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守兩難成雞肋

棄守兩難成雞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第二年，為了向北策應武漢會戰，同時截斷海外援華的華南通道，侵華日軍在中國廣東地區實施了廣州戰役。1938年10月11日，日第二十一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並迅速北進，華南重鎮廣州於10月21日淪陷敵手。至此，中國由華南接受外援的主交通線被徹底切斷。

之後，雖然日軍對中國東南沿海進行了封鎖，但這一封鎖圈一直不夠嚴密，其中最大的漏洞就是當時英國統治下的香港。無數船隻以香港為中轉基地，航行於華東、華南沿海一帶，形成了無數條向中國腹地“走私”的通道。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1941年，香港已經成為重慶政府與國際社會聯繫的最重要門戶之一。

為了更好地接受外援，重慶政府也在香港設立了一系列辦事機構，包括軍政部武器購入部、外交部駐港辦事處、交通部駐港聯絡處等，有買的、有談的、有運的，個個忙得是不亦樂乎。這些機構頻繁活動，造成“香港倉庫里的軍需物資堆積如山”，大量國際援助通過這裏轉運到內地。香港啟德機場與重慶也保持着正常的航班來往。對日本來說，要想徹底堵死這一通道，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武力佔領香港。早在1939年底，日本大本營在制訂1940年的作戰計劃時，就明確將攻佔香港作為重要攻略之一列入了總體計劃之中。但是，實施香港戰役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在英、美參加歐洲戰爭之後。

為了給攻佔香港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1940年6月，日華南方面軍所屬第十八師團組織實施了“廣九戰役”，相繼攻佔了深圳、寶安和沙頭角一帶地區，徹底阻斷了香港和內地的陸路聯繫。隨後，日軍一部開始駐守深圳河北岸，與駐港英軍隔河相望，彼此雞犬相聞。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已經稱雄世界四百年的大英帝國可謂是四面危機。德國在歐洲迅速崛起，對英國是致命的威脅，迫使英國不得不將主要精力關注於此。在遠東，隨着日本的不斷壯大和咄咄逼人的對外擴張之勢，大英帝國在遠東諸多殖民地同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英國在遠東的防衛重心是印度，防衛前線的制高點是新加坡。香港作為孤懸於中國南方的城市，距離日本佔領的廣東僅一河之隔，離日軍佔領的台灣只有450公里，而距離自己最近的基地新加坡卻足足有2500公里之遙。海南島和法屬印度支那先後被日軍佔領之後，香港已徹底成為日佔區中的一個孤島。放眼四望，除了60公里之外的澳門之外，到處都插滿了日本的太陽旗。如果想在太平洋上找到一個類似地點，那就是同樣在日軍眼皮底下孤立無援的關島。

1937年至1941年，大英帝國仍然在刻意維持香港的中立地位。華南大片國土淪喪之後，大量國軍潰兵和難民湧入香港。對於進入香港的國軍，港府一律根據國際慣例繳械後送入集中營。這一時期，雖然香港華人亦有為祖國抗戰大業出錢出力者，但一切活動都須在不影響英國和日本關係的前提下進行。大量難民湧入使得香港人口從1936年的100萬，迅速增加至1941年的160萬。

作為遠東重要的殖民地，大英帝國不可能不考慮香港的防禦問題。但防禦受到了1922年華盛頓會議的重要影響。在華盛頓條約中，英國和美國向日本承諾，不在西太平洋範圍內部署和擴建新的軍事基地，香港自然也位列其中，這就給之後香港的設防帶來諸多限制。因發動九一八事變遭國際社會譴責，日本於1933年悍然退出國際聯盟，隨後又在1935年退出倫敦裁軍會議，這些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舉動無疑給英國敲響了警鐘。英國逐漸明白，由於在中國和東南亞地區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衝突，曾經的盟友日本已經變成了潛在的最大敵人，兩國之間終有一戰。鑒於以上分析，英國遂於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決定逐步加強對香港的防衛，防衛預算高達500萬英鎊。

這邊剛剛準備敲鑼打鼓開張，那邊歐戰就爆發了。大英帝國隨之將注意力轉向了歐洲，在遠東地區的影響力大大下降。同時日本在遠東的影響日益增強，此消彼長，早已對英國深感不滿的日本當局開始不斷向英國施壓，並多次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議，要求制止香港華人的反日行為。

