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九章 混亂的和平

?第六百八十九章混亂的和平

t4和t5都是二戰早期的美式降落傘。

t4是世界上第一種可以利用傘繩操縱方向的軍用降落傘，但它有個明顯的缺點：傘包體積太大、5傘改進了結構和材質，輕巧了許多，但由於它的傘面較小、下降速度比較快，對傘兵的操縱技能和降落動作的要求更高一些。

在“預備班”的學員當中，蔡遠飛是跳傘次數最多的幾個人之一，一周之內就跳了16次，次次成績為“優”，順利地獲得了“傘兵證章”。可是，跳完規定動作之後，美國顧問又鼓勵大家跳“備份傘”，這不免讓傘兵們感到幾分恐懼。

t5傘的結構輕巧，傘兵在背負傘包之後、還有餘力和空間加裝其他裝備。因此，t5是世界上第一種能夠攜帶備份傘的軍用降落傘。從道理上講，備份傘是在主傘失效之後的救生設備，但事實上，備份傘的傘面更小、結構更簡單，完全依靠手動開傘和拋傘，對操作技能的要求極高，稍有失誤就完蛋了。

在當時，包括美國傘兵都是使用強制掛鈎跳傘方式作戰的。可幾位美軍顧問卻認為，利用手動開傘實施空降，可以降低空降高度，更快地進入戰場，因此建議大家掌握這個“先進的作戰手段”——這理論雖然聽起來不錯，但實踐起來卻很困難，“切！進入戰場快，死的就更快，老子才不幹呢。”

鼓勵動員的效果不明顯，美國教官就決定親歷親為。他們登上飛機進行示範表演，讓中國兵坐在草地上看效果.........

c47在機場上空盤旋了幾圈，不一會，從飛機里躍出十個黑點，沒有使用主傘，降落速度確實很快。可是，其中的一位實在太快了，直接自由落體，“嘭”的一聲在地面上砸起一溜煙塵，摔得慘不忍睹。

這一下，現場觀看的人們更加害怕，就連美軍顧問也覺得十分尷尬，不敢再慫恿中國兵玩特技了。

馬師恭司令發覺氣氛不對，就走到美國佬身邊，顯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這個..........訓練***事故是難免的，我們當軍人的，時刻都面臨著危險。”然後就指着預備班的學員說：“來十個軍官，上飛機照着練。”

全傘兵總隊的軍官中，估計只有馬司令自己沒有跳過傘，現在卻跑出來說什麼“直面危險”，真是站着說話不腰疼。可人家是司令，說出來的話就必須執行。全總隊派十個人，傘兵二隊這樣的“戰功單位”無論如何也必須湊個份子呀，蔡遠飛看看劉盛亨分隊長，發現他正用殷切熱情的目光注視着自己，沒辦法，只好一咬牙豁出去：“行！我上吧”

披掛裝備，後面背着主傘，胸前掛着備份傘。爬進機艙的十個倒霉蛋不言不語，都在默默地記憶着操作程序。

飛機在天上轉了幾圈，黃燈亮了。美國顧問說，大家可以自己選擇強制跳傘或者備份傘跳傘，他對任何一種決定都表示同意——話音剛落，立刻就有四個人把掛鈎掛上了。

蔡遠飛猶豫了一下，沒有碰掛鈎，因為他看見李行和莫永聰都坐着沒動。

李行是西南聯大地理氣象系的學生，莫永聰則畢業於中央大學體育系，這兩個人的經歷與蔡遠飛有點兒類似，在預備班裏也是競爭對手。三個學生官彼此間卯着勁，硬要比一比誰的膽量大。

綠燈亮了，沒帶掛鈎的人首先跳了出去。

一離開艙門，蔡遠飛就努力提醒自己保持鎮定，並竭力調整身體的平衡。可這並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人在空中翻滾，自由墜落，連自己的手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了。折騰了半天，蔡遠飛總算解開了背帶，把主傘包從身上卸了下來。這是由於早期的備份傘在結構上不夠完善，如果不先拋掉主傘，副傘就會與主傘繩相互抽打、纏繞，使備份傘破裂或者失去作用。

可是，拋主傘的動作花費了太多的時間。蔡遠飛有些着急：“不知道還夠不夠時間開副傘？”

