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他用所有時光回答一個問題

總序他用所有時光回答一個問題

廖全京

凝視着這五卷（六冊）沉甸甸的文字，彷彿望見無數春花秋月在疊彩流光。面前這套《李致文存》，樸實而生動地記錄了作者過往幾十年生命中刻骨銘心的人和事。這是他靈魂的筆記。

這裏面包含着他過去歲月的所有時光。

他用所有時光回答一個問題：如何做人？

中國古代的賢人或智者，無一不把如何做人視為人生第一要義甚至是唯一要義，由此而形成人文傳統。錢穆關於讀《論語》是學習“做人”的看法，則代表了近代以來的人文學者對這一傳統的遵循。日積月累，潛移默化，這傳統已經隨同中國歷代的主流思想意識即孔孟儒學浸入社會的每一個細胞，成為整個社會言行、公私生活以及精神領域的導向和規範。即使是經歷了“五四”時期及其後幾十年新思潮的反覆衝擊，中國傳統的這種積澱仍舊保留着它的神髓，並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通過人們的行為、思想、言語、活動不同程度地顯露出來。自然，在漫長的傳統浸潤與新潮衝擊的矛盾過程中，人們對於如何做人的理解和履踐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化，正所謂“曲翻古調填今事，義探新思改舊觀”，尤其是在主張衝破世俗的道德規範、抵禦舊的社會道德戒律對個體的人的壓制的一批政治家思想家陸續登上中國現代社會的政治舞台之後，這種變化尤其明顯。在追求建構現代政治的民主體制和社會理想的強勁之風的推動下，對傳統思想意識進行解構的呼聲日益高漲，張揚現代革命倫理主義的具體行動日趨激烈。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通過對如何做人的各種回答呈現出來的新舊矛盾的衝撞和撕裂狀況，一直是時代和民族的重要精神現象。

李致就是在這樣一種大的精神背景下，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開始了對如何做人的思考和探索。回頭看去，這條路上重巒疊嶂，遍佈荊棘。時或星漢燦爛、朝霞開曙；時或亂雲飛渡、陰霾蔽日。但所有的歷史波折，不僅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李致自始至終對方向和道路的選擇，反而更加激勵了他一路之上的生命意志，堅定和飽滿了他對於如何做人的信念和情緒。這些都可以從這幾卷文字裏窺見其大略。所以稱大略者，是因為他一生的所有行為、行動，遠遠多於、大於他留在紙面上的這些文字。儘管如此，對於走近並理解李致來說，這些文字仍然有它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這重要性，首先的和根本的就在於這些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文字告訴我們，李致對於如何做人的認知與實踐其精神趨向既是為傳統道德觀念所規範的，又是受現代革命倫理主義影響的，還是帶有某些啟蒙色彩與理想主義成分的。歸根結底，李致的做人準則和為人行止，無論從個人修養還是從社會公德的角度來說，都符合一個由傳統文化孕育出來的現代中國人的標準。

李致做人是從“愛人”出發，由“親親”做起的。十六歲那年，他將自己的生命交付給了進步學生運動，從此在“五四”新文學的影響下，學習做一個普通的、真正的中國人。在傳統的氛圍中高揚起反傳統的旗幟，這是那一輩先知先覺者們的精神特質。這裏面的深層原因，恐怕是在看似相互背反的傳統與反傳統之間，卻有着對於人的相當接近的理解和尊重，雖然各自的理解和尊重的角度和程度不盡相同，馬克思主義着眼於人的解放，人類的解放；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是“愛人”。我們看到，二者在李致的一些言行中，奇妙而自然地結合乃至融合到了一起。當我們深入李致的心靈世界時，進一步發覺他的“愛人”是從對親人的愛的基礎上提升出來的。這又與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禮記·中庸》）的精神暗合，而這種暗合，又被李致用行動賦予了新的含義。上述種種，都可以在這幾卷文字中找到鮮活的例證。

我一直覺得，在李致的以《大媽，我的母親》《終於理解父親》《小屋的燈光》《我淋着雨，流着淚，離開上海》等為代表的一系列親情散文中，能明晰地見到他的思想情感之流的源頭及質地。更重要的是他對父親、母親、妻子、四爸巴金的思念和追懷已經不可以用簡單的傳統觀念如孝道之類去把握，那是一種建立在理解基礎之上的對傳統道德中的愚、盲成分的批判和超越。我曾經這樣寫道：“李致一直自覺地把理解別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親人，作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條重要路徑，努力想在理解別人的過程中獲得內心的純凈、光明、溫暖。”（《對李致散文的一種解讀》）這種理解，源於在長期艱難曲折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對人類現代文明思想和新的道德觀念的吸納和認知。