在日本的逼迫之下，無力東顧的英國被迫採取了一系列綏靖措施。北平、天津和上海相繼淪陷之後，日本逼迫英國將淪陷區的關稅由英國銀行轉存入日本銀行。1939年，日軍更是封鎖了天津租界，逼迫英國簽下了《有田-克萊琪協定》，英國被迫承認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合法性。1940年7月，英國置中國的大力反對於不顧，竟然答應了日本的無理要求，關閉抗戰大動脈——滇緬公路達3個月之久。同時，承諾禁止從香港向內地輸送軍火，禁運物資包括石油、卡車、鐵路器材等。當時，每月大約有60000噸的各類物資需要通過香港運送到內地，英國此舉對中國的抗戰造成了極大的不利影響。可惜英國人的妥協讓步換來的不是日本人的笑臉，而是對方變本加厲的步步緊逼。

與猛獸為鄰的香港當然也知道眼前的危險無時不在，但港府對於香港的防衛始終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從地形來看，香港易攻難守，便於處於絕對優勢的日本陸軍之進攻，而不便於英軍遠道增援。新界和大陸之間有很長的邊界，日軍可選擇的攻擊點太多。一旦戰爭爆發，日本人很容易就能取得制空權和制海權，這樣，海岸線很長的香港很適合日軍實施登陸作戰。

在香港狹小的區域內，人口眾多，供水困難，一旦水源被切斷，就會很快陷入絕境。據說之前裕仁在訪問香港時，曾經特意步行遊覽了香港的街道，當時就發現香港的供水存在嚴重缺陷——看來這裕仁也不是啥都裝糊塗。讓人略感欣慰的是，作為重要物資集散地的香港，各類物資儲備充足，利於長久固守。但如果守不住，這些物資恰好會成為敵軍的戰利品。

遠東戰雲密佈。早在1940年8月，英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就對香港未來的防禦提出了意見：香港不單缺乏長期固守所需的縱深，從遠東的全局來看，亦沒有戰略上的實用價值。對兵力早已捉襟見肘的英國來說，防守香港已是力不從心。總參謀長約翰·迪爾爵士認為，“即使我們能夠向遠東派遣強大的艦隊，面對已經在中國大陸上站穩腳跟的日軍，能否守住香港仍屬疑問。即使駐軍得到增援能夠守住這個殖民地，從台灣飛來的日本空軍也會使這個港口失去作用。在任何情況下，香港都不能作為一個前進海軍基地使用。對於既不能救援又無法長期固守的香港來說，只能作為儘可能長期保持的前哨陣地。對於主張加強香港守備部隊的壓力應當堅決頂住”。迪爾同時向丘吉爾建議：放棄香港，將撤出的守軍轉用於固守戰略位置更為重要的新加坡。

不單是迪爾這麼說，早在1937年就擔任香港第二十任總督的羅富國爵士也認為，一旦與日本發生戰爭，香港根本無法固守，他甚至提議將香港列為中立的不設防城市，停止執行所有防禦計劃。老羅悲觀地認為，英軍死守香港只會加大日軍入城后的平民傷亡。

迪爾參謀長和羅港督的意見並沒有被採納，英國政府主要是基於政治上的因素駁回了棄守香港的提議。英國政府提出香港不能棄守的主要原因有四點。

一是儘管已經是日落西山，但作為多年世界老大的大英帝國的臉面還是要的，“不戰而棄”勢必為世人恥笑，實在是丟不起那人哪！

二是當時中國正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抗戰，英國擔心一旦做出撤守香港的決定，可能向中國政府傳遞錯誤的政治信息。倘若中國因此軟化了對日作戰決心，將對英美在遠東的利益造成不利影響。英國倒不是真同情中國，支持中國抗戰拖住日本是英國遠東的主要策略之一。一旦中國放棄抵抗，日本下一步的目標就不僅是香港，肯定會去佔有英國位於南洋的廣闊殖民地。

三是棄守香港的話，那個最大的盟友美國絕對不會贊同。而現在對於英國來說，暴發戶美國是絕不能得罪的。

第四點最重要，假設英國不經一戰就放棄香港，同盟國在取得勝利之後，中國勢必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到那時，英國就會處於無話可說的尷尬境地。

