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杜立特

牛人杜立特

1941年12月21日，珍珠港事件剛剛過去半個月，在白宮的一次會議上，羅斯福總統就對陸軍副參謀長、航空兵司令阿諾德中將做出特別指示，“必須儘快組織針對日本本土的報復性打擊活動”。

1942年1月28日，在白宮的又一次會議上，羅斯福再次強調了發起這種進攻的重要性。此時關島已經淪陷，呂宋島大部被日軍佔領，美國丟失了距離日本最近的空軍基地。蘇聯港口海參崴倒是個不錯的選擇，那裏距東京只有1100公里。但蘇聯與日本簽有《中立條約》，斯大林如果允許美國使用蘇聯基地轟炸日本，很可能招致日本的瘋狂報復，這對正在西線與德軍作戰的蘇聯人來說是不能承受的巨大風險。逼急的總統甚至問阿諾德是否可以在外蒙古建立轟炸機基地轟炸日本。

阿諾德在筆記里寫道：“總統說，從日本和美國雙方的心理來看，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儘快轟炸日本。他要我們儘快找出辦法，以空襲的方式給日本本土帶去真正意義上的戰爭。”隨後阿諾德向總統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強調“現在外蒙古已不受蔣介石控制，那裏基地的安全性是得不到保障的”。

即使美軍航程最遠的陸軍轟炸機，也不足以從當時美國控制的陸地上起飛抵達日本上空，使用航空母艦艦載機發起攻擊是最切實可行的辦法。對此，剛上任不久的尼米茲並不熱心。他擔心空襲東京會導致日軍的瘋狂報復，此時太平洋艦隊尚不具備與日本聯合艦隊正面抗衡的實力。從技術角度來說，航母艦載機航程有限，作戰半徑的制約要求實施攻擊必須將航母開到日本近海，這也就意味着一旦攻擊條件具備，美軍艦隊早已進入航程更遠的日軍陸基攻擊機的打擊範圍之內。這種純粹為了出口惡氣而採取的自殺性攻擊缺乏戰術意義，少數艦載機的攻擊不可能取得顯赫戰果，況且用當時太平洋艦隊僅存的幾艘航母去冒如此大的險，對於身處戰場的軍事將領來說是不可想像的。

不僅是羅斯福，美國民眾也對襲擊日本本土有着出乎意料的熱情。加利福尼亞州一位汽車輪胎商甚至懸賞1000美元——這在當時是個可觀的數字——獎勵第一位襲擊日本本土的美國飛行員。有人建議向日本的多座火山投擲炸彈，觸發火山噴發，“說服日本民眾，讓他們認為是神明在對他們發怒”。《沃思堡明星電訊報》總裁阿蒙·卡特提出了一個更新奇的主意：利用商業航空公司的飛行員駕駛四引擎轟炸機從阿拉斯加飛到東京，“用500架飛機攜帶2000磅到4000磅炸彈讓東京從地球上完全消失”。這些人的好心可以理解，但純屬站着說話不腰疼。在當時的條件下，到哪兒找那麼多四引擎的轟炸機？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大領導重視比什麼都管用，總統多次親自過問的事情自然有人操心。之前，金上將的潛艇參謀弗朗西斯·洛上校——他1915年畢業於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曾幾番視察弗吉尼亞州諾福克海軍機場，發現那裏的跑道被塗上了類似航母甲板的圖案，用作飛行員起飛和着艦訓練。看到這一情景的洛，靈機一動，他忽然意識到用海軍航母運載陸軍遠程轟炸機對東京進行空襲，也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1942年1月10日，參加“阿卡迪亞”會議與英國人吵了一天的金剛剛回到“潑婦”號鋼殼遊艇上，洛就來到了他的艙室，向金彙報了自己的思路。洛認為只要加以嚴格訓練，雙引擎陸基轟炸機就能夠從航母甲板上順利起飛。疲憊的金對洛的提議當即表示出極大的興趣，他當即授意洛去找航空參謀唐納德·鄧肯上校，就詳細技術細節進行溝通。

洛立即打通了鄧肯的電話。1917年畢業於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的鄧肯，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海軍飛行員，曾拿過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此時正擔任金的首席航空顧問。鄧肯曾在“薩拉托加”號航母上服役，擔任過美國第一艘護航航母“長島”號艦長，精通海軍航空兵業務。鄧肯還有一個特殊身份，他是那個“影子總統”霍普金斯的大舅哥——戰後鄧肯曾官至海軍作戰部副部長。聽了洛的奇思妙想后，鄧肯立即開始了可行性研究。他在絕密狀態下用了整整5天時間起草了長達30頁的行動方案。為確保不泄密，所有資料都是他親自手寫而不是委託打字員打印的。

從航母起飛轟炸日本后飛往中國，要求執行任務的轟炸機至少能攜彈910公斤，續航力超過4400公里。進入鄧肯視野的陸軍轟炸機有四種，分別是B-18、B-26、B-23和B-25。B-26最短起飛滑行距離超過了航母甲板。B-23機翼過寬，如果使用，不僅會大幅降低使用飛機的數量，且撞上航母島式塔樓的可能性很大。B-18也存在機翼過寬的問題。

權衡再三，北美航空公司的B-25在航程、翼展、載彈量等各方面均能符合作戰技術要求，且只需要5名機組成員。這是B-25首次投入實戰中。這種轟炸機長16.48米，翼展20.6米，總重12992公斤。二戰期間，這種飛機共製造了9816架，單架造價180031美元。

但這種中型轟炸機體型龐大，在短短的航母甲板上起飛難度極大。雖然經過減重、改裝並對飛行員進行特訓后可以從航母上起飛，但回到航母上降落絕無可能。洛原本的想法是，讓執行完轟炸任務后的轟炸機在海上迫降，用潛艇或驅逐艦將飛行員接走。鄧肯修正了洛的想法，他覺得相對而言，航母的安全更加重要，航母在放飛轟炸機后立即返航。經過精密計算併合理使用燃料的飛機，可以從航母上起飛直抵日本上空，扔下炸彈后飛往中國或蘇聯，後者最好。

這一方案還存在一個突出問題。執行任務的航母甲板因需要停放只能起飛不能降落的陸基轟炸機，根本無法進行正常的艦載機起降，航母自身戰機只能暫時存放在機庫里。在陸基轟炸機起飛之前，除了可憐的防空炮火，航母幾乎沒有任何攻擊和防禦能力。洛之前建議只使用1艘航母，但鄧肯認為至少需要2艘：1艘用於運載陸基轟炸機，1艘擔任艦隊的護航任務，當然護航巡洋艦、驅逐艦也必不可少，還有為長途奔襲提供補給的油船。

鄧肯仔細查閱了北太平洋及日本近海的氣象資料，提出4月具有實施空襲最佳的氣象條件。擬定航母艦隊從美國西海岸出發，到達最東地點為距離日本海岸700公里處。為了儘可能為飛行員創造生還的機會，鄧肯擬定空襲時間為午夜時分，以保證飛行員飛抵中國時是白晝。按照當時中國日佔區及轟炸機的航程，首選降落地為浙江衢州附近的幾處機場。飛機將在那裏加油補給後轉飛重慶，之後輾轉回國。

鄧肯最初選擇的降落地點是蘇聯的海參崴，這樣飛機可以少飛行1000公里以上，飛行員生還的機會更大。鄧肯甚至提出，依據《租賃法案》，這些飛機着陸后可移交蘇聯使用，機組人員返回美國。為此，美國特意派專員赴蘇聯協商，最終無果。理由剛才已有敘述。

