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八章 “雙十協定”
?第六百八十八章“雙十協定”
對於***的到來,蔣介石心中還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果應召來渝,此雖威德所致,而實上帝所賜也。”
9月3日,經過幾天的交換意見之後,共方向國方正式提交了11條談判要點。其中包括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主席的領導地位、懲治漢奸、停止武裝衝突、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等等。而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政權和軍隊。
談判要點的實質就是解放區政權和人民軍隊的整編問題。在解放區問題上,***提出由***人擔任山西、山東等五省解放區所在地的省主席,擔任解放區廣為分佈的廣東、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個特別市的副市長;而***則只允許***參加政府,各解放區官員都需要***認可才能繼續留任。軍隊問題上,***提出將人民軍隊整編成16個軍48個師;而***堅持最多只允許保留12個師。雙方的期望值,相差十萬八千里。
看過***方面的這份方案后,蔣介石對國方代錶王世傑、張治中等人說:“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在他看來,只有“實行三民主義”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這兩條才具有誠意,其他各條“在內容與精神上與此完全矛盾”。
其實,中共在籌備這次和談時是做了相當大讓步的。在1945年9月4日雙方的“第一次談話紀錄”中記錄著這樣一段話,周恩來對國方代表邵力子說:“認為聯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並不提出,而只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
周恩來此處提到的“聯合政府”問題,實是一樁公案。
1944年11月,當時擔任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赫爾利自告奮勇到延安調停國共矛盾。剛剛上任的赫爾利信心滿滿,認為自己一定能做成這個和事老。
在與赫爾利談判時,中共領導人提出了五點協定草案,其核心問題就是把國民政府改組為包括各黨派在內的聯合政府,並提出各黨派享有平等地位。赫爾利覺得***的提議很公平,沒有什麼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
可當赫爾利拿着協議,興沖沖返回重慶時,卻被蔣介石兜頭潑了一盆涼水。蔣介石明確表示,***絕不可能與***相提並論,聯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這個協議就意味着***的徹底失敗,必然導致中共控制政府。
在蔣介石的頭腦中根本沒有“***”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認聯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人來國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到重慶后,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是工作與安全。關於住處,***一下飛機,周至柔就說已為他準備了接待美國客人的招待所,說是地方好,設備全。***笑笑說道:“我是中國人,不是美國人,不住美國人的招待所。”
張治中在汽車旁對***說道:“已為您準備了市郊黃山和山洞林園兩處,任您選擇。”***未置可否。在這方面,操心最多的是周恩來。他原來設想讓***以紅岩八路軍辦事處做起居、工作、活動的中心,但一住下來就感到不合適。紅岩不僅地方較偏,且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階太多,周圍又特務密佈,對來客不方便,對***也不安全。至於曾家岩50號他自己的住處,地點較好,但地方狹小局促,且二樓是***人居住。惟一比較合適的是張治中官邸上清寺桂園中山四路十八號。那裏的房舍雖不大,設備也一般,但還合用,而且距離曾家岩50號,大家習慣稱“周公館”,和紅岩新村都不遠,又在馬路旁邊,地點適中,汽車進出也很方便。周一開口,張治中慨然答應,全家搬到復興關中訓團內一所狹小破舊的平房裏。於是,***就以桂園作為會客、工作、休息之所。每日上午由紅岩來,下午會客,晚上回紅岩睡覺。
重慶談判期間,***等中共領導人在張治中的寓所——桂園下榻,頻頻與各黨派領導人和各界民主人士廣泛交談,交換意見。
房子不大,一樓一底。樓下是會客室、餐廳、備餐間、秘書室、副官室、盥洗室。樓上是卧室,大小五六間,張一家十來口,也夠擁擠的。樓南是個院子,院子東面是大門口,傳達室、汽車間各一。院子西面是警衛員室,經常住着一個手槍班。樓房北面是一排平房,包括廚師和工作人員住房。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編的圍牆,很不嚴實。
值得一提的是客廳,它是《雙十協定》的產生地,是名流彙集、高談闊論的場所。那是一間約二十多平米的長方形房子,周圍擺上樸素的沙發,只能坐十來個人。東面、南面是窗子,外層是百葉窗,裏層是玻璃窗。牆角處擺上兩三盆花草,什麼古董擺設都沒有。南牆懸挂着孫中山先生手書“天下為公”的橫幅,字體雄渾,筆力遒勁。東牆懸挂蔣介石手書的戚繼光語錄:“若謂戰無不勝,固屬欺人之談,然勁敵從來未嘗不敗..........”