大英帝國思前想後，進退維谷，香港在他們眼中就這樣變成了一個守又守不住、棄又棄不得的雞肋。老謀深算的丘吉爾在綜合政治和軍事兩方面因素分析后認為，雖然香港守不住，但如果能夠堅守一段時間，不僅在政治上具有積極意義，也會為新加坡、緬甸、印度等地的防務爭取寶貴的時間。丘吉爾曾在公開場合做過如下的表述，“香港這個殖民地目前唯一的任務，是儘可能長久地拖住日本人，以便使新加坡得到有力的增援”。

雖然決定儘可能久地守衛香港，但英國人並不准備對之投入新的軍事資源。不僅如此，駐港英軍中富有戰鬥經驗的軍官和老兵，也開始一批批悄悄地調往新加坡、印度各地，代之以預備役的官兵。一切跡象表明，英軍準備以儘可能少的軍事資源來完成這一場政治戰役。換言之，香港的陷落已經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何時陷落取決於日軍發起進攻的時間。

香港的命運就這樣在守與不守之間反覆糾結。雖然表面上保持中立，但港府也在暗地裏組織着一些備戰工作。早在1938年7月，港英政府就頒佈了《緊急條例》，規定英籍成年人必須入伍義勇軍。還規定在緊急狀態下，港督可隨時徵用市民財產，包括樓宇及汽車等。同年9月，英國在香港舉行了大規模的海陸空軍事演習。

進入1941年，英國對香港的態度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倫敦對日本的態度漸趨強硬，並嘗試與美國聯手增兵遠東，試圖嚇唬日本人以使其不敢貿然發起戰爭。當時英國已於不列顛空戰中獲勝，又在3月開始通過《租借法》獲得了美國的大量援助。與此同時，美國與日本的關係急劇惡化，美國強大的太平洋艦隊已經從西海岸前出至珍珠港，同時還在不斷地加強菲律賓的軍事力量。這對於英國來說，無疑都屬於重大利好。德國在6月22日發起“巴巴羅薩”行動之後，希特拉已扭頭轉向蘇聯，英國面臨的壓力驟減。皇家海軍在地中海及大西洋亦逐步穩住陣腳，可以派出部分軍艦增援遠東。於是，英國開始嘗試與美國、中國及荷蘭商討合作，共同在遠東遏制日本，這也就是日本人一直叫囂的所謂“ABCD包圍網”。

隨着遠東形勢的日益嚴峻，1941年6月28日，香港政府發佈了婦女兒童以及與保衛香港無關人員一律離港的總督令。由於此時本土也不太安全，港府先後將3400多名英國人送到了遙遠的澳大利亞，好像戰火暫時還燒不到那裏。戰前沒來得及撤走的900多人，最後大部分進了日本人的集中營。同時，港府開始頒佈一系列准戰爭狀態法令，如徵用汽車、土地、船舶，駕駛員必須統一登記造冊等。一切表明，英國很清楚日軍對香港的進攻已經迫在眉睫。

這種微妙的形勢下，英國又開始謀划向香港增兵。丘吉爾的心裏十分矛盾。一方面考慮到一旦戰爭打響，尚有可能得到內地中國軍隊的增援。另一方面，他也觀察到日本人在與美國的談判中，表現出了一定的軟弱性。若英軍向遠東的幾個戰略要點適當增兵，將對日本人的戰爭決心起到積極的遏製作用，甚至能迫其知難而退，放棄與英美開戰的打算，畢竟大英帝國雖然中干，還是外強的。後來的事實表明，丘吉爾完全低估了日本人的決心，人家也不是嚇大的。

到了戰前，1941年底，在歐洲和北非戰場處境依然尷尬的英國對香港已經無兵可派，只好與加拿大政府協商，改由他們派出兩個步兵營前往香港協防。1941年10月，剛剛從牙買加回國的加拿大皇家來複槍營以及防守東岸紐芬蘭省的溫尼伯近衛軍營奉命在西海岸緊急集結，組成了加拿大香港遠征軍，全軍共1973名官兵。由於任務緊急，該部隊配備的212輛汽車中，只有20輛得以與部隊同船運出，其餘車輛在數天後另船啟運。運送這批汽車的貨船尚未到達香港，戰爭已經爆發。經加拿大政府同意，這批汽車就近轉運菲律賓交付美軍使用，憑空讓麥克阿瑟撿了個便宜。

