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途殊歸：明治維新VS洋務運動

同途殊歸：明治維新VS洋務運動公元1840年，英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之後不久，中國被迫先後與英、法、俄、美等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同一時期，與中國一海之隔的日本仍然處於閉關鎖國狀態。

好景不長。就在十幾年後的1853年，馬休·佩里準將率領的一支只有4艘軍艦組成的美國艦隊，也一樣打開了日本的國門。由於這4艘軍艦通身漆黑，航行中冒出滾滾黑煙，所以歷史上把這次事件叫作“黑船來航”。

這並不是一支多麼強大的艦隊。佩里準將的旗艦“薩斯奎漢那”號排水量只有2450噸，驅逐艦“密西西比”號也僅僅1692噸，其餘兩艘武裝帆船“普利茅斯”號和“薩拉托加”號也就1000噸左右，艦隊的大炮加起來也只有65門。但就是這樣一支不很起眼的艦隊，最終改變了日本的命運。

1854年3月12日，當時統治日本的德川幕府被迫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和好條約》（通稱《神奈川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日本開放通商口岸、美國在日本設立領事館、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一句話，閉關鎖國長達600年的日本和平開國。和中國被槍炮武力開國相比，日本的遭遇不算悲慘，但結局類似。

西方列強恰似一群蒼蠅，聞到美國在日本攤上了這般好事後，立即蜂擁而至。在之後短短几個月裏，日本先後與英國、法國、俄國、荷蘭等簽訂了類似的“和親”條約。1858年，美國又與日本幕府政府簽訂了《日美友好通商條約》，荷蘭、俄國、英國、法國也立即與日本簽署了類似條約。1866年，日本又與上述國家簽署了《改稅議定書》。可以說，在沒有動用武力的情況下，西方列強在日本取得了之前在中國通過武力所獲得的幾乎所有權利。

就這樣，當時亞洲遠東地區僅有的兩個獨立國家中國和日本都淪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

與西方列強的妥協，使得當時的日本幕府政府成為日本廣大民眾的眾矢之的。在民間迅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尊王攘夷”運動，繼而發展成武裝暴動。在巨大的壓力下，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佈“攘夷”。1863年6月25日、7月8日和7月11日，日本著名強藩“長州藩”的武士就先後炮擊了美國、法國、荷蘭的商船和艦隊，這些舉動無疑立即遭到這些國家的武力鎮壓，是為“下關戰爭”。

隨後，1863年8月，西方世界的龍頭老大英國與日本另一強藩“薩摩藩”之間爆發了“薩英戰爭”。以往一貫所向披靡的英國艦隊在小河溝翻了船，在戰爭中遭受重大損失。雖然最後取得了勝利，但英國軍艦被重傷一艘、輕傷兩艘，艦長、副艦長以下陣亡63人，而日軍連傷者加起來才17人。當時的世界巨無霸大英帝國大失面子。率先開炮擊中英艦的那名炮手後來大大有名，他就是日本陸軍第一位元帥大山岩。給他搬炮彈的兩個人名氣也不小。一個叫山本權兵衛，公認的“日本海軍之父”。另一個叫東鄉平八郎，後來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軍令部部長等職，在隨後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都屬於不折不扣的風雲人物。雖然最後還是以日本認輸賠款了事，但是這些強藩已經意識到，在日本當時的條件下，“攘夷”之路似乎並不可行。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尊王”吧。打鐵還須自身硬，先把內部的事情做好再說。

在外有列強和內有“尊王”的雙重壓力之下，腐敗恰如清政府的幕府政府被迫聲明尊崇天皇敕令“攘夷”，日本天皇終於走到了歷史的前台。其實在幕府統治的晚期，西方列強有什麼事都直接找幕府，根本不知道在幕府背後還有一個叫天皇的日本人。

在日本長達數百年的幕府時期，天皇都處於一種非常尷尬的地位。一方面他被認為是天照大神的後裔，萬世一系，是大和民族的象徵乃至現身人間的神；另一方面他並不掌握權力，實際權力掌握在幕府將軍手中。據說明治天皇他爹孝明天皇有一次心血來潮，想作一幅畫，竟然買不起畫畫用的宣紙，其窘迫狀由此可見一斑。

內憂外患之下，日本一些強藩，如前面提到的薩摩藩和長州藩，開始聯合謀划倒幕。1867年1月，孝明天皇暴斃身亡，年僅14歲的睦仁即位，此即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明治天皇。“明治”一詞取自《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含義是天皇很早就起床上朝聽政了，取“奮發有為”之意。

1867年11月，明治天皇向薩摩、長州和安藝三藩下達討幕密敕，倒幕戰爭正式拉開序幕。到1868年4月，倒幕軍隊和平接收江戶，延續265年的德川幕府就此覆滅，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宣佈引退，不再過問政治。不問也好，慶喜一直活到1931年才離世，足足活了77歲，是所有幕府將軍中最高壽的一位。