墜落時間越長，開傘速度就越大。開傘速度一方面有利於降落傘迅速展開，但另一方面也會增強空氣對傘面的壓力。因此，越晚開傘、對傘兵的技術要求就越高。

拋開主傘之後，蔡遠飛伸手去抓副傘拉環。

“抓住拉環，沿側後方向扯開保險鎖銷，待確認備份傘已經拉出后，朝順風方向拋撒..........”蔡遠飛一邊默念着操作程序，一邊暗自嘀咕：“鬼才知道哪邊是順風，我連東南西北都搞不清了。”

凄厲的寒風撲面而來，刺得蔡遠飛睜不開眼睛。憑感覺，他知道自己此時的下降速度已經超過了三十米，也就是每三秒鐘下墜一百米的高度。

“開傘、趕緊開傘，一百五十米以上必須開傘，不然就死定了。”蔡遠飛閉着眼睛在身上亂摸一氣——可就在這時候，他發覺副傘的拉環不見了！

拋掉主傘包，蔡遠飛立刻去抓副傘拉環，但是，他的右手在胸前摸來摸去，卻總也找不到那個救命的機關。

備份傘傘包的外形有點像是西式的信封，包袱皮從四面對摺過來，中間的位置上裝有一個拉環，只要撤除鎖銷、拽動拉環，就可以把副傘扯出來。副傘包的體積比主傘小得多，用十字帶綁在胸前。正常情況下，右手往肚皮上一摸，正好可以抓住拉環。可問題是，t5型降落傘和備份傘都是按照美國佬的胸圍設計的，而中國兵的個子小、肩膀窄，瘦得前胸貼後背，這十字帶掛在身上就變得鬆鬆垮垮。蔡遠飛是第一次穿戴這個玩意，缺乏經驗，在空中翻了幾個跟頭，那個小傘包就溜到左邊的胳肢窩後面去了——他閉着眼睛用右手摸，哪裏能夠摸得到。

伸手抓了個空，蔡遠飛嚇出了一身冷汗，心裏一着急，眼睛也睜開了。低頭看一看，發現十字帶還在身上，連忙順着綁帶往下捋，這才找到了那個要命的拉環。

他一把扯開鎖銷，也不管順風不順風了，拽出傘衣就往外拋。

從理論上講，逆風拋傘，傘衣很有可能會被吹回到自己身上，可蔡遠飛現在的下墜速度實在太快，側面的風力已變得無關緊要。傘布從包裹里掙脫出來、滑過他的胳膊，嗖嗖嗖地向上竄。很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拽住了蔡傘兵，強烈的震動扯得他五臟六腑都移了位，差點沒有吐出來。

與主傘相比，備份傘的傘面小，穩定性和可操縱性也比較差，傘衣打開之後，傘繩和弔帶依然抖動個不停。幾秒鐘之後，還沒等蔡遠飛調整好自己的着陸姿態，他就一頭撲進了水田裏。

幸好那塊水田剛經過翻犁，土質比較鬆軟，蔡傘兵翻了幾個跟頭，雖然摔得七葷八素卻沒有傷筋動骨。他坐在泥地里，頭腦還十分清楚，先按照程序用傘兵刀割斷傘繩，把副傘留在降落點，然後爬上田埂抬頭張望，這才發覺自己居然是頭一個降落的。

不一會，教官開着吉普車跑過來了，美國佬興高采烈，豎起大拇指一個勁地喊叫：“頂好！頂好！”誇獎中國傘兵的技術高超。

“哼！隨便你怎麼吹，反正老子堅決不跳第二回了”。蔡遠飛拿定主意不再冒充好漢。不過，美國人也聰明，懂得見好就收，從這以後，他們再也不提備份傘的事情了——因此，直到1949年，整個傘兵總隊只有“留美預備班”的六個人具備手動開傘的資歷，其中就包括了蔡遠飛。

