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外交努力
最後的外交努力
離開皇宮之後的新首相東條英機沒有立即返回自己的陸相官邸，他第一站去了明治神宮，第二站是東鄉神社。在追憶了東鄉平八郎海軍大將的豐功偉績之後，最後一站東條到了靖國神社進行拜祭，為自己的“不妥”之處表示“歉意”。
1941年10月18日15時，日本第四十任首相東條英機向天皇呈交了新內閣的成員名單，改變日本歷史命運的東條內閣就此誕生。此時，距太平洋戰爭爆發僅僅剩下51天。
時局緊迫，之前的陸軍三長官會議決定由東條繼續兼任陸軍大臣。杉山參謀總長起初考慮長期兼任似乎不妥，但後來覺得暫時可以試一試。按照日本陸海軍的規定，現役軍官必須服役“定年”后才能晉陞，規定的“定年”是中將四年、少將三年、佐官兩年。1936年12月1日，才晉陞陸軍中將的東條，離五年還差40多天，不具備晉陞大將的基本條件。但杉山參謀總長提議特殊時期要辦特殊之事，對於東條應作為特例予以晉級，如果當上首相，連個大將都弄不上，也實在不夠意思。都是陸軍自己人，大家紛紛表示贊成。這樣，東條四喜臨門，以陸軍大將身份同時身領首相、陸相、內相之職。
即使在之前曾經無比強硬，也曾對近衛說過“眼睛一閉跳下去”的話，但真輪到自己跳的時候，東條還是把眼睛睜開了。他也清楚，日本一旦與美國開戰，勝算甚微，裕仁也要求東條想盡辦法“避免與美國的戰爭”，重新為和平做出努力。對天皇無比忠誠的東條下決心按裕仁的要求去做，在有限的時間內迅速扭轉局面。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儘快恢復早已陷入僵局的美日會談。
新內閣的海軍大臣變成了島田繁太郎海軍大將。選擇島田，除了他和伏見宮博恭王關係密切之外，還在於相比前任及川古志郎來說，島田更加老實聽話。在海軍中，島田以平易近人、和藹可親著稱。在大家眼裏，他似乎一點脾氣都沒有。伏見宮當軍令部總長的時候，島田在他手下當過多年的軍令部次長和作戰部部長，對伏見宮可謂言聽計從。出任海軍大臣之前，島田離開東京已達4年之久，以前也從未接觸過政治，說實話，根本就不是海軍大臣的料。海軍省千早正隆中佐對此曾說：“島田大將是一個具有東方式英雄特徵的人，十分粗糙，缺乏周密的思考和明確的責任感。”戰後，日本的海軍參謀們曾有這樣的說法：“山本五十六和島田繁太郎安反了位置。”意思是說，島田應該去當聯合艦隊司令官，而山本則應該來當海軍大臣，這樣才適得其所。個人沒什麼主見的島田是一個隨大溜的附和者，一遇到問題就會立即去找同樣毫無見識卻積極主戰的伏見宮。島田和及川的更替，驗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老鼠下崽，一個不如一個。
裕仁曾經指示陸軍出身的東條要努力搞好與海軍的關係，東條也認為保持陸軍與海軍的團結非常重要，因此上任伊始就邀請島田海相一起去參拜靖國神社，以便在國民面前表示出陸軍與海軍之間的“親密關係”。這樣明顯作秀的活動當然不會少了記者隨行，很快，兩人共同參拜的照片就出現在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島田顧慮到東條是首相兼任陸軍大臣，在參拜時故意向後退了一步，沒有敢和東條並列，因此在照片上就給人一種海軍大臣追隨陸軍大臣的印象，島田也由此得了一個“東條副官”的雅號。海軍對陸軍本來就是一肚子意見，現在自己的領導又成了人家領導的副官，心裏是說多難受就有多難受。此舉傷害了海軍的感情，也進一步加深了陸軍與海軍的矛盾，算是弄巧成拙。
本來水平就有限，整天閉着嘴不說話的前海相及川還沒有好好跟島田交接。他告訴島田，所有的文件都在柜子裏，想看自己看去，然後就揮揮手，飄然而逝，回家研究《論語》去了。島田翻看了那些文件，才了解了7月2日和9月6日兩次御前會議的內容，異常震驚。就在這時，他接到了“海兵”同班同學山本五十六大將的一封信件。山本請求老同學，不能像他的前任及川那樣隨波逐流，必須擔起海軍大臣的責任，盡一切可能避免與美國進行一場毫無勝利希望的戰爭。信的結尾說，“當然做出這樣的努力需要忍受難以言表的苦衷，還需要非凡的勇氣和信心”。山本此舉純屬死馬當活馬醫，他非常清楚他的同學缺少的恰恰正是這些。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島田內心是反對與英美開戰的，至少還不至於跳出來主戰。
新內閣中，外相東鄉茂德和藏相賀屋興宣也都屬於反戰派人士。本來如果決心對英美開戰的話，就是讓老酒去當外相也不耽誤事，但東條還想遵從聖意，通過外交來打開局面，至少也要將外交作為掩蓋戰爭的手段，所以還是選擇了外交經驗豐富的東鄉茂德。
新外務大臣兼拓務大臣東鄉茂德，大家並不陌生，之前已經多次露臉，儘管大多是跑龍套的角色。比起前任豐田貞次郎來說，滿頭白髮的東鄉擔任外相的確是合適和明智的選擇。東鄉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經驗豐富的職業外交家，在任駐蘇大使期間，曾強力協調蘇聯停止對蔣介石的援助未果。他在日本終戰投降前還要再次出場，恰好又構成了一個“圓滿”。
