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有巡查的風景》論

第二節《有巡查的風景》論如前所述，《有巡查的風景——1923年的一個素描》是中島敦的一篇習作，與《蕨·竹·老人》一起在《短篇二則》這一總標題之下，於1929年發表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校友會雜誌》第322號上。儘管只是中島敦在高中時代的一篇習作，但該作無論是在技巧和構思，還是在對於時代敏銳的觀察上，都具有相當高的藝術性，其價值不容小覷。這部小說以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日本警察虐殺朝鮮人民為主題，具有極大的批判性，這在小說發表的1929年來說是非常大膽的舉動。也正因為如此，作為中島敦文學起點的這部短篇被認為是“受到了無產階級文學和同伴者文學中那些觸及了社會問題的文學作品的影響”。重要的是，這部短篇是以被殖民的朝鮮底層民眾的視角，描寫他們卑怯、絕望的生活狀況。

應該說，站在被殖民的朝鮮民眾的立場，對殖民地宗主國表示懷疑並提出批判的作品，在昭和初年的日本是少而又少的。正如研究者所說的那樣，自明治以來到昭和二十年代為止，在這一期間以處在日本統治之下的當地人為主人公的作品屈指可數，幾乎為零。尤其是該作品出自一個青年學生之手，確實難能可貴。縱觀中島敦的一生，他並不是一個激進的社會活動者，與昭和初年興起的無產階級文學也有較遠的距離，甚至與在明治四十年代風靡一時的自然主義文學也站在了相反的立場上，中島敦與他熱愛的耽美派文學有着共同的藝術主張。也即中島敦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藝術至上主義者是極度嚴肅的，他們用冷峻的目光打量世界，具有反抗時代的精神品質。中島敦沒有像他的中學同學湯淺克衛那樣，刻意地以一種泛濫的鄉愁般的感情，去淡化殖民地空間裏血淋淋的壓榨與被壓榨的關係，也沒有被所謂的“內鮮一體”等宏大的話語欺騙，而是以青年人的良知直接拷問了殖民地這一充滿悖論的荒誕空間。

如前所述，1926年4月，中島敦離開生活了五年多的朝鮮回到東京，就讀於第一高等學校。就在他回到日本內地后不久，1926—1927年，日本全國的革命形勢進一步發展，工農運動風起雲湧。就在《有巡查的風景》發表的1929年，儘管經歷了大正民主主義浪潮的洗禮，但是隨着社會主義運動的蓬勃興起，日本政府對於民眾的彈壓也日趨嚴酷。1926年，日本共產黨重建，並在次年通過了《關於日本問題的綱領》，這是一份革命的綱領，指出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在1928年進行的眾議院議員選舉中，有8名無產政黨人士當選。田中義一內閣出於對日趨高漲的無產階級運動的恐懼，在該年的3月15日，出動大量軍警，對日本共產黨活動家及相關人士進行大肆搜捕，結果有1500多人被捕，483人被起訴，史稱“三一五事件”；1929年4月16日，田中內閣再次出動大批軍警搜捕日本共產黨及其同情者，被捕及被起訴者高達990人，史稱“四一六事件”。1933年2月，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特高課拷打致死一事已充分說明了日本政府日趨反動的本質。就在《有巡查的風景》發表的頭一年，中島敦在京城中學時代的恩師內野健兒被校方開除，被驅逐回日本。據湯淺克衛回憶，當年從下關去朝鮮釜山的船上，若攜帶《改造》這樣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雜誌，一旦發現是要被關禁閉的，甚至連谷崎潤一郎的帶有頹廢色彩的小說《痴人之愛》都同屬禁書之列。

在殖民地朝鮮，儘管總督府對朝鮮實施殘酷的殖民統治，但是也有一些正義人士對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表示出極大的不滿，對朝鮮人民的遭遇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柳宗悅就是其中的一個。

