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借槍（2）

貓眼怎麼也沒有想到感覺和現實竟然有這麼大的落差，自己這麼大的功勞李歪脖沒有什麼獎賞也就算了，原因是沒有抓到一個共產黨人，這個貓眼也就認了，千不該，萬不該，李歪脖還這樣揍他，簡直就是往死里揍他。李歪脖這樣對待貓眼，貓眼老冤屈了卻沒人能說。

因為貓眼的告密，張靜源霄龍寺的會議沒有開成，雨夜中又親自指揮幹部們冒雨轉移，特委委員劉松山建議：“張書記，會議的消息已經走漏，為了安全起見，我們的會議是不是就此散了？”

劉經三首先就不同意，劉經三說：“我們共產黨人不怕苦，不怕死，就是因為受到了這麼點挫折就放棄了？再說了我們的會議不進行下去，我們黨今後的工作重點不清楚，大夥扭不上一股繩，這怎麼能行，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解散會議我保留意見！”

作為主要領導人，張靜源不能馬上發表意見，民主這東西必須充分發揚，這樣才能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張靜源又徵求其他委員的意見，委員們的意見也不盡相同，但絕大多數的幹部不同意就此解散會議，最後還得張靜源拿主意，張靜源說：“革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特別是現階段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我們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會危險重重，霄龍寺的會議我們有驚無險，我的意見就是會議換個地方繼續進行！”

特委書記拍板，只是會議地點選在什麼地方一時難以定奪，劉經三說：“這事交給我，我再找一個地方保證會議照常進行，而且進行到底！”

劉經三憑着自己對周圍環境的熟悉，胸有成竹地說：“大家跟我來吧！”

劉經三果然不負眾望。劉經三把第二次會議地點選在張家莊，張家莊緊靠大路，半山半泊，在張家莊的東面不足一華里的地方有個小上疃，只有兩戶人家，是一個常常被人忽略的地方，而這兩家人家同姓張，一個叫張良，一個叫張寶，聽名字好像是親兄弟，其實兩個人是堂叔弟關係，更重要的是這兩個人都是共產黨員；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這兩戶人家緊靠東山，如有情況開會的人都可以在第一時間向東山撤離，再加上劉經三親自領導的牟平縣的武裝打狗隊保護，在這個地方開會絕對是萬無一失！

張家莊緊靠大路，就是李歪脖和他的民團也絕想不到共產黨敢在這裏開會，這叫燈下黑，大膽而實際的一個開會的好地方！

小上疃的這兩戶姓張的兄弟，張良和張寶，兩個人都四十多歲，身體魁梧，是一對壯實的漢子，劉經三對他們一說明來意，張良還沒有等劉經三說完就非常暢快地說：“沒問題，劉經理，不劉書記，這大雨天的別叫同志們在雨地里淋着，快到屋裏來！”

張良和張寶他們兩家家人馬上合住一家房子，騰出一家房子會議就在這家房子裏繼續進行，張良和張寶怕風雨中同志們被雨淋感冒，除了拿出所有的衣服給同志們換濕，還在屋子裏生起了火，屋子裏的溫度很快升起來了，開會的幹部不但不冷了，衣服也肯快被烤乾。

特委書記張靜源這一次召開的會議在膠東革命史上，不但是一次重要的會議，而且還是第一次把膠東各級黨組織統一到特委的集中領導下開展工作，結束了膠東黨組織各自為戰，沒有一個統一領導的局面。

膠東的共產黨的活動，最早可追逆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中共中央局就根據被煙台海校開除而暫住上海的李之龍的介紹，派鄧中夏、王荷波先後到煙台開展黨團工作。鄧中夏、王荷波他們到煙台後，找到了仍在煙台海校讀書的郭壽生，向他了解了海軍學校及海軍訓練營的情況，介紹郭壽生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指定郭壽生負責在煙台進行青年團的組織發展工作。

1922年春季，中共北方區委執行委員會書記羅章龍，根據郭壽生的書面彙報和王荷波的當面介紹，來到山東視察黨組織的發展狀況。他在王盡美的陪同下視察了濟南、青島，並從青島乘汽車到煙台。羅章龍在煙台找到郭壽生后，了解了煙台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發展情況，指示郭壽生要根據煙台實際情況積極開展工作，特別指示郭壽生要堅持定期向黨中央請示報告的制度。