在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看來，東鄉屬於冷酷的“超緘默型”。他不同於大多數外交家善於隱瞞自己的真實觀點，而是坦率直白、直言不諱，給人有粗魯之感。東鄉娶了一個德國寡婦，也曾經研究過德國文學，但他不喜歡納粹，不親美也不親德。和山本五十六與日本海軍之父山本權兵衛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一樣，東鄉茂德和東鄉平八郎也是八竿子打不着。他的先祖是姓朴的朝鮮人，作為陶工在16世紀被劫掠到日本。接到東條的邀請時，東鄉一開始堅辭不就，坦率表示，“如果陸軍方面繼續對中國駐軍問題採取強硬態度，外交交涉難以進行”，他認為陸軍必須在中國駐軍以及其他問題上“做出真正的讓步”。東條表示，這些都不是問題，“包括中國駐兵問題，將就日美交涉的諸問題予以重新考慮”。得到承諾的東鄉才答應重出江湖。
選擇東鄉茂德出任外相，等於同時釋放出一種信號，因為東鄉始終如一地致力於改善日蘇關係，他的任命顯然是為了向蘇聯表示和解的一種姿態，也是日本不打算聯合德國進攻蘇聯的一種暗示，這是華盛頓十分關注的問題。不僅如此，連新外務次官西春彥也是日蘇問題專家，曾經在蘇聯待過多年。
在“二二六事件”中被刺殺的高橋是清，曾經8次出任大藏大臣，但他遇到經濟難題時都會以大臣之身屈尊去找手下一個年輕的小會計商量對策，這個年輕人的名字叫賀屋興宣。有“理財聖手”之稱的新藏相賀屋前邊也露過臉。雖然並不是海軍軍官，賀屋卻贊成海軍中“條約派”的基本觀點。倫敦裁軍會議上代表大藏省參加會議的賀屋，因為贊成裁軍差點被代表海軍省的山本五十六打耳光。近衛第一次內閣時賀屋就是大藏大臣，他成功打造了中日戰爭時期的日本戰時經濟。
10月17日夜，東條打電話力邀賀屋再度出山。賀屋知道，日本一旦對美開戰，經濟肯定陷入崩潰，此時出任大藏大臣無疑充滿風險。他開門見山地問東條：“我是反對與美國開戰的，你是否打算對美開戰？政府經常以不擴大戰爭為方針，但軍部總是一意孤行，不斷擴大戰爭，如何控制軍部我行我素的做法？”東條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奉皇命組閣迴避戰爭，作為日本軍人，我絕對不會違背聖意。我發誓一定儘力壓制軍部的主戰勢力，力爭和平，只要我兼任陸軍大臣，就一定能夠控制住軍部。”賀屋還是不相信：“當初‘滿洲事變’和‘中國事變’的時候，政府開始都是不贊成擴大的。但統帥權是獨立的，軍部當時聽政府的嗎？最後不照樣都擴大了嗎？”東條再次向賀屋承諾：“不允許陸軍違反內閣的意願來發動戰爭。”可惜說到的不一定能做到，東條顯然小覷了軍部的力量。在戰後東京審判中，東條坦承，“最高統帥部的獨立性是日本毀滅的主要原因”。
賀屋還不放心。儘管放下電話時已經是仲夜，他還是給剛剛下台的近衛文麿打了電話。近衛勸他接受邀請，鼓勵他為實現和平而努力。賀屋這才最終答應入閣，管理國家的經濟。
儘管主觀上並不贊成戰爭，但之後賀屋獨創的一系列財政政策使日本避免了戰時經濟的崩潰，可謂是日本的“蕭何”或“李善長”。一直到了戰後的1963年，賀屋還擔任過日本的內閣法務大臣。一件小事可以說明賀屋的牛×。戰後，東京巢鴨監獄被美軍交還日本管理，戰犯的伙食一下子差了下來，提抗議得到的回答是“沒有錢，大藏省不給預算”。賀屋作為甲級戰犯被關押在這裏，親自找他原來管的大藏省交涉，回答還是“真沒錢，做不出來預算”。賀屋興宣大怒：“八嘎！把預算拿來讓老子做給你看。”結果大藏省還就把預算草案拿到監獄讓老長官過目，這位也真就在牢房裏穿着犯人服幫大藏省做起預算來——敬業呀。
10月23日16時，東條內閣召開了成立以來的第一次政府與大本營聯絡會議。從此時開始一直到11月2日，除了東條和島田作秀去參拜靖國神社停了半天之外，這樣的會議連續召開了10次，每次都開得人筋疲力盡。與以前近衛內閣不同的是，大藏大臣賀屋和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也都參加了會議。
第一次會議上，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和參謀總長杉山元分別就海軍的狀況和陸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后的戰況做了說明，強調了統帥部對政府的相關要求。
杉山：“9月6日的御前會議已經決定軍事與外交並舉，一旦外交不能打開局面就付諸軍事，此事久拖不決，已經超過了一個月。我們必須立即進行作戰準備，不能再花費四五天時間來開會扯皮了，應該儘快做出決定。”杉山甚至威脅性地暗示，在陸軍少壯派軍人中，充滿了東條背叛陸軍的聲音。