說起來，1945年底的這次集訓是美國第14航空隊解散之前的最後一項任務。這t5傘、備份傘以及這次跳傘訓練，都與“租借法案”有關係。

“租借法案”是抗戰期間的同盟條約，其核心內容是由美國向中***隊提供30個師的武器裝備和訓練指導。這個方案從1943年開始實施，剛裝備了20個師，***就投降了。從道理上講，戰爭結束后法案就應該廢止，可中美雙方又搞了一個《處置租借法案物資協定》，把尚未交付完畢的軍用物資繼續提供給中國政府。美援裝備的總數到底有多少？有說30個師、39個師的，也有說45個師、64個師的，各執一詞，就連***自己也沒有定論。這說不清楚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的物資分配沒有明確的計劃，通常是派系鬥爭的結果。因此，除了少數的“全美械師”，還有許多“半美械師”，而那些“半美械”部隊的武器配置標準不一，數量不等，非常混亂，很難確定他們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美式裝備”。

當然，不管怎麼算，傘兵部隊都應該屬於正宗的“全美械”。可話又說回來了，“全美械”也有“全美械”的難處。

首先是開銷大。美軍教官可不是白求恩，幹活是要收錢的。他們每上一次飛機的“勤務補貼”是50美金，中國官兵是兩美金，辦一個月的培訓班，光是這筆開支就要耗費四萬多美元，把傘兵總隊整得直喊受不了。而且，花了錢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好東西。比方說，當時比較先進的降落傘是t7型，可美國人只肯提供t5。傘兵部隊需要400瓦的大功率無線電發射機，他們也不願意給，最後還是通過蔣宋美齡女士親自說好話，才從第14航空隊弄到了一台。

抗戰時的“租借法案”期間，美國人提供的武器全是嶄新的，可到了抗戰勝利以後，《處置租借法案物資協定》移交的裝備大都是些舊貨和次品——大炮不配炮彈，戰車沒有配件，機槍的槍機也經常是斷裂的，汽車和飛機都要先經過修理才能夠使用。機場上，b29之類的先進戰機一架也不給，狀況好一點的b24、b25全都飛走了，留下的主要是c46和c47運輸機。

“租借”到這樣的“新式裝備”，緊接着就需要維修，可機器設備和各種配件都堆放在美軍倉庫里，需要另外花錢購買。

美軍基地存放着大量的剩餘物資，有油料、彈藥、被服、機械設備、零件配件以及各種型號的發電機和電動機，甚至還有做飯的炊具，嶄新的鍋碗瓢盆和鐵皮爐子堆積如山，用幾十輛卡車也拉不完。

這些東西都是從太平洋那邊空運過來的，現在再運回去也不划算，美國人就尋思着賣給中國政府。剛開始，國民政府挑三揀四，報價給得很低。美國人一生氣，就在設備物資上澆汽油，放火燒掉了不少。昆明雷達站有幾十匹軍騾，平時由中國老百姓負責飼養，美國兵撤走的時候，先付清房東的草料錢，然後對準騾子腦袋就是兩槍——真是夠缺德的。

這麼折騰了一陣，國民政府只好認慫，簽了個《剩餘物資購買協定》，用一億七千萬美元的價格把價值九個億（的剩餘物資全都買了下來。

這筆買賣看起來挺佔便宜，可細算起來卻不一定——“剩餘物資”其實都是美國的洋垃圾，除了艦船、汽車和飛機的零配件外，更多的是牛奶、香煙以及過期的水果罐頭。南京碼頭堆着幾萬噸美國水泥，是塞班島基地的剩餘物資，運來的時候就已經失效，***再拿去修工事，***的炮彈落在陣地旁邊，那混凝土碉堡就被震垮了。這些“洋破爛”充斥中國市場，讓中國政府欠了不少外債，讓中國的政局越來越混亂，卻對中國人民的生活沒有任何幫助。從這個時候起，老百姓對美國人的印象不那麼好了，覺得這些外國大鼻子見利忘義，全都跟奸商惡霸似的，充滿了帝國主義的味道。於是，昆明的大街上開始出現了反美標語——“gohomeyankee！”、“usa滾回去！”

不過，這時候的蔡遠飛還沒有什麼反美覺悟。當時，他正盼望着出國留學，對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充滿了興趣。

昆明市有一條曉東街，是個著名的繁華地段，街上有家“南屏電影院”，專門放映荷里活大片。那時候的美國電影都是“原聲片”，也沒有字幕，所以劇場就安排一男一女兩個翻譯拿着話筒進行同步解說。

1946年元月份的一天，蔡遠飛跑到曉東街去看《出水芙蓉》，這是當時的熱門影片，電影院裏人山人海，座無虛席。銀幕上正演到男主角混進女人堆里瞎胡鬧，劇院的女翻譯忽然在擴音器里大聲嚷嚷：“蔡遠飛先生，請您立刻出去！”