1922年夏季，郭壽生在煙台海軍學校畢業后，按規定到南京魚雷槍炮學校學習。在南京期間，他繼續從事青年團的活動，其間頻繁往返於滬、寧兩地，與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等人經常接觸交談。並在王荷波等津浦鐵路工運領導人的指導下，積极參加津浦鐵路工人運動，他時常夜間過江，到浦口鎮的工棚里和工人們談心、開會，發動工人起來和反動政府進行鬥爭，並擔任了南京市團委書記。1923年上半年，郭壽生由王荷波、惲代英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煙台市的第一位共產黨員。

郭壽生(1901-1967)，福建省閩候縣(今福州)人，煙台最早的共產黨員和中共地方組織創始人。大革命后與黨失去聯繫，1948年重新與組織取得聯繫，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成功策反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起義，為渡江戰役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煙台市的地方黨團組織在創建和發展中，與其他革命老區情況不太一樣，突出的特點就是多渠道的傳播革命火種，直接得到了中共中央、山東省委、順直省委和北方局等多方面的領導和支持。在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就得到了陳獨秀、惲代英、羅章龍、鄧中夏和周恩來等的關懷和指示。由於得到多方面的領導，因而共產黨在膠東形成了三條傳播革命火種、建立黨組織的渠道。第一條渠道是煙台，以郭壽生、葉守楨為代表；第二條渠道是萊陽和海陽，以宋海艇、李伯顏為代表；第三條渠道是掖縣，以鄭耀南、王鼎臣為代表。又通過這三條渠道逐步延伸到蓬萊、福山、龍口、招遠、棲霞以及榮成、威海等地。

1923年，郭壽生在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膠東地區最早的一名共產黨員。不久，他重返煙台海校學習，並在校內建立了團支部。翌年，他又在校內創辦和主編了《新海軍》月刊，建立了黨、團的外圍組織“新海軍社”，並先後介紹海校同學曾萬里和葉守楨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底，中共煙台小組在海校誕生，郭壽生為組長。此時，煙台海校共有黨員3人，煙台全埠有團員10餘人。

宋海艇萊陽萬第鎮水口村人，1922年考入濟南山東農業專科學校。1924年2月，加入國民黨。1925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萊陽第一個共產黨員。

1925年五卅運動后，山東奉系軍閥張宗昌在濟南大肆捕殺共產黨員。11月，中共山東地執委機關遭破壞，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損失，地執委決定將大部分共產黨員派到農村，組織發動農民與統治階級進行鬥爭。黨組織派共青團濟南地委書記王辯(又名宮琦)找到共產黨員宋海艇，指示他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回原籍開展農民運動，秘密發展共產黨員。

按照黨的指示，宋海艇回到家鄉萊陽萬第鎮水口村后，在後瓦馬村小學以教學為掩護，進行革命宣傳活動。這期間，他一面宣傳教育群眾，一面物色黨員發展對象，並經常組織進步教員學習《共產黨宣言》、《京漢鐵路工人流血記》、《嚮導》等革命書刊，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同年冬至翌年春，他以“信仰共產主義”為條件，先後發展了萬第村小學教員宋海秋、宋雲程、梁逵卿(又名梁洪占)，水口村小學教員宋繼先(又名宋續唐)，石龍溝村小學教員孫亭午，南石礎村小學教員於冠三(又名於殿君)，小院村小學教員趙百原，陡山村小學教員官寅卿8人為共產黨員。這是宋海艇在萊陽發展的第一批共產黨員。

隨後，宋海艇以這些共產黨員為骨幹，在水口、石龍溝、護駕崖、鮑村、南石礎、小院、陡山、田家灌等村莊和海陽西部夏澤一帶村莊，以農協的名義辦起了農民夜校。在水口、石龍溝、淳于3個村以組織農民“同樂處”名義，成立了農民協會。到1926年春，先後在萬第周圍30餘個村莊發展農民協會會員200餘人，黨員20餘名。9月，宋海艇介紹海陽縣夏澤村小學教員孫傑三入黨。各村農民協會的紛紛建立使萊陽東南部和海陽西部出現了一派喜人的革命景象。但是，也引起了反動勢力的注意。1927秋，軍閥張宗昌下令通緝宋海艇，宋海艇被迫將黨的工作交給宋海秋負責，離開萊陽去煙台等地躲避。萊陽革命形勢暫時處於低潮。1927年11月30日，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書的共產黨員李伯顏經上海黨組織批准，回故鄉萊陽開展黨的工作。