永野：“現在已經是10月了，海軍每小時都要消耗400噸石油。形勢緊迫，下一步如何辦，要儘快確定。”
參謀次長塚田攻：“美國的意圖很明顯，他們已經計算了我們石油的不足，因而故意在拖延時間。如果這樣下去的話，我們最後只能落入投降的境地。首相，外交已經沒有任何餘地了。”
以前都是東條坐在下邊逼近衛，現在東條坐到了近衛的位置上，從施壓者變成了受壓者，也終於理解了近衛的苦衷。東條解釋道：“我能理解最高統帥部為什麼如此緊催。不過政府還是要小心地、負責地把問題重新研究一下，因為海相、藏相和外相都是剛剛上任，在外交上日本還有多少讓步的餘地。”
新藏相賀屋興宣列舉了一系列數據，試圖利用經濟因素來阻止開戰。負責物資組織和調配的企劃院院長鈴木貞一也用更加詳細的數據對美日兩國的差距進行了解釋。但鈴木隨後卻做了一個模稜兩可的說明：“預計一年之後日本的石油儲量將剩下255萬噸，第二年年底為15萬噸，第三年年底7萬噸。按照上述數字來說，戰爭十分困難，但也不是說就不能打。”不知道身為陸軍中將的鈴木說的僅僅依靠7萬噸石油的仗，是怎麼打的。
鈴木和東條、近衛都是好朋友，東條一直以為鈴木會支持他反對戰爭。他對鈴木的表現略感失望。作為唯一活到平成時代才咽氣兒的甲級戰犯，1989年，鈴木去世時已經101歲。1981年，他曾對媒體解釋贊成開戰的原因：“我當時很沮喪，也感到很壓抑，似乎他們已經決定了開戰，我的任務只是拿出支持這一決定的數據而已。我內心反對開戰，但是我無法說出來。”這就是所謂的日本精英政治家，連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都不敢。
外相東鄉說話歷來是開門見山，他提出：“日本與英美的戰爭幾乎沒有任何勝利的希望，我們必須為此做出最大的讓步，包括從中國和法屬印度支那撤軍。外交努力依然要放在首要位置，為了爭取和平做出這樣的犧牲是值得的。我的意見是立刻撤軍，越快越好！”東鄉同時提醒，歐洲的戰爭形勢已經發生了微妙變化，希特拉在莫斯科郊外已經停止了攻擊，盟友德國能否在歐洲迅速獲勝值得懷疑。
東鄉的話，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即引來了大家的一片指責。馬上有人反駁道，這樣的話，日本很快會淪落為一個三流國家，任由西方列強隨意欺凌。
果真是不當家不知道柴米油鹽貴，當初在近衛內閣時對於撤軍絕不做絲毫讓步的東條挪了屁股之後，態度似乎有了改變，他提出了一個以前近衛多次向他提過的問題：“能否用有條件的撤軍來同美國進行交涉？”
現在好像是進行了交叉換位，原來主戰的東條變成了主和的近衛，而杉山變成了原來主戰的東條。杉山立即站出來說，陸軍反對在撤軍問題上做任何讓步。
東條比近衛好一點的地方就在於他是現役的軍人，還兼任陸軍大臣，對陸軍有着近衛所沒有的影響力。在東條的堅持下，與會者開始了關於從中國撤軍期限和區域的討論。東條初步提議能否在5年內撤軍。大家就開始漫天開價，有提25年的，有提效仿英國、葡萄牙在香港、澳門的租借期限99年的——要真那樣，鬼子今天還沒撤走哩。會議最後形成如下結論：如果美國要求日本提出從中國撤軍的準確期限，日本計劃在1966年之前，也就是25年之內，從滿洲、內蒙古和海南島撤出，其他地區在日本與中國達成協議后兩年內全部撤軍。至於法屬印度支那，待該地區實現和平以及中國問題解決后全部撤軍。
在10月30日的聯絡會議上，與會者決定絕不放棄《三國同盟條約》，對赫爾的四項基本原則也不願意認可。東鄉對此表示強烈不滿，認為政府應該暗示接受四項原則，讓美國看到日本渴望和平的意願。在以上要點的基礎上，會議初步形成下一輪對美談判的兩個方案——《甲案》和《乙案》。
《甲案》的主要內容是：
一、承諾國際通商的無差別原則。
二、日本自主決定和解釋德、意、日三國同盟。
三、同意在1966年之前撤走在中國的包括防禦共產主義部隊在內的全部駐軍。如中日雙方達成協議，除中國滿洲、內蒙古和海南島之外，其他地區的日軍在兩年內撤走。
四、尊重法屬印度支那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當中日兩國恢復和平或當“中國事件”圓滿結束時，日本軍隊將從法屬印度支那撤出。
《乙案》的主要內容是：
一、日美兩國都不得武力進入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地區，日本可以把駐紮在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的軍隊調往北部。
二、日美兩國協力獲得法屬印度支那的物資。
三、日美通商恢復到資產凍結之前的狀態，美國恢復對日本的石油供應。
四、美國不得干涉日本在中國的事務。
會議要求，在外交上首先對美國拋出《甲案》。如果美國不接受的話，再拋出作為底線的《乙案》。
以上內容初步形成《帝國國策施行要領》，並在11月1日的聯絡會議上做出最後決定。