西牆是女畫家紅薇老人畫的一幅花卉。北牆是《秦淮夜泊圖》,是一位八十七歲高齡畫家的作品,上題七絕一首:
春風吹夢到天涯,人在天涯夢在家,
夢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閣聽琵琶。
這些字畫,體現了當時主人的身份、思想和性格。
***住桂園,安全是個首要問題,最操心的是周恩來。他不僅對***的睡床、坐椅、房子逐一仔細檢查,而且對警衛工作親自佈置。***從延安帶來一位顏太龍同志,龍飛虎原在重慶,加上陳龍共三人,力量是單薄些。開始,張治中對周恩來說:“政治部有警衛營,大多是我家鄉的子弟兵,我準備用他們來擔任警衛工作。”
周恩來考慮再三,認為當時重慶十分複雜,散兵游勇多,前線下來傷兵多,袍哥幫口多,一般警衛管不了他們。兩人商量結果,決定派憲兵擔任。張治中和憲兵司令張鎮一談就解決了。
桂園小客廳,***在這裏接待客人在四十三天的談判中,***除了頭尾三天在林園外,其餘全在桂園。早上***點由紅岩村來,晚上回紅岩村歇。白天工作和休息在樓上,會客在樓下。有時談判也在會客室內進行,不少次還進行到深夜。所以當時的桂園,既是***在重慶活動的中心,也是中國政治漩渦的中心。
和談能成功嗎?這是社會上普遍發出的問號。事實上,當時國統區大致可分為三種人:第一種是期望派,佔多數。由於人心厭戰,人心思變,人們認為談判困難雖多,但大勢所趨,期望能達成協議。第二種是搖頭派,人數不少。他們認為國共兩黨廝殺了幾乎二十年,和平是不可能的。這裏頭包括***右派、軍人集團,亦包括“戰難和亦不易”的胡適之流。第三種是主和派,人數不算多,屬於***左派、社會有識之士、知識分子和華僑等。他們堅決主和,主張維護三大政策,如張治中、邵力子等。他們對和平存在強烈的願望,以致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到重慶是轟動國內外的大事,蔣介石的內心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對此卻是十分重視的。毛剛到重慶的第一天,就在當晚八時半由張治中邀請毛主席和代表團到蔣的官邸山洞林園,盛宴歡迎。第二天下午和***作第一次直接交談。9月2日,又再次邀請***和代表團到官邸赴宴,會後,蔣、毛兩人又作了第二次交談。從8月29日至9月3日,以周恩來、王若飛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為首的***代表團,不斷交換意見,各項問題都接觸到了,並由張治中和周恩來直接商量,初步確定了商談的議程。
當時外間傳說,蔣介石對談判毫無準備,一切方案均由中共提出,蔣只好消極對付,派人敷衍等語。但這不符合事實,也小看了蔣介石。蔣介石對中共和這次談判是胸有成竹,也是胸有成見的。蔣介石是個陰謀家,有他的一套。他當時的設想是:先由雙方交換意見,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說話,然後提出要點逐一進行談判。
談判是異常艱巨的,一開始就出現了針鋒相對、各不相讓的對抗態勢。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談話要點》並交給張治中等。內容共十一項:以和平、民主、團結為統一的基礎,實行三民主義;擁護蔣介石的領導;各黨派平等長期合作;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軍隊;嚴懲漢奸,解散偽軍;中共參加受降;雙方軍隊停止衝突,原地待命;結束黨治,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化方面應包括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實行普選,調整行政區域及人事;軍隊國家化方面應包括整編全***隊,中共應有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中***隊後勤由國家補給,集中於淮海流域及隴海以北地區,中共參加軍委及其各部工作,設置北平行營及政治委員會,中共參加領導;黨派平等合作方面應包括釋放政治犯,取消特務機關,保障人民自由等。