10月27日，加拿大遠征軍從溫哥華登船出發，經過近3個星期的海上顛簸，在11月16日到達香港。遠征軍受到時任香港守軍總指揮莫爾特比陸軍少將的熱烈歡迎。僅僅3周之後，這支平時主要擔任警備任務並未經過多少訓練的隊伍，將成為加拿大投入“二戰”的第一支部隊。這些長途跋涉而來的士兵並未裝備任何重型武器，對於香港的防禦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

對於這兩個營的增援，丘吉爾一開始亦持保留意見，他認為增兵香港是毫無意義的犧牲。丘吉爾說：“如果日本對我們宣戰，我們根本不可能守住或馳援香港。增加我們勢必將在那裏遭受的損失是極不明智的。不但不應該增加守軍，還應當把現有兵力減少到象徵性的規模。”他的本意是將這兩個營增援新加坡，後來迫於政治影響才勉強同意增援香港。果然不出老丘所料，這些人最終有557人戰死，余者皆成為日軍的戰俘。不過，就是按照丘吉爾的本意增援新加坡，其最終結局也差不多，不過是多投降一些，少死幾個而已。

加拿大援軍的到來使得包括海空駐軍在內的香港守軍人數增加到11319人。初看起來似乎也不少，但相比人數，更尷尬的是人員的組成。這支部隊有英國人、加拿大人、印度人，加上義勇軍中的中國人、葡萄牙人，絕對是一支魚龍混雜的烏合之眾。語言、習慣、指揮系統的複雜性，使得這支部隊甚至不能算是一支真正的戰鬥部隊。海軍方面，香港海域原配備4艘驅逐艦中的3艘，在開戰之前的12月7日奉命撤往新加坡，只留下1艘艦齡很老的驅逐艦“特拉辛”號，此外還有4艘炮艇、8艘魚雷艇、2艘掃雷艇和若干巡邏艇。空軍更慘，英國皇家空軍香港中隊的大部分戰機也在戰前撤走，只剩下一支115人的分隊和5架古董飛機，包括2架“沃魯斯”水陸兩用機和3架“維克斯”魚雷機，時速都不超過200公里，連給精銳的日本空軍填牙縫都不夠。

重慶政府也曾提出派兵協助英軍共同防禦香港，但英國政府擔心在香港的統治權因此受到威脅，加上害怕因此惹惱日軍，對國民政府的好意是婉言謝絕。雖然不能直接派兵，但蔣介石還是向香港派遣了軍事使節團，團長是老酒的本家陳策。使節團幫助建立了由香港人組成的義勇軍，總兵力1720人，規模大致相當於一個團，所起的作用聊勝於無。

自視甚高的英國人認為，憑藉自己的力量，香港至少能夠堅守半年以上。

英國人當然清楚光說不練是絕對守不了半年的。為了防止日軍輕易進入九龍半島及香港島，英軍早已在新界南部構築了一條自認為堅不可摧的防線。這條防線依九龍半島北部多個山峰為天然屏障構建，防線的起點為新界葵涌一帶的醉酒灣，經過金山、城門水塘、畢架山、獅子山、大老山直至西貢牛尾海。其中位於畢架山至沙田坳的一段以及城門水塘一帶的城門碉堡均為當時守衛九龍半島的主要要點，而城門碉堡則為防線的核心。

該防禦體系早在日本侵華之前的1934年就開始修建。英國政府的態度始終搖擺不定，導致工程也修修停停，一直到1940年才基本完成。這條名為“醉酒灣”的防線東西長18公里，被英人和港人冠以“東方馬其諾”的唬人稱號。英軍希望通過這條防線的據守，儘可能久地將香港島置於日軍的炮火射程之外，並在該地域儘可能長地遲滯日軍進攻。然後逐次將半島守衛部隊撤往島內，依託堅固工事據守港島。

先不說英國人這條防線的堅固程度，“醉酒灣”這個名字起得就有問題，都喝暈了還怎麼打仗？再加上被冠以“東方馬其諾”的稱號，那就真正離死不遠了。縱觀“二戰”戰場，有兩個稱號千萬不能沾。一個是“不沉的戰艦”，沾上這一稱號的“俾斯麥”號、“威爾斯親王”號、“大和”號和“武藏”號，無一例外地沉入了海底。另一個就是“馬其諾防線”。“二戰”期間跟這名字沾邊的防線共有3條，法國修建的那條是正宗原版，眼前這個“冒牌”的，連同關東軍在中蘇邊境修建的那條防線，都自稱為“東方馬其諾防線”。共同點是在戰鬥中都沒起多大作用，反而成為大家的笑柄。那條真正的“馬其諾防線”成就了德國人，東北的那條成就了華西列夫斯基，眼前的這條無疑成就了日本人。“馬其諾”似乎成了中看不中用的代名詞。多虧法國前陸軍部部長馬其諾1932年就去世了。要是看到後來這幾條以他名字命名的防線被打得稀里嘩啦那個窩囊勁兒，老馬估計能氣得翻身坐起來。