此時的日本，呈現出一派百廢待興的景象，一批傑出的政治家開始登上歷史舞台施展才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維新三傑”。當時西鄉隆盛40歲，大久保利通37歲，木戶孝允34歲，都年富力強，正值當打之年。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京都舉行了祭天儀式，宣佈了《五條誓文》。

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

二、上下一心，大展經綸。

三、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於庶民，須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歷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

在隨後的諭示中，睦仁更提出“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歷時30餘年的明治維新就此拉開序幕。明治維新提出的三大口號是：“殖產興業，文化開明，富國強兵。”

與此同時，在海的那一面，歷經了太平天國、捻軍之亂以及第二次鴉片戰爭之痛的清政府也似乎意識到危機。一些有識之士，如恭親王奕、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也開始嘗試革新祖宗之法，史稱“洋務運動”。

這兩場長達數十年的革新運動，不是本書討論的重點，此處就簡單的數據和事例做一些淺顯的解釋。

明治維新提出的第一個口號就是“殖產興業”。

其實早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幕府政府就曾經進行過一些工業化改革的嘗試，如開辦兵工廠等。幕府主持創辦的近代工業企業與清朝洋務運動創辦的實體非常類似，兩者的企業都是官辦，且均以軍事工業為主。從這個角度而言，中日兩國近代工業的基礎相差不大，雙方的起點差不多。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於1870年12月成立了工部省，總管全國的工業化建設。除了投資鐵路和礦山之外，工部省興辦的大部分是具有軍事意義的重工業，這一時期也成為日本近代軍事工業的創建和起步期。通過對橫須賀制鐵所、橫濱制鐵所、石川島造船廠、鹿兒島造船所、敷根火藥製造所等軍工企業的合併、改造、重組，到1880年前後，日本已經建成了兩大陸軍工廠——東京、大阪炮兵工廠，兩大海軍工廠——築地海軍工廠和橫須賀海軍造船廠。

東京炮兵工廠主要生產步槍，該廠1880年製造的村田步槍後來成為日本陸軍規定樣式的步槍。主要生產火炮的大阪炮兵工廠1872年就造出了法式山炮，次年造出野炮，1882年又製造出鋼炮。築地海軍工廠主要修理軍艦和生產武器，1882年還開始了西式鍊鋼。橫須賀海軍工廠的任務則是建造海軍艦船，許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聞名遐邇的名艦就誕生於此，1880年，日本自己設計建造的軍艦“磐城”號就在這裏下水。比中國自主建造的第一艘軍艦“恬吉”號晚了整整12年。

這些軍工企業兼有部分民用功能。如橫須賀海軍造船廠除製造軍艦外，還製造官用、民用船隻。1869年，橫須賀海軍造船廠為生野礦山研製出幾十種採礦機和800多種生產工具。1880年，又為愛知紗廠等紡織企業研製了水車動力渦輪。大阪炮兵工廠為1883年創建的大阪紗廠生產了大量機床、齒輪和其他工具。軍事工廠為民用企業提供生產設備，對日本近代民用工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明治政府在大力興辦官營企業的同時，還積極對民辦企業進行扶植。為了改變過去工部省偏重於發展重工業的實際狀況，1873年11月，日本又設立了內務省，以發展農業、產品加工和海運業等為主。特別是1880年以後，明治政府決定除軍事、鐵道、電信工業繼續由國家掌管之外，其他官辦企業都低價出售給私人經營。處理價格極其低廉，有些基本屬於免費贈送。1882年至1893年，政府出售官營企業25處，其中金、銀、銅、鐵、煤礦11處，其餘還有造船、紡紗、玻璃、水泥、釀造等企業，出售價格連原價格的1/4都不到，還可以不計息緩付。比如投資62萬日元的長崎造船廠，連同4.4萬日元庫存，以9.1萬日元賣給了三菱；投資59萬日元的兵庫造船廠打1折，以5.9萬日元賣給了川崎；投資18.9萬日元的品川玻璃廠，以8萬日元25年分期付款的方式賣給了西村。像三菱、三井、川崎、住友等這些未來日本的巨無霸財團，起步發展的第一桶金大多來源於此。據統計，1873年至1881年，明治政府發放的貸款總額達5300萬日元，貸款對象多為特權商人和新興的財閥。

海運業的主力三菱就是靠政府扶植和保護髮展起來的民辦企業。明治政府於1896年10月開始實施《航海獎勵法》。在這一法令的刺激下，日本航海業得到迅猛發展。明治政府把侵略台灣時委託給三菱管理的13艘輪船無償轉讓給三菱，此外還購買了郵政輪船公司的18艘輪船同樣無償交給三菱。當時從橫濱到長崎的上等船票是30日元，三菱背後有了政府的支持和補貼，就直接開價8日元。在此期間，政府還給了三菱81萬美元的貸款支持，這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得了的巨款。就這樣，上邊有人的三菱迅速擊敗了美國太平洋郵政輪船公司和英國半島與東方航海公司，開始獨家經營日本沿岸以及到中國上海等地的航運業務。1893年至1896年，三菱還先後開闢了日本到印度、歐洲、北美、澳洲四大遠洋航線和多條近海航線。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已成為僅次於英、美的世界第三海運大國。