蔡少尉頓時十分鬱悶：“美國人乾的風流勾當，關我什麼事？”

稀里糊塗走到門口，卻看見劉盛亨隊長坐在吉普車上嘎嘎怪笑：“快回家吧，孟姜女來哭長城了，你還在這裏出水芙蓉..........”，一副幸災樂禍的模樣。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

蔡遠飛在遵義老家有個未婚妻，那女孩姓陳，父親與蔡式超是好朋友，兩家很早就定了親。蔡小伙雖然知道這門婚約，可他從來也沒往心裏去，不僅退學參軍的時候沒有和人家商量，當兵以後也沒有給別人寫過信，壓根就把這件事情給忘記了。

蔡哥哥上前線打仗，陳妹妹就在家裏等情郎。可是等到抗戰勝利也沒見未婚夫回來，反而聽說他報考了什麼“預備班”，眼看就要去美國了。大姑娘頓時覺得情況不妙：“這傘兵成天飛來飛去的已經夠麻煩，如果再飛到美國去，怎麼可能找得回來？”，情急之下，揣着地址就追到昆明來了。

到了昆明城，瞧見滿眼的美國海報，畫片上的女人袒胸***；再看見滿大街的美國兵，車上坐着風情萬種的“吉普女郎”——陳未婚妻的心裏更加慌神：“在昆明就這麼荒唐了，到美國去還怎麼得了？”，於是進了兵營就開始哭，哭得姜鍵中校手足無措，只好立下軍令狀：“本隊長一定讓小蔡與你成親，不先結婚決不讓他去美國！”

於是乎，等“蔡留學生”回到營房，姜鍵隊長已經把休假手續辦好了。長官命令蔡遠飛少尉立即回家娶媳婦，“不把婚事辦妥不許歸隊！”就這樣，1946年的春節，蔡遠飛就成了已婚男人——在以後的人生歲月里，蔡老先生從來不曾後悔自己娶了一位聰明果敢的妻子，他只是有點埋怨劉盛亨沒有讓他把《出水芙蓉》看完，“害得我幾十年都不知道電影的結局”。

結婚休假期間，蔡遠飛在遵義住了40天。新婚燕爾的這段日子，他並沒有覺得特別快樂。

父親蔡式超對時局不滿，動不動拍桌子發脾氣，甚至看見兒子身上的美式軍服也覺得不順眼：“沒有自尊就不能自強，靠別人援助的國家成不了強國，穿外國衣服的軍隊太沒有志氣！”

姐姐蔡智慧也顯得很鬱悶。有傳言說當接收大員的姐夫在外面“接收”了一個什麼女人，這消息弄得她成天心神不安。

二哥蔡智仁娶了一位蘇州女子，新媳婦從照片上看很漂亮，卻不知道命相如何？蔡家媽媽對此事十分擔心，找了若干個算命先生研究這個課題，結果似乎不大理想，而更讓母親感到難過的是大兒子蔡智明的骨骸還沒有找到、小女兒蔡智蘭也沒有下落。當時，家裏人都認為妹妹多半是不在了，卻只有當媽媽的堅信自己的直覺：“么妹肯定還活着，她是遇到了什麼難處回不來。”剛剛過去的一場戰爭，使原本富裕安康的生活日漸窘迫，也使得原本人丁興旺的家庭七零八落。而眼下，又一場戰爭即將來臨，未來的前景讓蔡遠飛憂心忡忡。

1946年的3月，傘兵總隊移防到了南京，部隊編製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這時候，因為何應欽的“陸軍總司令部”被撤銷了，傘兵部隊就劃歸空軍司令部領導，名稱也由“陸軍突擊總隊”改成了“空軍傘兵總隊”。

傘兵總隊進行了整編，原先的二十個隊合併成四個大隊和一個補充隊，新來了一大批步兵軍官，部隊的指揮層也進行了重大變動。各大隊的主官全都是新調來的生面孔，個個都不會跳傘，更沒有空降作戰的經驗，而抗戰時期訓練出來的軍官卻只能擔任副職，有的甚至被調出了傘兵部隊——蔡遠飛始終不大明白馬師恭司令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這個舉措的後果完全是顛覆性的：主官不懂業務，傘兵總隊也就失去了傘降作戰的能力，從此由一支特種兵變成了普通的輕裝摩托化部隊。傘兵整編以後，蔡遠飛被分配到總隊參謀處，職務是參謀三科的附員。總隊參謀處總共有四個科，二科負責情報、三科負責作戰，“留美預備班”的學員全都集中在這兩個科里。之所以這樣安排是因為這一期留美學生的進修方向是“參謀業務”，留學之前必須具備一年以上的參謀閱歷。