1月16日，鄧肯和洛一起向金遞交了研究報告。在認真翻閱之後，金指示兩人去向阿諾德中將詳細彙報。17日，鄧肯和洛向阿諾德彙報了這一行動計劃。

阿諾德對襲擊日本早有想法，不僅僅是出於總統的授命。早在1941年12月25日聖誕節的一次討論中，英國空軍參謀長查爾斯·波特爾爵士就告訴他：“攻擊日本是海軍的任務，美國海軍的航母可以溜到日本近海，像日本人偷襲珍珠港那樣發動一次突然攻擊。”波特爾認為這樣做的風險不會超過日本人偷襲珍珠港，還將使日本海軍從南方撤回力量去加強本土防禦，間接緩解菲律賓和新加坡的壓力。斟酌再三，阿諾德最終否決了這一想法。作為陸軍，他不願拿海軍僅存的幾艘航母去冒險，再者他懷疑波特爾將這一任務指派給美國海軍別有所圖，是為了不影響美國對英國的轟炸機供應。同一天，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上將提醒阿諾德，是否可以考慮從中國起飛轟炸機空襲日本，阿諾德回答說美國在中國還沒有足夠的轟炸機，一旦採取行動，需要的飛機不能少於50架。

1942年1月4日，在討論北非防務的白宮會議上，金曾提議用海軍的航母向那一地區運送一定數量的戰機，其中就包括陸軍轟炸機。當時阿諾德就怦然心動，若有所思，他潦草地在本子上寫道：“要用航母運輸陸軍轟炸機，我們將不得不嘗試從航母上起飛它們才行。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做法，但我們必須做出嘗試。”會後，他曾指示陸軍航空兵作戰計劃處進行從航母起飛陸軍轟炸機的可行性研究。

正因為有了之前這些想法，阿諾德對鄧肯和洛的建議在第一時間就做出了積極響應。和金一樣，阿諾德同樣崇尚“最好的防禦就是進攻”，他立即授意鄧肯繼續籌劃海軍承擔的任務，由他親自來物色執行這項任務的最佳人選。

1月13日，一位45歲的陸軍飛行員應召來到了司令官的辦公室。阿諾德問他：“我們有什麼飛機可以在500英尺的短距離內起飛，負載2000磅炸彈，載着全體機組人員飛行2000英里以上？”

這個小個子軍官迅速將美國兵工廠所有的戰機在腦子裏過了一遍，推斷只有4種飛機可供使用。但慎重起見，他還是有所保留地說：“將軍，請給我一點兒時間，我會給您一個明確的答覆。”

第二天，中年人再次來到了阿諾德辦公室：“如果加裝油箱的話，B-23和B-25都可以使用。”

“如果必須在75英尺的寬度內起飛呢？”

“那就只有一種，您問的正是B-25。”阿諾德心中暗暗點頭，這與之前鄧肯和洛的判斷不謀而合。

這位中年人就是我們本章的主角兒，剛剛返回陸軍現役的詹姆斯·杜立特中校。當聽完司令官簡單介紹作戰計劃之後，杜立特立即意識到，“這是一項即使成功也未必能夠生還的特殊任務”。

阿諾德之所以從空軍眾多高手中選擇了杜立特，是因為這個人身上有着別人不具備的特點。1896年12月14日，杜立特出生於加利福尼亞一個普通的木匠家庭，他的身高僅僅1.63米，放在日本人中並不算低，但在美國人中絕對屬於雞立鶴群，坐在飛機座艙往外看都非常困難。但就是這位小個子，卻保持着美國飛行界的多項紀錄——很多同時也是世界紀錄。

杜立特有強壯的體魄，酷愛拳擊的他曾獲得1912年美國太平洋海岸業餘48公斤輕量級拳擊賽的拳王稱號。和哈爾西一樣，年輕時期的杜立特喜歡打架鬥毆，因此被以擾亂秩序罪關過班房。他在飛行方面有驚人的天賦。只用了7小時4分鐘，杜立特已經能獨自駕機飛行，半年後就成為飛行教官。他曾以5美元和朋友打賭自己可以坐在飛機的輪軸上着陸，這一驚人舉動被當天正好在現場的電影導演塞西爾·德米爾拍進電影，被告發的杜立特因此被當時的頂頭上司阿諾德上校勒令禁飛一個月。

今天看來，駕機穿越美國本土似乎非常簡單，但在當時絕對是第一個吃螃蟹。1922年9月4日，杜立特駕駛一架DH-4B型飛機，從東海岸佛羅里達不間斷地飛行到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全程3482公里，耗時22小時30分鐘。在那以後，杜立特先後贏得施奈德錦標賽、本狄克斯航空競賽和湯普森杯等航空大賽冠軍。據說他第一個完成了當時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動作——外圈筋斗和盲降。

不單在飛行上有驚人的表現，杜立特還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自然科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曾是中國航天之父錢偉長大師的班長，可謂文武雙全、內外兼修。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杜立特在當時美國最著名的石油公司——殼牌公司任航空部主任。1939年，他意識到戰爭已不可避免，主動向阿諾德提出返回現役。他向阿諾德表明，自己有7730小時飛行時間，而且基本上是戰鬥機。當時他只是預備役少校，根據現行法律是無法被徵召加入現役的。直到1940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徵召預備役修正法案后，杜立特才得以重回部隊。戰爭結束后，已晉陞中將的杜立特再次回到殼牌公司出任副總裁。

當時尼米茲的手下只有四艘航母，除“薩拉托加”號被日軍潛艇擊傷需要回到西海岸維修外，可供選擇的航母還有“約克城”號、“企業”號和“列剋星敦”號這三艘。讓正在海上征戰的航母大老遠跑回來實在費事，正在墨西哥灣試航的“大黃蜂”號航母就此進入了鄧肯的視線。這艘航母完成試航之後，將很快通過巴拿馬運河，在西海岸做短暫停留，之後前往珍珠港加入太平洋艦隊。

2月1日，一個寒冷周日的下午，鄧肯登上了停泊在弗吉尼亞諾福克軍港7號碼頭的“大黃蜂”號，隨後兩架B-25被吊上了甲板。2月2日9時32分，航母啟航，艦長馬克·米切爾上校親自操艦，護航的是兩艘驅逐艦。航母於12時55分到達試飛地點，13時27分和47分，約翰·菲茨傑拉德和詹姆斯·麥卡錫兩位中尉飛行員成功駕機從航母起飛，然後飛往陸地機場平安降落，鄧肯觀摩了試飛全過程。一切表明，只要經過艱苦訓練，空襲東京的計劃技術上是完全可行的。在鄧肯隨後呈遞的備忘錄上，金用鉛筆龍飛鳳舞地簽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非常好”。

唯一感到憤懣的是“大黃蜂”號艦長米切爾上校。儘管知道自己的航母很快就將投入戰鬥，但是老朋友鄧肯一點兒都不肯向他透露將要執行的任務。面對同樣惱火的部下，米切爾還要按捺住火氣，耐心勸告弟兄們“知道得越少越好”。生氣歸生氣，該乾的活兒還是要干。大度的米切爾甚至將條件最好的艦長室讓給杜立特和他的飛行員使用。

被選作執行任務的是美國陸軍第十七轟炸機大隊，首批B-25就是在該大隊服役的。截至1941年9月，該大隊全部4個中隊均已配備了一定數量的B-25。飛行員對駕駛這種飛機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杜立特沒有時間去訓練新飛行員。

之前，第十七大隊正在俄勒岡州執行反潛巡邏任務。接令之後，他們於2月9日轉移到南卡羅來納州的哥倫比亞陸軍航空基地，對外宣稱是擔負東海岸的巡邏，實際是為空襲東京做準備。飛行員被告知，他們將有機會參加一項極為危險的活動，願意參加者自願報名。出於保密考慮，對所有官兵都隱瞞了任務的具體內容。