由於之前手下只有4個營的部隊，莫爾特比少將在1941年8月出任駐港守軍司令官之後，被迫將防守策略確定為以守護香港島為核心，把3營步兵留駐港島，只部署1營步兵到新界及九龍來遲滯日軍。由於兩個加拿大步兵營的到來，莫爾特比又對防禦部署進行了調整，也就是在港島和九龍各部署3個營，以加強“醉酒灣”防線的駐軍力量。駐新界和九龍的3個營被編為“大陸旅”，港島上的3個營組成了“港島旅”。“大陸旅”的任務是拖延日軍南侵，“港島旅”的任務是防衛香港島南岸，阻止日本陸海軍協同實施登陸作戰。這樣一旦日軍突破“醉酒灣”防線，“大陸旅”便能立即撤返港島，於北岸組成北方防線，與“港島旅”共同形成南北拒敵之勢。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英軍從未與日軍交過手。在一貫牛×的英國人眼中，個子矮小的日本人根本不能算作合格的對手。莫爾特比司令官傲慢地認為，雖然中國軍隊抵擋不了日軍的進攻，但精銳的英軍可不是那麼好惹的。香港當局極力表示，“英國人個個都是保衛香港的羅賓漢”。港府對於不斷惡化的形勢採取了“掩耳盜鈴”的高明辦法，香港英文報紙對東方的壞消息一律不登，對歐洲的壞消息也盡量避免。報紙上連篇累牘登載的，都是關於大英帝國輝煌歷史的美好回憶，盟軍芝麻大點好消息被渲染得比屁股都大。他們甚至宣稱，對於香港的保衛是無須擔憂的，因為英國人是如此聰明勇敢，“任何一個英國人都可以在幾個小時內學會持槍上陣殺敵”。

戰前的1941年9月10日，身穿殖民地官服的楊慕琦爵士於香港皇后碼頭登岸履新，正式接替早前以健康理由辭職的羅富國爵士，成為香港第二十一任也是戰前最後一任總督。楊港督肯定想不到，僅僅3個月後，他就脫下尚新的官服，換上日本人為他準備的戰俘裝進入戰俘營。和楊港督差不多，他的軍事長官莫爾特比也是一個月前到職的。

早在1940年7月，香港已被日軍“南進”計劃列入主要攻擊目標之一。日本人提出的目標是，將香港從西方殖民者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一部分。1941年7月，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之後，港府亦隨美、英政府宣佈凍結日本的在港資產，此舉更使日本覺得攻佔香港勢在必行。

大本營認為，攻佔香港不但能為南進日軍解除後顧之憂，同時可以徹底切斷美英向重慶政府提供援助的南方通道，從而再度迫使蔣介石在抵抗和屈服之間做出選擇。短視的日本人簡直是痴人做夢，沒有美英參戰的蔣介石尚且在苦苦支撐，現在美英都參戰了，還能指望有了大靠山的蔣介石輕言投降嗎？

為了籌劃未來的香港戰役，大本營陸軍部在1941年7月就將重炮兵第一聯隊和獨立重炮第三大隊南調至廣東。同月底，又將駐中國東北和華中的航空部隊一部集結於華南地區，這些消息無不讓香港的英軍心驚膽戰。

即使佔據着絕對優勢，日軍對於和英軍作戰還是心裏沒底，他們最初的計劃也是擬在半年內佔領香港，恰好和英軍的估計類似。負責香港作戰的陸軍部隊並不是大名鼎鼎的南方軍，而是1941年6月才於廣州新組建的第二十三軍。該軍司令官就是在中國欠下累累血債的酒井隆陸軍中將。

