆哮，一條魚在水裏的咕嚕，一片葉子的沙沙聲，一朵花凋零時的絮語，其所表達的思想和感情，我一聽就懂。

比如我房間陽台外鐵架上的這一盆小花，已開了好幾天。我給她澆水，我朝着她看，我用手理一理她的枝葉，我為她寫一些廢話，在今天，她似乎並不太懂。她也朝着我看，而且散發她的清香，我知道她把風的形象綰在花枝，把陽光一滴一滴染在花瓣，她似乎也在綿綿地敘說著，而我終究不懂。如果我們相逢在劉慈欣的筆下世界，再也不用費思量，我只需把手指撫在花蕊，就能聽懂她說的一切。

眾生平等，無論種類，無論高低，人終於不再是寂寞的群體。其實，人類之所以有那麼漫長的寂寞史，在於人自誕生以來，一直自以為是，自詡為超高的智慧生命，萬物之靈長，等他們真正聽懂萬物的語言之時，他們才明白自己的高傲何等可笑。不過，那時候他們也不會再有寂寞之感了。

劉慈欣的文字就這樣打亂了我的時空。本來想用他來對付身體的“不適”，不料卻使心裏的想像有了痛感。

二

今天讀完《失落的優雅》。

阮義中用文字給自己攝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81幅黑白照片補白，一景一圖，一圖一文，圖文並茂。他通過照片和文字告訴你，最原始的鄉野風景與人情，才是真正的樸素和優雅。

1977年，在天池南橫公路旁，一位莊稼漢走在起伏不平的草叢小徑上，頭上彤雲密佈，地上蘆葦叢生，彷彿天地間唯他獨行，每一步都和着大自然的脈動，優雅至極。

1978年，屏東縣車城鄉，一位勞作歸來的農婦大咧咧斜躺在自家門前的長凳上，輕嚼着含在嘴裏的檳榔，細吮汁液，全然不在意旁人怎麼看，自在得如同卧佛。本分真誠面對自己，坦然無礙面對他人，這就是優雅。

1979年，高雄美濃，一個小嬰兒睡在吊在農具房裏的搖籃里。搖籃粗細不一的竹片，綁牢便成，連掛搖籃的繩子都是幾截短繩打起來的，小嬰兒睡得如此香甜，手還握着搖籃邊。大人都下田幹活去了，蝸牛養在後院，層層疊疊爬在雞籠、鳥籠中……

1980年，嘉義縣阿里山鄉，一位才及學齡的小女孩，懷抱着不足歲的弟弟，由梯田遠處一小步一小步地慢慢往這頭移動……兩個小人兒四周，盤踞山腰、頂級而上的梯田生機盎然，綠秧是多麼茂盛啊。

……

讀罷此書，明知道阮義中定格的“優雅”遠在特定年代的台島鄉村，與身居大陸內地的我，隔了遙遠的海峽，隔了漫長的40年，但還是勾連起我的鄉愁。幼時的家園，土地上的人也、事也、鳴禽也、風景也，化作絲絲縷縷的情思，濃濃淡淡的滋味，磨人良久，揮之不去。

我們現今居住在高高的樓房裏，遠離大地，遠離莊稼，遠離河流，遠離農事，遠離鄉情……我們衣着光鮮，出門總是把皮鞋擦得鋥亮發光，見人點頭笑，說話字斟句酌，文雅得不行。

是我們更優雅了嗎？抑或是我們失落了優雅？

本來想用一句話概括讀後所得，搜遍肚腸，我以為沒有比作者阮義中本人所言更好的了：（優雅）是一種把自己縮小，天地反而會變大的境界。

三

好幾年前，我看過一部電視連續劇《福貴》。幾年間，看過的電視劇不知道有多少，絕大多數都忘記了，唯有《福貴》至今難忘，因為在觀看的時候，它賺取了我不少淚滴，幾乎每看一集眼淚都會不由自主地滑落。

