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最後一息”

兩個“最後一息”

粉碎“四人幫”以後，巴老重新提起被迫擱下十年的筆。他不願做“社會名流”，只願做“一個普通的作家”，並多次表示：“我要為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1977年，巴老已經七十三歲高齡。當時，他打算寫到八十歲，也就是再寫七年。以後巴老訂了一個寫作計劃：一、每年寫一本《隨想錄》；二、寫兩部反映知識分子在“文革”中遭遇的小說；三、寫一本《創作回憶錄》；四、把一百幾十萬字的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翻譯完。文藝界的許多朋友和眾多讀者都被巴老這種精神感動，紛紛表示欽佩。

然而，我卻有過一點不同的想法和意見。

簡單地說，我認為巴老最好把精力集中在創作上，翻譯《往事與隨想》可以放后一點；如果精力不足，可以放棄，將來別人還可以翻譯。我並不是不知道巴老對赫爾岑作品的感情。早在1963年，《譯文》雜誌就發表了巴老所譯的兩則赫爾岑的回憶。巴老打算翻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的設想，曾得到魯迅的贊同。新中國成立后，巴老翻譯過赫爾岑的《家庭與戲劇》。“十年浩劫”期間，巴老遭受迫害，無權從事創作，悄悄開始翻譯《往事與隨想》。當時，巴老並沒有想到出版，只打算以後把譯文送給國家圖書館，“對少數想了解19世紀前半葉歐洲和沙俄各方面情況的人也有一點用處”（1975年3月3日給我的信上所說）。粉碎“四人幫”以後，巴老在《一封信》中寫道：

我每天翻譯幾百字，我彷彿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裏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尼古拉一世統治那樣咒罵“四人幫”橫行的法西斯專政，我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

儘管如此，我仍認為巴老的創作是別人不能代替的。在有限的時間裏，創作與翻譯，他最好有所取捨。我逐漸發現，不少朋友與我有相同的看法。

我認為自己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幾年來向巴老提過多次建議。巴老是我的四爸，他對下輩一貫持平等的態度，所以我可以無顧慮地和他討論（甚至爭論）。

最初，巴老回答我：“我可以完成計劃。”我則強調時間有限，要有取捨。彼此都沒有說服對方。

幾乎每一次見到巴老，我都要設法談到這個建議。有一次，巴老說：“我的計劃已經公開，國內外都知道，說了話要算數！”我知道巴老講信用，但這個理由並沒有把我說服。我又陳述自己的看法：“從實際出發，變更一下自己的計劃，並不是不可以。”我突然找到依據，說得更帶勁了，“憲法可以修改，國民經濟計劃可以調整，個人計劃為什麼不可以變更呢？”巴老慈祥地笑了，但並沒有同意我的建議。

我是個“頑固分子”，一有機會到上海，就向巴老提出這個建議，翻來覆去地討論。巴老說：“我翻譯赫爾岑的東西同時也是學習，不斷充實自己。我不認為自己可以不學習了。我要像海綿汲水一樣汲取知識。”聽了巴老這段話，我找不出理由來反駁他，反而感到自己受了啟發。

回到成都，我重讀了巴老的《〈往事與隨想〉（第一冊）譯後記》。巴老翻譯是為了學習的意圖，在這裏說得十分清楚：

《往事與隨想》可以說是我的教師。我第一次讀完它是在1928年2月5日。那天我剛剛買到英國康·加爾納特夫人翻譯的英文本。當時我的第一本小說《滅亡》還沒有寫成。我的經歷雖然簡單，但是我的心裏也有一團火，它也在燃燒。我有感情要發泄，有愛憎需要傾吐。我也有血有淚，它們要通過紙筆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覺受到了赫爾岑的影響。以後我幾次翻譯《往事與隨想》的一些章節，都有一個意圖：學習，學習作者怎樣把感情化成文字。現在我翻譯《往事與隨想》全書，也不能說沒有這樣一個意圖，我要學習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從此我記住了巴老的兩個“最後一息”：一個是“為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一個是“學習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長期以來，我工作中事務主義嚴重，一天忙到晚，學習抓得不緊。每當又出現這種情況時，我常想起巴老的“學習到生命的最後一息”。於是又擠出一些時間，打起精神，讀讀那些能鼓勵我上進和能給我增添知識的書。

1986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