1872年，日本就開通了火車，比中國早了整整25年。在政府扶植下，日本的鐵路建設也逐漸由原來的官辦向民辦轉變，出現了私人營建鐵道的高潮。由政府鼓勵扶植民間資本發展起來的棉紡織業，也是明治時期發展最快、成效最大的行業之一。1879年，明治政府花費22萬日元從英國購進10台2000錠紡紗機，以無息10年償還的優惠條件出售給民間，又用政府墊付紡紗機價款的方式創建了10多座紡織廠。

雖然日本在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是最遲實施產業革命的，但明治政府利用國家權力大力扶植私人資本，加速了日本產業革命的進程，使日本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迅速成長為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強國。

相對於明治維新的大刀闊斧，大清的洋務運動可謂“老奶奶小腳走路”，舉步維艱。身居京城的皇親國戚與官員士子不肯相信世界已經大變，依然昏睡於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大學士徐桐有過一段“精彩”的言論：“所謂西洋各國，除意大利真有其國外，其餘都是漢奸捏造出來嚇唬人的。”徐大學士簡直是睜着眼說瞎話，他真就愚蠢到連《南京條約》是清廷跟誰簽的都不知道嗎？

早在同治年間，就有兩個英國人。一個是海關稅務司赫德，另一個是駐華公使威妥瑪。兩人就聯名上書要求清廷進行改革，其宗旨是“內改政治，外篤友誼”。看看清廷諸大員對提議的反應。湖廣總督說：“指手畫腳，包藏禍心。”江西巡撫言：“自強之道不待外求，祖宗之法不可變，洋人教導聽不得。”類似言論不一而足。連洋務派主將左宗棠都迫於保守派的壓力，顧左右而言他：“洋人的電報屬於奇巧之器華而不實，美觀而不實用。”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洋務運動幾乎每一項改革舉措都會招致非議：修鐵路會讓莊稼不長，雞不下蛋，辦電報則電氣會衝撞地脈，驚擾祖宗。被罵作賣國賊的李鴻章雖然較早認識到大清所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但也只能在飽受非議中，緩慢推進軍工、鐵路、電報、造船、紡織、採礦等近代工業。

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創建了中國第一家軍工企業——安慶內軍械所，用來生產洋槍洋炮，拉開了晚清洋務運動的序幕。1862年，李鴻章在上海、蘇州先後建立了洋炮局，其中蘇州洋炮局於1864年自英國購進第一批機器，成為第一個使用外國近代機器的軍火工廠。1865年，李鴻章創辦了金陵製造局，使用進口自英國、德國、瑞士的機器生產火炮、子彈等。同年，洋務運動的“招牌企業”江南製造總局在上海設立。總局通過大量購置機器，到1867年已經發展成擁有機器、鑄銅鐵、輪船、鍋爐、槍炮等各分廠的綜合性工業企業，工人也達到了1300多人。

但是受工業基礎薄弱等諸多因素影響，中國的軍工企業效率之低，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江南製造總局從1867年至1873年，只造槍6477支，僅占同期大清陸軍購入槍支的1/20，根本不夠實際使用。效率低下導致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成本居高不下。從美國購入一支步槍需要紋銀12兩，而江南製造總局的造槍成本是24兩，天津機器局更是需要40兩。就這還沒有考慮質量因素。

中國也曾經嘗試自己造艦。1868年7月，江南製造總局製造的第一艘軍艦成功下水。曾國藩親自為該艦命名為“恬吉”號，寓意為“四海恬波，廠務安吉”。這艘船長56米，排水量600噸，火炮9門，耗銀8萬兩。之後江南製造總局每一年幾乎都有一艘新艦下水，其中就包括即將在甲午戰爭中出場的悲劇戰艦“操江”號。艦隻中最大的是1872年下水的“海晏”號，船長91米，排水量2800噸，航速達到12節，火炮26門，耗銀35萬兩。但江南製造總局製造的大多是已經落伍的無防護艦隻，其造船業務遠遠趕不上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創建了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從1875年開始先後有19艘戰艦下水。其中1883年下水的“開濟”號、1887年下水的“平遠”號，都是或者部分是當時世界上最流行的鐵甲艦。“平遠”號還是北洋艦隊主力“八大遠”之一，在之後的甲午海戰中曾有驚艷的演出。左宗棠原計劃用300萬兩白銀打造艦船16艘，可5年之後才造出來6艘，就超預算花掉了340萬兩。由此，保守派開始吆喝“中國造船之銀倍於購船之價”。急功近利卻很會算賬的清政府認為，造艦慢，花錢也多，不如買來得快，還省錢。目光短淺的大清從此走上了購艦之路，造成中國的造船事業在與日本的競爭中很快掉隊、落伍。

造艦成本過高，除了工業基礎薄弱之外，也存在諸多人為因素。如規模並不大的福州船政局，僅冗員就達600多人。江南製造總局在短短46年的歷史上，總共換了19名總辦。張之洞曾說：“江南局積弊，在於每換一次總辦，必填心腹三四十人，陳陳相因，有增無減。”