柳宗悅（1889—196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美學家、宗教哲學家。也是1911年成立的著名的“白樺派”的重要成員。在大正時代，幾乎所有日本人都對朝鮮文化表現出極端的蔑視，但他對朝鮮文化情有獨鍾，尤其是對朝鮮的美術、陶瓷器表示出了濃厚的興趣，着手收集朝鮮的陶器及古代美術品，1924年在京城創立了朝鮮民族美術館。1919年，朝鮮爆發了“三一運動”。針對朝鮮總督府對“三一運動”的鎮壓，他批判說“與進行反抗的朝鮮人相比，更加愚蠢的乃是對他們實施壓迫的我們”。他對朝鮮的民畫以及朝鮮半島的美術文化寄予了深刻的理解。在京城，為了擴展道路，總督府打算拆掉歷史悠久的光化門，柳宗悅帶頭對此進行了堅決的抵抗，並在《改造》雜誌上發表了《為了行將消失的一幢朝鮮建築物》，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光化門也因此得以保存。1922年以來，柳宗悅還相繼出版了《朝鮮及其藝術》《朝鮮的美術》《活着的朝鮮工藝》等著作。

在殖民統治時期，很多日本人只是把朝鮮當作攫取個人利益的地方，但是也有極少數人是抱着同情、理解的態度去的。淺川伯教、淺川巧兄弟倆就屬於這樣的人。他們並不是大正年間風靡日本的“白樺派”的成員，但是他們通過白樺派的成員柳宗悅與白樺派保持着聯繫，被稱作“京城白樺派”。淺川伯教一直對朝鮮的陶瓷抱有極大的興趣。他於1913年渡朝，在京城南大門小學任教。“三一九運動”之前，總督府規定在朝鮮的日本教師們在上課時都要掛帶佩刀，這讓伯教感到非常反感。他致力於研究朝鮮瓷器的歷史，寫下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向日本人和朝鮮人介紹朝鮮瓷器的美麗。其專著《釜山窯與對州窯》就是他對朝鮮的陶瓷藝術充滿感情的用心之作。弟弟淺川巧原本是在朝鮮林業試驗所從事朝鮮落葉松的育苗研究，後來與哥哥一道研究朝鮮的陶瓷，並寫下了《朝鮮之膳》《朝鮮陶瓷名考》等傳世名著。日本戰敗后，淺川伯教將個人所收藏的約3000件美術品捐贈給了韓國博物館，他和柳宗悅一道創立的朝鮮民族美術館的所藏品也全都移交給了韓國博物館。這些真品今天都保存在韓國中央國立博物館裏。

世界語主義者大山時雄於1926年2月，與高橋平次郎、澤村五郎、笠原文雄等人一道，出於促使“內地人”的反省和以無產大眾為朋友的宗旨，結成了“正道社”。在該年的6月還創辦了機關雜誌《朝鮮時論》。該刊物的出版綱領就是“直面現實的朝鮮問題”，“介紹朝鮮民眾的輿論及文苑”，“徹底聲討對朝鮮問題無知之徒”。刊登的論文中有諸如《對所謂的融合運動的批判》這樣犀利的東西。正如論者所說“作為殖民者感覺很不舒服，並以此為起點，力圖打破民族優越感這一壁壘的日本人竟然意外地多”。

曾經在京城中學教過中島敦的內野健兒老師，因為思想左傾而被朝鮮總督府開除公職，驅逐出朝鮮。關於內野健兒與中島敦的關係，歷來的中島敦研究中鮮有提及。這裏不妨做個簡單的介紹。

1899年2月15日，內野健兒出生在長崎縣對馬下縣郡。1916年3月，從長崎縣立對馬中學畢業。4月，由長崎縣推薦，進入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學習，從那時候起，他開始創作短歌並參加《焰》同人雜誌。1920年3月，內野從該校畢業，作為國語及漢文教員到福岡縣立鞍手中學任教，是年8月成為短歌會《更紗》《櫻草》的同人。