在中國，酒井隆犯下的罪行可謂罄竹難書。1928年在擔任日本駐濟南領事館武官期間，酒井隆就一手策劃了駭人聽聞的濟南慘案，造成中國軍民死傷1000多人，還殘忍殺害了國民黨戰地政務委員會主任兼山東交涉員蔡公時並公署職員17人，所用割鼻、割耳、挖眼等手段，與禽獸無異。1934年8月，在擔任日本駐天津駐屯軍參謀長期間，酒井隆親自參與了《何梅協定》的簽訂，曾經拿刀逼着何應欽就範，可謂無理之極。這也正是戰後何應欽死死揪住酒井隆不放的主要原因。酒井隆後來隨土肥原賢二參加了蘭封會戰，之後擔任過日本駐張家口特務機關長等職務並晉陞陸軍中將。1941年11月6日，酒井隆就任駐廣東的第二十三軍司令官。在接到攻佔九龍半島及香港島的密令之後，酒井隆開始調兵遣將積極備戰。

隸屬於中國派遣軍的第二十三軍下轄第三十八、第五十一和第一〇四共3個師團，其中承擔香港攻略的主力部隊是佐野忠義中將的第三十八師團和第五十一師團的第六十六聯隊，後者並不參與進攻，其主要任務是負責掩護進攻部隊的側后免受中國軍隊襲擾。第三十八師團共有官兵13509名。負責進攻的3個步兵聯隊統一由第三十八旅團旅團長伊東武夫少將指揮，分別是土井定七大佐的第二二八聯隊、田中良三郎大佐的第二二九聯隊以及東海林俊成大佐的第二三〇聯隊。香港戰役之後，以第二三〇聯隊為主編成的東海林支隊在隨後的爪哇島和瓜達爾卡納爾島作戰中還將有驚艷表演。相對於香港守軍的烏合之眾，參戰的日軍全是在中國戰場磨礪多年的虎狼之師。

配合陸軍進攻的是第一炮兵隊，由北島驥子雄中將統一指揮，由早川方良大佐的重炮兵第一聯隊（配備240毫米榴彈炮）、獨立重炮兵第二、第三大隊（配備150毫米加農炮）組成，下轄5892名官兵。早在“一戰”日軍攻克德軍青島要塞的戰鬥中，就已嶄露頭角的北島是日本陸軍首屈一指的炮兵權威，有日本“重炮第一人”之稱，他和酒井隆還是陸軍士官學校的同班同學。步兵、炮兵加上其他通信、後勤、工兵等9719名官兵，使得日軍攻港官兵人數達到了29120人。用3萬精銳之師去對付守島的萬餘烏合之眾，還調來大腕北島親自坐鎮，可見日軍對與英軍作戰的重視程度。

陸軍實施的香港作戰當然離不開海空軍的配合。為此，日軍中國派遣軍先後從駐東北嫩江的飛行第四十五戰隊、駐山西運城的獨立飛行第十中隊、駐漢口的飛行第四十四戰隊及獨立飛行第十八中隊抽調飛機南下，用以奪取制空權，轟炸軍艦、炮台以及掩護陸軍地面進攻作戰。戰前到達陣位的合計有轟炸機34架、戰鬥機13架和偵察機9架。

擔負海上作戰任務的是駐中國方面的第二遣華艦隊，司令官是一直活到了1993年的新見政一海軍中將。除了新見的旗艦“五十鈴”號輕巡洋艦，還有驅逐艦5艘，魚雷艇、巡邏艇和炮艇多艘。這些蝦兵蟹將去打珍珠港或新加坡肯定不行，但對付香港英軍那些聊勝於無的海軍力量當然也是綽綽有餘的了。

另外，大本營命令，在香港作戰期間，第二十三軍其餘兵力大致仍確保現有佔領區域。攻佔香港之後，第三十八師團將轉赴南洋，參加對荷屬東印度的作戰。

對於香港作戰，大本營決定採取的是從陸上正面進攻的方針。雖然也有從海上登陸一舉攻佔香港島的方案，但由於聯合艦隊的精銳部隊去了珍珠港，南方作戰的兩大方向馬來亞和菲律賓作戰均需要大量的運輸船和護航力量，實在抽不出多餘的船隻來支持本來就不很重要的香港作戰，因此只好作罷。對於像香港這樣的海上要塞的進攻，日本人可謂是經驗豐富。1894年甲午戰爭在威海衛，1905年日俄戰爭在旅順口，日軍都是採用海上封鎖、背後陸上進攻的策略去對付大清和沙俄的，這次輪到對付香港的英國人了。兩個月之後，他們還要用這種辦法去對付新加坡。