蔣介石於同月4日,根據他和***的談話以及王世傑提供的《今日交談之結果》,親擬了一份《對中共談判要點》,交給張治中等。蔣一開口就以極端傲慢的態度指出:“中共代表所提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既然同意實行三民主義及擁護我的領導,其餘各條就互相矛盾,不該提出。”然後更具體規定:“中***隊整編數字,應根據張治中、王世傑去年與林伯渠商定八至十個師,最高不得超過十二個師之數;解放區於抗戰勝利后根本不應存在,如中共真能做到政令軍令的統一,則從中央至地方各級政府中共優秀人士均可參加;國民大會即將召開,原選代表均有效,如中共願參加會議,代表可增選。”
從蔣介石親擬的這個《談判要點》看,是確實毫無誠意的。不過張治中等仍不得不據此和中共代表商談。蔣、毛面談和雙方代表初步交談是在山洞林園,不設記錄,以後雙方指定代表的商談,均改在城內的“桂園”和“堯廬”蔣的官邸,雙方都派了人擔任記錄,談了十多次,合計在林園、桂園、堯廬三地先後商談二十三次。
整個談判尖銳、緊張、曲折、複雜,多次瀕於破裂。在***四位代表中,最積極、最活躍的是張治中。每到緊急關頭,他都挺身而出,力圖轉圜。我眼看他活動頻繁,勞心敝體,在室中時而冥思苦索,時而搖頭嘆息,或則繞室彷徨,或則喃喃自語,顯得飲食無心,坐卧不安。
經雙方多次商談之後,9月8日***代表對中共3日所提《談話要點》作出了書面答覆,除了強調統一為民主的基礎,暗示政令與軍令的統一是不能退讓的這一陰謀外,並具體答覆:“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但平等並非均等;解放區須撤銷,人員可酌用;懲治漢奸、解散偽軍可同意,但須依法慎重進行;參加受降須在接受軍令政令統一之後;衝突可停止,但中共不得阻撓政府之接收工作;政治會議亦可不常設,僅由蔣主席召集***和各黨派代表商討決定有關事項,內容不預定;各省市的領導須依法任用,如指令某省市主席、副主席必由中共推薦始得任用,即非真正接受政令軍令的統一;中共整編軍隊數字最高額為十二個師,不可變;北平政治委員會無設置必要,北平行營人選不能由中共推薦;釋放政治犯,中共可提出名單由政府主動辦理;中統、軍統只辦情報,嚴禁拘禁、逮捕行為。”
從雙方所提條件看,距離甚遠,似乎達成協議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從事武力解決,不但為國內外形勢所不許可,而且條件也不具備,只能力求妥協。問題的核心是軍隊的數字和解放區問題,如能暫時排除或減輕,則問題仍有解決的可能。所以經過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鋸戰,日談、夜談、集合談、個別談,終於獲得暫時的協議。
10月8日,張治中在軍委大禮堂舉行***宴會,歡迎歡送毛主席,到會五六百人,主要是國民參政員、新聞界、文化界、社會賢達,然後是***大官。在當時的重慶來說,這是規模最大的盛會了。
在會上,張治中有一篇熱情洋溢的歡迎詞。他首先指出***到重慶來的重要性,為全國全世界人士所關注。然後說明雙方商談的情況,在大前提大原則上已完全一致,具體問題中70%已達成協議,其餘的繼續磋商,準備發表公告,讓全國人民知道。最後還說:“毛先生準備月內回延安去,所以今天的集會既是歡迎,也是歡送。毛先生來重慶,是本人奉蔣主席之命,偕同赫爾利大使迎接來的,現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將由本人伴送回去。”
局勢雖然詭譎多變,但談判還是達成了協議。10月10是辛亥革命三十四周年紀念日,就在這一天下午,國共雙方在桂園簽訂了《雙十協定》。即《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
難忘的1945年10月10日下午,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不僅親身參加談判的代表感到協議得來不易,滿懷喜悅,就是辦理事務的人員,知道談判內幕的我們,也是喜氣洋洋,十分高興。從一清早,大家就忙開了,把小小的客廳和衣帽架收拾整齊,茶水香煙準備好,在會客室南牆“天下為公”的橫幅下橫擺着一張條桌,覆以桌布,擺上簽字用的筆墨。會場簡樸、肅穆、莊嚴。但沒有邀請記者和任何人參加,所以具體情形當時報上並沒報道。
下午四時許,一切準備就緒,雙方代表先後到場,互相致意,並審閱了事先謄寫好的《雙十協定》全文,表示同意,就按名次先後簽上自己的名字。他們雖然沒有說話,但從臉上表情看,顯得既嚴肅又高興。全體代表中,只有張群因公外出,不在重慶,他的名字是事後補簽的。協議的全文於同月12日在報上公佈。
簽字完成後,邵力子先生向雙方代表建議:“這次商談,所以能夠獲得初步成功,達成協議,多有賴於毛潤之先生的不辭勞苦奔波,應請他下樓相見。”大家欣然同意,於是***主席下來和大家逐一握手,互致祝賀.........
.........