初期預計使用的轟炸機為20架，因此從第十七大隊挑選的B-25是24架。為了更好地完成任務並使每名機組成員能夠獲得最大的生還機會，空軍技術人員對備選飛機進行了一系列的技術改裝。具體包括：

一、由於將要執行的是低空轟炸任務，飛機尾部的12.7毫米機槍就顯得作用不大。這種性能不穩定的機槍時常卡殼，拆除后不但可以減重，還可以為額外加裝的60加侖油箱騰出空間。飛行員格林寧上尉想出了一條妙計，在轟炸機的尾巴打洞，安裝兩個看起來像掃帚的黑色木杆模仿機槍。誇大的槍筒使可能對其追擊的戰鬥機清晰可見。不過一旦遭遇到真正的攻擊，這種“稻草人”機槍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二、考慮在北太平洋航行將要遭遇到寒冷天氣，機翼前端和機尾安裝了除冰器，防止燃油凍結。

三、為防止發報被日軍截聽，暴露戰術意圖和艦隊具體位置，行動全程將嚴格實施無線電靜默，只收不發。這樣機上104公斤重的無線電設備就沒了用場，全部予以拆除，以減輕飛機重量，節約每一滴燃油。

四、在投彈艙部位加裝副油箱。最初使用65加侖鋼製油箱，由於多次出現漏油事故，改用225加侖的橡皮油箱。在投彈艙上方加裝160加侖的摺疊式橡皮油箱，油料用完后可壓癟摺疊。在機腹炮塔中安裝110加侖的金屬副油箱。以上綜合措施，使飛機可攜帶的燃油從設計的646加侖提高到1141加侖。考慮到抵達中國尚需一段時間尋找可供降落的機場，所以在飛機尾部無線電員座艙加裝了一個60加侖和10個5加侖的小油箱，要求機槍手在飛行途中不斷地將小油箱的燃料加註到炮塔的副油箱裏，然後在小油箱上鑽洞扔出飛機，使之很快沉入海底，不給敵人留下任何追蹤艦隊的蛛絲馬跡。

五、改進炸彈艙的炸彈掛鈎，使之能夠在加裝了副油箱的狹小空間裏放置2顆227公斤爆破彈和1顆454公斤燃燒彈。使用的特製燃燒彈為子母彈，內置128顆3公斤重的子燃燒彈，可以最大限度地引燃攻擊範圍內的建築物。

六、這次行動更重視對敵人心理上的打擊，因此轟炸精度和實際效果就變得不太重要。B-25原來配備的諾頓瞄準器被卸了下來。這種重34公斤的瞄準器由2000個以上零部件組成，類似一個模擬計算機，以著名荷蘭設計師卡爾·諾頓的名字命名，在1200米以上的高空能夠取得良好的轟炸效果。本次轟炸要求在460米以下高度投彈，高精度的瞄準器實在是大材小用。屬於高尖端科技的諾頓瞄準器造價高達1000美元，一旦飛機被擊落或迫降在敵占區，這種珍貴的瞄準器很可能落入日軍之手。但轟炸沒有瞄準器也不行，最後代之以飛行員格林寧上尉發明的簡易瞄準器。這種用報廢的硬鋁材料製成的簡易替代品重量不到1公斤，價格僅僅20美分。大家親昵地給它起了個響亮的綽號“馬克·吐溫”——那位大作家患有色盲症，因此被拿來嘲諷這種成像色彩度不高的瞄準器。

七、為了減少重量和避免意外中彈起火，嚴格限制飛機攜帶照明彈的數量，只在有裝甲保護的飛行員座位后留了2顆，以供夜間着陸時使用。以上綜合措施共計減少重量181公斤。改裝后的24架轟炸機中有2架安裝了攝影機，以便抓拍轟炸效果。

1月31日，根據阿諾德的要求，美國陸軍航空兵參謀長卡爾·斯帕茨準將向杜立特提交了要轟炸的10個日本城市備選名單，並詳細標明這些城市中需要重點打擊的軍事目標。為了造成更大的影響，使日本無法掩蓋本土被炸的事實，阿諾德決定對多個城市實施轟炸，哪怕派去的僅僅是一架飛機——不要實際戰果，只求轟動效應。

“阿卡迪亞”會議之後，約瑟夫·史迪威中將被選作蔣介石的參謀長派往中國。臨行之前，阿諾德特地召見了史迪威，暗示“美國將會派轟炸機到中國去”。他要求史迪威在中國準備多處備降機場，同時在這些機場存放轟炸機所需的汽油和航空潤滑油。

華盛頓同時向重慶政府提出了相關具體要求。對於此事，蔣介石在1942年2月的日記中寫道：“美國聲稱將有轟炸機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降落，要中國準備臨時跑道。”出於保密考慮，美國並未將真正作戰意圖和詳細計劃告訴重慶。隨後蔣介石下令給駐紮在上饒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要他務必在4月前完成相關機場跑道的修繕與擴建工作。

當時中國沿海地區大半已淪陷日寇之手。距日本較近的省份中，只有浙江、福建、江西的部分機場可供使用，如浙江的衢州和麗水機場，江西的玉山和吉安機場，福建的建甌機場。這些機場大多設施落後，難以承擔降落大型轟炸機的艱巨任務。

接到委員長的特別指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副司令長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不敢怠慢，立即專程趕往衢州召集專題會議安排部署機場的擴建和修繕事宜。會議強調，不僅機場必須能夠容納50架轟炸機的起降條件，還要“以機場為中心四周縝密設防，內外佈置，建築壕塹，征工征木”。

如此浩大的工程絕非小小衢州所能承擔，周邊十里八鄉都被緊急動員起來。當時正值嚴冬，各縣青壯勞力甚至老人幼童都加入了開山伐木的人流之中。那些船載肩扛、翻山越嶺的中國百姓並不知道美軍飛機從哪裏飛來，到底要去做些什麼，但他們只要知道是去打日本人就足夠了。僅僅幾十天，機場擴建和修繕工程順利完工。重修后的衢州機場幾乎能容納當時各種型號的飛機起降。同時，玉山、吉安、建甌等機場也在數月內修畢待命。

為了徹底扼殺中國的空中力量，日軍一直在對衢州等機場進行不定期的狂轟濫炸。直到4月3日，衢州機場還遭遇過一次空襲。日軍每次空襲過後，衢州機場都會被中國民眾快速修好。蔣介石在4月1日的日記里描述了他接到的最後通知：“美軍擬在4月19日、20日使用衢州、麗水機場的兩條跑道。”

落實降落機場的同時，空襲行動的各項準備也在緊鑼密鼓進行之中。為了保證中國方面的準備萬無一失，阿諾德專程派克萊頓·比塞爾上校到重慶擔任史迪威的航空參謀，負責接收飛機降落和加油設備等專項事務。

對飛機的改造和機組人員的徵集也在同步進行。2月28日，杜立特到了南卡羅來納埃格林基地，從駐紮在那裏的第十七轟炸機大隊招募志願者，報名者中共有24個機組的120名空勤人員和20名地勤人員被最後選中。“我的名字叫杜立特，”中校告訴大家，“我們大約有3周時間——也許更少，通過訓練去執行一項特殊任務。記住，如果有人想退出，隨時可以，不會過問任何問題。”被選中者無一人願意退出。

“長官，您能給我們關於此次行動的更多信息嗎？”一名飛行員提問。

“不能，至少現在還不能。整個事件必須保密，你們甚至不能告訴自己的母親和妻子。很多人的生死將取決於你們能否為這次行動保密，不僅僅是你們的生命，還關係到其他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大名鼎鼎的杜立特是眾多年輕飛行員的偶像，他的出現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昭示此次任務的重要性。飛行員查爾斯·麥克盧爾回憶說：“當時一聽到他的名字，我們就知道一定要採取實際行動了，可以預期將大幹一場。”

