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蠶
春蠶
“我要爭取活到九十歲!”
十九年前,粉碎“四人幫”以後,巴老多次對我這樣說。
當時巴老七十二歲,身體健康。我立即表示:“沒有問題!”
一算,到九十歲還有十八年,比兩個“抗戰八年”的時間還多,似乎很遙遠。
然而,時間流逝得真快,彈指一揮間:去年巴老已愉快地度過了九十華誕。
巴老一貫認為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於享受。他表示要爭取活到九十歲,完全是為了工作,為了他一生熱愛的祖國和人民。80年代初期巴老曾開玩笑對我說過:“等我把事辦完以後,就休息,安安靜靜地看武俠小說。”但我從來沒聽說也沒有看見他把事情辦完。直到今年6月6日,巴老一見我就表示他最不放心的是還有一些事沒有辦完。
巴老有一段很重要的話:
人各有志,我的願望絕非“歡度晚年”。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愛憎消耗乾淨,然後心安理得地離開人間。
巴老不是一個講空話的人。
巴金站在家中對他說了真話的大鏡子旁
從1977年到現在,巴老寫了八十多萬字。歷時七年多寫完的《隨想錄》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譽為“每個中國知識分子都必須一讀的書”。《創作回憶錄》展示了他的心扉,讓讀者進一步了解他過去的創作。先後編選了《巴金選集》(十卷本)、《巴金全集》(二十六卷本)和其他一些選集和選本。
巴老把自己比作春蠶,他說:“我是春蠶,吃了桑葉就要吐絲,哪怕放在鍋里煮,死了絲還不斷,為了給人間添一點溫暖。”
有一段時間,巴老的社會活動很多。參加會議,接受許多採訪和拜訪,出國訪問……不能不對創作有所影響。以致巴老在寫作時一聽到門鈴聲,常常“膽戰心驚”。
作家主要靠作品與讀者聯繫,不能滿足於自己的名字經常見報,也不是靠坐主席台、簽名題字來生活。這是巴老一貫的主張,他自己身體力行,還勸勉他的朋友把主要精力放在創作上。
1979年冬天我到上海,巴老把他新寫的《大鏡子》給我看。粉碎“四人幫”以後,許多人說巴老“煥發了青春”,他相信了,甚至曾幻想“返老還童”。可是書房裏的大鏡子對他講了真話,哪裏有什麼“青春”?像做了一場“大夢”醒來,巴老深深地感到“是作家,就該用作品同讀者見面,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總得留下一點東西”。他同時呼籲:“請讓我安靜,我不是社會名流,我不是等待‘搶救’的材料,我只是一個作家,一個到死也不願放下筆的作家。”
我被巴老真摯的心所感動。得到巴老同意后,我把《大鏡子》介紹給《四川文學》刊登。我儘可能不介紹人去麻煩巴老。有一次,我參加革命的引路人賈唯英到了上海,她一貫崇拜巴老,很希望我介紹她去看望巴老。我把《大鏡子》寄給她,她看後放棄了這個願望。從此我對巴老書房裏的大鏡子有了感情,我曾請巴老站在大鏡子旁邊照了一張相。這是一張非常有意義的照片,我將長期保存。
第二年我有機會陪巴老在家裏庭園散步。我問他《大鏡子》刊出以後,情況是否好一些。
“社會活動減少了一些,”巴老笑着說,“但來找我的仍然很多。有的人甚至讀了這篇文章,專門趕來看我。”
我和巴老經常通信。他認為我是“短柬勤寄”,並開玩笑說:“我要向李致學習,寫短訊。”可是從1980年起,我發現巴老的字越寫越小,我問巴老為什麼。他說:“沒有辦法,手放不開。”幾年以後才知道,巴老患了帕金森病,也就是巴老的兒子小棠戲稱的“巴金生的病”。
帕金森病直接影響巴老的創作。每當巴老提筆寫文章時,筆重似千斤,有時一天只能寫幾百字。這對“一個到死也不願放下筆的作家”來說,真是莫大的痛苦!巴老一貫把讀者奉為“衣食父母”,從讀者身上汲取營養和力量。寫字困難妨礙巴老和讀者聯繫,他一再向讀者表示歉意。
1982年11月7日,巴老在書房跌了一跤,左股骨粗隆間骨折,住進華東醫院。一個月前,我曾介紹四川電視台去上海拍攝電視片《奔騰的激流——作家巴金》。雖然事先講好每次拍攝不能超過一小時,但畢竟增加了巴老的勞累。我感到內疚,責備自己並沒有真正了解《大鏡子》這篇文章的精神,不自覺地加入了“搶救”材料,為巴老“樹碑立傳”的行列。十幾天後趕到華東醫院,我握着巴老的手,真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巴金在上海寓所
“摔跤是我自己不小心,與你無關!”巴老反過來安慰我,“你不要有負擔!”