1945年11月,蔡遠飛回到昆明。
這時候,昆明城裏的氣氛十分緊張。因為就在前不久,***嫡系精銳在杜聿明的指揮下用武力解決了滇軍警衛部隊,把“雲南王”龍雲趕下了台。
龍雲是蔣介石的拜把兄弟,18年來,雲南地面上的政治、經濟、軍事、行政都由他說了算。抗戰時期,不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龍主席,就連美國人也要對這位土皇帝禮讓三分。當地警察不僅敢揍中央軍,就連軍統特務也敢抓;地方保安團在路上設個關卡,***過去要收費、美軍過來也要交錢,真是在老虎頭上拔毛的角色,實在霸道。
於是,抗戰剛結束,蔣總裁就對“龍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軍的四個軍調到越南去受降,然後指派第5軍對昆明城裏的幾個警衛團實施突襲,再把龍雲弄上飛機、送到重慶去當了個有名無實的“軍事參議院院長”,從此軟禁了起來。
“昆明事變”的總指揮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臨時指揮部就設在昆明崗頭村的傘兵總隊司令部。在此次“戰役”中,傘兵部隊的任務是擔任總預備隊,由於行動進展比較順利,這支預備隊最終沒能派上用場。
蔡遠飛他們沒有趕上“昆明事變”,但大家對事變的後果卻有着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氣揚的滇軍軍官如今已變成了落翅的鳳凰。***巡邏隊只要遇到雲南口音的官員和商人就進行盤問搜查,稍有不順,抬手就是一巴掌、張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滇票”是龍雲發行的雲南貨幣,原先比法幣堅挺,可如今已經宣佈取締,成了一堆廢紙——這時的雲南人就和他們的紙幣一樣,不再值錢了。
不過,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會輿論最熱鬧的話題依然是《雙十協定》。這個協定其實並沒有什麼切實可行的措施,但從內容上看,國共雙方一致贊同“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通過“黨派平等合作”的途徑“建設獨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國”,同意整編軍隊、削減武裝力量..........這讓許多人對未來的和平充滿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華日報》公開發表***的《沁園春?雪》。幾乎所有的報刊都轉載了這篇詩作,一時間,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紛紛唱和,有讚揚的也有反對的。蔡遠飛雖然不太懂得詩詞,但也覺得這篇《沁園春》寫得很有氣勢.........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卻從這篇詩詞裏讀到了另外一種意味。
《沁園春.雪》所表現出來的桀驁自負和鋒芒畢露,顯示了***是一個不願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領袖;而蔣介石則同樣是個權利慾望極強的鐵血梟雄,他連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對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過,更惶論與敵對勢力握手言和了——當這兩個人同時站在政治角逐場上的時候,內戰肯定是無法避免的。
因此,《雙十協定》簽訂之後僅僅一個月,在傘兵內部就形成了一個共識:“放棄和平幻想,做好戰爭準備”——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隨後的“整編退役”活動中,陸軍突擊總隊沒有削減任何一名軍官。
當時,蔡遠飛也認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來,達成“和平”的唯一途徑是國共兩黨都放棄對軍隊的領導權,真正實行“軍隊國家化”——而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街上依然還有人努力地呼喚着“和平”,真心地期盼着“民主”和“自由”的到來——這些***多是象牙塔里的學生。
在昆明,熱衷於“和平民主運動”的學校主要是西南聯大以及雲南大學、聯大附中和昆華女中,因為這幾所學校里“民盟”的教師比較多,經常舉辦一些討論會和演講會。蔡遠飛曾經去旁聽過幾次,發覺他們除了批評和責備,並沒有提出什麼可行性的意見,所以漸漸地就不再去了。
雖然離開校園的時間並不長,但一年多來的經歷,特別是在南京時期的所見所聞,已經使蔡遠飛明白了政客們都是些什麼樣的東西。他不相信上層官僚會因為幾句理想主義的空談就放棄自身的貪婪,更不相信一紙提綱要領的“雙十協定”就可以限制個人私慾的蔓延。蔡遠飛認為,只有權力才能夠制約權力、只有武裝才能夠解除武裝——可是,怎樣的機制才能讓權力和武裝得到合理的運用?什麼樣的措施才能使國家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終找不到答案。
在這個時期,陸軍突擊總隊的領導層進行了一些調整,最重要的變化是原先的李漢萍司令調走了,由“軍政部戰車兵處”的處長馬師恭少將接任傘兵部隊的指揮官。
馬師恭是黃埔一期生,陝西人,與杜聿明既是同學又是同鄉,資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行賞,傘兵隊許多人的軍銜都升了一級,劉農畯中校成了上校,姜鍵少校升了中校,就連蔡遠飛上士也變成了蔡遠飛少尉,大家都很高興。