1921年3月，內野健兒遵從父母的願望，赴朝鮮總督府工作，1922年任大田市大田中學教師。同年，內野創辦雜誌《耕人》，致力於大眾文學運動和建立鄉土藝術。1923年10月，內野出版了第一部詩集《畫在土牆上》。該詩集表現了對於受壓迫的朝鮮人的同情而觸動了當局，因此11月該詩集被沒收並禁止銷售。12月，經過與總督府警務局的面談，以刪除部分內容為條件而解除禁售。1925年9月，內野轉到京城中學，在他的學生中有湯淺克衛、中島敦等人。1926年2月，內野與江口舍次郎、上田忠男一起創辦“京城詩話會”。同年5月，創辦朝鮮藝術社機關刊物《朝》。同年10月，“京城詩話會”改名為“亞細亞詩脈協會”，並創辦機關刊物《亞細亞詩脈》。1927年6月，因為受到警察署的干預，《亞細亞詩脈》的6月號被禁售，並被沒收，11月停止刊行。1928年，內野健兒與夫人後藤郁子一道創辦《鋲》。同年7月，內野被總督府罷免其京城中學的教師資格，並被驅逐出朝鮮。1929年8月創辦雜誌《宣言》。1930年9月“無產階級詩人會”成立，他以“新井徹”的筆名當選書記。10月，《宣言》停刊。1931年8月，內野健兒加入“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1933年6月，因為出版《無產階級詩集》，內野健兒和遠地輝武遭到東京杉並區警署檢舉，被拘留兩個月；1934年2月，創辦雜誌《詩精神》，1935年《詩精神》停刊；1936年1月，內野又創辦雜誌《詩人》。1937年6月，因為《詩精神》，內野被東京中野區警署檢舉，並被拘留兩個月，10月，內野健兒的第三部詩集《跳蚤》在作了部分刪節之後刊行出版。1938年11月，內野健兒被查出患有結核病，1944年4月去世，享年46歲。

正如評論家小田切秀雄所言：新井徹並不是一開始就對日本殖民統治朝鮮抱有自覺的抵抗，他逐漸擺脫民族偏見，作為朝鮮人的朋友而抗爭。

由上可知，內野健兒到京城中學任教是1925年9月。那時，中島敦正好是京城中學四年級的學生。

關於在朝鮮時代的內野健兒及其與中島敦的交往關係，湯淺克衛有如下非常有趣的回憶：

三、四年級時，很多時候任課老師已經招架不住中島敦的提問了。漢文課，三年級時是內野健兒老師，四年級時是瀨木孝太郎。內野先生總是道歉，所以通常會順利地收場。可瀨木老師是從東洋大學教授任上轉過來的年近七十的人，他總會傾其所知來駁斥（中島敦），但第二天中島敦會拿出他從家裏帶來的文獻讓老師看，瀨木老師只好投降，這樣的光景時有發生。

通過上面的描述，不難看出內野健兒謙和的一面。在同一篇文章中，湯淺克衛還對內野健兒的生平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更坐實了他作為一個詩人、鬥士的形象：

三、四年級時的作文課任課老師都是內野健兒。他出生於對馬，畢業於高師，但從不擺老師架子。據說他總是和漂亮的太太一道在昌慶苑（王室動物園和植物園）散步，所以很快就有頑皮的孩子將他們散步時的情景畫在黑板上。他們夫妻倆都是詩人，發行了詩歌雜誌《亞細亞詩脈》。我記不太準確了，他曾寫過如下這種帶有達達主義氣質的、有着無政府主義者色彩的詩歌：

一枚炸彈，飛進鍾路警察署

DANBABANNN

上作文課時，內野老師鐵定會朗讀敦（中島敦）和我的文章。學識豐富且有格調的敦的文章，和諸如《小鳥之死》這種我寫的帶有傷感的故事，實在是不在一個檔次，為此我感到十分害臊，那個時候是最難為情的，但是我的分數卻比他高。也許，內野老師並不是要拿漢文和國語課時被發難過而泄憤，故意給中島敦打的分數沒有我高。內野先生後來因為思想問題而被驅逐，搬到東京去了。昭和十年，我因為《火焰記錄》獲得了改造社懸賞小說，那時，先生在啟明學園中學教書。