因此，總隊參謀處的“附員名單”也就成了留美預備班的花名冊，如果有誰被派到基層單位去當帶兵官就說明他已經被淘汰了.........

傘兵總隊的隊部設在南京市郊的岔路口，四十多個“參謀附員”聚集在參謀處里，其實並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工作太清閑，參謀們就不務正業。一幫人為了迎接“國民大會”就鼓搗出了一首“新中國傘兵”歌，後來還真的成了***的《傘兵進行曲》。並且，蔡遠飛他們還被“三青團”借調出去，幹了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1946年3月的南京，已經和舉行受降儀式的時候大不相同了。

幾個月來，物價飛漲，民不聊生，1945年9月的一百法幣可以買兩隻雞，1946年1月卻只能買兩個雞蛋，到了3月份就只夠買兩粒煤球了..........人民群眾的情緒從歡迎政府回歸時的興高采烈逐漸轉變為極度失望和怒不可遏，“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連小孩子見到***官兵都躲得遠遠的，現出一副厭惡的表情。

這時候，南京城裏每天都在舉行各種各樣的群眾運動，有以市民為主體的，也有以學生為主體的。

市民***的主要目的是“反失業”。

淪陷期間，南京市裡有六百多家大小工廠，這些企業雖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日偽性質，但員工是中國人、車間廠房也在中國的地面上，抗戰勝利后，只要稍加整頓就可以恢復生產。但是，***的接收大員來自四面八方，“接收”行為就如同哄搶一樣毫無計劃，這個收倉房、那個收原料，今天搬機器、明天割電纜，甚至出現了“一輛汽車五個人接收”的笑話（一個人接收車身，其他四個接收汽車輪子）。經過這麼一折騰，好端端的工廠被拆得七零八落，最終能夠恢復運作的還不到一百家。南京市裏的大部分工人被迫失業，生路斷絕的市民們不得不走上了抗議鬥爭的道路。

而學生***，則是為了“反甄審”。

淪陷期間，南京市裡仍然有“中央大學”等院校在日偽的教育體系下繼續開課，抗戰勝利后，真正的“國立中央大學”回來了，國民政府就把“偽大學”撤銷、改稱“南京臨時大學”，並且不承認“偽校學生”的學籍，要對他們進行“甄審”——“甄審”的辦法就是考試，基礎課補考英語，政治課補考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考試過關以後才能夠重新入學——這麼一來，南京城裏的“偽學生”們就不幹了，他們遊行示威，絕食抗議，堅決不參加“甄審”考試，並且針鋒相對地提出：“丟失首都的責任不在學生身上，甄審的對象應該是政府的官員。”

1946年3月，原“昆明警備司令”關麟征正在南京述職，他因為“一二?一血案”丟了差事，正等着接受新的任命。這時候大概是希望自己“從哪裏跌倒，再從哪裏爬起來”，關將軍看見南京學生***，居然決定親自去校園訓話，開展思想工作。

走進中央大學，學生們正在集會。大家一看見這位披斗篷、穿馬靴的將軍就發出了陣陣噓聲，再聽說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禍首，更是罵聲四起。“關鐵拳”一介武夫，說話全無遮攔，在昆明的時候就信口開河，說什麼“學生有示威遊行的自由，當兵的有開槍的自由”，結果被趕出了雲南，現在到了中央大學，他登上講台，開口就說：“和你們學生打交道，真比對付十萬敵人還麻煩”，還說“你們學生一張嘴，沒道理也變成了有道理..........”