從對“愛人”的現代理解出發，李致在如何做人的漫漫長途上執着前行。從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今，李致幾乎將全部的精力和時間都獻給了自己服膺的信仰、信念、事業。在那一輩先知先覺者心目中，一切為了他人，乃全部信仰、信念、事業的核心，他們甚至一度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種燃燒着激情同時有些浪漫色彩的口號寫滿了江河大地。無論歷史將如何評價，他們身上從內到外的那一個閃光的“誠”字已經為後人立下了精神的豐碑。李致作為那一輩先知先覺者們的追隨者，他的言行，一直是符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的傳統倫理道德規範的。不同的是，他不是為立己而立人或達人，而是為了他心中神聖的信仰、事業而立人或達人，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立人或達人。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一種批判和超越。

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裏，李致先後在共青團部門、黨政部門、新聞出版部門、文化藝術部門留下了精神足跡。他在所承擔的每一項工作任務中，都特別注意把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支持人、愛護人放在重要以至首要的位置。無論對上級領導、下級同事，還是對編輯、記者、作家、藝術家，他都一視同仁，認真傾聽他們的傾訴，儘力排解他們的煩難，暢快分享他們的喜悅，往往成為他們的朋友。在他看來，立人、達人的過程，其實是一個“親親”的過程。在與他人的交往中，他勉力地向古往今來那些“尊德性而道問學”的君子學習，待人接物一秉至誠：誠其心，誠其意，誠其言，誠其行，關鍵是一個“誠”——真實無妄。古人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仁之道也。”（《禮記·中庸》）誠哉斯言！在四川文化界，李致有許多彼此知根知底相互推心置腹的朋友，比如馬識途、王火、楊字心、高纓、沈重，比如魏明倫、徐棻，又比如周企何、陳書舫、競華、許倩雲，等等。他們之間的友情，正是仁之道的生動體現。20世紀80年代，魏明倫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從自貢本土脫穎而出，以“一年一戲”“一戲一招”轟動海內外，他的成長，得到過自貢、成都、北京的領導和朋友伯樂們的發現和扶持。魏明倫常常提起的澆灌他的五位園丁中，就有他尊稱為“恩兄”的李致。時任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李致，繼承巴金遺風，愛才惜才，肝膽相照。在魏明倫遭受極左棍棒打壓之時，是李致力排“左”議，抵制“左”風，支持和保護了魏明倫。我覺得，李致身上體現出來的這種誠，除了傳統道德的影響之外，還含有現代文明中的人道主義思想的成分。這成分，表現為一種現代意味的愛。對此，我曾經寫道：“愛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個需要不斷學習、耐心修鍊的過程。李致用筆墨記錄下的所有感情，都是在學習和修鍊過程中的感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卡拉瑪佐夫兄弟》裏借佐西馬長老的嘴說過：‘用愛去獲得世界。’李致也許並不接受作為基督徒的這位俄國作家思想中的宗教情緒和神秘主義成分，但是，我相信，他對這位反對沙皇專制暴政的死牢囚徒關於人類愛的認識是完全同意的。”（《對李致散文的一種解讀》）

說到李致對如何做人這一問題的回答，就不能不說到他的精神導師巴金。巴金的思想和作品，巴金的為人和一生，為李致樹立了一個做人的榜樣。在李致的生活中，四爸巴金是鮮活的靈魂的精神支撐和性格、情感的源頭。巴金遠走了，李致的許多親人都遠走了，但巴金及巴金的親人們給李致留下了一筆寶貴而豐富的精神遺產。其中，巴金留給李致的四句話成為他一生的座右銘：“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這盞溫暖心靈的燈火，至今仍是李致做人的標準。他在順境中牢記這四句話，他在逆境中不忘這四句話。通過這四句話，他不僅為自己更為廣大讀者樹起了一個清潔的精神的思想標杆。其實，歸結起來，巴金留給李致的也是留給中國知識分子的遺產就是兩句話：一句是“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是索取”，還有一句是“人總得說真話”。關於巴金對李致的影響和李致對巴金的深情，那篇《我淋着雨，流着淚，離開上海》有極其感人的揭示。這裏我只想說，巴金與李致之間深層的內在聯繫就是，巴金是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他的影響下，李致也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

