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中島敦與土方久功

第六節中島敦與土方久功從中島敦在南洋時期寫給家人及朋友的信函中，可以非常明確地知道在“南洋廳”工作的中島敦的生活並不如意。疾病不但沒有治好，反而在不斷加劇；不適應南洋炎熱潮濕的氣候，也難以適應作為公務員的日常工作，與周邊的同事相處亦不甚融洽。他在寫給妻子和父親的信中，多次強調自己在南洋生活的痛苦狀況，宣稱自己想要調回“南洋廳”在東京的辦事處。總之，現實中的南洋與他當初在創作《光風夢》時想像的南洋有着巨大的出入。同樣是通過他與親屬、友人往來的信件中可以知道，當時的“南洋廳”生活也比較艱苦，尤其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物資供應也日益艱難，糧食補給都成了很大的問題。他在南洋群島各處所看到的島民，無論是其精神狀況還是外貌，都與他往日的想像有着巨大的落差。中島敦在南洋度日如年。所幸的是，在南洋八個多月期間，他結識了同樣在“南洋廳”工作的作為民俗學家、雕刻家、詩人的土方久功。土方久功是中島敦在南洋的唯一的朋友，不僅在生活上對其關照有加，更重要的是兩人惺惺相惜，在精神上也息息相通，這極大地慰藉了中島敦的心靈，幫助他度過了在南洋失意的日子。

在此，我們有必要來對土方久功的生平做個簡單的介紹。

土方久功有着良好的家庭出身背景，其外祖父是男爵，伯父是伯爵。因此，他算是貴族階層。但土方久功無意功名進取，從學習院中等科畢業后，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學習自己喜愛的雕刻。1929年，25歲的土方久功隻身一人漂洋過海到了陌生的南洋群島，住在帛琉。後來，他又搬到了薩塔瓦爾島，那是一個位於南太平洋上的與世隔絕的孤島。他潛心考察南洋民俗，在那裏生活了七年，後來回到帛琉本島，作為顧問在“南洋廳”就職。土方久功前後在南洋一共生活了14年之久。他既是傑出的南洋民俗研究家、版畫家也是詩人，被譽為“日本的高更”。

土方久功早年崇拜法國後期印象派大師高更。他曾這樣解釋自己赴南洋的動機：

我到南洋來，是因為在很早以前受到了高更《諾阿諾阿》的影響。此外，我對原住民很有興趣，我希望通過深入到他們的生活去感受原始的南洋，藉此創作出“原始的日本”。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乃是，我對當時在雕刻界由朝倉文夫、建畠大夢、北村西望等派別在藝術圈裏引發的水火不相容的明爭暗鬥感到非常的厭惡。

因為受到高更及其《諾阿諾阿》的影響，日本的美術界掀起了一股去南洋群島的熱潮。從客觀上講，日本從一戰之後開始經營、宣傳南洋，南洋作為一個“異界”深深地吸引了這些藝術家們，同時又因為南洋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被納入到了帝國的版圖，心理距離大大縮短。此外，由於“南洋廳”的設置，南洋群島與日本“內地”的通航也已經正常化，這都為日本人去南洋創造了現實的可能性。事實上，在“南洋廳”還有一個官方的組織“南洋美術協會”，該協會也會定期舉辦一些活動，熱情接待來自日本“內地”的藝術家們。在1941—1943年的三年間該協會就曾舉辦了三次展覽會。

從昭和初年起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先後到過南洋的畫家、雕刻家據說超過50人。當然，這還只是有名氣的人，如果加上那些毫無名氣的人，這個數字肯定還要翻倍。在這50多個人之中，除了土方久功、杉浦佐助（土方的弟子）、義問比呂志（杉浦的弟子）三人之外，廣為人知的還有上野山清貢、染木煦、川端龍子、小林方吾、藤本東一良、赤松俊子等人。多數人在南洋待的時間都很短暫，屬於走馬觀花。正如論者所言：“他們去南洋，是為了追求熱帶新奇的、帶有異國情調的風物，並沒有什麼可以稱之為思想性根據這類東西。”

《諾阿諾阿》是高更在1891年到達大溪地島之後創作的隨筆。在日本，這本書最初由白樺派的作家、評論家小泉鐵從德語版本翻譯過來並在《白樺》上連載，1913年作為白樺叢書的一冊由洛陽堂刊行。土方久功所讀到的應該就是這本書。1926年，《諾阿諾阿》由前川堅市從法語版直接翻譯過來，由岩波書店以文庫本的形式出版，流傳至今。以斯蒂文森為主人公創作了《光風夢》的中島敦，關注作為與斯蒂文森同時代且人生道路非常接近的高更，這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很多事實表明，中島敦是讀過高更的《諾阿諾阿》的。在中島敦的和歌集《並非和歌的和歌》中有這樣一首詩：“有時候，我很想觸及像高更一樣強大並充滿野性的生命。”如此內容，毫無疑問是讀過《諾阿諾阿》后得到的啟發。可以斷言，高更的作品及其生活方式，對於自幼懷有異國情趣的中島敦一定是產生了某種影響的。事實上，在中島敦的藏書中就有一本由前川堅市翻譯的1932年出版的岩波文庫本《諾阿諾阿——大溪地紀行》。