3月1日，飛行員駕駛改裝后的24架B-25飛往佛羅里達，他們將在那裏接受為期3周的特殊訓練。第八空軍基地的滑行跑道已被塗成航母甲板的模樣，供飛行員模擬起降，訓練還包括低空飛行、投彈、夜航、水上導航等專項技能。其間遇到惡劣天氣無法訓練時，就由兼任十五號機組機槍手的托馬斯·懷特軍醫向大家傳授急救課程。行動中沒有軍醫位置，急於參戰的懷特經過努力訓練，竟然破天荒地取得了機槍射擊第二名的優異成績，從而以正式隊員的身份登上了飛機。懷特為隊員進行了天花、鼠疫的疫苗注射，還為每個人驗明血型，登記在身份卡上，每個機組還配備了一個醫藥箱和兩個急救箱。

飛行教官由埃格林基地29歲的亨利·米勒海軍中尉擔任，他是海軍中最傑出的飛行員之一，訓練重點是在最短的距離內起飛。飛機載重量由輕到重，起飛距離從遠到近循序漸進。到訓練結束時，參訓飛行員幾乎全能達到負重14000公斤在150米的距離內起飛，個別高手的成績達到了驚人的87米。除了起飛，他們還進行了晝夜低空編隊飛行訓練，投彈手進行了目視轟炸訓練，機槍手則進行了射擊專項訓練。

3月下旬，所有參訓飛機進行了一次3200公里的長途飛行，以檢驗遠程飛行中各項改造的合理性以及燃料的消耗情況，也作為短訓的結業考試。杜立特從24個機組中選出了15個正式參戰機組，后增加1個備用機組。在寫給阿諾德的總結中，杜立特說：“儘管3周時間很短，但飛行員還是克服困難，達到了預期目標。”

3月31日，16架參加任務的轟炸機飛往加利福尼亞州海軍航空站，“大黃蜂”號航母已經等在那裏了。艦上的海軍人員用起重機將15架飛機吊上甲板，轉移到飛行跑道上加以固定。在第十六架飛機登艦問題上，海軍擔心甲板無法容納，不太同意。經高層多次斡旋，一直到航母出發前，海軍才同意將第十六架飛機擠上甲板。4月1日，16架轟炸機每架5名機組成員，加上地勤及維護人員總計71名文職和130名作戰人員登上了航母。

海軍飛行員對體型龐大的B-25表示出濃厚的興趣，勞森中尉和幾個陸軍飛行員便帶着他們參觀了飛機，像小孩子一樣吹噓這些飛機到底有多牛。作為報答，海軍飛行員也帶他們參觀了海軍的俯衝轟炸機、戰鬥機和魚雷機，這些飛機都摺疊了機翼，彼此擁擠地停放在機庫里，因為陸軍飛機把甲板都佔滿了。勞森不由得暗自擔心，“大黃蜂”號靠什麼來保護自己呢？傍晚時，他的擔心得到了部分緩解，因為周圍來了許多巡洋艦和驅逐艦。

之前的3月19日，鄧肯受金上將委託專程飛往珍珠港，向尼米茲上將介紹了這一別出心裁的空襲方案。尼米茲對這種純粹政治意義上的“准軍事行動”不感興趣，對襲擊成功的前景也半信半疑。在他眼中，如此興師動眾的計劃沒有任何戰略目的，只是一次誇張的示威而已。他本來指望“大黃蜂”號能夠緩解太平洋艦隊兵力嚴重不足的狀況，這下倒好，不但它暫時派不上用場，還要再派出一艘航母去為其護航。也就是說，這次行動竟然要動用太平洋艦隊一半的航母力量，它們將在目前毫無戰事的北太平洋停留超過6周時間，這將導致本來就捉襟見肘的孱弱力量更加分散。一旦將“企業”號航母派出，由於“列剋星敦”號需要留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危機四伏的南太平洋就只剩下了“約克城”號孤獨地在那裏游弋。

參謀長德雷梅爾少將同樣反對這一計劃。危險無處不在，由2艘航母組成的特混艦隊要深入距離日本本土很近的海域，隨行的還有4艘巡洋艦、8艘驅逐艦和2艘油船，艦隊官兵合計逾萬人。這支龐大的打擊力量將在全程無線電靜默的情況下穿越風高浪急的北太平洋，天空中隨時可能出現日本人的飛機，所經水域有敵軍潛艇和水面艦艇頻繁出現，任何一丁點兒差錯都將導致整個行動功虧一簣。最關鍵的是，空襲一旦成功，惱羞成怒的日軍將會採取怎麼樣的報復措施？是進攻珍珠港還是中途島，抑或是西海岸的西雅圖、三藩市和洛杉磯？太平洋艦隊目前尚不具備抵禦日軍大規模入侵的能力。

但是鄧肯告訴尼米茲，他此行目的並非來商議此事是否可行，而是來傳達金上將的命令，太平洋艦隊必須積極配合完成這一行動。鄧肯只是一個小小的上校，但他背後站着金、諾克斯、馬歇爾和阿諾德一眾大腕兒，甚至還有羅斯福，尼米茲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

這事兒要換成麥克阿瑟，早一尥蹶子蹦八米多高了，即使執行也要發一通牢騷不可。但尼米茲不同，他是個“講政治”的內斂之人。為了確保太平洋艦隊的新成員——“大黃蜂”號能平安回來，尼米茲還是決定派出“企業”號航母。他吩咐鄧肯給華盛頓回電：“讓洛告訴吉米（杜立特的昵稱），放手去干，就按我們商定的日期。”

鄧肯離開之後，尼米茲第一時間找來了哈爾西：“比爾，你覺得這樣的計劃行得通嗎？”

“這需要很好的運氣。”

“那你願意帶他們去嗎？”

“是的，我願意。”

“那好，接下來全看你的了。”

3月31日，哈爾西帶參謀長勃朗寧上校專程飛回美國，在三藩市的費爾蒙特酒店見到了早已等在那裏的鄧肯和杜立特，眾人就空襲的戰術細節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詳細溝通。如此機密的重要行動，僅靠電文聯絡顯然是不恰當的。

哈爾西和杜立特商定，以“大黃蜂”號為核心的第十六特混艦隊先從美國西海岸出發，隨後航程較近的以“企業”號為核心的第十八特混艦隊從珍珠港啟航，兩支隊伍在指定海域會合。航母將儘可能地把杜立特和他的飛行員運送到距離日本海岸640公里的地方。如果航行途中被日軍發現，假若東京或中途島在轟炸機的航程範圍之內，不管任何情況都將立即放飛杜立特的飛機，或轟炸東京后迫降被潛艇救走，或直接飛回中途島降落。如果兩者均不在航程之內，只能立即將所有飛機推入大海，確保“大黃蜂”號可以及時將機庫中的艦載機提升到甲板上，與“企業”號一起參加隨後發生的戰鬥。杜立特表示理解：“畢竟如果兩艘航母以及眾多巡洋艦、驅逐艦都損失了的話，將意味着美國太平洋地區的海上力量在相當長時間裏終結。”

哈爾西和勃朗寧本擬於4月2日返回珍珠港，惡劣天氣使所有飛往珍珠港的航班都無法起飛。哈爾西只好待在賓館焦急地等待，還由此患上了流感，後來逐漸發展為過敏性皮疹。6日早上，哈爾西已無法起床。恰好勃朗寧在酒店大廳碰到了一個海軍醫生，給哈爾西開了硫化片劑。醫生勸哈爾西卧床休息，但他必須儘快啟程。“當我登上飛機的時候，我身上裝了那麼多藥片，以至於動一下就嘩嘩作響，我一路都在睡覺。”6日晚上，到達珍珠港時，哈爾西寫道：“飛機降低高度準備着陸時，我被自己流出的鼻血弄醒了，我就這樣舔着鼻血踏上了火奴魯魯島。”