大清對於軍事工業的發展也缺乏統一的佈局規劃。各個企業分屬於不同的洋務集團，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官員的私有財產。大家基本上是一盤散沙，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佔領了大清旅順和威海衛軍港，俘虜了北洋水師的4艘主力艦和許多輔助艦隻。日軍統計后驚訝地發現，大清陸上炮台各種火炮型號達到84種，軍艦上艦炮的型號也有70種之多。這麼多的型號，別說戰鬥力，連炮彈都不好配。

早在甲午戰爭開戰之前，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就曾預言，如果中日開戰，則中國必敗，日本必勝。俾斯麥曾經分別接待過日本和中國去歐洲學習的代表團。他說，日本人到歐洲來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求回國后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只是問哪個船廠的船造得好，價錢如何，回去拿錢來買就是了。“鐵血宰相”名不虛傳，說話可謂一針見血。

在造船業務上，基礎並不比中國強多少的日本卻一直堅持走引進和自主研發並舉之路。雖然最初走了一些彎路，但在與大清的競爭中，很快趕上並超出。在甲午戰爭中，日本最大的鐵甲艦，排水量4278噸的“三景艦”之一“橋立”號，就是日本橫須賀造船廠的傑出作品。

中國對於槍炮的仿造也始終跟不上時代的步伐。甚至到了清末，江南製造總局仍未能自主研發出一款適合自己使用的步槍。與之相反的是，日本在1880年就研製出了適合本國人體結構的村田步槍，1888年開始在全軍統一裝備，給槍支的維修和子彈補給帶來了極大便利。1891年，日本人發明了下瀨火藥，1892年又開發製造了47毫米的速射炮和新式魚雷，這些都成為隨後甲午戰爭中“克清”制勝的利器。我們都聽說過，中國製造的“漢陽造”，在出廠的時候已經遠遠落後於日本的“三八大蓋”。

與日本相反的是，對於民間資本的利用和民用工業的發展，清政府一直採取壓制和控制的辦法，採取的方式基本是“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這就形成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所有企業都由國家控制，企業的開辦到經營過程，均須奏請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操辦並掌握企業的管理大權，連管理方式都是專制衙門式的。生產出的製品也要首先滿足政府需要，剩餘部分才可以投入市場出售。這就導致企業動力不足和效率低下。以棉紡織業為例，19世紀70年代，中國民族資本對於發展紡織工業積極性很高，但由於有官辦的上海機器織佈局，清政府明令“不準另行設局”，中國在那10年間沒有出現過一家私立的棉紡織廠。

在工業化推進的過程中，日本和中國都想到了“借力”，用今天的時髦語言就是“引進來，走出去”，但由於雙方思路、方法不同，結果迥異。

日本無論發展軍事工業，還是民用工業，都始終堅持一個原則，在引進來的過程中，不引進外國資本，主要原因是忌憚外國資本控制本國工業。但日本意識到，通過引進外籍人員，也就是“借雞下蛋”來引進技術，是沒有風險的，於是開始高薪聘請外籍人員。

1857年，荷蘭海軍士官哈爾德斯帶領10名荷蘭技工進入長崎造船所，揭開了近代日本使用外國技師歷史的第一頁。1868年至1875年，日本聘請的外國專家就達到2497人，其中僅1875年這一年，就聘請了530人。日本明治政府給予這些外來專家豐厚的待遇。當時日本最大的官叫“太政官”，後來改名叫內閣總理大臣或者首相，月薪才800日元，一般政府部長的月薪也就500日元左右。可外聘專家的薪水基本都在1000日元以上，個別關鍵人物甚至超過2000日元。

明治政府聘請的這些外籍人員廣泛分佈在工部省、文部省、內務省等各個部門，從事傳授先進技術、語言、管理技能等工作，有的甚至參與國事管理，成為政府的“智囊”。政府在利用外籍技術人員問題上的一貫做法是“只藉助而不依賴”，“只備諮詢而無權決策”。“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一再強調，僱用外籍人員時必須重視管理，切不可大權旁落。

與此同時，明治政府通過努力培養本國技術人員來逐漸取代外籍技術人員。明治時期日本派出的留學生總計超過2000人。僅文部省派出的留學生總數就有683名，其中學人文科學者269名，學自然科學者414名。到了19世紀80年代，隨着日本技術人員的逐漸成才和留學生的陸續歸國，越來越多的科技骨幹開始發揮主要作用。舉一個例子，日本1870年修建第一條鐵路時，所有測量、設計、監理、技師甚至火車司機都是洋人，僅僅8年之後的1878年，在修築京都到大津的鐵路時，日本人已經開始自行設計。又過了幾年，鐵路上就只有兩三個洋麵孔了。

中國在此期間也派出了一些軍事留學生，如後來出任北洋艦隊管帶（艦長）的大部分將領，甚至包括段祺瑞這樣的武備學堂學生。和中國1993年派遣健力寶少年隊赴巴西學足球類似，1872年開始，中國也先後派出4批120名幼童到美國求學，學習時間是15年，聽起來決心蠻大，也怪嚇人。但後來出於種種原因，這些學童並未完成學業，1881年全部撤回，只有兩個人拿到了耶魯大學的畢業證，其中一個就是大家熟悉的詹天佑。