聯絡會議召開的頭天晚上，東條授意自己的大弟子、陸軍省軍務課課長佐藤賢了陸軍少將私下去會見杉山參謀總長，勸他不要在次日的聯絡會議上堅持立刻開戰。杉山用略帶譏諷的口吻告訴佐藤：“請你轉告陸軍大臣，我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戰爭。”
就在佐藤遊說杉山的同時，東條首相在同一時間約見了海相島田。已經到了決定死活的時候，島田還是念念不忘先讓我吃頓好飯——強烈要求增加對海軍鋼鐵和其他戰略物資的供應，在得到認可后才勉強答應東條，外交和談可以和戰爭準備同時進行，這也是第二天東條準備在會議上拋出的第三個方案。
得到佐藤賢了遊說未果的消息后，就像以前近衛在開會前首先約見自己一樣，東條在會前也約見了杉山，希望能夠親自勸說杉山做出妥協。早上7時30分，杉山總長和次長塚田提前來到了首相官邸。東條告訴二人，他準備在上午的會議上拋出三種方案，即不開戰，迅速備戰並開戰，繼續外交並備戰。他說海軍大臣、大藏大臣和企劃院總裁，還有他自己，都是贊成第三種方案的。還沒顧上徵求外務大臣的意見，估計東鄉肯定也是在第一種和第三種方案之間做出選擇。東條希望杉山也能選擇第三種方案。對自己沒有自信的東條，還試圖拿天皇來壓人，他告訴兩人：“如果開戰的話，這次戰爭的規模將遠遠大於日俄戰爭，天皇反對放棄外交活動和在南面發動戰爭。”
任東條說得天花亂墜，杉山穩如泰山，絲毫不為所動，他回答道：“只要美國仍頑固不化，那就既沒機會，也無必要繼續會談下去，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戰爭，我選擇第二種方案！”還覺得不過癮，杉山申斥東條：“你作為一名軍人，怎麼會站在文官一邊？”東條也反唇相譏：“我首先是首相，其次才是陸軍大臣，你的意見很難讓陛下接受。”東條對杉山的態度非常失望，連他自認為能夠控制的陸軍都是這個態度，何談海軍？最後，他甚至對杉山說：“如果你有把握，就自己進宮見駕，我不反對。”
參謀本部對東條上台之後磨磨嘰嘰的做法極為不滿，參謀本部在《機密戰爭日誌》中有這樣滿腹牢騷的記錄：“陸相倒閣竟然是毫無目的。事到如今還要繼續奉行毫無目標的對美外交，試問動搖戰爭決心是否對國家有利？陸相到底還有沒有骨氣？”
參謀本部是鐵了心要和美國人作戰，10月31日下午的部局長會議一直開到深夜，最後形成的結論是：“必須立即丟掉同美國談判的念頭，12月初發動戰爭。今後同美國的談判只能是偽裝外交。”背後站着一群鼓噪開戰的狂人，杉山對東條的回答，也實屬無奈。
11月1日上午9時，決定日本命運的政府與大本營聯絡會議在皇宮召開——這是自1937年侵華戰爭以來第六十六次聯絡會議，將就《帝國國策施行要領》草案進行討論。會議持續了近17個小時，成為日本歷史上最長也是最臭名昭著的會議。會議結束時，已經過了第二天的凌晨1時半。
東條率先拋出了事先擬定好的第三種方案。
一、如果新的提案（甲乙兩案）美國不能接受，日本忍氣吞聲迴避戰爭，接受美國提出的所有條件。
從此卧薪嘗膽，韜光養晦，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二、決定開戰，並立即執行戰時政策。
三、在決定開戰的基礎上做好戰爭準備，同時積極進行外交努力。
東條在介紹第三種方案的主要內容后，要求與會者對此進行選擇，同時亮明自己的觀點：“第一種方案是下下策。我個人贊成第三種方案，希望通過外交談判帶來和平。”東條的態度讓杉山和塚田感到煩惱和迷惑，這東條怎麼越來越像近衛了呢？
杉山參謀總長當即表示：“堅決同意第二種方案，除了戰爭別無選擇！我們已經為進軍東南亞從本土和中國調集了二十多萬人的軍隊，相比其他戰場，這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們現在讓這些鬥志昂揚的將士回到原來的駐地，勢必大大影響全軍的士氣。目前的局勢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敲着桌子說：“美國正在日益強化戰備，美國的艦隊已經進駐太平洋了，而我們卻在日漸地衰弱，這個時候不戰，更待何時？一旦把選擇戰爭的時機交給美國，我們將永遠喪失戰爭的主動權。現在已經晚了，我可以說，如果五六月就開戰的話，我們的勝算要比現在要大得多。”
賀屋馬上提出疑問：“如果現在開戰，日本幾年後還有力量繼續作戰嗎？如果我們不挑起戰爭，美國三年後有可能主動進攻日本嗎？你認為什麼時間是最好的時機呢？”
永野斬釘截鐵地回答：“越快越好，最好的時機就是現在！隨着美國逐漸縮緊對日本的包圍圈並加大對蔣介石和蘇聯的援助，日本將死無葬身之地。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才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明路。”他接着轉向東條：“你是軍人，應該很清楚開戰時機在戰爭中的重要性。”永野還列舉了一系列數字，如果維持現在的狀態繼續訓練，到1942年7月，海軍的艦船將由於缺乏石油變成一堆堆廢鐵。