學生哪裏肯吃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我們學生是講道理的，你這個反民主的劊子手才是真正的強詞奪理”，然後一陣陣口號震耳欲聾，罵得關麟征瞠目結舌，真的變成了“紅臉關公”，最後只好跳下講台落荒而逃。

“關鐵拳兵敗大學校園”的典故一時成為京城的笑談，弄得蔣委員長也無可奈何：“關雨東的政治是弱項..........”，可沒過多久，老蔣居然任命關麟征為中央大學的教育長，真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關麟征去中央大學的時候，蔡遠飛他們也在場，關司令被哄走以後，傘兵軍官卻沒有走。大學生衝著他們喊：“軍人滾出校園去！”，蔡遠飛就報出自己原先的學校、專業、年級和老師的名字，並且說：“我們是軍人也是學生，大家都是中國的青年，總可以坐下來交流的嘛”，學生們這才不起鬨了。

雖然不起鬨，卻仍然無法溝通。

蔡遠飛的“說服對象”是工學院的學生，他解釋說，自己在後方考大學的時候也考了英語和《中國之命運》，所以“甄審考試”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而學生聯誼會的代表卻認為“甄審”的實質是對淪陷區青年的侮辱，必須取消這種不公平的待遇，並且撤換不稱職的教育官員——雙方各講各的道理，最後誰也說服不了誰。

蔡遠飛他們是到校園裏來“點火”的。

抗戰勝利后，東北就處於蘇聯軍隊的控制之下。按照《中蘇友好條約》的規定，蘇軍應該把東北地區移交給南京中央政府，並且在1945年12月1日以前完成撤軍，可是直到1946年，蘇聯人都沒有撤出的跡象。

1946年1月中旬，“東北行營”的八名官員在撫順被東北民主聯軍的士兵槍殺。這件事在全國引起了轟動，一時間，籲請蘇聯“約束中共武裝”、要求蘇聯撤軍的呼聲越來越高。2月份，中國***發表了“關於東北問題的四條主張”，要求國民政府“承認東北民主部隊”，要求“限制進入東北的政府軍的數量”，卻沒有要求蘇軍撤出東北——這就給後來的“反蘇***運動”提供了口實。

當時的中國老百姓對蘇聯的印象很不好，這不僅有歷史上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因素。蘇軍佔據東北，並且不斷壓迫國民政府在外蒙問題和***問題上作出讓步。這樣的舉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中共的發展，但在本質上卻傷害了中國的主權，這就深深刺傷了中國人民最敏感的神經——於是，當***當局把中共的曖昧態度與蘇聯的沙文主義聯繫起來的時候，當蔡遠飛他們指責“某黨為了實現武裝割據，不惜出***家利益”的時候，一場全國性的學生運動就不可避免地被點燃了。

“為了國家主權，不懼赴湯蹈火”、“只知有國，不知有黨”——這是1946年反蘇運動的主要口號。

國民政府選擇在這樣的時候提出這樣的口號有一個重要的原因，1946年3月，正是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到中國主持調停的時候，馬歇爾一下飛機就聽到了如此“民主的、愛國的呼聲”，立刻就對蘇共和中共的行為提高了警惕。於是，隨之而來的政治脅迫和國際壓力不僅迫使***決定“讓開大路、佔據兩廂”、放棄了“獨佔東北”的計劃，也迫使蘇聯最終從東北撤了軍。

1946年3月的這次“點火”可以稱得上是***和三青團最為成功的政治運作之一。在這場學生運動的影響下，大批青年先是走上街頭，繼而又走上了內戰的戰場。而與此同時，由中共主導的“聲援一二?一學生運動”和“反甄審”運動卻被完全壓制，學生中的***員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中央大學的***學生也最終被迫服從政府的安排，到上海念書去了。

這次進校園，蔡遠飛他們的功勞不小。但事實上，僅憑蔡遠飛他們這一夥軍官是不可能“點火”成功的，真正在運動中發揮作用的是混雜在學生中的“人民服務隊”——也就是“五毒”中的“青年從”。

所謂“青年從”，簡單地說就是“青年從軍退役人員”。前面講過，“十萬青年十萬軍”時期有個政策，青年軍從軍人員退役以後可以選擇進學校讀書，由國家提供學費。現在抗戰結束了，一大批拿政府薪水、受三青團領導的“青年從”就湧進了各大校園。他們的學習基礎不好，學習成績更加不妙，但卻可以不在乎學校的考試、不在乎學校的紀律，作為流氓學生和學生特務，成為當時社會的一大公害。