看完派出去的，再看聘進來的。中國請的洋人也不少，在洋務派所辦的企業里幾乎都少不了洋大人的身影。與日本不同的是，在這些中國企業里，設計施工、購買機器、安裝調試、生產控制、技術傳授等環節完全依賴於洋匠，一切唯洋人是聽。這就導致企業大權長期落入洋人之手。如江南製造總局，從總局到所屬的一些重要工廠，如造炮、造槍、造彈廠等，廠長甚至幾任廠長都是洋人。與對方交易、論價、訂貨，都是洋大人說了算，中國人最多就在旁邊聽聽而已，估計也不一定能聽懂。輪船招商局在1872年至1930年，近60年的時間裏，從總船主到下邊的主要關鍵崗位，統統雇配洋人充任，甚至連行政權都歸於洋人。張之洞的漢陽煉鐵廠外籍人員多達40餘名，全廠從總工程師以下10個部門的24名主要技術負責人中，只化鐵爐有一個中國工程師。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從興辦到1907年，先後招聘了三批外籍人員，有名字可查的就有92人，還未包括23名家屬，就這也沒把造艦成本降下來。

數據說明一切。1866年至1873年，日本工業平均增長速為32.2%，同期英國是3.3%、美國5%、德國3.8%。1874年至1890年，日本平均增速為12.1%、英國1.7%、美國5.2%、法國2.1%、德國3.5%。老酒（筆者自稱，下同）沒有查到中國這方面的數據。咱中國人歷來重“實幹”，不重統計。

在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年間，中國洋務運動創辦的企業不到60家，總投資5300萬兩白銀。而同期國力遠遠不如中國的日本，每年平均設立225家新企業，創辦企業總數達到了5600多家，總投資折算達到20800萬兩白銀。產業工人人數達到38萬，鐵路也建成了3200公里，使用蒸汽動力的輪船11萬噸，銀行在1879年就達到了153家。可以說，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前，已經完成了以紡織業為中心的輕工業改造，到日俄戰爭之前，再次完成了以機械、鋼鐵行業為中心的重工業產業化，實現了從農業到輕工業再到重工業的產業革命，從一個封閉的農業國一躍成為新興工業強國，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列強80年才走完的路，速度之快、成效之高，只能讓我們望洋興嘆。

面對洶湧而來的近代化工業大潮，中日兩國選擇了類似的道路，卻取得了不同的結果。試圖引進一些西方先進技術以維持舊帝國統治秩序的大清，在工業化競賽中，完敗給一心脫胎換骨，一心“脫亞入歐”，全面擁抱近代化的日本。甲午戰爭大清的戰敗，不過是這個競賽結果的具體體現而已。

說完經濟說教育，那就是明治維新提出的“文化開明”。日本經濟能取得讓世人瞠目的發展速度，教育是最堅強的後盾。可以說，對於教育，中日雙方做法不同，結果自然就不言而喻。

關於教育，當時在中國的英國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曾與李鴻章有過一段有趣的對話。這個李提摩太後來創辦過山西大學堂，就是今天山西大學的前身，和當時的李鴻章、張之洞都是很鐵的哥們兒。

“洋”李：“中國每年應該拿出100萬兩白銀進行教育制度改革。”

“國”李：“政府承擔不了這麼大一筆開銷。”

“洋”李：“這是種子錢，將來會有百倍的收益。”

“國”李：“何時方能見效？”

“洋”李：“需要20年才能看到實施現代教育帶來的好處。”

“國”李：“很抱歉，我們等不了那麼長時間。”

當時中國的教育制度依然是傳統的私塾、科舉制度，普通百姓很難接受西方教育。洋務運動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中國文化為主，西方文化僅供參考。洋務運動開始后，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紛紛在全國各地開辦新式學堂，其中較出名的有1866年創辦的福建馬尾船政學堂、1880年的北洋水師學堂、1885年的天津武備學堂、1887年的廣州水師學堂、1892年的京師同文館等。各式新學堂按學習內容主要分為語言學堂、工業技術學堂和軍事學堂，帶有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學習現代科學基礎知識的學堂甚少。全國洋務學堂算起來不超過30所，其中不少還屬於短期辦學的速成班。

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觀念仍然是參加科舉考試，入仕做官，數量本來就不多的讀書人，寧願參加科舉考試，也不願去報考這些新式學堂。為了能招到素質高的學生，洋務派領袖恭親王奕提出，讓年齡30歲以下的舉人、優貢（清制，每三年各省學政於府、州、縣在學生員中選拔文行俱優者，與督撫會考核定數名，貢入京師國子監，稱為優貢生）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報考，這下可捅了馬蜂窩。在這些封建士大夫看來，讓舉人、優貢這些“正途人員”去學習那些所謂的天文、算數、機械等雕蟲小技，純屬不務正業，甚至可以說是奇恥大辱。改革派的奕就此與保守派代表人物、文淵閣大學士、同治皇帝的老師倭仁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倭仁的觀點是：“西人學天文算學所損甚大，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大學士王闓運也說：“火輪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甚至還有人提出：“學了洋文就是降了洋鬼子。”

