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到朝鮮去

第一節到朝鮮去日朝之間正式的政府間的往來關係要追溯到江戶時代。從近世到近代初期的東亞，存在一個中華帝國體制，也即是存在一個以中國（明、清）為中心的、基於“華夷”理念的國際秩序。朝鮮就是在這個中華帝國體制之下的重要的朝貢國，同時也與日本以某種特殊的方式保持着交流關係。德川日本所奉行的“大君”外交秩序，以日本為軸心，帶有濃厚“華夷秩序”意味，其結果就是在對外交往上採取了一種限制性政策，通過“四個口岸”來與周邊區域進行經濟、文化乃至世界情報等多方面的交流。另外，朝鮮在中國王朝經歷了明清鼎革之後，認為儒家的正統已轉移到了朝鮮，出於這樣的自負，“中華”思想開始在朝鮮上下蔓延。這樣的“中華”思想同樣也在日本瀰漫。通觀近世日朝之間的外交關係，是在各自所標榜的正統的“中華”思想之下展開的。從鎌倉至江戶時代的整個近世時期，日朝間的政治和經濟往來，都是通過對馬宗氏來進行的，兩國基本上保持了一種對等的和平外交關係。

作為日朝關係的實際承擔者的對馬宗氏，從德川將軍那裏得到領地，和全國的諸侯一樣，臣服於德川政權，同時又從朝鮮國王那裏獲取“歲遣米”和特製的印章等，享受外臣待遇。因此，近世時期的對馬，處在了“兩屬”日朝的地位。像這樣，依賴與朝鮮李王朝的特殊關係，宗氏壟斷了日朝貿易，釜山還專門設有供對馬宗氏使用的交易所——草梁倭館。

1876年2月，《日朝修好條規》簽訂。這是一個不平等條約，它奠定了近代日朝關係的全新模式。按照該條約的規定，朝鮮首先被迫開放釜山港，在1879年8月，又開放了元山港。1880年5月，日本在元山開設領事館；1880年12月，花房義質作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任公使進駐漢城。就在《日朝修好條規》簽訂不久之後的1876年9月，日本政府開設了從長崎出發，經由五島、對馬到達釜山的海上航線，鼓勵國民去朝鮮經商等。以此為契機，普通日本平民百姓開始到朝鮮經商或營生。日本國內的一些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大型企業，更是視朝鮮開港為千載難逢之機，紛紛湧入朝鮮搶佔市場。比如，大倉喜八郎名下的“大倉組”早在1876年11月就在釜山建起了分店；1878年6月，澀澤榮一在釜山開設了“第一銀行”支行，緊接着又分別在元山、仁川、漢城開設了分店。

事實上，日本政府出於對朝鮮在軍事、文化、經濟方面統治的需要，鼓勵國內民眾向朝鮮的移民推行移民獎勵政策。一些媒體乃至政治家也跳出來，大肆鼓吹對朝鮮的移民論。比如，山縣有朋在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正激烈地進行的1894年11月7日，在《朝鮮政策上奏》中宣稱，為了斷絕清國的影響，建議“鋪設從釜山經京城再到義州的鐵路”，指出“向平壤以北義州的樞紐地帶移植邦人”是國家的“最重要的緊急任務”。在1897年7月號的《殖民協會報告》中，恆屋盛服發表了論文《朝鮮半島殖民之必要》，認為朝鮮自太古時期以來和日本有緊密的殖民歷史，一旦發生戰爭，日本人可以疏散到朝鮮去，此外，朝鮮無論是在國民教育方面，還是在發展工商業方面都必須引進日本人。