“青年從”有點像是“軍官總”的孿生兄弟。在校園裏，他們的組織性不亞於學生會，攻擊性卻更加殘暴，他們兼有學生的輕率和兵痞的野蠻，卻失去了理想的單純，犯起渾來無法無天。他們可以打老師、打同學、大鬧課堂，可一旦對上級不滿，他們也敢打警察、罵官員、圍攻政府。1946年4月，剛剛在“反蘇運動”中立下汗馬功勞的“青年從”就轉而大鬧南京總統府，有個傢伙居然還在總統府的牆上畫了個大王八，而這位敢在蔣委員長辦公室的大門口表現漫畫才能的傻大膽，就是蔡遠飛的老朋友潘崇德。

1946年4月之後的南京，就像是政治鬧劇的大舞台。

一方面，報紙上接二連三地登出各種各樣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大街小巷間卻充滿了天怒人怨，集會遊行和抗議漫罵此起彼伏——而有意思的是，這些不滿的情緒又往往是因為那些“好消息”引起的。

比如，有好消息說，蘇聯從東北撤軍了。

可是，外國的撤軍並沒有換來中國的和平，蘇聯人前腳剛走，國共兩黨後腳就打了起來，4月份以後的東北地區成了軍事衝突最激烈的戰場，而就在這時候，南京城裏的東北人也紛紛上街請願。

抗戰勝利后，大批的東北籍軍人、學生和陣亡將士遺屬滯留在國統區，他們無法返鄉、沒有經濟來源，生活窘困不堪。中山大道上每天都有東北軍人舉着“要回家，要工作”的牌子申請救濟，還有的孤兒寡母打着招魂幡討要撫恤金，個個面黃肌瘦，衣衫襤褸，就像叫花子一般。

姜鍵的母親是位心善的東北老太太，她經常守在兵營的門口，遇到軍官就問：“孩子，您有沒有用不上的東西呀？都送給大娘吧”..........然後就踱着一雙小腳去救濟老鄉。姜鍵這時候是二大隊的副隊長，他自己不好出面辦這種事，卻也經常在私底下發牢騷，責怪政府虧待了東北人。

當時，與東北有關係的***人幾乎全去了“滿洲”，一般人並不知道東北民主聯軍的司令是***，卻都知道張學思出任了遼寧省主席，藉著“張大帥”的名頭，招兵買馬的號召力很大。於是許多人都認為***只派“外鄉人”去東北是搞不過中共的，最好的辦法是把張學良放出來，讓他帶着老部下去和中共和蘇共爭地盤——憑着張少帥的影響力，且不說能不能趕走“民主聯軍”，至少能夠讓***發展不起來——這樣的話，中央政府在東北既不花錢，也不費力，***可以把精銳部隊集中在平津地區，先南北夾擊、解決華北問題，再圖謀恢復東北..........

這個想法或許有道理，但實際上根本就行不通。抗戰期間，東北受到的破壞比較小，比中國其他地方富裕得多，為了能去“滿洲”發“接收”財，中央嫡系自己都爭破了頭，誰還會讓這個美差落到“東北破落戶”的頭上？更重要的是，1946年，正是蔣總裁滿懷壯志準備一統江湖的時候，他剛剛把拜把哥哥龍雲軟禁起來，又怎麼可能再把拜把弟弟張學良放了出去。因此，盼望回家的東北軍人們只能留在南京城裏苦苦煎熬。一直熬到1947年底，陳誠頂不住了，政府才趕緊組織“回鄉總隊”，把這兩萬多人送回瀋陽去打仗。可這些人早就對“黨國”寒透了心，一回家就去找***，還沒來得及整編就跑光了，就連總隊長張國威都投了***，打老蔣的勁頭比正宗的八路還要猛。

1946年4月，“第一屆國民大會”的代表選舉工作即將完成，這對渴望“民主”的人們來說也是個好消息。

其實，早在1946年1月10日，全國各黨派就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當時的代表名額為***8人、***7人、青年黨5人、民主黨派（民盟、民社黨、救國會、職教社、村治派、第三黨）9人、無黨派賢達9人。這樣，***和民主人士的聯合力量就超過了***和“青年黨”。結果，執政黨提出的議案經常被在野黨否決，而在野黨的主張又得不到執政黨的履行，這就使得所謂的“政治協商”流於形式。

於是，制訂憲法、召開“國大”就成了當務之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