東鄉外相已經預料到陸軍的強硬態度，卻沒想到海軍開戰的慾望也如此強烈。眼看着永野在會上大放厥詞，而島田連個屁都不敢放，東鄉假借出恭離開了會場。他讓在外邊房間待命的首相總領事加藤傳次郎立即前往前首相岡田啟介海軍大將的私邸，請求岡田大將通過吉田善吾和堀悌吉說服海軍贊成首相在會議上的發言。
沒過多久，加藤就回來了，趴在東鄉耳朵邊說：“他們說海軍當局不讓外人干涉，他們說什麼這些人都不會聽的。”東鄉瞬間感到如墜冰窖。
杉山參謀總長接着對頭一天參謀本部部局長會議做出的結論進行了說明，杉山說：“必須立即丟掉同美國談判的幻想，於12月初發動戰爭，外交談判要把重點放在既要把握開戰的表面理由，又要隱匿開戰的真實意圖上，這樣做才是妥當的。”換句話說，就是將外交當作隱蔽開戰的幌子。
東鄉表示強烈反對：“要我為掩蓋戰爭去玩弄外交騙術，這簡直是荒謬絕倫，我幹不了！”看到杉山和永野在一唱一和，主戰派的意見漸漸佔據上風，東鄉氣得臉色蒼白、雙手顫抖：“我強烈反對參謀總長和軍令部總長的意見。本來就是承諾避戰我才答應入閣的。我反對第二種方案，希望就其餘兩個方案進行討論。”
相對於瘦削的東鄉，略顯肥胖的賀屋時常會因為激動而肌肉抽搐，他馬上對東鄉進行聲援：“同意東鄉外相的意見。在過去的歷史中，戰前認為有必勝的把握，最後打起來卻慘敗的例子還少嗎？不用說以前，‘中國事變’就是擺在面前的現實例子。以前有人說三個月就能解決問題，現在打了四年還是毫無進展，這本來就是一個錯誤。與美國開戰將是一個更大的錯誤。用一個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原來的錯誤，只能說是草率而不負責任的行為。現在國民的生活已經接近底線，再這樣下去，連國民都無法忍受。如果必須開戰的話，不好意思，我立即辭職！”賀屋只顧說自己的，根本不管一邊的杉山的臉已經氣得跟豬肝差不多了——三個月征服中國，正是他以前當陸軍大臣時吹的牛。
賀屋喝了口水接著說：“如果戰爭打到第三年，我們贏得戰爭的機會仍然很大，那我就贊成開戰。我堅信美國主動進攻我們的可能性甚小，目前開戰絕非上策。”
永野馬上進行反駁：“未來是什麼？未來是個問號，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孫子兵法》雲，‘無恃其不攻’，我們絕不能高枕而卧。我們的現實選擇就是立刻開戰，以後再也不會有這樣的良機！三年後東南亞的形勢將很難控制，敵人也會變得更加強大。”
東條顫抖着說：“我贊成外相和藏相的意見，因此希望排除第二種方案，就第一種和第三種方案進行討論。”
東條仍然認為自己的好友鈴木會支持外交，但鈴木的態度很冷漠，選擇了有保留地支持開戰，他本意反戰，但又沒勇氣說出來。
可以說1941年日本的領導層明顯缺乏勇氣，絕大多數人都知道與美國開戰凶多吉少，也認識到國家正在走上自殺之路，但沒有人覺得自己負有足夠的責任來阻擋這種趨勢，他們都希望別人採取行動而自己能夠明哲保身。
同樣以盡量避免戰爭為條件入閣的海相島田本應繼承海軍反戰的一貫立場，但10月27日他的老上司伏見宮私下召見了他。已經66歲的強硬派伏見宮告訴島田，“除非我們能立即決定開戰，不然我們將失去最好的一個機會”。事情有時就是這麼簡單，反戰的島田馬上出現動搖，從10月30日就開始傾向於支持戰爭，這時候距離他上任才僅僅12天，對複雜的局勢和事情的來龍去脈根本就不清楚。他對伏見宮鼓吹戰爭的響應可比裕仁對和平的希望要快得多了。伏見宮和永野對島田的表現非常滿意。用島田後來的話就是：“如果僅僅因為我個人的橫加阻攔就葬送了戰爭的機遇，我將永遠無法原諒自己。”
島田還真不如原來的及川，及川還知道沉默是金，而島田一出口就是一大串屁話，他和及川一樣，根本沒把自己當成海軍大臣，也不知道海軍大臣到底是幹什麼的。島田後來解釋說：“如果海軍在最後階段還強烈反戰的話，國內就會出現衝突，我們就將會失去一切。為了避免陸海軍出現無法調和的衝突，我們除了同意開戰之外，別無選擇。”這時候的島田想起了精明能幹的堀悌吉，他之前早已被“艦隊派”清洗。戰後島田回憶說：“如果在戰爭爆發前由堀悌吉來當海軍大臣，他一定能應付自如，日本也不一定就會走向戰爭。”
事實上，開戰之後隨着東條越來越強勢，島田海相逐漸淪落為東條的附庸，對東條不敢有半句反抗。由此除了“東條副官”之外，又贏得了“東條褲腰帶”的光榮稱號。
可是島田也不願意隨便就同意開戰，這樣太便宜陸軍那幫龜孫了，必須以開戰為理由換回來更多的東西。堂堂的海軍大臣此刻關心的竟然不是國家的命運，而是如何以同意開戰為條件與陸軍做交易。島田向東條、杉山要求配屬給海軍更多的鋼鐵和物資，陸軍也一直認為海軍不下定開戰的決心，是一種為了從陸軍那裏多分一杯羹的政治遊戲。杉山反問道：“如果海軍能夠如願得到所需的鋼鐵，你們是不是就會贊成開戰？”島田點頭說“是的”。