日本駐韓國公使加藤增雄曾在《太陽》雜誌上撰文稱：日本的人口在一年之內幾乎要增加40萬以上，相比之下，朝鮮乃稀薄之地，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外來移民；《櫻花新聞》的社長大垣丈夫曾在《加越能鄉友會雜誌》上發表《渡韓告別緻辭》，稱：“與其在內地做一介無名之人碌碌無為地終其一生，毋寧以韓土為歸宿，以教育韓民為己任，聊奏指導啟蒙之實效，其之於帝國對韓政策多少都會有點裨益。”1906年，當上朝鮮統監府統監的伊藤博文說：“為了與韓國締結親密的關係，無論如何也需要從內地大規模移民，尤其需要向半島介紹日本文化和日本的產品。我再三慫恿時任三越社長的日比翁助到朝鮮即當時的韓國去。”

正因為有媒體和政治家的煽動，出於各種目的到朝鮮半島尋找機會的日本人逐年增多起來。據高崎宗司的統計，從1876年朝鮮開港到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的將近70年裏，各個時期在朝鮮的日本人數量情況如下。

從1876年朝鮮開港到1884年“甲申政變”爆發的9年間，在朝日本人從最初的54人增加到了4356人，而5年之後的1889年也只有5589人。但是，到了1890年年末，一舉達到了7245人，1891年年末達到9021人。日本人激增的原因乃是遷徙來的漁民增多，以及從事商貿的人從山口、長崎將據點遷到了朝鮮等因素；1894年年底在朝日本人有9354人，在甲午戰爭的1895年年末則增加到了1.23萬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回落之後，從1900年末至1905年末，又從1.58萬人增加到了4.25萬人，重新掀起了韓國移民潮。

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韓協約》簽訂，韓國事實上已經成了日本的殖民地。1906年2月，在韓國開設統監府和理事廳。日本為了統治韓國，加大獎勵移民措施，出現了韓國熱。到了1906年在朝日本人就從此前的4.25萬人增加到了8.33萬人，在日韓合併后的1910年增加到了17.15萬人，到了1914年年底增加到了29.12萬人，年均增加3萬人左右，到了1919年年底達到34.66萬人。1919年3月1日，在京城（今韓國首爾）發生了“三一運動”。1920年在朝鮮半島的日本人約35萬人，到了10年後的1930年就增加到了53萬人；1931年末約有51萬，到了1942年末達到了75萬人，1944年5月減少至71萬人。

日本人到朝鮮之後所從事的職業，從官員、商人、漁民到教員、警察、工人甚至娼妓等，幾乎無所不包。朝鮮半島儘管不是冒險家的樂園，但至少是轉移日本國內人力過剩、資源短缺等諸多社會矛盾的好地方，尤其是在日本政府以武力為背景的殖民地統治中，通過巧取豪奪等手段，此前的一些遊民可能會在大海對岸的半島一夜暴富。除了各級政府有序地組織的各類移民之外，也有不少落魄者盲目地湧向那塊充滿誘惑的陌生的土地。曾經，因為大量盲流的湧入，產生了諸多的社會問題，面對那些企圖趁戰爭之際大發橫財的一些遊民，日本政府曾經在1894年10月發佈了禁止令，禁止沒有執照的人入朝。

一些長年在朝鮮生活的日本人，比如作為哲學教授在京城大學任教、在朝鮮生活了20年的安倍能成，以及後來成為中島敦在京城中學的同學、在朝鮮土生土長的作家湯淺克衛等，他們作為宗主國人生活在一個相對集中的特殊世界裏，很少有機會能真正接觸到生活中的朝鮮人，尤其是下層的朝鮮人。儘管他們對於朝鮮人表示出同情，對朝鮮的山水風物表示出極大的興趣，甚至對朝鮮的生活經歷感到了一種鄉愁般的情愫，但這僅僅是一種被抽空了內涵的觀念性的東西而已。比如，安倍能成接觸到迥異於日本的朝鮮所固有的國情、人情、物品、建築、風俗、文化時，他以一個旅人的身份寫下了70多篇隨筆，集結成《青丘雜記》《靜夜集》《草野集》等。但安倍的文章主要是對朝鮮美麗自然的讚美。這些空洞的近乎濫情的描寫通過一些知識分子乃至媒體的煽動，被極度地放大，勾起了不少不明就裏的日本人對於朝鮮半島田園牧歌般的幻想。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日本小學五年級的國定教科書中就收錄了《到京城去》和《朝鮮的鄉村》兩篇課文。其中就有如下充滿詩意的煽情的句子：“到處都是水田，青青的稻葉一望無際。火車飛馳其間。當生機勃勃的白楊樹下的人家晾曬的白色的衣物和紅色的土地映入眼帘時，不由得感慨萬端。真的，這裏就是朝鮮了”；“秋日的天空格外的遼遠、深邃。在湛藍的晴空裏，太陽開始偏西，一輪淡淡的月亮掛在空中。秋風吹拂着高粱的葉子沙沙作響。夜裏，淡藍色的天幕上，冰清玉潔般的群星在閃爍，水井邊上漆樹靜靜地聳立着……”。