為了慶賀我的當選，他們夫妻兩人到了我在經堂的家中，但是當時我和武田麟太郎正在銀座喝酒，未能謀面。後來，在新宿白十字舉行內野太太后藤郁子詩集出版紀念會時我們見了面，那之後就再沒有了他的消息。他在“納普”以新井徹的名字寫詩。聽說共產黨員內野壯兒是他的胞弟。

的確，中島敦與左翼詩人內野健兒的交往似乎也僅限於課堂上，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響還很難確定。但是，可以證明的是，在當時的朝鮮乃至在京城中學有不少反對殖民地統治的正義的力量。儘管這股力量還很微弱，但處在青春期且思想活躍的中島敦難免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也正如文藝評論家川村湊所說：“中島敦從這樣的老師那裏受到多大程度的影響不太清楚，但是對於朝鮮的總督府政治及其教育，直接或間接的批判性的風潮在京城中學內外都存在着，毫無疑問，中島敦也與這種空氣保持了同一步調。”

大正十二年（1923）9月1日正午，在日本關東南部地區發生了強度高達7.9級的大地震。包括東京在內的關東地區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日本全國上下陷入了極大的混亂之中。在受災的當時，民間尚未普及收音機、電話等通信手段，信息傳播主要依賴電報和報紙。但是，很多報社由於地震后的火災等緣故，都處於癱瘓狀態，根本無法恢複印刷等功能。關於地震的報道，主要依賴新聞記者等在現場的採訪和傳話，這就導致了各種謠言的流傳，比如：“整個東京都被水淹沒了，全部毀滅”，“海嘯都到達赤城山麓了”，“三浦半島全部沉陷”，等等。

從地震發生的第二天起，所謂的“不逞鮮人來襲”的流言就開始蔓延開來，東京進入戒嚴狀態。警視廳出動了汽車、廣告牌、麥克風等工具向東京市民大力宣傳朝鮮人暴動的消息，這一消息通過警察和軍隊的通信網絡，迅速地傳到了日本全國各地。《東京時事新報》在1923年10月22日刊登題為《騷擾關東一帶的鮮人暴動的真相是這樣的：除了放火殺人暴行掠奪還企圖破壞橋樑的不逞之徒》的文章；《報知新聞》在1923年9月5日和1923年10月20日兩次刊登同樣內容的文章。在軍隊和警察的主導之下，在關東地方就組織了4000多個“自警團”，發生了集團暴力事件。為了判定是否為朝鮮人，通過發音的方式來加以鑒別。一般認為，朝鮮人不太善於發位於單詞最前面的濁音，路上被攔住的人如果不能正確流利地發日文“十五円五十銭”或ガ行濁音的話，當場就會被當作朝鮮人殺死。也發生了所謂的“福田村事件”。來自香川縣的在千葉縣境內從事販葯活動的15名貨郎，因為講方言的緣故，其中9名被當作朝鮮人為千葉縣當地的自警團殺害。

不僅在日朝鮮人在地震的混亂中被殺害，在朝鮮的日本人之間也引起了混亂：“朝鮮人向飲用水裏投毒，或者是悄悄地武裝起來計劃叛亂等流言四處亂飛，為此，（日本人）組織起了和內地一樣的自警團，甚至於即便是在釜山，還有人帶着刀去保護水源地。”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荒唐無稽的流言呢？其實，這是日本政府在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時，為了轉移民眾對於政府的不滿而精心策劃的一場陰謀。因為在此之前不久，朝鮮總督齋藤實險些被朝鮮義士暗殺，這件事震驚了日本朝野。像這樣，日本政府利用民眾對朝鮮人的反感情緒，將民眾的矛盾從巨大的天災轉移到了無辜的在日朝鮮人的身上。正如學者所言：

輿論界普遍有這麼一種觀點：在震災的混亂中失去了一切的民眾的不安和不滿的矛頭直指政府和統治階級，政府為了防止這樣的擔心，就煽動對朝鮮人以及社會主義者的不安和恐怖情緒，使民眾憎恨他們，讓老百姓協助軍隊和警察來維持秩序，這是當局有計劃的、有的放矢的行為。