結果在1942年的軍需計劃中，海軍獲得的鋼鐵量為110萬噸，而陸軍只有79萬噸。參謀本部的一位參謀在《秘密戰爭日記》中鄙夷地寫道：“海軍不停地說，我們需要鋼鐵，我們需要鋁，我們需要鎳，除非你們把這些都給我們，否則我們無法打仗。如果海軍主張和美國作戰只是為了增加自己的預算，難道他們不是國家的叛徒嗎？海軍還是武士和軍人嗎？在這個將要決定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卻像乞丐一樣地乞討物資，這難道不是他們不下戰爭決心卻要求獲得更多戰爭物資的慣用伎倆嗎？毫無原則的海軍簡直就是一個女人！為了多得到30多萬噸鋼鐵才同意開戰，多麼可憐的海軍哪！呸！”
戰後，海軍次官澤本中將曾經對當時的日本軍政領導寫下過這樣的評語：平庸之輩盛行，沒有具有優秀能力的傑出領導者。來自下屬的壓力屬於家常便飯，少壯軍官不尊重前輩使得問題更加困難。每個人都想逃避責任，沒有人有勇氣犧牲自己來盡職盡責。當時的氣氛助長了陸軍和海軍的狹隘和自私，國家的命運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每句話都可謂擲地有聲。
會議不時爆發出激烈的爭吵，只有當東鄉和賀屋以辭職相威脅時，氣氛才會稍稍平和一些。東鄉提出：“在下這樣的決心之前，我們希望設法進行最後一次談判。因為要在具有二千六百年歷史的皇國的重大轉折之際，豁出國家的命運搞欺騙外交未免太過分了，我幹不了。”
為爭取儘快對美作戰而日夜焦慮的塚田次長，已經是面容憔悴、臉色蒼白：“首先應該決定的是兩件事：一是決心立即開戰，二是在12月初發動戰爭。否則統帥部就無能為力了。”
軍令部次長伊藤整一：“海軍方面認為外交談判可以進行到11月20日。”
一貫心直口快的塚田吼道：“不行，那樣太遲了。陸軍方面認為談判只能進行11月13日，這是最後的期限，再遲的話陸軍就會出現嘩變。”
東鄉白眼一翻：“就這點時間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結果，我無法勝任。乾脆別談了，你們打去吧。”
東條提議把開戰的時間問題同第三種方案——“在決定開戰的基礎上做好戰爭準備，同時積極進行外交努力”結合起來一起討論。
“外交談判不得妨礙作戰準備，談判最後期限定為11月13日。”塚田開始高聲叫囂，“外交期限必須嚴格地履行，11月13日之前可以尋求外交解決方案。但這一天之後任何舉動都是對最高統帥權的侵犯。”
東條首相仍保持冷靜，不時支持東鄉和賀屋。陸軍逐漸把火力集中到東鄉身上。休息時，陸軍向東條施加壓力，“如果外相反對戰爭，我們只有把他換掉”。
就在會議桌上用過午餐后，東鄉繼續跟陸軍辯論：“就給我12天時間？11月13日未免太苛刻了，海軍不是說11月20日嗎？”
塚田：“那是不可能的，談判以到11月13日為宜，超過這個期限就會打亂統帥部的總體部署。”
於是，大家就外交談判的期限展開激烈爭論。眼看爭執不下，東條決定休會20分鐘，緩解一下緊張的氣氛。會間休息時，陸海軍統帥部都沒閑着，兩個作戰部部長田中新一和福留繁都來到會場之外。總長、次長、作戰部部長和軍務局局長臨時召開碰頭會，同意做出最大的讓步：外交談判可以進行到11月30日。
會議繼續進行。針對統帥部提出的新時限，東條提出：“是否可以定在12月1日？即使推遲一天也好，因為這樣可以使外交談判的時間長一點，行嗎？”
塚田：“絕對不行，超出11月，一天也不行，這是最後的讓步。”
島田：“塚田，11月30日到幾點為止呢？到午夜24點行吧？”
“那好吧。”塚田終於做出了讓步，他冷冷地強調：“可以到午夜24點為止，再晚一分鐘都不行。”就這樣，外交談判的最終期限就定在了1941年12月1日凌晨零時。
馬拉松會議最終形成如下決議，也就是新的《帝國國策施行要領》。
一、帝國為打開目前之危局，自存自衛，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現決心對美、英、荷開戰。
二、發動武裝進攻之時間定於12月初，陸海軍應根據此時間完成作戰準備。
三、對美談判按《甲案》和《乙案》進行。
四、力求加強與德意兩國之合作。
五、在發動武裝進攻前，與泰國密切建立軍事聯繫。
六、對美談判若在12月1日凌晨零時以前獲得成功，立即停止發動武裝進攻。
接着，會議轉入討論外交談判的條件，也就是對之前初步擬訂的《甲案》和《乙案》進行研究。
代表陸軍的杉山總長、塚田次長又開始強烈反對《乙案》。其理由是，不涉及關鍵性的中國問題，而單單從法屬印度支那南部撤軍是不可能的，萬一我們撤了美國立即進駐怎麼辦？美國佔據了這一地區，就會立即切斷我們的補給線。他們不按照承諾向我們供應物資怎麼辦？這樣，半年以後戰機就會喪失殆盡。
杉山和塚田兩人堅決主張只能按照《甲案》與美國談判。
在合起來一起對付政府這一點上，海軍和陸軍倒是配合默契，永野馬上跟過來湊熱鬧：“贊同陸軍的意見，反對用《乙案》與美國談判。”
東鄉外相也毫不讓步：“《甲案》是沒有什麼希望的，因此我希望根據《乙案》進行談判。這個方案是盡最大努力進行外交談判的最後途徑。如果堵塞此路，那我無法承擔外務大臣的責任。”