近代以降，早在日本人去南洋之前，在歐洲就曾掀起過南洋熱，不少藝術家、作家、文人都紛紛湧入南洋群島。在這個譜系中，著名的人物就有蘭波、高更、斯蒂文森、D．H．勞倫斯、安托南·阿爾托、米歇爾·萊里斯、勞倫斯·達雷爾等人。對這些人來說，歐洲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已被異化，早已喪失了其文化的本源。南洋，是可以將已經異變的歐洲相對化的最後一片凈土。所以，對他們來說，南方，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上的空間。“南方是近代西歐失去的所有的東西，即沒有被壓抑的本能、鮮活的想像力及其與宇宙的交流等，是具有謎一樣神秘的世界。所以他們的南方之行，不單是旅行，更是化作了死與再生的戲劇。這一方面是西歐的自我否定，另一方面也是產生民族學與超現實主義的原動力。”

與那些走馬觀花赴南洋的藝術家不同，土方久功是一個堅定的高更崇拜者，他是為了追隨高更當年在大溪地島上的生活軌跡才義無反顧地紮根南洋的。換言之，土方久功在精神上與高更是相通的，他同樣有着高更式的困惑。土方久功對於近代文明和都市文化表現出了極大的不適應症，渴望着從所謂的文明社會中逃離出去。他曾經這樣說過：

總之，我算是在一個相當好的時機里從日本逃離出來了。在那種心情下，要讓我再繼續忍受三五年那樣的生活，我要麼變成了瘋子，要麼是已經自殺了。我能忍受那麼久，說明我的忍耐力是夠強的了。從十八歲起，有整整十年時間，我把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光幾乎都是拱手送給了別人。

從上述表白中不難讀出其弦外之音，作為故國的日本已經不是久留之地，他在日本已經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腳下的土地已被抽空，他遭受着深刻的精神危機。換言之，驅使土方久功到南洋去的主要動機乃是出於他對“原始日本”的渴望。正如研究者所言：“對他而言，所謂的‘南島’是讓在近代日本這個文明社會中只能成為落伍者、敗北者的人再生的地方。在那裏他可以通過脫去文明的外衣來換回無垢而清純的幼兒般的靈魂。那是一種‘痛快地玩，痛快地瘋狂’的青少年般赤裸的、樸素的心靈。土方久功在‘南島’的生活就是向著這樣的幼兒期的退卻、回溯了。”

和高更一樣，他要在未被近代文明污染過的南洋世界尋找西化之前的日本的印象，他尋求的是精神救贖。在這一點上，他和飽受“狼疾”之苦的中島敦算是不謀而合，這也成了他們能夠在南洋茫茫人海中萍水相逢並結成至交的重要原因。土方久功自己是這樣評價和中島敦的交誼的：

我和“敦”之間的交往真是太短了，只有在帛琉的那些日子以及回到東京後幾個月的交往。在這短暫的時間裏，“敦”就成了我不可或缺的朋友。可是，我很快又失去了這位幾年甚至是幾十年才能一遇的年輕的“敦”。……敦去世了，我才驚覺自己的未來也摧折了。

土方久功還在別的地方較為具體地說明了他們兩人交友的經過：

中島敦來南洋后，他只同年長他四歲的我相來往。這有好幾個理由：第一，中島敦來南洋的頭銜是國語教科書編修書記，要為公學校編撰新的教科書。我來南洋的時間較長，且一直和島民們生活在一起。我猜想他是想要向我打聽各種各樣關於島民的習俗和情況。我自己結束了長達數年的孤島生活，回到帛琉來一看世界已變了，到處一派烏煙瘴氣。帛琉來了很多軍人和軍屬，島民們被支使得團團轉，我也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在島民中轉悠了。我受邀做了南洋廳的顧問，這只是一個虛職。由於我長期從事與島民相關的工作，被安排做了物產陳列所的負責人，這是一個類似於物產風土資料館的地方，屬於南洋廳工商科的直屬單位。另外我還在負責處理島民事務的地方科兼職，所以很快就認識了在地方科工作的中島敦。在我身上完全沒有衙役習氣（我幾乎從不與官廳里的人來往，我只與熱帶生物研究所的年輕的動物學家們往來）。我想中島敦正是看中了我這點，因為他自己也徹底厭倦了衙門判官們毫無意義的俗套及莫名其妙的囂張與偏見。這些事暫且不論，我和敦漸漸地聊熟之後，非常敬重其博聞強記的才華。其人品里有種類似電流般的打動人的東西，讓人覺得很舒心，我很喜歡他……中島敦常常一個人在官廳食堂里就餐，嘴裏念叨着說：今天我也去吃點別的東西來填肚子吧，於是穿上褲子和襯衫，到街上南洋貿易公司所屬的唯一一家茶館去吃香蕉。而我家裏總是有咖啡、紅茶、白砂糖等東西，而且隨時還能搞到紅薯。

