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的詭笑

巴特的詭笑

羅蘭·巴特給我的印象一直是冷峻的、嚴謹的、捉摸不透的、零度式的。這與幾種中譯本封面上那個右手夾雪茄、面部微側且目光銳利的法國人是一致的。巴特以及他寫作的表情似乎就是這樣子。用作者的肖像表情來比附一種寫作風格，顯然不符合巴特自己的想法，因為他曾宣佈“作者死了”。而巴特作為作者確實死了（他死於一九八○年），並且至少死了“兩次”。最近筆者讀到他寫於五十年代、影響甚大的書《神話———大眾文化詮釋》。這本書是巴特唯一的一部從神話學和符號學角度描述、剖析社會現象的力作，從中能明顯感到巴特寫作表情中的另一面：在痛快淋漓地解讀現代神話的“冒牌事實”時，他發出開心的、有點詭秘的笑。他在初版序中聲言：“我並不確定事情進行是否如諺語所說‘熟能生巧，巧則心喜’，我只相信，它們深具意義。”那麼“巧則心喜”的巴特自然要笑了，儘管那也是一種反諷的、曖昧的笑意。

“活在我們這個矛盾已達極限的時代，何妨任諷刺、挖苦成為真理的代言。”當巴特說出這句憤激之言時，法國正處於大眾文化急驟產生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媒體、藝術和常識領域，充斥着種種以“自然法則”包裝的冒牌事實和集體徵象，而那些對自然和歷史的每個環節做出混淆視聽的理論解釋，更隱藏着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權力的濫用。問題是，既成的理論體系要麼高高在上，要麼觸及現實便捉襟見肘，而象牙塔中的研究者又大都不願或無力涉足當下的社會現實。我們不妨體味一下當時巴特被厭惡、孤獨、焦慮所包圍的心境，他強烈地感到一種“意識形態批評的需求已銳不可當的此刻”。巴特似乎從小就被養成一種與世格格不入的性格：法國人絕大多數人信天主教，而他家信的卻是基督教；在慣用右手的世界，他恰恰是一個左手撇；早年得了肺病，使他成年後被拒入伍，等等。但肖像上巴特用右手夾雪茄的動作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否可以視為他發出的具有符號學意義的特殊信號？

巴特這本書主要包括兩部分：其一是三十四篇剖析時事和時尚的絕妙文字，真可謂形形色色，包羅萬象。諸如摔跤世界，肥皂粉與清潔劑，婚姻大事，玩具，葡萄酒與牛奶，嘉寶的臉蛋，脫衣舞，占星術，愛因斯坦的大腦，深層廣告，牛排與油炸馬鈴薯片，噴射人，權勢與放縱，巴黎不曾淹水，兩則青年劇場的神話，罷工的使用權人，照片與選舉訴求，茶花女，布爾喬亞的聲樂藝術，非驢非馬的批評，布熱德先生的幾句話，等等。巴特努力逼近那些人云亦云的對象，挖掘它們，直到刨出那似非而是的根部。其二是一篇題為“現代神話”的理論闡述。巴特通過符號學的基本概念來研究神話的一般特徵，揭開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現代神話中如何以喬裝打扮的匿名方式，冒充並強加於社會其他階層的意識之上，進而達到隱形控制和中產階級化的秘密機制。這一點，與馬克思所處的那個時代已大不相同了。一切都不像過去那麼涇渭分明，不像一八四八年革命巴黎街壘兩邊的情形。巴特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但他又與馬克思主義保持一個獨立的思想者必須保持的距離。正是這一點，保證了他寫作中思想的新銳性。在我看來，在本書批判性的條分縷析中，左與右的對峙並不是首位的。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並非巴特運用符號學和神話學的基本概念來剖解現代神話的內在隱秘；而是巴特筆鋒所至的銳利、酸勁、反諷和穿透力，還包括強勁張力帶來的複雜和晦澀。他不拘泥於既成理論那一套，縱意而為，涉筆成趣，令人忍俊不禁。具體描述、解析中的巴特與理論玄思中的巴特幾乎判若兩人。有時是前者擺脫了後者的控馭，成了一匹脫韁的野馬，比如《摔跤世界》《巴黎不曾淹水》，有大量的縱情的詩意描寫；有時甚至是前者在顛覆後者，如《嘉寶的臉蛋》一文，幾乎是巴特在引領我們欣賞嘉寶的臉蛋，在比較她與柯德莉·夏萍的臉蛋有何不同。而這恰恰應該視為巴特寫作充滿活力的最好證明。