其實,剛開始,蔡遠飛並不願意當這個少尉。這倒不是因為他清高,而是由於上級有規定:具有青年軍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請退伍,而在冊軍官則必須繼續服役。蔡遠飛是從青年軍207師過來的,如果照舊當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學接着讀書,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軍隊裏了。
讓蔡遠飛決定繼續服役的原因是一張佈告。那佈告上說,傘兵部隊計劃挑選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語基礎好、有培養前途的軍官參加“留美預備班”,先在國內集中培訓一年,然後送到美國空軍學院進修三年——這個消息給了蔡遠飛極大的鼓舞。一直以來,他都心存“建設高素質軍隊”的美好願望,他覺得,如果有機會到美國的軍校去學習,一定可以在那裏找到“使權力和武裝得到合理運用”的好辦法。
11月份,參謀處宣佈了“留美預備班”的大名單,名單上總共有四十多個人,而最終能夠到美***校進修的卻只有16個名額。這意味着預備班的學員有一大半將會被淘汰,競爭十分激烈。在這些“預備留學生”中,蔡遠飛的資歷是最淺的,他的同學中不僅有名牌大學的畢業生、有屢立戰功的抗戰老兵,還有他的上司劉盛亨分隊長,而班上資格最老的學員是總隊參謀一科的少校科長鍾漢勛。
蔡遠飛知道,要想在這些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必須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預備班”的校舍設在昆明北校場,也就是先前的青年軍207師機炮大隊的訓練基地。年初的時候,蔡遠飛曾經是這個地方的“少尉教員”,年底回來的時候卻又成了“少尉學員”,而且這兩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嶄新的——世事真是難以預料。
選擇北校場作為預備班的校舍,是因為這裏距離西南聯大比較近。
“留美預備班”的基礎課程當然應該以英語為主,除了學習語法、鍛煉聽寫、翻譯作文之外,還要了解美國的社會情況和生活習俗。受聘給軍官們上課的是西南聯大的教授,這些從美國回來的大知識分子都有股子美國派頭,走上講台,剛解釋幾個單詞就開始批評時弊,從鄉長罵到總長、從上士罵到上將,用中文罵了再用英文罵,罵夠以後,摔門就走了。
面對着同一個中國,到了教授的嘴裏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簡直一無是處。
這樣的教學方式當然不能符合軍方的要求,於是只好換人。可換來換去,留洋教授的脾氣都差不多,幾乎沒有哪個人能夠連續上滿三節課。搞到最後,軍官學員們總結出一條經驗,叫做“鐵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實,大學教授們並非特意和軍人過不去,只不過因為這麼些年裏他們都是這樣抨擊時事的,已經罵習慣了,一時半會地剎不住車。
抗戰期間,雲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軍政、“民主堡壘”和學生運動。說起來,龍雲這個人對知識分子還是比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執政方略,大學教授高談闊論、青年學生遊行示威,他都持以寬容和保護的態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專院校也就逐漸養成了一個習慣,除了龍雲主席,對其他人統統可以亂罵。
雖然都是罵,但教授們各自的特點卻並不一樣。
一類是“正統派”,比如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查良釗、雷海宗之類,他們都具有***的身份,有的還是中央委員或者監委,所以發言的時候經常批評延安,很少指責重慶;另一類則是“自由派”,逮誰罵誰,既罵***也罵老蔣,其中有錢端升、楊振聲、伍啟元、華羅庚和馮友蘭等等一大幫;專罵執政黨的“激進派人物”其實並不多,但號召力卻很大,他們主要是抗戰期間從香港回來的“民盟”成員,風頭最健的要屬李公朴和聞一多,每次演講都是人山人海,擠得會場內外水泄不通。
罵人不好,可話又說回來了,當時的政局也確實讓人心煩,不僅惹得秀才開罵,就連丘八們也在罵。
在昆明北校場,除了傘兵的“留美預備班”、還駐紮着另外一個訓練單位,名稱叫做“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順便說一句,有的文章把他們說成是“第二軍官總隊”,這不準確,真正的“軍政部第二軍官總隊”應該在四川合川——“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屬於陸總昆明司令部,編練處長是何紹周、總隊長是盛家興,所以又被稱為“周興部隊”。
當時,社會上有個“五毒”的說法,即所謂“國大代、軍官總、青年從、新聞記、傷兵榮”。這“軍官總”指的就是軍官總隊的學員,他們的特色是經常打架***,“不上前線打仗,專在後方打人”。
“軍官總”的成員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被撤銷編製的部隊的軍官,二是部隊整編時淘汰的軍官,再就是因個人原因不能隨原部隊移防的軍官,總之都是些“失業軍官”。
過去,***的慣例是“吃空額”,部隊的士兵實數只有編製的一半。抗戰勝利后,政府整編軍隊,把以前的水分擠一擠,結果是當兵的不夠數、當官的卻有富餘,於是就把這些多餘的軍官集中起來,培訓一番,另行分配。
至於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許有可能進入軍警系統,而大部分人都必須回老家,參加“返鄉軍人會”,可問題是,“返鄉會”的薪水只有軍隊裏的一半,按當時的通貨膨脹水平,連自己吃飯都要餓肚子,就更別指望養家了。這個待遇使得失業軍官們十分不滿:“喪盡天良!打仗的時候讓我們賣命,發財的時候就不要我們了..........”