這樣的學術辯論最後一般都會不了了之，卻導致想學西學的人越來越少。優秀人才都去參加科舉，因為只有參加科舉考試才能“做官”。只有那些科舉考取功名無望的人才會退而求其次去嘗試學學這些大家都看不起的西學。

以京師同文館為例，第一期報考的98人本來素質就不高，最後僅錄取了30人，其中的20人很快又被淘汰，剩下的10人中也只有5人畢業。很多學生中途轉行或者畢業后再去考科舉。比如大翻譯家嚴復，就是從福州船政學堂畢業后又去考了幾次科舉。還好都沒考上，要真考上了，我們就看不到嚴大師精彩的翻譯作品了。

就是這些數量極少的西學學生也依舊要納入傳統的科舉體系中去。1888年，這些西學學生參加了順天鄉試，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行“中學”和“西學”同考的考試。學非所用的現象頗多。如嚴復在英國學的是海軍駕駛術，歸國后卻被派去總辦學堂。詹天佑在美國耶魯大學學的是土木工程，歸國后卻讓他去福州學習海船駕駛。

在對外來文化的學習和接納上，中日雙方也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海國圖志》是著名學者魏源受林則徐委託編著的一部有關世界地理、歷史、文化、科技等知識的綜合性圖書，“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這本書提出來的。該書1842年成書之後，在中國幾乎無人問津，到1862年甚至已經絕版。與之相反的是，《海國圖志》傳到日本之後，卻被奉為“葵花寶典”和“九陰真經”廣為流傳，幾乎成了日本一切知識分子都能讀到的著作。該書在日本連續出版22次還脫銷，一時間“東京紙貴”。

與中國人的潛意識排外相反，日本人想盡一切辦法吸納對自己有用的東西。近現代諸多的軍事著作中有兩部被大家公認為跨時代的綱領性文獻。一部是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另一部就是美國人馬漢的《海權論》。二戰盟軍領袖美國總統小羅斯福15歲生日那天收到的生日禮物，就是他叔叔老羅斯福總統寄的《海權論》。1896年，《海權論》在日本翻譯出版，出版商激動地給馬漢打電話說：“發財了，一天之內就賣出去了幾千本。”馬漢自己也說：“我的著作被翻譯成日語的數量，超過了任何一種其他語言。”

再看咱大清朝。清末思想家、教育家黃遵憲利用自己曾經在駐日使館工作的有利條件，花費整整8年時間，苦心孤詣，於1887年完成了《日本國志》。這套共分12志、40卷、50萬言的巨著，詳細介紹了日本的政治、經濟、外交、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他先後將書送給了李鴻章和張之洞，這兩個改革派大腕都對此書大加讚賞，並推薦給了總理衙門。不過，此後就如肉包子打狗，再也沒了迴音。8年之後，該書終於輾轉出版，可惜已經是1896年了，甲午戰爭頭一年就打完了，該書終於成為大清總結敗因的“馬後炮”。梁啟超為該書寫了序言，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

與大清零星舉辦洋務學堂相比，日本的“文化開明”就截然不同。睦仁天皇最初提出的就是“求知識於世界”，境界上就比大清的“西為中用”高了不少。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明示如下教育理念：學問乃立身建業之本，務使鄉中無不學之戶，家中無不學之人。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在全國大力推行義務教育，許多人出國留學歸國后在學校里任教，日本教育在明治維新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負責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頒佈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第一個重要改革法令——《學制》。《學制》的要求分三個層次：第一，普及初等教育和發展師範教育，課程仿效西方國家開設數學、地理、物理、化學等課程；第二，改革中等教育和發展實業教育，為社會培養大批初級和高級技術人才；第三，注重重點大學的建設，培養高級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學制》發佈的第二年，1873年，日本小學在校生132萬，入學率僅28%。10年之後，1883年，小學在校生就達到了323萬，入學率超過50%。1895年小學入學率達到61%。1900年，日本的教育經費超過了國民收入的2%。1901年，根據新頒佈的《小學校令》，小學變成了義務教育免收學費。1907年，開始實行六年義務教育制，小學的入學率已經達到了驚人的98%。早稻田大學創始人大隈重信曾經說：“教育於維新之前，僅僅局限於武士階層的40萬人，維新之後普及於全民。”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已經有各類大中小學校近3萬所。有人說：“日本學校的密集程度已經超過了中國的鴉片煙館。”日俄戰爭之後，明治天皇曾經說，打敗俄國最應該感謝的是日本的小學教師，因為日本士兵幾乎都受過小學教育，而俄國士兵基本上都是文盲。