總之，在這期間，對朝鮮人的迫害和虐殺行為一直都在持續着，甚至在9月4日這天，由警察署的五輛卡車護送的朝鮮人在經過埼玉縣的本庄、神保原町之間時就遭到了群眾的襲擊，除了兩人活命之外，其餘的人被當場殺害。在這場由政府主導的騷亂中究竟有多少朝鮮人喪命，具體數字尚不能確定。當時日本官方的報道是只死了231人，但這一數據顯然是縮小了的。“大正民主主義運動”的指導者吉野作造根據“朝鮮罹難同胞慰問班”統計的數據，向外界證實，實際上被殺的朝鮮人當是2613人。針對這些情況，9月2日成立的第二次山本權兵衛內閣不得不在9月5日對民眾發佈了《關於針對鮮人迫害的告諭》：

趁此次震災，發生了部分不逞鮮人之妄動，聽聞或有對鮮人頗懷不快之感。鮮人之所為，若有不當，應迅速通報負責取締的軍隊或警察官，俟其處置。民眾若濫加迫害鮮人，不僅有悖於日鮮同化之根本大義，若被國外報道亦絕非好事……萬望民眾各自切實自重。

日本政府表面上還出動軍隊和警察來“保護”朝鮮人。被“保護”的朝鮮人到1923年10月為止，在全國的30個府縣中就達到了2.3萬多人。說是要保護他們，實則是限制他們的活動，防止他們參與暴亂，日本政府還強制這些被“保護”的朝鮮人勞動。日本政府假借朝鮮來襲的流言，大肆迫害在日朝鮮人，其目的除了要轉移其國民的視線之外，更多的是要以此來恫嚇朝鮮人，達到其長期統治朝鮮的目的。

《有巡查的風景》是中島敦早期的習作。中島敦在1929年6月，也即關東大地震過去6年之後，在這部作品創作中重新打量那一場天災人禍。儘管中島敦只是將這一災難作為小說的一個背景，但他並沒有將這個背景抽象化、模糊化，也無意去描寫這場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給日本帶來的巨大毀滅。相反，中島敦剔除了自然災難的部分，着眼於疊加在這場史無前例的自然災難中的人禍，其批判的矛頭直指當時的日本政府，指出了日本政府所鼓吹的“內鮮一體”的虛妄。在小說中，金東蓮是一個靠出賣肉體艱難度日的底層朝鮮娼婦，但她原本不應該走到這一步，這從下面一段對話就可窺一斑：

我？其實也沒有什麼，丈夫死了，失去了靠山，又沒有別的餬口的事可做，這不是沒辦法嘛！

你丈夫是做什麼的？

以前在鍾路做皮貨生意。

……

那，他是什麼時候死的？

就這個秋天。突然死了。

怎麼了？是生病嗎？

不是什麼病不病的，是地震。因為地震突然死了。

……

這麼說來，你丈夫那個時候正在日本？

是啊，夏天時，說是因為生意上的事，和朋友一道去了東京，說好馬上就要回來的。這不，一去馬上就趕上地震了，再也回不來了。

……

我說！你真的是什麼都不知道嗎？

你是什麼意思？

你的丈夫一定是……可憐啊！

以上是東蓮與她的客人之間的一段對話。引文中的省略號的內容不難猜想，客人想對東蓮說的是，她的丈夫死於關東大地震中針對朝鮮人的虐殺事件。作家中島敦之所以不能在此明確提及此事，是因為對當時的言論管制有所顧忌。儘管這篇小說只是發表在中學生辦的校友會刊物上，且與事件相隔了6年左右，但也是不能夠公開論及的。如前所述，在1929年前後日漸嚴酷的政治氛圍中，中島敦將關東大地震中虐殺朝鮮人的事件文學化，這在當時是需要勇氣和良知的。和這篇小說一同發表的《蕨·竹·老人》，則是一篇與《有巡查的風景》風格迥異的作品。如果說前者是一篇批判政府的現實主義作品，後者則是一篇帶有濃郁的新感覺派風格的小說，該小說主要講述了主人公從城市文明的重壓中逃離出來，感受着風光旖旎的南國溫暖的山野風景：蕨菜、翠竹、綠樹、白雲、溪流等。將這樣兩篇風格迥異的小說以“短篇二則”為總題目發表，不難發現作者的良苦用心。換言之，《蕨·竹·老人》是為了沖淡《有巡查的風景》中的政治色彩而特意安排的一個過濾裝置。