太平洋艦隊效率頗高，尼米茲在第二天下午就簽署了作戰命令。作為計劃的一部分，哈爾西要求派兩艘潛艇到日本附近海域偵察巡邏，負責監視可能危及此次行動的日軍。此外，尼米茲下令所有潛艇都移到赤道以南，會合地點以西的任何船隻都被哈爾西認為是懷有敵意的。帶病出征的哈爾西因此錯過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航母對決。由於病情不斷惡化，他還無奈缺席了兩個月後的中途島海戰。對美軍來說這很可能是另一種幸運，屆時詳敘。

4月2日清晨，3時40分，海軍4號油駁緩緩靠近了停泊在9號碼頭的“大黃蜂”號，為這艘即將遠征的航母加了153329加侖燃油，使它的油量超過了140萬加侖。航母的鍋爐開始點火，艦上共有170名軍官和2000名水兵。

艦長室里，米切爾上校——他此時已被告知具體行動計劃——正和杜立特一起觀看陸海軍最高首長馬歇爾和金剛剛發來的指示。馬歇爾在電報中告訴杜立特：“我一直會想着你，願上帝保佑你。”一向以嚴酷著稱的金也在一張手寫的便箋上祝他好運：“當我得知是你將在‘大黃蜂’號的遠征中帶領陸軍航空隊時，我知道成功的概率已大大增加。對你，對你的官兵和手下，我要衷心祝願你們勝利完成任務——一路順風和狩獵成功。”

一名水兵匆匆走了進來，要求杜立特上岸接一個緊急電話。杜立特懷疑是阿諾德臨時變卦不讓他參加本次活動。得知電話那頭是馬歇爾時，他放心了。

“杜立特？”參謀長問。

“是的，長官。”

“我打電話來是要親口祝你好運，我們的關心和禱告將與你們同在。再見，祝你好運，平安回來。”

陸軍參謀長親自打來電話，讓杜立特有點兒不知所措，這一姿態至少表明了對於正在遭遇困境的國家來說，他們本次行動有多麼重要。“謝謝您，長官，”杜立特說，“謝謝您。”

大霧籠罩着海灣。早上，7時42分，輕巡洋艦“納什維爾”號率先啟動，隨後是驅逐艦“奎因”號、“美瑞迪斯”號和“格雷森”號。10時18分，造價3200萬美元的“大黃蜂”號龐大的身軀開始緩緩移動。這艘剛剛服役的航母排水量19800噸，最高航速33節。米切爾上校特意為航母加上了一個特殊標誌，用印刷體在巨大的煙囪上書寫了“銘記珍珠港”一行大字。1分鐘后，“文森斯”號重巡洋艦和油輪“西馬倫”號起程了。11時13分，所有艦隻順利地通過了巍峨的金門大橋，空襲東京的行動至此拉開了序幕。對於“大黃蜂”號來說，這次出征尤其不祥，這艘航母此生再也未回過美國。它因為參加轟炸東京的行動而成為日本人重點復仇的對象。僅僅半年之後的聖克魯斯大海戰中，“大黃蜂”號在日本人不顧一切的殊死攻擊中折戟沉海。

與日軍偷襲珍珠港的路線類似，第十六特混艦隊空襲東京同樣選擇了風高浪急的北太平洋，具體航線為北緯40度線，與南雲4個月前的航線平行，全程8400公里。雙方的理由相同，就是利用北太平洋人跡罕至的有利條件最大限度隱藏自己的行蹤。

16架體型龐大的陸軍轟炸機簇擁在甲板上，密集的排列方式使機尾只能懸在航母的尾扇外邊。陸軍飛行員胡佛瞬間出了一身雞皮疙瘩，“我這輩子從未見過這麼小、這麼不起眼的東西能被叫作跑道”。航母艦載機已經提前存入機庫，此刻的航母就像一隻沒有牙齒的老虎。在和“企業”號會合之前，它只能依靠護航艦隻的保護。“西馬倫”號油船裝載着600萬加侖燃油，艦長羅素·伊利格上校告訴水兵們：“我在東方服役6年，包括在中國的2年，與日本鬼子有過密切接觸，親眼見識過他們的殘酷和暴行——還有勇敢，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鬥。”

“大黃蜂”號艦長米切爾只有167厘米高，體重61公斤，這在美國人中略顯“迷你”。米切爾於1910年畢業於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和哈爾西一樣屬於學校典型的“差生”，總共有280次被記過處分，二年級時曾被開除。後來在副市長父親的努力下再次回到學校，最終以2.5分的極差成績畢業。這次哈爾西、杜立特和米切爾這三個曾有劣跡的人終於湊在一起了。

痴迷航空的米切爾在1916年6月拿到了飛行執照，成為海軍第三十三號飛行員。1919年，他參與了首次跨越大西洋的飛行並獲得海軍十字勳章，後來先後在“蘭利”號和“薩拉托加”號航母上擔任副艦長。開戰之前的1941年10月，已經54歲的米切爾被任命為“大黃蜂”號艦長，他即將晉陞海軍少將。

杜立特將所有隊員召集到一個大餐廳里，他清了清嗓子：“你們如果有人還不知道，或者依然在猜測，我告訴你們，我們現在正直接前往日本，轟炸東京、橫濱、大阪、神戶和名古屋。海軍會帶我們到儘可能近的海域，當然，我們還是將從甲板上起飛。”杜立特接著說，“這是一次艱難的任務，但一切都已經做了最好的計劃。中國政府將和我們合作，實施轟炸后，我們將在離中國沿海不遠的小機場降落，然後前往重慶。”

投彈手霍勒斯·克勞奇的話最具有代表性：“我們都歡呼起來，同時覺得難以相信。”泰德·勞森說：“它移除了我數周來的百思不得其解。”布里特·霍斯特姆之前則認為“我們很可能是去救援被圍困在巴丹的麥克阿瑟將軍”——他還不知道此時老麥已經逃到了澳大利亞，“沒想到我們的目的地竟然是東京”。杜立特再次詢問有沒人退出，一個也沒有。

大家均表示出視死如歸的勇氣。五號機飛行員戴維·瓊斯感慨地說：“在戰爭中早已有過成千上萬次的突襲行動，而這次任務的唯一不同之處在於，在起飛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是回不來的。”

會議也請了幾名海軍軍官參加，消息很快傳播開來。當天晚上，當飛行員回到休息艙室時，很多水兵主動上前和他們握手，將最好的床鋪讓給他們。

航行途中，史蒂芬·朱立卡上尉——他曾在1939年任美國駐日使館海軍武官助理——向杜立特和他的飛行員簡單介紹了日本和中國的歷史，說明了兩國的政治架構，以及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心理差異、着裝、身體外貌特徵等。東京無疑是介紹的重點。根據1940年人口普查數據，東京人口達到了6778804人，平均每10個日本人就有1個居住在那裏，使之成為僅次於倫敦和紐約的世界第三大城市。市內分35個行政區，總面積超過500平方公里，部分地區人口密度超過了每平方公里4萬人，幾乎是華盛頓的10倍以上。這裏是日本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眾多工廠、房屋和商店擁擠在一起。由於之前經歷過關東大地震以及20世紀20年代末那場遍及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因此日本政府放寬了建築標準。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之後，日本政府在1938年頒佈命令，禁止在私人建築中使用鋼鐵。“98％的建築是用木材和紙張建成的，”朱里卡信誓旦旦地向大家保證，“如果你們能給它好好放上7把大火，他們永遠都無法撲滅。”

此外，朱里卡還教了大家一句中國話“我是美國人”，還有區分中國人和日本人的最簡單辦法。“主要是看腳趾，日本人穿着日式厚短襪，大拇指和其他4個腳趾是分開的，而中國人往往是並在一起的。”