1927年12月13日,李伯顏到達濟南，找到在山東軍閥張宗昌舉辦的軍官學校炮兵系學習的同鄉知己、共產黨員孫耀臣，並與中共山東省委接上關係。省委負責人向李伯顏和孫耀臣傳達了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精神，指示他倆回鄉后，迅速建立黨組織，開展農民運動，發展武裝力量，發動農民武裝起義，建立本地區蘇維埃政權。12月18日，兩人回到萊陽縣前保駕山村。

回村后，李伯顏和孫耀臣首先對農民進行革命宣傳教育，成立和發展農民協會組織，然後在農民協會會員中物色黨員發展對象，進行教育培養，很快以“鋼膽熱心，沉着慧敏”為條件，發展了孫文合、孫凱山、林世卿、孫洪成、孫功思、林世茂6人為共產黨員。

12月26日，在孫耀臣家，由李伯顏和孫耀臣主持建立了中共萊陽縣前保駕山村支部委員會，孫文合任書記，孫凱山任組織委員，林世卿任宣傳委員。這是膠東農村最早的黨支部。

繼煙台、萊陽、蓬萊、龍口、海陽、掖縣建立黨的組織之後，煙台市各縣的革命者繼續播撒革命火種，秘密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1931年9月，棲霞縣的李子民經萊陽籍共產黨員孫洪章(1928年入黨)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於12月在棲霞縣寨里鄉北洛湯村建立了黨支部，李子民任書記，李桂洛任組織委員，李干洛任宣傳委員，並在北洛湯村建立秘密聯絡站，李子民兼任站長。該支部後來又發展了10名黨員。北洛湯黨支部建立后，一面開展宣傳，傳送秘密文件，一面發動群眾同國民黨反動當局和地主土豪進行鬥爭。同年12月，中共煙台市委為加快農村黨組織建設，派掖縣籍黨員郭欣農回掖縣開展工作。郭欣農回掖縣后，以小學教員的身份作掩護，秘密發展黨組織，先後發展了孫鼎、李佐長等人入黨，並與秘密成立的掖縣縣委接上了關係，在北障小學建立了與煙台市委聯繫的秘密聯絡點。1932年2月，海陽縣北江村(現乳山市)人宋竹庭由海陽縣駕馬溝村(現乳山市)人、共產黨員於雲亭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在牟平、海陽兩縣交界地區發展於儉齋、宋桂平等人入黨。中旬，在北江村成立了牟海地區第一個黨組織——中共牟海特別支部，宋竹庭任書記。中共牟海特支在牟海邊區20多個村莊，發展黨員三四十名。春季，共產黨員梁岐山到棲霞縣唐家泊、東三叫、下牛蹄夼、李家莊、澤頭等村，以打短工為掩護髮展了馮春華、欒德明、王瑞、李成玉、李竹三等10餘名黨員。8月，中共山東省委派王心一、魯自嘉到牟海邊區，以中共牟海特支為基礎，在海陽縣夏村鎮(現乳山市)成立了中共牟海縣委，王心一任書記，宋竹庭任組織委員，魯自嘉任宣傳委員。11月，中共牟海縣委因組織紀念“蘇聯十月革命節”活動被敵人發現，國民黨海陽縣當局逮捕了王心一，宋竹庭、魯自嘉被迫轉移，牟海縣委遭破壞。隨後，於儉齋、劉經三等又在牟平縣第十區老鴉庄(現乳山市)成立了中共牟平特別支部，繼續開展鬥爭。1932年1月，中共煙台市委改稱中共煙台特支。4月，中共煙台特支借劉珍年部隊修械所由煙台遷往掖縣的機會，派修械工人、共產黨員張鳳鳴隨修械所前往掖縣，同中共掖縣縣委取得聯繫。張鳳鳴傳達了煙台特支關於成立特務隊，發展黨的基幹武裝，準備武裝暴動和安排黨員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意見。為了工作需要，經中共掖縣縣委書記鄭耀南提議和中共煙台特支批准，成立了中共掖縣特別支部，張鳳鳴任書記，陳子尚任組織委員，鮑健任宣傳委員，郭欣農任秘書。掖縣縣委與掖縣特支並存，分別接受中共山東省委和中共煙台特支領導。中共掖縣特支成立以後，根據中共煙台特支指示，組織了一支秘密的特務隊，鄭耀南任隊長。特務隊的任務是，保衛黨組織的安全，營救被捕同志，籌集活動經費，發展秘密武裝，廣泛開展打土豪活動。後來，隨着白色恐怖的加劇，特務隊停止活動。