在《有巡查的風景》中，描寫了1923年深冬時節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鮮京城的幾個日常片段。但是，貫穿這些片段的底流都是破敗肅殺的氣氛。小說起始處的第一句話就奠定了這一基調：“凍僵了的死貓屍骸像牡蠣一樣牢牢地粘在路面的石板上，糖炒栗子店的紅色廣告紙被風撕扯得粉碎，發狂般從它的上面掠過。”這是一幅冰冷的、充滿着死亡和不安氣息的畫面。如此的風景描寫，解構了當年喧囂一時的“內鮮一體”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日韓合併以來，朝鮮並沒有實現與日本共同繁榮的夢想。在日本的殘酷掠奪下，朝鮮日漸陷入貧困的陷阱。比中島敦大一歲、在朝鮮新馬山出生的日本人旗田巍曾在他的書中回憶說：“儘管我是在朝鮮長大的，可是住在日本人街上的是只有日本人的學校，生活在日本式的生活方式中。因為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中，所以和朝鮮孩子親密相處的機會甚少”，“現在回想起來，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朝鮮人生活的貧窮。無論是從衣食住哪個方面來看，朝鮮人都要貧窮得多了”。同樣，在《有巡查的風景》這篇小說中，處處都能看到朝鮮人貧困的生活情景。

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朝鮮人遭受的不僅僅是貧窮，更多的是來自日本人的精神上的歧視。作為感性的少年，中島敦對此自然是很清楚的。在《有巡查的風景》中，作家多處描寫了日本人驕橫的態度；如：電車上的傲慢的日本中學生；日本婦女稱呼朝鮮人為“朝鮮佬”等。小說中的男主人公趙教英是一名巡警，他儘管是朝鮮人，但為了生活卻成了日本在朝鮮施行殖民統治的工具。巡警的這一身份設定，是非常耐人尋味的。日韓合併，並非是日本與朝鮮之間的對等合併，而是在宗主國日本武力威懾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政治關係，既然是一種強權統治，作為暴力機構的軍隊、憲兵、警察的存在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了。

關於在朝鮮的日本憲兵，在日韓合併之前的1908年4月，共有6個分隊，51個管區，442個分遣所，13個派出所。而且在該年年底，日本人憲兵將校達到了2347人。而在朝鮮的日本警察組織，1907年10月有12個警察署、3個警察分署、59個巡查駐在所。而且統監府所屬的警視5人，警部42人，巡查500人等，共計1951人。當然，在這些人中，並不包括從朝鮮人中雇傭來的最下等的巡查。在日韓正式合併之後，為了鎮壓朝鮮風起雲湧的義兵反抗運動，警察力量被進一步強化。1919年“三一運動”之後，時任朝鮮總督齋藤實在朝鮮推行文化統制，但是暗地裏卻搞“治安第一主義”，大幅度地增加了警力。在每一個府郡都有一個警察署，在每個面（相當於村）設置一個駐在所，從日本調來1500名警察，並重新募集3000警力。如此算來，共有4500名警官從日本來到朝鮮。1927年，警官人數達到近12000人。