4月8日，哈爾西率領第十八特混艦隊駛出了珍珠港。除“企業”號，還有“北安普頓”號、“鹽湖城”號兩艘重巡洋艦以及“鮑爾奇”號、“貝納姆”號、“艾勒特”號、“范寧”號這四艘驅逐艦和油船“薩賓”號。《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羅伯特·凱西幸運地登上了“鹽湖城”號。一切看似都很平常，他在日記里寫道：“也許事情會有不同進展，但表面上看起來就像又一次對威克島外圍的攻擊。”

神通廣大的凱西到處打探此行的目的，他找到了約翰·福特，一位剛剛重新服役的海軍預備役軍官，他曾兩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相當於今天中國的張藝謀或馮小剛。約翰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他神秘兮兮地告訴凱西：“據我所知，這次任務是一種變相的自殺。”

4月12日16時30分，“大黃蜂”號的雷達監測到西南方向210公里處的信號，兩支特遣艦隊開始逐漸靠近。13日5時28分，“大黃蜂”號的瞭望哨發現了一架來自“企業”號的偵察機。37分鐘之後，32公裡外的“企業”號已經出現在米切爾的視野中。

合併后的艦隊由哈爾西統一指揮，艦隊核心是2艘航母，其餘有重巡洋艦3艘、輕巡洋艦1艘和驅逐艦8艘。由於航程遙遠，2艘航母各帶了1艘油輪。艦隊會合后開始向西航行，全程實行無線電靜默，“企業”號的艦載機將為整支艦隊提供空中保護。

哈爾西尚未公佈此行的目的，此時最納悶的變成了“企業”號以及為其護航艦隻上的水兵。“大黃蜂”號載着一群陸軍的大傢伙，那些轟炸機即使能勉強飛起來，也肯定無法降落。這到底是去幹什麼呢？

一些自以為聰明的水兵開始猜測，這些飛機可能是去加強陸軍的某個基地。有人猜是阿留申群島，有人認為是運往西伯利亞的某個秘密基地去支援蘇聯人的。

4月13日，哈爾西終於揭開了謎底。“企業”號的揚聲器發出了聲音：“這支艦隊的目的地是日本東京。”哈爾西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企業’號的船員發出如此巨大的吶喊！他們的渴望一部分來自4天前失守的巴丹半島。”

看着由航母、巡洋艦和驅逐艦組成的龐大艦隊氣勢恢宏地在大海上劈波斬浪，目標直指日本的老巢東京，凱西記者之前的沮喪一掃而空：“這樣一支強大的艦隊，小日本如果沒有兩倍於我們的船隻和至少同樣多的飛機，絕對不敢和我們交鋒。”

航行途中，艦隊收聽到東京電台的一則廣播：“英國路透社報道，美軍3架轟炸機轟炸了東京，這種消息可笑至極。日本國民對這種愚蠢的宣傳毫不在意，正沐浴在和煦的陽光之下，在櫻花的芬芳中享受着春光。”杜立特真想為之更正一下，即將到來的飛機遠不止3架。新聞也透露出一個信息，日本人可能對即將到來的空襲毫無防備，從而增強了大家完成任務的信心。

此前應哈爾西請求，尼米茲已派出“鮭魚”號和“長尾鯊”號潛艇前往日本近海，前者靠南，後者偏北，警戒可能出現的日軍艦隻。4月9日，“鮭魚”號曾向兩艘路過的日本貨船發射魚雷，均未命中。“長尾鯊”號在犬吠崎東端每天發回天氣情況，其間還忙裏偷閑擊沉了日軍3000噸的貨船“佐渡丸”號，隨後被日軍深水炸彈擊傷，所幸傷勢不重，仍可繼續執行任務。潛艇發回的信息顯示，目前日本近海並未出現日軍大型主力艦隻。太平洋艦隊的情報也表明，日軍航母主力近期意外地出現在印度洋，短期之內不太可能回到本土。這就意味哈爾西艦隊的安全係數提高了很多，尼米茲對此備感欣慰。

4月17日，特混艦隊距日本本土還有1600公里，離預定起飛時間只剩1天的航程。“西馬倫”號用200634加侖燃料填滿了“大黃蜂”號的油艙，之後給“北安普頓”號和“鹽湖城”號加油。“薩賓”號也給“企業”號以及“納什維爾”號、“文森尼斯”號加了油。哈爾西仍將採取空襲南鳥島的做法，他將驅逐艦和油輪留在原處，只帶領航母和巡洋艦直闖虎穴。

“大黃蜂”號甲板上，飛行員和機械師對16架飛機做了最後一次檢查。地勤人員拚命搖晃拍打飛機油箱，以使燃油中的氣體儘可能溢出，哪怕多加一丁點兒油都能給機組成員帶來更多的生還機會。

甲板上還在進行着一項別開生面的特殊儀式。美國海軍曾在1908年10月訪問過橫濱，天皇的代表給一些美國軍官頒發過紀念獎章。朱立卡作為使館人員也收到過以天皇名義贈予的獎章。在米切爾上校發表簡短演說之後，杜立特帶領飛行員把獎章一一綁在炸彈上。大家紛紛在炸彈上寫下一些諷刺語言，“我不想讓整個世界都着火——除了東京”，“你會得到一個爆炸”，“炸彈美國製造，日本享受”。勤務兵拉里·博加特下士在炸彈上寫上了父母和女朋友的名字：“這枚來自佩吉，這枚來自媽媽和博加特爸爸。”

4月17日晚，杜立特召集了最後一次會議，宣佈飛機將於次日起飛。他要求所有人員必須認真檢查帶上飛機的物品，絕對不能將與“大黃蜂”號有關的任何物品帶上飛機。會後，飛行員紛紛將借來的煙灰缸等物還給海軍，那上邊篆刻有“大黃蜂”字樣，一旦落入日軍手中，就會暴露真正的起飛地點。

杜立特將第一個起飛，預定在傍晚時飛抵東京。“你們在我以後兩小時或三小時起飛，把我投擲燃燒彈引發的火焰當作指示燈，這樣可以讓轟炸機在黑暗的掩護下發動攻擊，並在第二天天亮時到達中國。”

一些飛行員準備用抽撲克牌的方式決定由誰去轟炸皇宮。蔡斯·尼爾森說：“我們都想炸掉它，我們認為天皇是這個事情的始作俑者，我們想來個釜底抽薪。”杜立特立即制止了這種行為：“沒有什麼比轟炸皇宮更能讓日本人團結起來，皇宮不是軍事目標。”杜立特給大家講述了1940年他訪問英國時的見聞。因為德國人轟炸了白金漢宮，英國人民更加義憤填膺、同仇敵愾，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日本，轟炸皇宮只會引起日軍更加兇殘的報復。後來杜立特回憶說：“這是我在整個戰爭中對轟炸人員做出的最嚴厲的警告。”此外，醫院和學校等民用設施也不在轟炸之列。最後杜立特強調說，無論任何情況都不能飛往蘇聯。

開完會，勞森回到了艙室，一位海軍士兵說：“聽着，夥計們，今天晚上這裏不許打牌。勞森就要出任務了，他需要好好休息。”上船時，勞森身上有70美元，由於遇見了海軍中的賭壇高手，現在只剩下14美元。看來在轟炸日本人返回之前是撈不回來了。

除了自己的一號機外，杜立特將其餘15架飛機分成了5組，每組3架。特拉維斯·胡佛的第一組負責轟炸東京北部，戴維·瓊斯的第二組目標是東京市中心，斯基·約克的第三組攻擊東京南部和東京灣中北部，羅斯·格林寧的第四組將打擊神奈川南部郊區、橫濱和橫須賀的海軍船塢。最後一組由傑克·希爾格率領，負責轟炸工業城市名古屋、神戶和大阪。轟炸目標包括軍工企業、煉油廠、儲油罐區、鋼鐵廠、彈藥庫和造船廠等，每個機組都分配了一個基本目標和備選目標，以備在敵軍高射炮火太過猛烈或者戰鬥機使他們無法靠近基本目標時使用第二方案。