在我看來，巴特所謂的現代神話，其實是現代社會通過傳媒製造出來的超級符號以及它在人們心理中投下的迷戀與迷思。巴特只不過“仍然使用傳統意義上的‘神話’這個字眼”而已。我注意到巴特顛覆了“神話”這一古老概念的幾個主要判斷：

其一，神話是一種言談，是通過歷史而選擇的一種言談。“神話並非憑其訊息的客體來定義，而是以它說出這個訊息的方式來定義：神話的形式是有限制的，並沒有所謂‘實質上的’神話”。這裏，巴特與馬克思對神話的解釋大相逕庭，因為後者恰恰是“憑其訊息的客體來定義”的。以巴特的定義來考察各民族的古神話（如古中國神話和古希臘神話等），無疑也是確切而精微的。所有的古神話，難道不正是一種通過歷史而選擇的言談的產物？在這一大前提下，神話便暴露於並被置入更高層面的研究言談結構的符號學的視域之內。正是對神話形式構成的符號學解析，巴特試圖找到現代神話生成和運作的隱秘機理。

其二，神話是一種被竊后失而復得的語言。為了便於表述和區別，巴特將第一符號學系統的能指、所指和符號，置換為第二符號學系統的形式、概念和意指作用。他認為，神話是建構於第一符號學鏈條上的第二符號學系統。在兩種符號系統的轉換過程中，存在着一種扭曲、變形或者掠奪的行為。神話將語言學符號（能指）中的意義和歷史性掏空了，使之變得一無所有。但這種空洞化不是意義的滅絕，而是扭曲、疏離它們，拋卻它的偶然性，為再度生根其中獲取養料提供基礎。這裏涉及神話生成的一條根本原則：將歷史轉化為自然。當轉換達到自然化、正當化和合理化（也即喬裝打扮）時，神話便產生了。只有這樣，現代神話才能在人們不知不覺中，干它們偷梁換柱、隱匿控制的活計。

其三，神話是一種去政治化的言談。只有去政治化，掏空其中的現實和歷史，神話才能用自然填充它，並自動意味着什麼。但去政治化只是表層現象，它可能導致更深層的“政治”，或者還原為“政治”。

那麼，解神話就是拆解這一超級符號的隱秘機理，以及破除它在人們心理中的迷戀和迷思。巴特的三十四篇妙文就是在做解神話的工作。例如《藍色指南》一文，巴特是在進一步印證《現代神話》曾分析過的這個中產階級神話。他指出，在這本西班牙導遊性的“藍色指南”中，文化古迹被過濾為基督教的，多面性的人群被類型化（巴斯克人是冒險的水手，卡塔盧尼亞人是生意人等）。更重要的是，歷史客體在其中蒸發。那麼它是怎樣蒸發的？巴特在註解中引述馬克思的觀點為補證：“……我們必須注意這個歷史，因為意識形態濃縮成一種錯誤的歷史概念，或者是它完全抽象化。”藍色指南的神話正是“剝削了談論所有歷史的客體”，而“‘土著’已將他們的舞蹈準備成一種異國風情的慶典”。這不禁使我想起更多的“旅遊手冊”來。比如雲南地區的民族風情游，不過是將原生態的生存歷史簡縮化為一種矯情的民俗展示。身穿鮮艷民族服裝的少女翩翩起舞，讓你在錯覺中認知這個民族的文化和歷史，以至於我們一想起某個民族，就想到它的舞蹈、服飾或樂器，而根性之物卻反而被忘卻了。