中島敦的父親中島田人的一生經歷較為坎坷。據說是一個“除了漢學與圍棋之外，什麼都不會的人”。他在30歲左右與髮妻千代的婚姻破裂。離異之後，他又先後有過兩次婚姻，似乎都不太幸福。除此之外，在他的職業道路上也有諸多不順。中島田人出生於1874年5月5日，和兒子中島敦的生日在同一天。中島田人自幼跟隨父親學習國語、漢學，於1897年5月通過文部省教員檢定考試的漢文科，並在同年的7月拿到漢文科教育執照。1898年1月，中島田人到兄長中島斗南任第一任館長的私立學校明倫館任教員，1899年4月任東京市神田區私立錦城中學教員。1905年4月23日，中島田人到千葉縣立銚子中學任教諭，但是該校在次年3月31日廢校，中島田人不得已離職，同年的4月2日，到由銚子町工會辦的銚子中學任教，一直在該校工作到中島敦出生后的1909年6月30日，但他在這一年的下半年就離開了該校，似乎處在了失業狀態。1910年4月2日，中島田人輾轉到了關西地區的奈良縣立郡山中學任教，1918年5月23日又到了靜岡縣立濱松中學任教，1920年9月4日赴朝，任京城龍山中學教諭。在1920年9月，中島敦已經是靜岡縣濱松市濱松西尋常小學校五年級下學期的學生，他也跟隨父親到了朝鮮京城，轉學至京城龍山公立尋常小學校。

沒有明確的資料解釋中島田人為何要辭去國內的教職、背井離鄉去朝鮮工作。年近半百的中島田人之所以要到京城龍山中學任教，經濟上的考量估計是一個重要的理由。從他的簡歷中可以知道，1920年8月，也即是到他赴朝之前頭一個月為止，他每年的年薪為820元，再加上54元獎金，年收入為874元。但是，他剛到朝鮮任職，其月薪為123元，一年的獎金為年收入的60%，兩項加起來，他一年的收入是2361.6元。和在國內的收入相比，真是有着天壤之別。這是日韓合併10年之後的事了。從當時的大環境來講，日韓合併之後，去朝鮮謀生或尋找發展機會的日本人越來越多。如前所述，1910年底有17.15萬在朝日本人，到了1914年年底增加到了29.12萬人，年均增加3萬人左右，到了1919年年底達到34.66萬人，年平均增加1萬人。在經歷了朝鮮“三一九”民族獨立運動之後，海軍大將齋藤實於1919年8月任朝鮮總督。齋藤實上任之後，針對朝鮮民族激烈的反日運動，採取所謂的“文化政治”。容許朝鮮人發行報紙，廢除日本教師佩劍，呼籲政府公務員要理解朝鮮人。總督府也做出振興朝鮮文化的姿勢，舉辦朝鮮美術展覽，即使是在日本人學校，也開設有朝鮮語課程等。他所主導的這一政策延續了10年左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朝鮮人對日本的敵對情緒。可以說，1920年前後確實是日本人去朝鮮尋找機會的“黃金時代”。