隨着起飛時刻臨近，杜立特向所有機組成員發放了一些必需的工具，如防毒面具、手槍、子彈夾、獵刀、手電筒、救生衣、急救包以及消過毒的繃帶等。據說重慶煙草很缺，一條煙要花7.5美元，還經常買不到貨。那些寧可不吃飯也要抽煙的人就特別多備了一些香煙。勞森兜里輸得只剩14美元，但“大黃蜂”號的煙實在便宜，一包只要5美分，他在自己的機尾塞了8條煙和2盒巧克力。他還準備用剩下的錢在重慶給母親買點兒中國禮物帶回去。

最後只剩下一個問題，之前從未有人提到過。萬一在日本迫降怎麼辦？答案是由飛行員自主決定。杜立特不想當日本人的俘虜，“我會選擇讓機組其他人員跳傘，然後全速俯衝，哪個目標最划算就撞向哪個目標。我活了45年，已經心滿意足了。你們都還年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不希望你們中的任何人像我打算的那麼做。”最後他告訴大家，“當我們到達重慶時，我要給你們開一個永生難忘的聚會！”

所有準備工作中，唯一不確定的因素依然是中國的機場。由於擔心中國內部可能存在日本人的姦細，阿諾德一直未將詳細計劃通報給蔣介石，只是命令駐華美軍司令官史迪威向備降機場派出攜帶照明和無線電設備的地勤人員以及懂英語的翻譯，同時從印度加爾各答緊急調運可供B-25使用的3萬加侖100號航空汽油和500加侖潤滑油。

因為同樣未被告知詳細行動計劃，史迪威並未真正領會阿諾德安排任務的緊迫性。緬甸戰事吃緊，在3月到4月間，史迪威的主要精力都在籌劃緬甸的幾次會戰，糟糕的通信條件使他與華盛頓的聯繫時斷時續。史迪威多次要求“告知使用目的”最終未果。計劃對陳納德也同樣封鎖，阿諾德一直對這個人心存厭惡，認為他不過是個“雇傭兵”和“狂想家”，換句話說，就是“辦事不靠譜”。這一切導致駐華美軍中無人知曉行動細節。儘管4月初上述特殊汽油被送達衢州、麗水等機場，重慶也特意派出一些懂英語的空軍軍官進駐機場以隨時接應，但由於特混艦隊被日軍意外發現，杜立特等人提前起飛，最後當他們到達中國時，並未得到計劃中的地面指引，飛往中國的15架飛機因油料耗盡全部在迫降中墜毀。

阿諾德拒絕透露行動計劃雖然讓蔣委員長頗感不快，但到3月下旬，他還是同意美國人使用中國的5個機場。到4月2日，他再次被告知約有25架美國轟炸機將被部署到中國。中國戰場形勢的持續惡化使蔣介石的態度發生了變化。4月11日，他要求比塞爾上校致電馬歇爾，希望美國能夠將行動推遲到5月底執行，以便調動更多兵力去保衛衢州。第二天，馬歇爾就給史迪威回了封急電，“任務已箭在弦上，無法召回”，隨後阿諾德也發來了類似的電報。馬歇爾指示史迪威向蔣介石做出解釋，“請通知蔣委員長，我和他在這一點上缺乏一個完整的共識讓我深感遺憾，我真誠希望這件事不會讓他感到尷尬”。16日，阿諾德再次重申計劃不能改變。4月18日，馬歇爾拍發了最後一封電報，指出“神秘的天氣將會影響特殊行動”。

4月18日凌晨，3時10分，在離東京尚有1300公里時，這次任務的秘密性——這是行動成功的關鍵——受到了直接威脅。在“企業”號雷達屏幕上，操作員羅伯特·波伊徹少尉發現了距左舷艦艏20公里有2艘水面船舶，在這一海域出現的船無疑屬於日本人。2分鐘后，在大約相同方向上出現了閃光。戰鬥警報隨即拉響，廣播裏傳出了“發現敵艦2艘”的消息。艦員們從鋪位上一躍而起，迅速進入戰鬥狀態。幾艘巡洋艦上，各就各位的炮手紛紛褪下了炮衣。

按照常理，2艘航母加上4艘巡洋艦還能怕他區區2條小舢板？可惜哈爾西此行目的不是水面作戰，而是要把杜立特的轟炸機送到離日本儘可能近的位置上。現在每1小時、每1公里都至關重要。哈爾西通過高頻短程無線電下達了命令，艦隊向右轉90度繞開敵船。3時41分，那2艘船在雷達上消失了。警報很快解除，艦隊重新朝西行駛，好像一切都未發生過似的。

天氣異常惡劣，軍艦顛簸得非常厲害。凱西記者在日記中寫道：“外面風極大，天色陰暗，海濤洶湧，海浪從甲板上滾落，有時湧上甲板的水有幾英尺深，很難站立。”清晨，4時15分，3架偵察轟炸機和8架戰鬥機從“企業”號起飛，向西偵察320公里範圍內的海域。隨後又有3架偵察機和8架戰鬥機升空，擔負起艦隊的空中警戒。

5時58分，透過灰沉沉的晨霧，奧斯本·懷斯曼中尉發現水面上有1艘小型巡邏艇。中尉迅速飛回航母上空，將前方67公里處發現敵船的消息報告給哈爾西，“相信敵人的監視哨已經發現了我”。

哈爾西再次選擇避讓，他下令艦隊轉向西南。但危機隨後出現，7時38分，“大黃蜂”號的觀察哨發現了近在13公裡外的日軍巡邏艇——排水量94噸的“日東丸23”號。

雙方都在可視範圍之內，再避讓已來不及。“企業”號已截聽到這艘小船匆忙中對外發出的明碼電報：“發現敵軍航空母艦3艘，位置犬吠崎以東600海里。”

距離日本船隻最近的“納什維爾”號立即拉響了戰鬥警報，並通過信號旗請求開炮。7時52分，哈爾西回電艦長克萊文中校“開火”。1分鐘后，輕巡洋艦152毫米炮開始發出怒吼，炮彈激起的水柱使得“日東丸23”號只剩下桅杆隱約可見。在波濤洶湧的海面上，漁船這樣的目標對巡洋艦而言，並非輕易就能解決掉的對象。加上美軍射術實在不敢恭維，一直到8時21分，這艘巡洋艦花費了915發152毫米炮彈，才讓小小的日軍巡邏艇爆炸起火，2分鐘后沉沒。船長中村盛作兵曹長以下8名士兵及5名船員共計14人全部斃命。有2名倖存者在水中上下浮動，最終未能被美軍救起。克萊文中校將糟糕的表現歸結為“缺乏經驗，海況不好”。

就在“納什維爾”號炮擊的同時，空中8架戰鬥機發現了88噸的日軍巡邏船“南欣丸21”號，飛行員開始向日艦掃射，其中1架飛機至少射出了1200發子彈，拖船開始逐漸下沉。飛行員轉去支援巡洋艦的炮擊。

沉沒之前，“日東丸23”號一直不停向東京發報，“企業”號的吉爾文·斯羅尼姆上尉已經截獲了他們發出的電報。毫無疑問，美軍艦隊在尚未抵達預定起飛地點前就被日軍發現。此時他們的位置是東經153度27分、北緯35度26分，距東京1326公里。