與此相似的是，巴特對電影《失去的大陸》所做的分析。《失去的大陸》是一部有關“東方”的大型紀錄片：幾名蓄鬍的意大利人去亞洲的馬來半島探險、遊歷。巴特一針見血地指出：影片通過為這個所謂的“東方”塗抹色彩和渲染異國情調，使它成為“攤平的、平滑的、色彩絢麗的，像張古老的明信片”；由此進行使之解體和誘拐它與西方合一的行動，從而“否定了歷史的任何指證”。比如，他們圖解的文化儀式、文化事實，從未與特別的歷史秩序、一種明確的經濟或社會地位相關。比如漁夫總是被“淹溺在色彩鮮艷的日落中而成不朽”。作為漁夫的特定的生存內涵被過濾掉了。這樣一來，“東方與西方，都是一樣的，只有色調上的不同，它們主要的核心是一樣的。”因此巴特說：“造成不負責任的方式是明顯的———為這個世界着色也是否定它的方法之一。”

巴特無疑是二十世紀最富理論創新並不斷挑戰自我的少數思想家之一。他的銳利和洞察力，就在於發現並剔除現代神話上的一層厚厚油彩，將這種遮蔽的隱秘機制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愛因斯坦的大腦”和他的著名公式（E＝mc2），也同樣進入巴特的視野：那個人類最智慧的“大腦”，是如何被現代神話俘獲、掏空和巧取豪奪的？“似是而非的是，這個最偉大的智慧提供一個最時髦機械的意象，這個力量過強的人，被剔除於心理學之外，被引介到機械人的世界裏。”正是在這種巧妙拆解中，我聽見了巴特那幽默而尖利的笑聲。

在《寫作的零度》一文中，巴特也貫徹了這一思想。他認為：“真被看作包孕一種普遍性的萌芽，或者按人們喜歡的說法，一種具有繁衍能力的本質，它通過簡單的複製衍化出不同的秩序，或漸漸疏遠，或成為虛構。正是通過這種方式，那個時代處於盛世的資產階級才可以把自己的價值看作具有普遍意義並把它的道義中所有名稱都轉移到它的社會的絕對異質的各部分。這確實是神話的機械主義。”正像他是左手撇卻用右手夾雪茄一樣，巴特肯定不會因噎廢食，他曾調侃道：“雪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象徵，就算是吧。可如果它能帶給人愉悅呢？是不是應該不再抽它……？要是那樣想就不夠辯證了，那就相當於將澡盆里的孩子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

問題是，作家和戲劇家怎樣才能避免和抵制生產新的神話呢？

巴特的基本方式大致有兩種：其一是作家和戲劇家不要自以為是，自以為自然，自以為真實，而應該不斷告訴他們這是虛構的故事，像摔跤運動員那樣顯示雙方對打是假的、設計好的。這很類似於布萊希特提出的“陌生化”方法：演員既是劇中人，又是旁觀者。後者不時告訴觀眾自己對角色的理解，以達到間離效果。在《兩則青年劇場的神話》中，巴特嘲諷了布爾喬亞戲劇“演員被他所扮演的角色所‘吞噬’”的現象。其二是零度寫作。他認為，“從根本上說，只有零度才能拒斥神話。”所謂零度狀態，是指沒有風格，沒有主觀顏色，用直述語氣，而不是虛擬語氣和祈使語氣。零度作品，必須是一種中性的、紀實性的筆法。據說海明威實踐了這一理論，他的作品達到了一種無風格的零度狀態。但無風格是否正是一種風格？零度寫作會不會導致一種“神話”，如同十九世紀自然主義者那樣？因此我不大喜歡開處方時的羅蘭·巴特，這時他笑得就有點生硬而乾澀了。

杜拉斯在《物質生活》一書中批評道：“羅蘭·巴特，我同他本人有過友誼，但我始終不能欣賞他。我覺得他永遠屬於那一種一式不變的教授思想方式，非常嚴謹，又有強烈的偏見。他的書《神話學》系列，我看過以後，就無法再讀了。……不論怎麼說，他是一位作家。某種已經僵化、寫作循規蹈矩的作家。如此而已。”究其原因，她認為“在羅蘭·巴特那裏，所缺少的就是這些東西，也沒有這樣的動向，更沒有比自我更為強烈、貫穿在表現中的青春期的那種衝動”。

其實，杜拉斯與巴特在文學見解和先鋒性上有不少共同點，而杜拉斯黏糊糊的感性正是巴特不及的，巴特的手術刀式的辨析和智性也是杜拉斯所欠缺的。也許這種“不及”和“欠缺”正是形成寫作個性所不可或缺的。某種“全面”或過度“平衡”，其實正是平庸的表現，有創造力的文字往往走的是偏鋒。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