根據大本營制定的作戰要領，第二十三軍制訂了攻佔香港的作戰計劃。

一、與第二遣華艦隊協同，從陸上正面迅速攻佔九龍半島和香港島。作戰開始時間定於確認南方軍已在馬來亞方面登陸或空襲之後。

二、開戰伊始，以航空部隊殲滅香港附近的敵空軍力量，並擊毀停泊的敵艦艇及軍事中樞機關。

三、大致在航空部隊進行第一次打擊的同時，進攻部隊襲擊突破國境線，盡量捕捉和殲滅敵前進部隊，逐次挫敗其抵抗企圖，一舉進到大帽山東西的要線。

四、對位於城門水庫南方高地一線的敵主要陣地，進攻部隊大致在大帽山東西一線做好攻擊準備，然後將攻擊重點從城門水庫正面對準金山，一舉突破敵陣地進到九龍北端。

這時以一部分海上機動部隊在九龍西北方面作戰，配合陸軍主力的攻擊，另以一部兵力越過沙田海在馬鞍山西南側地區登陸，攻擊敵陣地的右翼。

五、九龍半島一旦攻克，即迅速準備對香港島的進攻。主力在北岸登陸逐次擴大戰果，同時以一部分船舶在香港島南岸實施佯攻。

六、根據情況也可以不攻香港島，僅靠封鎖達到作戰目的。

從最後一條可以看出，日軍對於香港戰役並沒有必勝的信心，他們尚不知道自己的對手已經變成了地地道道的紙老虎。

就在1941年12月1日傍晚，第二十三軍轄區內突然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應該在當天下午到達廣州的一架民航機到了深夜還沒到達。從時間推斷，該機的油料最多只能維持到17時。毫無疑問，飛機肯定已經迫降或者墜毀。

戰爭年代失蹤一架飛機本不算什麼大事。但這架飛機非同尋常，因為上邊有大本營聯絡參謀杉坂共之少佐一行，杉坂的身上攜帶着大本營的開戰命令，其中甚至提到了偷襲珍珠港。這份作戰命令的第一頁明確寫着，“開戰時間確認為12月8日”。假如杉坂手中的命令落入中國方面並轉交英美，後果不堪設想。此時距離南雲艦隊計劃對珍珠港發起攻擊的時間還有整整7天！事情如此重大，酒井隆也慌了，他立即將相關信息發往中國派遣軍、南方軍和大本營。

大本營聞訊，大驚失色，立即召集有關人員緊急研討對策。墜機肯定是在瞬間發生的，在飛機墜毀之前，杉坂來得及銷毀文件嗎？文件會在飛機墜毀時自行焚毀嗎？文件此時是否已經被當地駐軍火速送給蔣介石？如果是的話，蔣是不是已經把文件第一時間轉交羅斯福或丘吉爾？那麼是否應該取消“Z計劃”，召回南雲艦隊，並立即推遲馬來亞、菲律賓等方向的作戰呢？

日軍駐廣東的第七航空聯隊雖然全體出動沿着航線尋找，卻一連兩天一無所獲。到12月3日，日軍整個指揮機構都陷入了一種手足無措的抓狂狀態。就在此時，南京日軍中國派遣軍司令部截獲了一封重要電文：“12月1日下午14時，我部狙擊大型日機一架，該機墜毀於稻田，有4名日兵進行頑抗均為我擊斃，在機內發現墜毀時死亡3人，現正進一步調查核實戰果中。”

發電單位是國軍第七戰區獨立第九旅。此時日軍偵察機也順藤摸瓜發現了墜毀日機的殘骸。同時，日軍再次截獲了另一封獨九旅發給重慶的電報，稱“已將敵機機體破壞，繳獲品及收繳的文件將上送處理”。莫非杉坂攜帶的密件已經被中國方面繳獲？

12月4日，極度不安的中國派遣軍司令部上報參謀本部，“杉坂少佐攜帶的文件落入敵手的可能性極大，根據敵情，我軍奪迴文件的機會不大，請立即按照文件已經泄露的前提妥善處理開戰準備”。但是，具體指揮搜救任務的第二十三軍參謀長栗林忠道少將認為，事情可能還有轉機。栗林的理由是，假如真的繳獲了日軍如此機密而重要的作戰計劃，獨九旅的指揮官怎能如此四平八穩？