鄭耀南，名盛宸，號耀南，1908年10月29日出生在掖縣西障區鄭家村的一個貧農家裏，三四歲過繼給寡居的三嬸母。嬸母視子如命，節衣縮食供耀南讀書。鄭耀南從小領略了人間的冷暖苦樂，學習非常刻苦，1925年秋考入山東省立第九中學。他勤奮好學，能寫善畫，多才多藝，被師生推選為學生自治會主席。他多次組織學生舉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抵制日貨的罷課和遊行示威。縣長張蔚南阻止學生運動，鄭耀南帶領學生衝進縣政府進行抗議。縣政府和學校當局把鄭耀南視為“危險分子”，多次要開除他的學籍，但由於全校師生的堅決反對而沒有得逞。1927年底，校長李浩光又利用職權，給他降兩級處分，讓他重當新生。鄭耀南拒不接受，憤然離校回家。

第二年春天，鄭耀南以自己家的南屋當教室，辦起了鄭家村第一所小學。他白天給學生上課，晚上深入群眾宣傳革命道理。通過與農民接觸，他進一步看到了階級剝削之殘酷和勞動群眾之痛苦，逐步認識到，除了社會主義革命外，中國將無路可走。1928年6月，他終於找到黨組織，經王德武（王鼎臣）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在黨的領導下，衝破重重艱難險阻，積极參加革命活動。

1929年冬，國民黨掖縣縣黨部成立了農民協會整理委員會，在掖縣籌備成立農民協會組織。當時農民協會的章程規定：農民協會對各級政府起監督作用，農村的雇貧農、自耕農、手工業者、小學教員均可參加。其宗旨是：反封建，反迷信，反帝國主義和軍閥貪官污吏，支持農民的正當要求，提倡婦女解放。鄭耀南想，這些規定既符合農民利益，又和我黨的任務相當一致，應該充分利用農民協會組織，深入開展黨的工作。他在鄭家村率先成立全縣第一個農民協會小組，接着又成立了鄉、區農民協會。農民協會掩護了黨的活動，黨的領導進一步推動了農民運動，農民協會如雨後春筍，在全縣普遍建立起來。

為了同國民黨爭奪農民協會的領導權，鄭耀南先把精明強幹的鮑建業安排到整理委員會擔任錄事，接着大抓了黨的建設。1930年秋，中共掖縣第一屆縣委會在鄭耀南家的南屋成立，鄭耀南被選為縣委書記。在縣委領導下，積極慎重地發展黨員，多數區建立起黨組織。為了對黨員進行宣傳教育，縣委在鄭耀南的倡導下，創辦了《紅星》黨報，他親自任主編。《紅星》報把黨的指示傳達到黨員，指導黨員牢牢地控制了農民協會的領導權。1931年3月，農民協會召開第一屆代表會議，選舉負責人，正式成立縣農民協會。在鄭耀南的努力下，共產黨員鮑建業、鮑仙洲、鄭祥齋分別當選為幹事長和幹事，五名負責人中共產黨員佔三名。縣農民協會成立后一個月，國民黨政府又下令把農民協會改成農會，並規定：農會以研究改良土壤種子為宗旨，在政府監督和國民黨指導下工作；農會會員必須是耕種園田三畝、農田十五畝以上者。鄭耀南及時識破了敵人的陰謀，指示共產黨員要隨機應變，繼續掌握好農會的領導權。第二年農會第二次選舉，原五名領導連選連任。