哈爾西明白，接到警報的日本人一定會傾盡全力前來迎擊，艦隊繼續前行兇險異常，隨時可能遭遇日軍水面艦艇、艦載機以及陸基飛機的聯合進攻。儘管提前起飛預示着飛行員生還的希望更小，但哈爾西別無選擇，他的身邊是太平洋艦隊幾乎一半的力量——除6艘主力艦，還有艦上的數千名水兵。

權衡利弊，哈爾西斷然決定提前發起攻擊，他向米切爾艦長下達了作戰命令：“起飛轟炸機，祝杜立特中校和他勇敢的飛行員好運，願上帝保佑你們。”

“他們已經知道我們在這兒了，看來你不得不提前啟程，”米切爾一臉凝重地告訴杜立特，“中校，你明白這樣做的原因。”

杜立特點點頭：“我們馬上起飛。”說完，他迅速走下了艦橋。揚聲器響了起來：“現在注意！陸軍飛行員請登上飛機。”

全體隊員迅速在甲板上集合。杜立特解釋了必須提前起飛的原因：“弟兄們，前面等待我們的可能就是死神。我們目前起飛距離是預定計劃的2倍，每1加侖汽油都是經過精確計算的，我們沒有戰鬥機護航，也不得不在白天轟炸東京。”

稍作停頓之後，杜立特用戲謔的口氣告訴大家：“有誰願意退出？我們的替補隊員願意拿100美元來替換他。”

甲板上一時間鴉雀無聲，忽然爆出了一陣喧嘩：“隊長，快帶我們去東京揍那幫無賴。”“給1000美元我也不換，留着錢到夏威夷的夜總會泡妞去吧。”

這正是杜立特想要的效果，他隨即下令：“夥計們，準備起飛。”

航母上所有官兵——火炮手、機械師甚至廚師都冒雨來到了甲板上，大家都想見證這一歷史性的偉大時刻。“企業”號的飛機檢驗員阿爾文·柯南與同伴下了10美元的賭注，押一半的飛機不能成功起飛。

8時03分，“大黃蜂”號逐漸提速，16架戰機的引擎發出隆隆轟鳴。飛機前面的機輪擋板被移開了，杜立特的一號機開始滑動加速。由於排在最前邊，他面前的跑道只有142米。杜立特開足氣閥發動了引擎，轟鳴聲之大使大家都擔心引擎被燒壞。飛機左輪沿着飛行甲板左舷側的白線滑行，左翼伸在舷外，搖搖擺擺，迎着強風向前奔去。其餘飛行員都緊張地張望着，不知道這股強風的力量能否幫助杜立特順利升空。如果連隊長都不行的話，他們肯定也不行。在大家眼裏，那架飛機速度慢得令人窒息，就在艦艏被浪頭抬高的一瞬間，杜立特的飛機衝出了甲板，機頭猛地一個拉升，成功升空，輪前只剩下幾米跑道。此時是清晨，8時20分。

“鹽湖城”號上的凱西記者在日記中記錄了這歷史性的一幕，“第一架飛機從航母上起飛，這簡直是奇迹。航母正在向下扎入水中，甲板被白色的海浪淹沒。隨着航母的艦艏從海中抬起，巨大的飛機剛好從上面彈起”。

杜立特的飛機掉頭低空掠過“大黃蜂”號，然後朝東京的方向飛去。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我的機翼下，復讎正以每分鐘4英里的速度朝着日本這個邪惡的軸心帝國飛去。”

艦上的人們不由自主地發出了一陣歡呼。現在剩下的飛機以3分鐘間隔順次起飛，每架飛機的起飛不僅可以為下一位同伴增加可用的甲板，也增強了他們的信心。格林寧後來寫道：“我看到許多面孔正從船橋和島式塔橋的欄杆上向下張望，那些替補機組人員也在其中，我在想，現在他們中還有多少人願意和我們交換位置。”

一切順利。當最後一架飛機被拖到起飛線時，一個甲板人員——水兵羅伯特·沃爾——突然失足，飛機前沖時的氣浪把他吹得像敗草似的亂轉，他的左手被螺旋槳絞斷，幸好人被摔到了旁邊。飛行員法羅明顯感覺到了震動，回頭一瞧，只見沃爾躺在甲板上。機身出現了搖晃，他急忙扳動操縱桿收縮襟翼。飛機掙扎着滑出了跑道，只見它往水面跌了下去。艦上的人都以為飛機墜入了大海，可接着又看到它貼着海浪在飛，隨後隆隆升高，轉過彎來向其他飛機追去。此時是9時20分。由於必須節約每一滴燃油，升空后的轟炸機並不等候編隊，而是朝着自己的目標疾馳而去。

檢驗員柯南輸掉了打賭的錢，“我認為我的10美元輸得很值，就像是為了戰爭勝利捐了這筆錢”。

海軍攝影師約翰·福特中校和他的攝影組對整個起飛過程進行了拍攝，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影像資料。

在法羅的十六號機起飛僅僅3分鐘后，還沒等他們在視線中消失，哈爾西已經下達了返航的命令，艦隊速度很快加大到25節。“大黃蜂”號的船員以最快速度利用三台升降機將魚雷機、轟炸機和戰鬥機送上甲板——瞬間“大黃蜂”號由一輛“板車”恢復了航母的原本模樣。日本人肯定會對“日東丸23”號的報告採取一系列對策，不過艦隊此時處於敵人戰鬥機的航程之外，很快就能駛出多引擎轟炸機的飛行半徑。現在最需要提防的是日軍的水面艦艇和潛艇。

11時15分，“企業”號起飛了4架偵察轟炸機向南偵察。12分鐘后，又有12架轟炸機升空，負責搜索後方320公里範圍內的海域，2艘航母各起飛了8架戰鬥機在艦隊上空巡邏。在隨後幾個小時，他們大約發現了15艘日軍巡邏船，甚至發現了1艘潛艇。美軍戰機和“納什維爾”號擊沉了幾艘日軍巡邏船，巡洋艦還救上來5個日軍水兵。

俘虜中一個二等兵講的有趣故事把大家都逗樂了。早上，他值班時發現了幾架飛機，於是迅速報告了船長，讓他趕快向東京發報。船長認為那肯定是自己人，翻身蒙頭繼續大睡。過了一會兒，這名水兵再次叫醒了船長：“長官，正前方發現2艘非常漂亮的航空母艦。”

這下船長完全清醒，他衝上甲板拿起望遠鏡仔細觀察，隨後沮喪地說：“他們的確很漂亮，但很可惜，那不是我們的船。”之後他回到房間，從水手袋裏掏出手槍對準太陽穴開了一槍。

艦上的人都在擔心飛行員的安全，所有收音機都調到了日本的頻道，收聽東京、神戶和橫濱的廣播。下午，14時45分，終於有好消息傳來：“今天中午過後，敵人的轟炸機出現在東京上空，對非軍事目標實施了轟炸。大阪也遭到襲擊，東京有幾場大火仍在燃燒。”

“他們成功了。”米切爾上校興奮地說。“企業”號的一名水手為此專門給東條英機寫了封信：“我很高興地通知您，如果您還沒有注意到，按照我們1941年12月7日接收到你方合同上的條款，第一批廢金屬已送到你市。當然，您知道，鑒於目前的航運條件，我方有必要採取空運的交貨方式。我希望提醒您，在未來幾年我們會繼續交貨。”

“大黃蜂”號的飛行大隊長斯坦諾普·林中校即席賦打油詩一首：“時值四月十八，我們翹首以盼。山本始料未及，東京火焰滔天。吉米虎口拔牙，戰機直搗目標。”

4月25日11時許，哈爾西率艦隊順利回到珍珠港。這次返航並未引起什麼轟動，因為杜立特空襲東京的新聞已經讓珍珠港的人們激動好幾天了，誰也未將空襲東京和兩艘航母的歸來聯繫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