遍佈朝鮮各地的日本警察機構不僅對朝鮮人施行鐵血控制，還對那些對朝鮮人有好感的日本人或從事左翼活動的日本人同樣施以嚴酷鎮壓。據統計，1930年6月—1934年5月，在朝日本人參加的與共產主義運動相關的事件有18件，在朝日本人“有組織地參加朝鮮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人”意外地很多。就在中島敦發表《有巡查的風景》的1929年，一個名叫櫻田強治的日本人在朝鮮京城做了一名巡查，被分配到鍾路警署，在那裏一直工作到日本戰敗，被稱作“魔鬼櫻田”。經由他抓捕的所謂的朝鮮人的“不穩分子”就多達1000人以上。警察通常會對“犯人”施加殘忍的酷刑，但櫻田本人認為“自己一次也沒有對他們施加過拷問”，因為在他看來“毆打、腳踢等不過是調查審問中理所當然的事情，算不得是拷問”。

在《有巡查的風景》第三章中，一個重頭戲乃是巡查趙教英參與抓捕一名企圖刺殺朝鮮總督的朝鮮男子。在朝鮮歷史上，刺殺朝鮮總督曾發生過兩次。一次是1909年9月26日，朝鮮義士安重根在哈爾濱刺殺伊藤博文。儘管那時伊藤博文早已辭去朝鮮統監府統監；另外一次是發生在1919年的姜宇奎刺殺第三任朝鮮總督齋藤實的事件。當年中島敦還是一個剛滿10歲的少年，並且還沒到朝鮮去。所以，他對這次刺殺事件一定是後來才知曉的。1919年8月12日，在朝鮮推行高壓政治而遭到批判的陸軍大將長谷川好道辭職，齋藤實以現役海軍大將的身份接替長谷川繼任第三任朝鮮總督，推行文化統制政策。在該年9月2日，獨立派分子姜宇奎在朝鮮南大門車站扔炸彈企圖暗殺他，未遂。

無論中島敦是否真正意識到安重根、姜宇奎等刺殺總督的事件，但可以肯定的是，長年生活在朝鮮的他一定非常深刻地意識到了朝鮮人民對日本殖民統治的不屈反抗。這從小說的結尾處的暗示就能看出：

忽然，在他的腦海里浮現出他所知道的位於衚衕里的一幢二層樓的一個房間來。在那裏放着五六把簡易的椅子和一張手制的桌子。桌子上立着兩支蠟燭。燭光朦朦朧朧地照着聚集在那裏的同志們的臉龐……大家都為光明的前途而熱血沸騰。

可以認為，年輕的中島敦早已看出了日本對朝鮮殖民統治的破綻，也預感到了這樣的革命力量的存在一定會推翻日本的統治。關於中島敦筆下的朝鮮的革命運動，在後面章節中會有詳細闡述。

值得重視的是，在中島敦看來，隨着反日力量的壯大，朝鮮民眾的自我意識也進一步地被喚醒。在第三章中，巡查趙教英在抓住了企圖刺殺朝鮮總督的“暴徒”的雙手時，小說中的描寫是這樣的：

扼住他手腕的趙教英實在是無法忍受他的眼光。這犯人的眼睛分明是在述說著什麼。教英覺得比平時所感受到的那種壓迫感要厲害多倍的重量要把自己壓得粉碎。

被抓住的人是誰？

抓他的人又是誰？

在女主人公金東蓮那裏也有同樣的質問聲。東蓮在得知丈夫慘死的真相之後，在街頭向人群透露了事情的真相。在遭到巡查的干涉后，她大聲責問道：“你，你不也是朝鮮人嗎？可是你！你……”。

無論是作為日本殖民地統治幫凶的趙教英，還是身處社會最底層無助的金東蓮，在他們的身上，作為朝鮮人的民族認同感在日漸復蘇。在小說的結尾處，被開除職務的趙教英走上街頭，他企圖要把那些在街頭昏睡的同胞搖醒，但失敗了。於是，他哭着大聲吶喊道：“你們，你們這些人啊！這個半島……這個民族……”。省略號的地方，毫無疑問就是相當於“快完蛋了”這樣的內容。但是，有了趙教英和金東蓮這樣的覺醒者，朝鮮人民推翻殖民統治的民主革命運動遲早會取得勝利，中島敦正是從這些普通的朝鮮人身上看到革命的火種。這樣的視點和見識，在當時的日本文壇是極具前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