電視劇是根據余華小說《活着》改編的，按理早該去讀一讀原著了。但我對於這位現實主義的作家心生敬畏，美國的報刊稱他是“一位顛覆大師”；法國的媒體給他“現代中國的巴爾扎克”的頭銜。就文學欣賞而言，我喜歡溫存些的作品，喜歡風花雪月、小橋流水，喜歡從生活中篩出的小趣味，喜歡細枝末節蘊含的小道理，喜歡林語堂、梁實秋、蔣勛，這並非淺薄，而是各自審美品位的不同罷了。因此，對於余華這等下筆兇狠的重量級作家，對於那些尖酸刻薄，以揭露社會現實，撕破悲劇面紗的文字，我敬而遠之。在生活中行走，我只想擁有能夠撫慰自己的小溫馨、小美好，避免心靈被血淋淋的現實震傷。

昨日，天氣晴好，我基本能夠下地出門了。恰好當年兩路口中學的弟子王佳、高玉靜、王娟約好一起來看我。午飯後，她們開車接我到農科村江安河岸邊一個叫逸亭的農家樂喝茶。師生坐在花香和樹蔭里，茶杯里時時閃耀着20多年的歲月光斑。王佳經歷幾次工作調動，現在在成都某小學擔任語文老師，笑談教育技藝得我真傳；高玉靜從美國回來后，繼續努力追尋着自己的美國夢；王娟在中國青旅一干20年，如今終於有了一份屬於自己的“自留地”。

我們坐在秋日裏，漫無目的地聊天。很多個恍惚之間，我的面前依然坐着當年笑吟吟的農家小姑娘。但光陰的毫不留情在於，它不僅不放過像我這般年紀的老朽，就連這些幼稚單純的少年弟子也一網打盡，在她們的臉上、眼睛裏，顯見一個名叫滄桑的影子。

儘管如此，大家聊起來，仍是清風陽光，對於未來，美好的期待蓋過了堅硬的現實，一個個信心滿滿。前途草色，依然青青。

黃昏道別，她們驅車回省城。我收穫一束鮮花，一提水果，一盒茶葉，春風滿面，乘興而歸。

一個很愜意的下午，一個很輕鬆的黃昏，加之身體的不適已經消解。晚上10點半，我睡覺的時間點到了。躺在床上，從床頭柜上隨意抽出一本書作為倒床書，慢慢培養睡意。如果不出意外，十幾分鐘后，我將帶着平靜安適的心情進入夢鄉。

抽出的書，是余華的《活着》。

然後，我從晚間10點半讀到現在，第二天的早間7點，黎明早已來到，鳥鳴也過了幾遍，白天開始喧囂，我一字不漏，一氣讀完《活着》。

一個通宵，我還活着。

“……我看到廣闊的土地袒露着結實的胸膛，那是召喚的姿態，就像女人召喚着她們的兒女，土地召喚着黑夜來臨。”

對的，我不知不覺中也被余華的文字召喚了。讀到《活着》的最後一句，我忍了一夜的淚水再也無法控制，奔突的情緒打亂了春日清晨的平靜。此刻太陽已然升起在窗外，和煦的陽光灑滿城市和鄉村。

我的淚水灑在作者筆下的田野上。一個名叫福貴的老人和一條名喚福貴的老牛，“兩個福貴的腳上都沾滿了泥，往前走時都微微晃動着身體。老人和牛漸漸遠去，我聽到老人粗啞的令人感動的嗓音在遠處傳來，他的歌聲在空曠的傍晚像風一樣飄揚，老人唱道——“少年去遊盪，中年像掘藏，老年做和尚。”

……

福貴的歌聲遠去了，福貴終於找到了他的歸宿，福貴的歸宿在像禪意一樣升起的裊裊炊煙里。

我以前之所以沒有讀余華，一直有一個誤解。我以為中國的巴爾扎克必然會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語言一定犀利如劍，惡毒如葯，剛硬如鐵，橫掃千軍如卷席，像我不喜歡的周樹人一樣，八方樹敵，橫眉冷對，且一個也不原諒。