可以肯定地說，即使在100多年後的今天，老酒的家鄉估計也達不到日本1907年98%的小學入學率。老酒的父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老家山村裡走出來的第一個高中生。老酒清晰地記得，小時候，父親回老家過年，最忙的就是給村裡鄉親寫對聯。寫不過來，每家只能寫大門上那一副。到除夕晚上，還沒排上隊的鄉親，就只好在門上貼上紅紙，用黑木炭在上邊畫上一些類似文字的怪符號。今天，在我國鄉村到處都有那幅氣勢恢宏的標語：“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學生。”不久前看過一則報道，離貴州著名的世界自然遺產小七孔橋景區五公里之外的荔波縣瑤山鄉菇類村，全村1200人中，有1100多人是文盲或半文盲。從1907年到2016年，時間跨越了兩個世紀。

從1877年到1895年，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等一批高等學府相繼創辦。到1918年，日本已擁有大學和各類專科學校118所，這裏面包括下面重點介紹的日本陸軍大學、日本海軍大學等幾所軍事院校。18年間，日本培養出各類大學生23100人。反觀中國，1895年，中國最早的工科院校天津大學的前身北洋大學才創辦。北京大學當時叫京師大學堂，1898年才創辦。至於莘莘學子心儀的清華大學，還要等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來創辦，那時候已經是1911年了。教育體制改革，更是要等到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之後才談起。相比較而言，雙方的差距不是大，而是“非常之大”。

日本明治維新三大舉措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富國強兵”，這才是討論的重點。與“殖產興業”和“文化開明”相比，“富國強兵”有着更加豐富的內容。

日本在炮艦逼迫下和平開國，原因就是在武力上無法與西方列強抗衡。因此，明治維新運動的那一代領導人一致認為，“強兵”是“富國之本”。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鞏固中央集權，明治政府一開始就致力於打造一支強大的常備軍。

當時世界上海軍是大英帝國最強，陸軍是法國最牛。善於向最強者學習的日本起初提出的口號就是“海軍學英吉利，陸軍學法蘭西”。後來，法國在1870年的普法戰爭中敗給德國，下半句馬上就變成了“陸軍學普魯士”。日本建軍始終以世界第一為目標。

1873年1月，明治政府頒佈了《徵兵令》，取消原來武士階層的軍事特權，宣告了封建兵制的結束。《徵兵令》規定，凡年齡20歲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須服兵役及預備役，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兵源。

1882年，朝鮮發生了“壬午兵變”，日本在與大清的角力中失利。之後，日本陸軍計劃在3年內將兵力擴充至28個步兵聯隊、7個野戰炮兵聯隊、7個騎兵大隊、7個工兵大隊、7個輜重兵大隊，都是7的倍數。這就是最早的7個常備師團。這7個精銳師團就是後來日本龐大陸軍的“種子”。1884年，朝鮮“甲申政變”中，日軍的圖謀再次被大清挫敗。此後，日軍再度改革軍制並建立起具備緊急應戰和快速反應的徵兵體制。1890年，日本軍隊改革基本完成，陸軍擁有現役常備兵力5.3萬人。日本還通過仿效歐洲的預備役、後備役制度設立第一後備軍、第二後備軍，後備軍人數達到25.6萬人，使得戰時可用的兵力迅速膨脹數倍。軍隊的裝備也基本實現了近代化。

1886年11月，日本還制定了《警備隊條例》，在對馬海峽設置了警備隊。這些人員也可以在戰時迅速轉變成正規野戰部隊。

關於日本海軍的建設，後文再做詳細敘述。

在此期間，日本國家財政始終給予軍備與軍隊建設最大的保證，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軍費開支通常佔到財政總支出的1/4，軍費開支始終放在政府支出的首要位置。甲午戰爭之前，為了趕超北洋艦隊，日本海軍加緊造艦、購艦步伐，軍費開支甚至超過了財政總支出的30%。

為了改革軍隊的管理體制，日本在1869年2月就設立了兵部省，統轄陸海軍事務。短短三年之後，兵部省又分設為陸軍省和海軍省，其長官就是後文將經常提到的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簡稱“陸相”和“海相”。在倒幕戰爭中，出了大力的兩大強藩——長州藩和薩摩藩成了日本陸海軍的核心中堅力量。大體而言，薩摩藩掌控海軍，長州藩主宰陸軍，帶有明顯的地域和宗派色彩。雖然名義上陸海軍是並列關係，實際上陸軍在決策中經常會起到主導作用。

1872年12月，原陸軍省下屬的參謀局被改組為“陸軍參謀本部”，統管陸軍軍令、偵察、參謀等事務。1893年，也就是甲午戰爭的頭一年，在海軍的強烈要求下，“海軍軍令部”成立。日本陸海軍是從娘胎裏帶出來的宿仇，歷來尿不到一個壺裏，搶奪有限的戰爭資源是他們永恆的主題。後文可以無數次看到這樣的情形，陸軍提出的方案海軍一般看不上眼，海軍提出的計劃，陸軍即使心裏認可，行動上也照樣站出來反對。在聯合艦隊中曾經有這樣一句話，“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與英美作戰，剩下的三分之二用來對付陸軍”。太平洋戰爭時期，聯合艦隊第三任司令長官豐田副武海軍大將經常稱陸軍為“馬糞”，並多次刻薄地說，寧願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乞丐，也不能嫁給陸軍那些傢伙。航空母艦是海軍的作戰主力，陸軍在戰爭期間也曾謀划建造屬於陸軍的航空母艦。你建航母在陸上運炮彈哪？就連後來對原子彈的研究，也是陸海軍各自一套班子分別進行，互不通氣，老死不相往來。