從這樣的描述中，不難看出兩人之間的交情更多的是源於人格上的相互吸引和精神上的息息相通。值得注意的是，在世俗層面上，兩人之間還有一個共通項是母愛的缺失，他們都遭遇過失去母親的痛苦經歷。這也在客觀上拉近了兩人的距離。中島敦的生母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和父親離異，從此不曾相見，他是在祖父母、伯母、繼母等人的撫養下長大成人的。在土方久功的家庭中，父母長期不和，父親後來患結核病從軍隊退役，在治病療養的過程中與母親分居。也就是說，兩人都缺少母愛，都是在父系社會嚴密的等級制度的壓抑下成長起來的，對父性文化及秩序的反叛，與對母愛的憧憬互為表裏，就像是一張紙的正反面，不可分割。正如研究者所言：

中島敦和土方久功長期生活在父母不和或父母離異的家庭中，他們都是在充滿“父性”的精神環境裏成長起來的。據岡谷公二的研究，在土方久功的日記中有這樣的內容：“死去的父親啊，我是你生的，這對於我來說就是最最重大的事實。”對中島敦而言，親生母親不過是“浮現在腦海中的、記憶中的母親”，在他同父親、繼母一起生活的家庭里，從幼年到青年，其對於生母的懷念遭到了嚴格的禁止。必然地，中島敦受到了作為漢學者的祖父、伯父、父親等人的熏陶，掌握了作為家學的漢學知識，家長制的精神構造成為他人生的基底，這本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可是，我們可以說這樣的“父性”是作為對於母性的壓抑或對於母性憧憬的反撥而存在的。

換言之，土方久功與中島敦在精神上的惺惺相惜，是在對缺失的“母愛”的再追述、再確認的過程中被創生出來的。在這裏“母親”起着一種隱喻的功能，指向源泉、根基這樣的象徵本體。對缺失母愛的呼喚以及對於母體的一種退嬰式的逆向回歸，在這裏被賦予的現實意義就是對於日本文化本源的尋找和第二次認同。

土方久功作為中島敦在南洋唯一可以依賴的朋友，在現實生活層面上處處給予他關照，這或許是在中島敦長達八個多月的衙門生活中唯一的安慰。兩人還曾經結伴，進行了為時兩周左右的環帛琉本島的旅行。土方久功教給了中島敦很多關於南洋的鮮活的知識，他對中島敦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的。土方久功以長者身份告訴了中島敦一個真正的南洋，加深了中島敦對於南洋的認識，也悄然地解構了中島敦想要把南洋作為自我救贖的桃花源的夢想。

儘管在南洋的生活不盡如人意，若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在長達八個多月的南洋生活中，中島敦還是留下了《南島譚》和《環礁》兩本取材於當地的小說集，後來統一結集在作品集《南島譚》中。《南島譚》是繼《光風夢》之後中島敦的第二個作品集，於1942年11月作為“新銳文學選集之二”由今日問題社出版。收錄在作品集中的短篇小說，多是中島敦以在南洋的所見所聞為題材創作的。據土方久功的回憶，在南洋時中島敦時常從他那裏獲取創作的第一手材料：

很久以前去世的中島敦在帛琉時，每天都會去我家，他會到處翻出我的日記本來閱讀，並總對我說：“土方兄，這個故事你就送給我吧！”我回答說：“行啊，你拿去吧！”在我看來這些故事與其說當作一則故事一直放在我這裏，還不如讓他拿去作為素材使用好得多。後來，我從來沒有去打聽那些故事有沒有被寫成作品。直到有一天，友人拿來一本書對我說“裏面寫的有你呢，你要是還沒有讀過的話就送給你好了。”我拿過來一看，才知道是中島敦的《南島譚》……

土方久功之於中島敦，其意義遠不止為中島敦提供了創作的素材和在現實生活層上所提供的幫助。更為重要的是，土方久功扮演了中島敦的精神導師的角色，在土方久功的啟發之下，中島敦切身體會到了橫亘在自身與南洋原住民之間無法超越的鴻溝，明白了自己只是作為一個他者闖進了這片遼闊的海域，由此他也更加清晰地明白了時下甚囂塵上的“大東亞共榮”“八紘一宇”等“國策”的虛妄性，進而徹底摧毀了他曾經精心建築起來的南洋桃源式的瑰麗想像。現實中，在這塊苦難深重的殖民地里充滿了血腥、壓榨，在明媚的陽光下，飄浮着幢幢鬼影。被喚醒了良知的中島敦在離開南洋之後，重新拾起了如椽大筆，在去世之前的短短數月里寫下了一串串珠玉般的傑作，這些作品無疑都具有較強的批判精神，矛頭直指那個荒誕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