於是乎,在北校場訓練基地,蔡遠飛他們每天都可以觀賞到“罵人表演”。
西南聯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罵:“獨裁!***!”軍官隊的土丘八就在操場上叉着腰跳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爺投八路!”教授們在屋內聲淚俱下:“民主無望,水深火熱。”失業軍官在外面揮舞拳頭:“活路走不通,去找***!”真是好玩極了。
不過,“軍官總”雖然能和讀書人罵成一堆,卻走不到一塊。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聯大的學生在校園裏開大會,邱清泉第5軍的政治部組織了一幫特務軍人去搗亂,用對天鳴槍的手段驅散了聚會民眾。第二天,昆明各大中學校舉行罷課抗議,為了防止第5軍再來搞破壞,學生們關閉了校園大門,還組織了糾察隊。
西南聯大的新校區位於北校場以南,剛好處在訓練基地與昆明市區之間。12月1日上午,“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的一伙人準備到昆明城裏去玩,經過聯大校門的時候,學生糾察隊以為這些軍官是來搗亂的特務,就趴在門楣頂上罵他們。
這還了得!“軍官總”原本就是一幫無所事事、無事生非的角色,成天正琢磨着到哪裏找岔打架呢,他罵別人還差不多,豈能讓別人稀里糊塗地罵幾句。於是,雙方就打了起來。
剛開始,“軍官總”砸石頭、學生們丟磚頭,雙方勢均力敵。可打來打去,不知哪個混蛋二百五掏出幾顆手榴彈,一傢伙就扔到校園裏去了,結果當場炸死三個學生和一個教師,炸傷了十幾個——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昆明血案”。
學生被殺,事情鬧大了。昆明城裏的校長和老師們全都站了出來,無論是正統派、自由派還是激進派,大家異口同聲:“還我學生,還我孩子!”
蔣委員長沒有辦法,只得命令昆明軍方限期破案。
第5軍主管軍訓的趙家鑲參謀長跑到北校場來追查兇手,“軍官總”又端槍又抬炸藥包,堵住大門瞎起鬨,差點沒把趙參謀長給綁架了。邱清泉沒辦法,只好找了兩個死刑犯冒充“軍官總”,還讓他們招供說是***給了經費什麼的..........
可知識分子也不是那麼好欺騙的。幾個搞法律的、搞心理學的教授隨便問一問,立刻就把那兩個傢伙問得露了餡。於是,大報小報全都登出號外——假的!假的!——邱清泉一着急,乾脆把嫌疑犯提前槍斃了,想來個死無對證。西南聯大對此當然不答應,雙方鬧到最後,昆明警備司令關麟征和雲南省長李宗黃都被撤了職,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直到今天,“一二?一血案”的“真相”依然是個爭論的話題。在馬甲看來,這件事,如果往深里分析,時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確實十分複雜;可如果往簡單里說,就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遇到“軍官總”,更加說不清。
被“軍官總”這麼一折騰,傘兵們也沒有辦法安安心心學英語了,只好先到巫家壩機場練跳傘。
到美國空軍學院進修的人必須具備“傘兵證章”的資格。當初,蔡遠飛只跳過一次傘就上戰場了,自然沒有得到那個橢圓形的胸牌。現在,鍾漢勛、劉農畯他們這批新調來的軍官正在進行訓練,蔡遠飛也就跟着大家從頭學習。
其實,重練一遍是很有必要的。因為“留美預備班”的器材換了新裝備,由原先的t4型傘換成了現在的t5型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