陸軍叫“陸軍參謀本部”，為什麼海軍不叫“海軍參謀本部”呢？這正是陸海軍矛盾的一個具體表現。海軍認為那樣叫就有拾人牙慧之嫌，所以才別出心裁起名為“海軍軍令部”，連一個字都要理論清楚。其實兩者職能都一樣，乾的都是一樣的活兒。

在陸軍眼裏，海軍算個鳥，你有了軍令部，那我陸軍一定要比你多點啥才行。這樣，在1893年，陸軍就增設了教育總監，負責陸軍的教育和訓練事宜。除此之外，海軍還有一種戰時編製，後來逐漸成為常設機構，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聯合艦隊。但實際上聯合艦隊長年停泊海上，平時基本不參與大本營的決策。這樣陸海軍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三駕馬車”——

陸軍：陸軍省，參謀本部，教育總監。

海軍：海軍省，軍令部，聯合艦隊。

戰爭時期，這些機構往往會聯合辦公，這就是後文經常要說到的“軍部”或“大本營”。“軍部”和“大本營”不是一個準確的概念，比如後來的關東軍等駐外機構也都隸屬於軍部。

相對而言，大清在軍事上根本談不上改革，所採取的舉動基本屬於換湯不換藥。連最有見識的李鴻章都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也。”如此這般，你還能指望大清會有脫胎換骨的變革嗎？海軍僅僅用白銀搭建了一支貌似唬人的“北洋水師”（下一章詳敘）。陸軍更慘，只是通過購進一些洋槍洋炮告別冷兵器時代，在制度改革上毫無所為。

大清陸軍號稱“百萬之眾”，如果放在冷兵器時代，還可以說對日本佔據絕對優勢。但當時的戰爭已經不能僅依靠人數來預測勝負，鴉片戰爭就是最好的例子。甲午戰爭前，清軍正規軍已經從入關時的30萬人發展到了70萬人。其中八旗兵25萬人，綠營44萬人，這些大部分是旗人，屬於吃國家財政的正規軍。我們經常在影視作品中看到清兵衣服上打着“兵”或“勇”字，這個“兵”就是所謂的正規軍八旗和綠營，那些“勇”就是臨時招募來的地方部隊，大致包括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以及安徽毅軍、河南嵩武軍、東北練軍、湖南楚軍、山東綏軍和鞏軍等。“兵”和“勇”加起來總數98萬人，說百萬人也不算誇張，但不是“百萬雄獅”，而是“百萬綿羊”。如果遇見群狼的話，一萬隻綿羊和百萬隻綿羊都沒有取勝的可能。

作為正規軍的八旗和綠營，早在鴉片戰爭時期就已被英軍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剿滅”太平天國、捻軍的時期更是逢戰必敗。甲午戰爭之前，這支正規軍仍然保留着入關之時的古老戰術：騎馬、射箭、長矛、大刀。腐朽的八旗、綠營已經不能擔當戰爭的重任。實際上，在大清陸軍中，能夠擔綱的正是曾國藩、李鴻章手下那些吃地方財政的“勇”。打個不恰當的比喻，真正能打仗的不是野戰軍、正規軍，而是武警、派出所民警和協管、城管。

英國海軍情報處曾給予日本陸軍很高的評價，稱其“裝備精良，組織完善，行動迅速，服從命令，鬥志高昂，隨時能戰”。對於軍種的評價是：“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騎兵一般。”如果與中國軍隊比較，英國稱差距“就像19世紀的文明軍隊和中世紀的軍隊一樣”。

《德國新報》也有過這樣的報道：日軍操練方法均模仿德國，其實力與德國勁旅已沒有明顯差別。如果中日交戰，日本必操勝算，“若中國之兵非數倍於彼，恐難期制服也”。後來，事實也驗證了以上說法。

通過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日本和大清可以說都穿上了西裝。遠看光鮮照人，似乎“帥”且“酷”。但近前一看，日本西裝裏邊是襯衣、領帶、蝴蝶結，下邊是襪子雪白、皮鞋鋥亮。咱大清西裝裏邊還是原來的肚兜、長袍、馬褂，下邊赤腳穿着尖口布鞋，不倫不類，咋看咋彆扭。

如果把危難中的國家比喻成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那麼洋務運動最多屬於保健型，就是往太陽穴擦點風油精，在腳底板抹點清涼油之類，最多也只算吃點治標不治本的草藥而已，葯勁過去之後，痼疾依舊。而明治維新無疑是剖肚挖腸之類的外科手術，看起來鮮血淋漓，痛苦無比，結果卻是脫胎換骨，效果明顯。

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話，前者為“魚”，後者則為“漁”。表面上，就少了三點水，實際上差之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