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說明

出版說明在我國光輝燦爛的文學寶庫中，古典小說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觀中國歷史可以得知，每一個封建王朝的建立，大都是奪取了農民起義果實而建立起來的。有些農民起義規模巨大，鬥爭激烈，時間長久，是歷史上罕見的。它不僅使當時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也給了文學以有力的影響。每一次政權的更迭，都伴隨着殘酷的鎮壓和統治。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逐漸激化、深入和複雜，構成了整個社會政治的基本內容，這就為小說題材創造的多種性和體裁形式的多樣化，提供了社會源泉。由此可見，古典小說的繁榮有着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根源。

古典小說中的歷史小說十分突出。歷史小說又名歷史演義小說，源於唐代民間講說歷史故事。宋以後，平話、講唱盛行，宋都汴梁（今開封）“市井間有雜伎藝，其中有‘說話’，執此業者曰‘說話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話”即故事，“說話人”據史傳加以敷衍，講說歷史興廢和戰爭故事，時稱“講史”；講史所用的底本叫“話本”，它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具有長篇性質和規模的小說。有些以後逐步發展為長篇歷史演義，著名的《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即是其優秀的代表作。顧名思義，歷史演義小說並不是全講歷史，而是根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運用小說虛構、誇張、渲染等創作手法，編撰敷衍的一種文學作品。正如前人評價的那樣，“若說是正經書，卻畢竟是小說樣子；但要說它是小說，它卻件件從經書上來。”魯迅據此曾對歷史演義小說一語中的地評價說：“本以美之，而講史之病亦在此。”這說明，儘管歷史演義小說中的故事編得滴水不漏，生動引人，所涉及的人物也實有其人，但絕不是歷史書，而只能作為一種獨特形式的文學作品來欣賞。

明代中後期小說有了重大發展，小說的功能和潛能被進一步發掘，以《金瓶梅》為代表的世情小說的出現和後來《紅樓夢》的產生，使小說進一步開拓了新的題材領域，更加貼近現實生活。類型化、形式化、單一化的創作模式被打破，小說觀念有了進一步覺醒。生活的多樣性、人物的複雜性、性格的多重性逐漸滲入到了藝術創作中，不斷產生出了偉大的作品。

俠義小說在我國古典文學領域中有着重要地位。早在《左傳》、《戰國策》等先秦史籍中，就收有俠客義士行俠仗義的事例。西漢司馬遷編纂的《史記》，專為那些“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的俠客義士寫了《遊俠列傳》、《刺客列傳》。隨後，以《刺客列傳·荊軻傳》為藍本創作的《燕丹子》，用文學的手法敘述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不僅寫得十分出色，而且開創了我國俠義小說的先河。唐代留下的諸多短篇文言小說中，有不少是描寫俠客義士的，像《虯髯客傳》、《紅線》、《無雙傳》、《崑崙奴傳》，都是這類小說中長期流傳下來的膾炙人口的典型作品。明清白話小說出現以後，俠義小說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和繁榮，被譽為我國古代四部文學經典著作之一的白話長篇小說《水滸傳》，就是俠義小說的集大成者。該書無論內容的人民性、革命性，以及文學藝術造詣和寫作技巧，都是我國古、近代俠義小說中成就最高的。我國古典俠義小說對現代俠義小說，特別是對現代港台新武俠小說的影響是很大的。新武俠小說繼承傳統俠義小說的精華，吸收引進西方文學創作的技巧，大大提高了俠義小說的品位，有的新武俠小說已躋身於文學名著的行列。

神魔小說在古代十分盛行。它亦稱神怪小說，起始於神話，但有它產生的深刻社會、歷史和宗教根源。魯迅先生曾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又說：“歷來三教之爭，都無解決，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謂義利邪正善惡是非真妄諸端，皆混而又析之，統於二元。雖無專名，謂之神魔，蓋可賅括矣。”早在魏晉六朝，志怪小說曾盛行一時，這是當時文人為適應皇帝追求長生不老、得道登仙，在古代神話基礎上，造神立道，說怪述異所結出的文學之果。進入明清后，神魔小說再掀高潮，儒、釋、道三教同源，以聖人及菩薩、羅漢、道祖、帝君、真人為一方，同千奇百怪的魔鬼狐妖對陣，鬥法佈陣，各顯神通，熱鬧非常。著名長篇神魔小說《西遊記》和優秀短篇怪異小說集《聊齋志異》，即產生於此時。

晚清譴責小說是古代小說的一個重要分支，它是在諷刺小說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從兩者的目的性上講，譴責小說和諷刺小說實質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文學表現手法不一樣。諷刺小說是用比喻、誇張等含蓄的方法批評、指責或勸告；而譴責小說則是採取特寫、紀實等直接的方法進行揭露、批評或抨擊。但單就批評意義講，兩者並無不同。中國諷刺譴責小說的出現有着深刻的社會背景。早在晉唐時期，諷刺譴責類小說就已出現萌芽，至明朝末年已有成熟作品。一八四〇年以後，帝國主義勢力進入中國，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外國列強肆無忌憚的瓜分，晚清政府殘酷的統治，貪官污吏拚命的壓榨，使得政治更加黑暗，官場更加腐敗，國力更加空虛，人民更加痛苦，中國進入了一個特殊時期。一些對晚清社會不滿的知識分子，為了民族的生存，國家的強大，人民的自由，很快行動起來，尋求救國道路，用筆進行戰鬥。他們抨擊政府，揭露列強，喚醒民眾，要求變革。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諷刺譴責小說創作異常活躍，進入了完全成熟的時期。《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就是這時期譴責小說的僥僥者。

公案小說在中國源遠流長。“公案”一詞，原指舊時官吏審理案件用的桌子。公案小說，就是圍繞舊時案犯作案和官吏破案、斷案、結案而創作的故事，是舊小說的一種體裁。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東晉干寶編撰的《搜神記》一書中，就曾記載刺史嚴遵查問根由，取得證據，迫使一女子終於承認自己“以淫殺夫”的公案故事。唐宋傳奇文中，也有不少屬於公案故事，像唐代的《謝小娥傳》，宋代的《錯斬崔寧》（即《十五貫》），以及後來元人創作的《簡帖和尚》，就是這方面的作品。《水滸》、《聊齋志異》等古典名著，許多篇章本來就是公案故事。但最早結集刊行的公案小說，當推明萬曆二十二年成書的《新刊京本通俗演義全像百家公案全傳》。進入清代以後，開創了公案小說的鼎盛時期，單篇短小公案故事，逐漸向章回化、武俠化的長篇小說方向發展，其中最典型的是《施公案》和《彭公案》。兩書都把俠客義士引進了公案小說，總字數均超過百萬。由於把俠客義士引進公案小說，從而使故事情節更加曲折生動，結構緊湊驚險，跌宕起伏，懸念連綿，引人入勝。

收入本套叢書的精品小說，歷來受到大眾的喜愛，世代流傳，經久不衰。究其原因，除了歷代作家藝術上不斷進取、創新，作品日臻完善，故事極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品充分體現着中華民族的風格、氣派和特點，極強地適應着我們民族的欣賞習慣。另外，這些作品政治傾向積極，思想內涵深刻，對中國的社會進步有推動，對文學的發展有影響，這是我們必須肯定的。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和作者世界觀的影響，這些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某些缺陷和錯誤，相信廣大讀者會有正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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