今夜一接觸，哪裏是這樣的呢。他的語言是我喜歡的，文字樸素如地里的泥塊，行文流暢如溝里的水流。好像我也能寫出這樣的文字呢。但是，當我讀完以後，卻感覺到了什麼是雲泥之別。他的文字並沒有煽情，並沒有血淚控訴，甚至還夾雜着一絲絲快樂的味道，卻把一個人的一生，一個家庭的幻滅，一個時代的動蕩殘忍地摔打在讀者面前。同樣寫農村，同樣寫樸素的文字，他可以成為作家藝術家思想家，而我終其一生，永遠只能是業餘作者。因此，有他這樣的人來寫文學作品，那麼，我就負責心安理得地好好閱讀吧。

中國人講，哀莫大於心死。但這樣的哀見得多了，心也漠然。余華以“樂景寫哀事”，在文學上稱為“對比”，在哲學上叫作“量變到質變”，在審美上就是“反襯”。這種描寫方式表現出來的哀，比“心死”對人的摧殘更甚。

據說，余華作為醫生之子，差點成為一名外科醫生。那樣的話，中國便少了一位能與現實面對面的作家。但或許是醫生的遺傳基因，使他在拿起文學這把手術刀的時候，不但手不抖，而且也如外科醫生一般冷漠。當他開始解剖肢體的時候，病人和家屬因為緊張，多少有些驚嚇，甚至恐懼得要命，而他卻自始至終保持着清醒和沉靜。

國外媒體高度讚頌福貴這個文學形象，稱其為亞洲巨人，是打不垮的英雄，是《老人與海》裏的那個“老人”。

我卻不敢苟同。讀完全書，我一直在想他取書名為“活着”的含義。活着，究竟是生存還是死亡？是希望還是絕望？是困惑還是超脫？是幻滅還是升華？是地獄還是天堂？是個體還是群體？是人類還是獸類？是喜劇還是悲劇？

我想不明白。

其實，福貴的故事很簡單，卻跨越中國這個水稻文明的國度整整60年的發展時光，在他身上，體現的當然不只是他一個人。

福貴的祖上，從一隻雞開始努力。“雞養大了變成鵝；鵝養大了變成羊；羊養大了變成牛；我們啊，就越來越有錢啦。”到了福貴的爺爺，家裏已經有田地300多畝，住的是大院瓦屋，雇有長工和僕人，土地租給佃戶耕種。到了他爸爸這輩卻開始敗家，爸爸好賭，輸掉100多畝。到了福貴，雖然娶了城裏有錢人家的閨女為妻，生了一個乖巧的女兒，妻子又懷上了一個兒子，但福貴遊手好閒，吃喝嫖賭，比他父親荒唐百倍。一夜輸光家裏的全部房產、田產，氣死了他的父親。而後不到三年，村裡身無片瓦的福貴被划入貧困階級，而此前在賭場上贏了福貴家財產的龍二被劃為地主階級，遭到鎮壓。福貴去看槍斃龍二的現場，聽到五聲槍響。他想，如果他不輸掉家產，這五槍就打在他的身上了。新中國成立后，福貴一家五口（他和母親，妻子家珍，女兒鳳霞，兒子有慶）開始了新的生活。後來鳳霞嫁到城裏，這個家庭又添了女婿二喜，孫子苦根。可是，隨後的幾十年，這一家卻厄運連連，福貴家裏的人一個個不幸去世了，只剩下福貴這個老人，和他新買的老牛。

福貴給老牛取名福貴，每天同它一起幹活，一起偷懶，一起歇一歇，一起說些親熱的話。在田邊，“我”聽到他對老牛說：

“今天有慶、二喜耕了一畝，家珍、鳳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還小都耕了半畝。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說了，說出來你會覺得我是要羞你。話還得說回來，你年紀大了，能耕這麼些田也是盡心儘力了。”

與我常常在文章中的長吁短嘆，甚至無病呻吟不同，你完全在《活着》裏看不到余華的身影，聽不到他的聲音。他永遠一副不動聲色的樣子，而他想說的話，卻像一把手槍一樣直接抵在你的胸口。你如果讀《活着》讀到上面這一段而不動情，不淚光盈盈。

讀《活着》，我一夜無眠。但讀後若不及時吐出內心的話，癥狀或許會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