掌握農會的領導權后，鄭耀南領導農民進行一次又一次的鬥爭。地主階級依仗手中的政權，把政府規定的耕種土地20畝以上者出夫打差，私自改為耕種土地十畝就出夫打差（之後又改為五畝），牲畜不分馬騾牛驢一樣打差。為了保護農民的利益，打擊地主階級的氣焰，1931年鄭耀南領導農會會員與地主階級開展了競選區、鄉（鎮）、村長和反打差鬥爭。他安排滕紹武、鄭祥齋、趙剛鋒、孫鼎吉四名共產黨員參加競選鄉長，還通過合法手段安排共產黨員於仁樂、滕紹武到濟南參加區長訓練班。競選前，鄭耀南親筆撰寫《X村的怪現象》發表在國民黨縣黨部主辦的《黨聲》報上，揭露西障鄉鄉長和鄭家村村長相互勾結、盤剝農民利益的醜惡勾當，為這次鬥爭大造輿論。經過兩個多月的鬥爭，滕紹武當選為朱旺鄉鄉長，鄭祥齋當選為西障鄉鄉長，趙剛鋒當選為北障鄉鄉長，孫鼎吉當選為麻渠鄉鄉長，於仁樂被縣政府任命為八區區長，進步青年盛咸慶（1934年入黨）被任命為三區區長。農會會員擔任了全縣近半數的鄉、村長。共產黨員和農會會員掌握鄉村政權后，根據縣委指示，對出夫打差標準都重新做出規定。

1932年，爆發了韓復榘和劉珍年爭霸膠東的戰爭。劉珍年在掖縣大量抓丁拉夫，瘋狂地預征十年田賦，出夫打差按戶均攤，並限期每人繳納一元軍餉。縣政府檢查官刁天培、文書李介仁、商會會長董玉山等，對交不上田賦、軍餉的群眾扣押審訊，吊打施刑。為了解除群眾的苦難，打擊軍閥和貪官污吏，鄭耀南和縣委又領導農民掀起反霸抗餉鬥爭。他以“韻笙”為筆名在《黨聲》上發表文章，揭露軍閥戰爭的罪惡和刁天培、李介仁、董玉山等人巧立名目、貪污軍餉、榨取民脂民膏的罪行，號召人民起來鬥爭。接着，他組織農民、教師、學生、商人五六百人進城示威遊行。在群眾運動的壓力下，縣政府被迫撤了刁、李、董三人的職，取消每人一元的軍餉，還規定五畝地以下的農戶免除出夫打差，緩繳十年田賦。通過一次次的農民運動，發展壯大了共產黨的力量，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氣焰，使農會的社會地位大增。

為了使我黨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立於不敗之地，鄭耀南和縣委的同志從多方面進行組織準備。1932年春，縣委根據上級指示，成立武裝特務隊，鄭耀南擔任隊長。他給特務隊規定三條任務：一、保衛縣委，營救被捕黨員；二、打擊鎮壓不法地主，積極為縣委籌集經費；三、收集槍支，伺機舉行武裝暴動。他號召共產黨員都要積極搞槍，做一名光榮的特務隊隊員。他帶頭動員嬸母賣掉二畝好地，買來一支手槍。在他的領導下，廣大黨員有的買槍，有的借槍，有的到富戶提槍，特務隊很快發展到二三十人槍。在積極抓武裝的同時，他又通過各種關係爭取了國民黨左派孫會生。他根據多年的考驗，介紹幾名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讓他們在國民黨內做好內線工作。他安排於仁樂、郝香齋在城裏成立情報處，負責搜集情報。殘酷的鬥爭即將到來，韓復榘趕跑劉珍年後，便和國民黨相互勾結，向共產黨揮起血淋淋的屠刀。1933年夏天，國民黨省黨部密令掖縣調查鄭耀南、王鼎臣的情況。鄭耀南接到孫會生派人送來的報告，立即交待安排好工作，轉移到北京。在北京，他通過郭欣農介紹，與北京地下黨接上關係，擔任北京弘達中學黨小組長、掖縣同鄉會黨支部書記。后經北京地下黨組織幫助，他參加了吉鴻昌領導的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擔任過秘書、參謀等職。同盟軍失敗后他輾轉到龍口為商，擔任掖（縣）、招（遠）、黃（縣）三縣硝磺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