會議若在這樣險惡的氣氛中再繼續討論下去的話，就可能涉及東鄉的去留問題。東鄉辭職同樣能導致內閣倒台。陸軍軍務局局長武藤章建議再休會10分鐘，給大家一個開小會的時間。休息時，東條、武藤、杉山、塚田在旁邊的一個小房間裏進行了協調，東條規勸陸軍將領要做出讓步，因為天皇的意見也是要“還原到白紙上”。
大家認為如果繼續堅持的話，東鄉真的一拍屁股走了，東條內閣勢必倒台。新內閣在決定開戰之前還需要時間，可此時是不容許拖延時間的。最終，陸軍勉強同意接受《乙案》，但提出必須補充附註：美國不能干涉日本與中國的和解過程。
杉山再三強調，必須在《甲案》美國不接受后才能拋出《乙案》，他擔心陸軍中的激進分子在得悉日本做出如此可恥的讓步后出現嘩變，東條承諾：“如果那樣的話，我有辦法。”
在爭取《乙案》的鬥爭中，東鄉取得了勝利，但他知道，這個方案美國人接受的可能性也不大——後來，羅斯福還真對《乙案》動了心，差點釀成了“遠東慕尼黑陰謀”。
東條還向東鄉做出了莊嚴承諾：將全力支持外交工作，不論備戰進行到何種程度，只要還沒有打出第一槍，外交上一旦取得突破，就立即停止軍事活動。
散會後，氣憤難平的東鄉連夜走訪了前首相和四次擔任外務大臣的老前輩廣田弘毅。東鄉告訴廣田，這活兒他娘的簡直不是人乾的，實在不行的話就辭職。廣田先是勸東鄉冷靜下來，然後提出，假如你和賀屋都辭職的話，今後一定會任命主戰的外相和藏相。與其出現那樣的情況，還不如你們留在內閣，抓住最後一線希望，將和平的努力進行到最後一分鐘。
“這樣說的話，您是不贊成我辭職啦？”
“這樣明擺着就是讓內閣另找支持戰爭的外相和藏相。”
“我們的辭職也是警告軍部，能夠再慎重商定國策，為日本的未來留一條活路。”
“太晚了，現在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機，軍部已經被逼到了極限。”
“明白了，總之我先試試。”
“拜託您了，這都是為了我們的國家。”廣田低下頭，向東鄉託付。
11月2日17時，東條首相偕同杉山、永野兩總長一起覲見天皇，向裕仁奏稟了從昨天一直持續到今天凌晨的聯絡會議的經過以及會議最後的討論結果。兩位總長向天皇呈交了陸海軍詳細的作戰計劃，其中包括著名的奇襲珍珠港計劃，開戰時間暫定為1941年12月7日。
裕仁臉上再次露出一種奇怪的神情，再次重申了試圖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的意圖：“我們希望通過外交談判途徑打開局面，即使談判不成功，是否就只得下決心同美英開戰呢？如果事態果真像你們所說的那樣，那麼加緊進行作戰準備，也是不可避免的吧！”
裕仁緊接着對東南亞的天氣表示了關心：“馬來亞的天氣怎麼樣？我們的部隊能順利登陸嗎？”要說這天皇也真不是白吃乾飯的。後來事實證明，山下奉文的第二十五軍在馬來亞和泰國的登陸確實差點因惡劣天氣的影響而失敗。
對美、英、荷同時開戰，可謂事關重大，必須廣泛徵求意見。11月4日，在皇宮召開了陸海軍軍事參議官聯席會議。這是自1903年明治天皇創設軍事參議院制度以來首次根據天皇旨意召開的會議。會議將就《帝國國策施行要領》中有關國防用兵的條文，徵求這些老軍人的意見，條文主要內容是：帝國為打開目前之危局，實現自存自衛，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現決心對美、英、荷開戰，發動武裝進攻之時間定於12月初。
起初，天皇提出召開的是由統帥部、內閣主要成員和軍事參議官組成的聯席會議，廣泛聽取主戰與主和兩派的意見。但東條考慮，參加會議人太多的話，勢必再次陷入無休止的糾纏，如果會場出現混亂，那對天皇可是大大不敬。他建議採取統帥部兩位總長聯名上奏的形式，只召開陸海軍軍事參議官聯席會議。裕仁接受了。
出席這次會議的，除了內閣政府的東條首相兼陸相，島田海相，軍部的杉山、永野、塚田、伊藤，其餘全是軍界的資深人士。陸軍方面有閑院宮、朝香宮、東久邇宮、寺內壽一、西尾壽造、山田乙三、土肥原賢二等大腕，海軍有伏見宮、百武源吾、加藤隆義、及川古志郎、鹽澤幸一、吉田善吾、日比野正治等高級將領。從參會名單可以看出，參加人員事先可能也經過精心的挑選。一個簡單的證據就是：一直反戰的米內光政軍事參議官出現在被邀請者之列。
會議由前參謀總長閑院宮陸軍元帥主持。
軍令部總長永野和參謀總長杉山分別就陸海軍的作戰事宜做了簡要說明，接着，參議官向統帥部和政府提出質詢，由統帥部和政府方面解答。與會的都曾經是軍人，所以要求開戰的議案很快就取得一致意見。軍事參議官會議最終做出決議：我們一致認為，參謀總長和軍令部總長提出之《帝國國策施行要領》中有關國防用兵之條文，是適當的。
頭一天在聯絡會議上還信誓旦旦，聲稱要通過外交手段來打開僵局的東條首相，在這個場合又變成了勇敢的陸軍大將。他在會議總結時，對眾多參議官說：“面對危局，如果我們只能袖手旁觀，坐視我們的國家倒退回三流國家的狀態，我們將玷污大日本帝國兩千六百年的輝煌歷史！”