中島敦於1922年3月從龍山小學畢業，同年4月考入朝鮮京城府公立京城中學。

中島田人一家到了朝鮮京城之後，住在京城的龍山一帶。這一點從中島敦的京城中學時期的同學的回憶中得到證實：

我和中島君不在同一所小學上學，所以那時尚不認識他。但是在大正十一年（1922）進入京城中學之後我們是同班而且也是鄰居，所以經常在一起玩。我們的家所在的三角地帶距離龍山車站約十分鐘的路程，離京城車站則需要十五分鐘左右，從家裏到公交站約需要四五分鐘。我們坐電車去上學，在京城站換車，大概需要四十分鐘，經常會乘坐同一輛車。（中略）在龍山車站附近有一家鐵路局的圖書館。在能容納三四十個人的小巧的房間裏，座位的四周是用木板隔開了的，在隔板上有枱燈，氣氛很安寧。可以隨便出入，而且也可以借書，中島君也常去。

關於該圖書館，中島敦的小學及京城中學時代的好友也在回憶中有所提及：“我還是通過中島君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圖書館。他從龍山乘坐電車上學，在他家附近有一個鐵路圖書館，是他帶我去那裏的。”

甚至中島敦一家在龍山的具體的住所，通過其家族人員的回憶，也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我們一家是後來到京城的，我們曾同住在位於青葉町的善鄰商業（學校）附近。敦的家在商業（學校）的大門的對面，是面對右邊斜坡邊上的一排房子中的一幢，那是敦的第二位繼母孝子嫁過來后又搬到大連去之後留下的房子。我記得那幢樓，有兩間六鋪席的卧室，然後就是四張半鋪席和三鋪席的實用的房子。敦和志津姑姑住在一起，他經常過我家來玩。

龍山位於距京城南邊3千米左右的地方，面臨漢江。漢江是李氏朝鮮五百年來從南部朝鮮一帶運輸貢米的唯一通道，所以，龍山自古以來就非常熱鬧。日本的居留民最先到此定居大約是在明治二十年（1887）前後。甲午戰爭結束之後，到朝鮮的日本人急劇增多。在漢城的日本人，從戰中到戰後的短短一兩年時間就從848人增加到了1839人，增加了約1.2倍。隨着市區人口向郊區移動，位於郊外的龍山的日本僑民也開始慢慢增多起來，在1885年11月，在龍山設置了“總代役場”，到1897年年末，居留民數量達到35人。

龍山位於京釜線上，分為西北方向的舊龍山和東南方向的新龍山。自1896年簽訂《韋伯·小村備忘錄》之後，以保護日本人居留地為名目，同意日本可以在朝鮮駐紮軍隊。日俄戰爭期間，為了修建軍用鐵道，部隊開始進駐此地，及至1905年，軍方強制收購多達1000萬坪（1坪約合3.3平方米）的土地，將該地完全軍事基地化了。軍隊與鐵道成為新龍山發展的兩大基石。日俄戰爭之後，在龍山設有軍司令部及其他重要的軍事機關，人口急劇增長起來。與舊龍山緩慢的發展不同，新龍山發展很迅速。總之，龍山與日本軍部有着緊密的關係。事實上，其軍事背景也出現在中島敦的小說《有巡查的風景——一九二三年的一個素描》（簡稱《有巡查的風景》）中：

在漢江的天橋上，坦克不可一世地轟隆隆地碾過。在永登浦的沙灘上，龍山師團的士兵們的槍刺發出藍光，在嚴寒的冬日裏熠熠生輝。在沙灘上，每天晚上都會撐起夜間演習的營帳，燒着熊熊的篝火。

關於中島敦曾就讀過的京城中學，其歷史要追溯到日俄戰爭之後。

日俄戰爭結束后，大量的日本人湧入朝鮮。在日本居留民激增的背景之下，在朝日本人子弟的教育也成了當務之急。1906年在釜山，1907年在漢城（即京城），1908年在仁川相繼開設了高等女子學校。1909年，京城居留民團立京城中學成立。京城中學的臨時校舍是由親日團體“一進會”提供的，是原來的獨立館。第一年，學校同時招收一年級和二年級學生，入學的學生數合計159人，很多學生都是在統監府工作的員工子弟。