12月5日14時，日軍救援部隊到達墜毀飛機的殘骸附近，發現之前飛機已經被炸毀壞。意外的是，他們在附近發現了一名倖存者，日軍第十五通信聯隊的軍官宮原中尉。

宮原表示他並不認識杉坂。飛機迫降后，他看到一個負傷的軍官一腳踢開艙門跳出了飛機，宮原估計那就是杉坂。他手裏提着一個文件包，開始打燃打火機，試圖將其燒毀。但是外面風雨很大，幾次點燃都沒有成功。最後，這名軍官帶着他的一個同伴迅速離去，很快就消失在風雨中了。宮原在草叢中隱蔽了三天才等來救援部隊。

一切跡象都表明，杉坂還活着。正在此時，司令部又截獲了一份5日晚獨九旅發往重慶的電報：“隨後對墜機現場周圍進行進一步搜查，在距離墜機地點1.2公里處發現一名日軍軍官。該軍官用手槍和戰刀進行抵抗，經喊話不從，將其擊斃。”

這個被擊斃的日軍軍官無疑正是杉坂，消息很快得到了證實。隱藏在第七戰區內部的日本間諜報告，獨立第九旅報告中擊斃的那名日軍軍官身穿少佐制服。看來杉坂又很快不在人世了。

6日拂曉，日軍大本營再次催問情況。這時距離開戰日只有兩天了。南方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鑒於文件的丟失很可能造成偷襲的失效，建議推遲作戰時間至12月10日。山本對此無法接受，因為對珍珠港的攻擊必須選擇在防衛最鬆懈、港內艦艇最多的星期天，要推遲就必須推遲一周，南雲龐大的機動艦隊在海面上無所事事地晃蕩7天，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怎麼辦？

栗林經過分析確認，中國人肯定沒有得到文件，並建議準時開戰。栗林認為，杉坂只要一息尚存，就不會放棄自己的職責。從墜落地面到最後死亡足足有4天，足夠他處理掉那些文件了。從內部間諜發來的情報分析，中國方面提到擊斃杉坂時繳獲十四式手槍一支。假如真的繳獲了日軍的作戰計劃，手槍這樣的戰果根本不值一提。由於推遲作戰時間將帶來更大的風險，大本營認可了栗林的分析，決定一切開戰部署照原計劃進行，也算是孤注一擲了。

栗林的分析很快得到了驗證。12月6日21時，日軍駐廣東省惠州淡水的部隊在城北門接到了一名負傷的日軍軍官，他正是杉坂的助手久野虎平曹長。久野說：“我們離開飛機，隨即將所有機密文件撕成碎片埋在了幾十處地點，永遠無法復原了。”至此，從大本營到中國派遣軍，從南方軍到聯合艦隊，所有大腕統統鬆了一口氣。此時距離南雲艦隊襲擊珍珠港已經不到二十四小時。

就在上上下下仍處在一片驚慌之中的12月2日，第二十三軍已經下達了攻佔香港的命令，也就是之前收到的“發佈大陸命令第五百七十二（鷹）號”電報：一、帝國已決心對美、英、荷開戰；二、本軍即將開始攻佔香港；三、佐野兵團、北島部隊和本軍飛行隊根據甲第一百三十四號命令，等候命令發出時間立即開始對香港發起攻擊。

隨着作戰命令下達，集結在佛山、三水一帶的第三十八師團三個聯隊以及第一炮兵隊開始向國境線隱秘集結，所有部隊只允許在夜間秘密行動。與馬來亞和菲律賓兩大戰役不同，他們不必擔心敵人會突然發起先發制人的攻擊。12月7日，攻擊部隊全部進至深圳河一線待命。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那邊日軍在磨刀霍霍，這邊英軍並未做好充分的應戰準備。在12月7日的情報分析中，英軍仍然認為日軍進攻在即的說法純屬誇大其詞，或是日軍在故意施放煙幕彈。莫爾特比少將還預定在聖誕節那一天進行全港英軍的聯合作戰演習——事實上那一天香港已經陷落。

12月6日，港督楊慕琦親自前往半島酒店，出席了一個大型的慈善舞會。12月7日的香港市區依然熱鬧非凡，電影院場場滿座，酒吧間坐滿了觥籌交錯的客人，年輕人成群結隊到新界的農村野炊郊遊。傍晚時分，各大舞場裏的爵士樂依然是裊裊繞繞。

開戰前的香港處處是歌舞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