我心裏熱乎乎的,但眼睛卻潤濕了!
巴老喜歡吃家鄉的花生酥,我給他帶了幾盒。巴老可能要減輕我的思想負擔,好幾次吃的時候都說:“看在李致的面上,我再吃一個。”
巴老這一次住院超過半年。
醫院採取牽引的辦法治療。兩個月的“牽引”使巴老的腦袋“幾乎不能轉動”,躺在床上“習慣於仰望一個固定的地方”。儘管巴老開玩笑說“這下知道‘永世不許翻身’的痛苦了”,但這畢竟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起初巴老在病房最怕夜晚,“一怕噩夢,二怕失眠”,以後情況逐漸好轉。有一件事卻使巴老苦惱:“不論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無法看書,看不進去,連報紙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經常有一盞天花板上的大電燈。我甚至把這個習慣帶回家中。”
從此,巴老得長期和疾病做鬥爭。
巴老主張說真話,嚴於解剖自己,把心交給讀者,被譽為“20世紀的良心”。但世界是複雜的,難免沒有人嘰嘰喳喳。十幾年前香港有人不滿巴老譴責“四人幫”,慫恿幾個大學生大罵《隨想錄》;後來內地也有人轉彎抹角地批判“說真話”。但這種干擾並不能動搖巴老的信念。他說:“我提倡講真話,並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欠下還不清的債。我講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發現錯誤,可以改正。我不堅持錯誤,騙人騙己。”
巴金說,他是春蠶,春蠶到死絲未盡。1996年於杭州
廣大讀者熱愛巴老的作品,敬仰巴老的人品。巴老並不喜歡過生日,有時甚至要“躲生”。但每年一到巴老的生日,祝賀電報和信件像雪片似的飛向武康路,除了對巴老表示敬意,都真誠地祝巴老健康長壽。這種盛況,我目睹過幾次。
1991年11月我到上海賀巴老八十八歲壽辰。前後幾天,來祝賀的人之多,幾乎使我和巴老沒有足夠的時間交談,即使有點空隙,我也不敢再去勞累他老人家。
想不到巴老卻主動對我說:“大家都祝我健康長壽,這當然很好!但一個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長壽又有什麼意義呢?”
巴老的話,既使我感動,又使我震撼。巴老真是春蠶,既平凡又偉大的春蠶!但我不完全贊成巴老的話。我說:“您也不能要求過高。任何人都有為社會做貢獻的時候,也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律。不能說人老了,不能工作了,健康長壽就沒有意義了。您為人民做了很大貢獻,即使將來不能工作,只要您健在,對廣大讀者就是一種力量、一種鼓舞!”
巴老沒有反對我的意見,但也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後來話題又轉到我年過六十,已離開第一線的工作。巴老突然笑着說:“我六十六歲才進‘五七’幹校。”巴老說這話,意在鼓勵我應在不同的崗位,努力為人民工作。
去年巴老生日,我打電話祝賀。但巴老不在家,巴老的女兒小林和女婿小祝以及小棠都不在家。為什麼?我着急了!九姑媽告訴我,巴老上身痛,幾天沒睡好覺,到醫院檢查去了。第二天在電話里找到小棠,他說巴老因老年骨質疏鬆造成胸椎骨折,已住華東醫院治療。醫生說起碼要在床上平躺兩個月。我知道,這意味着巴老又得與病魔做一場艱苦的鬥爭。
經過醫院精心地治療和護理以及子女細心的日夜照顧,巴老的胸椎骨接好了。我因老伴生病,一時不能去看望,就靠電話聯繫。今年6月我女兒從加拿大回來,在她的支持下,我到杭州去陪了巴老三天半。
巴老一貫樂觀,但也有苦惱,擔心健康狀況不允許他再為人民工作。我又想起他在1991年對我說的話:“一個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長壽又有什麼意義呢?”我說:“大家都主張您現在要把健康擺在首位,也就是健康第一。只要您健康,對廣大讀者和眾多親友,就是鼓舞和力量!”並再次向巴老陳述了我當時的看法。
“是呀!”巴老說,“冰心健在,對我就是很大的鼓舞!”
用時髦的語言來說,能和巴老取得這樣的“共識”,我由衷感到高興。當我離開杭州巴老住處時,我情不自禁地擁抱了他。以前我們分別時一般只是握手。
更令人高興的是,巴老的健康情況有進步,半年來又寫了五篇短文。重似千斤的筆,又被顫抖的手移動了。什麼力量支持巴老成為“舉重”能手?只能是巴老那一顆永遠熱愛祖國和熱愛人民的心!
巴老的九十二華誕即將來臨。我忘不了和巴老的擁抱,我身上還能感受到他的體溫。這既平凡又偉大的春蠶的體溫,會凈化我的心靈,教我做人作文。
1995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