京城中學正式的校址位於慶熙宮舊址。慶熙宮曾是李王朝的王宮之一，被朝鮮總督府強制拆掉后充作了京城中學的校舍。對此，中島敦在其早期習作《在游泳池邊》中有所提及。1945年8月，日本戰敗后京城中學也隨之關閉。後來，該校改名為首爾中學，是今天的首爾高等學校的前身。（首爾原稱京城或漢城）如今，作為韓國著名中學的首爾高等學校已遷至首爾市郊，在原來的校舍處建立了紀念碑。原來被廢棄的慶熙宮被複原，與首爾市立歷史博物館一道構成慶熙宮公園。

1925年3月，父親中島田人因為行政調整的緣故，從龍山中學離職。10月，中島田人就職於“關東廳”立大連第二中學。中島敦繼續留在京城中學學習，期間寄宿在姑姑中島志津家裏。1926年4月，結束了在京城中學的四年學業，提前一年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文科甲類，入住學校宿舍“和寮”第五號。

如上所述，中島敦在朝鮮一共生活了五年半，對於一個處在青春期的敏感的少年來說，這段經歷對他一定產生了異乎尋常的影響。

關於中島敦在朝鮮的生活，通過他當年京城中學的同學的回憶，能部分地加以還原。

比如，有同學回憶說：“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秀才。在四年級秋季的模擬考試中，國漢、數學、英語每一科都是兩百分的滿分，他的總分是598分，只是錯了一個英語單詞。”還有關於中島敦在京城中學讀書時的如下軼事：

中島敦君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我們是京城中學時代的同年級同學，他是數一數二的了不起的秀才。另外一個秀才是稻本晃君。稻本君學習非常刻苦，而中島敦我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學習的，給人的印象是他似乎沒有認真學習過。

而文中所提到的稻本晃本人如下的回憶，更加坐實了少年中島敦作為一個才子的形象：

在京城中學同學會上，直到現在，每每提到中島敦君，別人總會說“你們兩位都是不分伯仲的秀才，可是無論你怎麼努力，也遠不及中島君”。事實上，在校四年期間，我們兩人從來沒有在一個班上，而且也沒有和他親切地交談過。他每年都以學科平均九十四分的建校以來最好的成績位居首位，所以，他每年都做第一班的班長。而我的平均分與他相比相差甚遠，就被分到第二班任班長。我看見帶着一副高度近視的眼鏡，弓着背急急忙忙走路的中島的樣子，心想他一定是那種特別用功，擅長死記硬背、擅長理科的人。但聽朋友說他是漢學家的孩子，在家看孩子，背上背着妹妹，早在初中一年級時就已經熟讀四書五經，廣泛涉獵漢和書籍。其文學素養深厚，是我輩難以企及的文學天才。從朋友那裏得知，數學、物理等科目，他完全不用準備就能考滿分，他就是這樣一位兼具科學頭腦和文學素養的古今奇才。所以，從初中時代起，我就對他抱有敬畏之感。

但是，中島敦在朝鮮似乎過得並不幸福。1923年3月，第一位繼母去世。一年後，又迎來了第二位繼母。他和兩位繼母的關係都處得不好，這段灰色的經歷，對中島敦敏感、內向、孤獨氣質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影響，曾在他的小說《游泳池邊》中有過曲折的表現。

作為在殖民地城市度過了數年時光的敏銳的少年，對在朝鮮的生活一定有着異於常人的獨特感受。中島敦在1929年6月1日發行的東京“一高”《校友會雜誌》第322號上發表了《蕨·竹·老人》和《有巡查的風景》；1933年創作了《在游泳池邊》，1934年4月創作了《獵虎》並應募《中央公論》的懸賞小說。這幾篇小說儘管風格不一，但都是以其生活過的殖民地朝鮮為舞台，貫穿了他對於朝鮮一以貫之的視角。以下逐一對這些中島敦早期的代表作進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