追溯起來，李致心目中的精神導師還應當有魯迅。他是讀着魯迅的作品在暗夜中走向破曉的，是魯迅教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他用這種精神指導自己去回答如何做人的問題。而巴金對魯迅的崇敬和追隨，無疑更加重了魯迅在李致心目中的分量。曾經為巴金辯護從而保護了巴金的魯迅說過：“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而在巴金那一代青年作家心目中，魯迅是給他們溫暖的太陽，也是為他們擋住風沙的大樹。在所有進步作家的心目中，魯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偉大的。他的正義的呼聲響徹了中國的暗夜，在荊棘遍地的荒野中，他執着思想的火把，引導着無數的青年向遠遠的一線光亮前進。這些青年中，應當也有李致，儘管當時他還只是一株幼嫩的秧苗。在“文革”被關“牛棚”的後期，李致靠“天天讀”魯迅的書獲得精神支柱，度過他一生最困難的時候。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也是檢驗一個人的人生態度的唯一標準。無論是“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引領，還是“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的思想勉勵，在李致身上都不同程度地默默化作了認真而堅實的實踐。這些實踐在他從事出版工作期間顯得尤其突出。20世紀的最後二十年裏，李致與出版結緣。他擔任四川省出版工作的領導職務之初，中國正鬧“書荒”，讀者求書若渴，徹夜排隊買書，但在百廢待興的情況下，人們往往買不到需要的書籍。面對此情此景，李致難過、內疚，心急如焚。全身心投入出版工作的李致團結帶領四川出版界同仁，在迅猛發展的改革開放形勢推動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首先從突破束縛地方出版社手腳的“三化”（地方化、群眾化、通俗化）框框入手，實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抓住機遇，深化改革，勇於實踐，埋頭實幹，使四川出版在短時間內異軍突起，以品種多、成系列、有重點的鮮明特色，在國內以至海外出版界產生很大影響，廣大讀者由此對四川出版讚譽有加，四川出版事業由此而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一時間，許多作家、詩人、翻譯家大受鼓舞，一部部佳作紛紛投向四川的出版社，人們戲稱“孔雀西南飛”。曾被魯迅先生譽為“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的馮至對李致說：“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將這些話理解為是對當時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整體評價，他向出版社全體職工傳達說：“馮至同志說四川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這位四川出版事業的有功之臣，就是這樣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注重經濟效益，以改革的思路、開放的心態，將魯迅、巴金關於如何做人的觀念，落實到一步一個腳印的重大社會實踐中。

李致的實踐，往往滲透着感情。實踐的過程，就是積累感情的過程，深化感情的過程。而這感情，則是他與事業的感情，與人的感情。從擔任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副組長到顧問，李致與川劇界結緣幾十年，將自己的身心融入了川劇事業。當年他抓川劇抓得十分具體，從討論規劃、研究創作、籌措經費、安排會演到帶隊出國訪問、親臨排練現場、關心演員生活、解決劇團困難，事無巨細、親力親為。更重要的是，他“踩深水”、邊做邊學；將演職人員視為知己，情同手足。川劇界對他的評價很高，他則甘心自始至終當川劇的“吼班兒”。由於他不僅懂川劇，而且懂演員，川劇界無不為他那顆熱愛川劇、熱愛川劇人的心所感動。“望着滿頭白髮的李致，我感嘆，川劇之幸！”川劇表演藝術家左清飛的這句話道出了川劇人的心聲。

天地之間，做人不易，做知識分子更不易，做中國知識分子尤其不易。偶讀陳寅恪先生著作，見他曾談到古代文人的自律問題，那是他在研究唐史時因詩人李商隱在“牛李黨爭”中的遭遇而引發的感嘆：“君子讀史見玉溪生與其東川府主升沉榮悴之所由判，深有感於士之自處，雖外來之世變縱極紛歧，而內行之修謹益不可或缺也。”（《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論稿》中篇）字裏行間，強調的是知識分子（士）的“自處”及“內行之修謹”。用今天的話說，知識分子首先要注重自我修養、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只有自己有了良好的修養、堅定的信念，咬定青山不放鬆，才能不僅做到立人、達人，利國利民，而且做到寵辱不驚，進退從容，任爾東西南北風。這是如何做人的一條很重要的經驗和原則。從這個角度看，《李致文存》透露出來的當代文人李致的所思所言所行，似可視為如何做人的一個鮮活個案；也可以說《李致文存》記載了作者對於如何做人問題的基本答案。

讀讀《李致文存》，會給我們在如何做人、如何自處自律等方面帶來一些啟示，這也許是《李致文存》出版的重要意義吧！

2018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