1941年11月5日10時30分，決定開戰的御前會議，也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四次御前會議中的第三次會議，在皇宮召開。參加會議的軍政要員13人紛紛就位之後，面無表情的裕仁走了進來，會議室內瀰漫著一種焦躁不安的氣氛。
東條首相率先發言。他說9月6日御前會議的決議已經重新研究過，“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必須做好戰爭準備，軍事行動的時間初定為12月1日開始，與此同時，要竭力通過外交途徑來打開僵局”。
接着，東鄉外相展望外交前景，顯得毫無信心：“外交方面幾乎沒有什麼迴旋餘地了，成功之希望令人深感遺憾地渺茫。”東鄉是戰前反對戰爭最堅決，也是做出最大努力的人，可此時局面已經失控，他漸漸失去了繼續戰鬥下去的信心和勇氣。
鈴木貞一反覆強調日本資源的危急情況：“我們仍在和中國交戰，還將與英國、美國和荷蘭打一場長期戰爭，從物資的籌備來看任務異常繁重。”但他總是顯得首鼠兩端，認為戰爭也是解決問題的一種途徑，這總比“等待敵人向我們施加壓力”要好。
永野的發言還是老論調，“越拖對日本越不利”。他對戰爭初期能夠取勝信心百倍。“儘管如此，我們仍須面對打一場長期戰爭的準備”，日本能夠“建立自己堅不可摧的戰略地區並能把敵人挫敗”。他強調大家對作戰計劃要保密，因為日本的命運如何，全靠開戰頭幾個月能否取得決定性勝利。
永野提出，現有美日兩國的實力對比及日本特有的地緣優勢，將幫助日軍獲得足夠的勝機。日本海軍對美國海軍的比例超過了70%，而美國的艦隊現在是40%在大西洋，60%在太平洋。美國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把位於大西洋的艦隊調到遠東，因此，日本能夠在一次決戰中摧毀他們。永野的話讓大家都回想起世紀之初那場輝煌的對馬海戰。在那次戰鬥中，日本海軍就是先摧毀了位於旅順的俄第一太平洋艦隊，然後以逸待勞，幾乎全殲長途奔襲而來的俄第二太平洋艦隊。
杉山的發言更加充滿感情色彩，他現在就是近衛內閣時的東條，連說話的語氣和內容幾乎都與以前的東條一模一樣。杉山認為“美國沒有做一點讓步，只是向日本提出強硬要求”。他談到了中國駐軍問題，“我們花了數百億日元，派出了百萬大軍，付出的代價是十多萬人的傷亡，無數家庭在忍受失去親人的悲傷。我們歷經四年的苦難才取得當今的成就，怎麼能說放棄就放棄呢？如果我們把軍隊撤出，中國絕不會就此罷休，他們會得寸進尺地試圖接管滿洲、朝鮮和台灣！”
樞密院議長原嘉道詢問美國對《甲案》《乙案》可能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時，東鄉回答，兩個方案都不會有成功的希望。時間只剩下半個多月，作為外相他將會不遺餘力，“很遺憾，成功的希望不會超過10%”。
雖然會場的氣氛略顯悲壯，但會議進行得還算波瀾不驚，最終順利通過了聯絡會議提交的《帝國國策施行要領》。
會議於15時15分結束。與9月6日御前會議不同的是，自始至終，天皇像木偶一樣，一言未發。
並不是所有人都那麼緊張。11月3日，白天陪兒子逛了東京博物館和舊城區的日本前駐德大使來棲三郎感覺到愉快和勞累，早早便上床休息了。
半夜裏，忽然傳來了急促的敲門聲，來人聲稱是附近警察局的警察。來棲忽然想起家裏的電話已壞了好幾天了，明天一定抽時間去修。他萬萬沒想到，此後很長時間他都沒工夫去修那個破電話了。開門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是不是前段經常散佈反戰言論，警察來抓他啦？
“請速到外相官邸。”門口的警察說，這句話讓來棲鬆了口氣。
來棲是日本資深外交官，在菲律賓、中國、智利、比利時、意大利、德國從事過多年的外交工作，還擔任過日本駐芝加哥的領事。作為日本駐馬尼拉的首位總領事，來棲幫助締結了日本與菲律賓的友好關係條約。這些還算小事，來棲最顯赫的經歷是在任日本駐德大使期間，作為日本的代表簽署了舉世聞名的《三國同盟條約》，儘管內心裏他是反對這一條約的。來棲站在希特拉身邊的照片出現在各國媒體的頭版頭條，使他被永久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在日本，同樣叫“三郎”的來棲和野村都是公認的親美派人士。來棲比野村還要徹底一些，雖然他的岳父母是英國人，但他的夫人艾麗絲·傑伊卻是出生在華盛頓的美國人。
盧溝橋事變爆發時，來棲是日本駐比利時的大使，在布魯塞爾，他試圖讓比利時和法國出面調解中國和日本的衝突。作為一個清醒的外交官，來棲認為日本與中國的戰爭是愚蠢的。日本沒有清晰的戰爭計劃，也不知道打到哪裏才算結束。換言之，就是缺乏強有力的領導人。戰爭不斷升級的原因是“政府總是被既成的事實牽着鼻子走，而沒有長遠的解決方案”，“陸軍和海軍內部缺乏協調，只想着保存顏面和逃避責任”。出任駐德大使后，他繼續尋求利用德國調解侵華戰爭的途徑。可愚蠢的近衛文麿對汪偽政權的承認讓來棲的一切努力付之東流。
早在近衛內閣時期，身心憔悴的野村大使已經幾次致電東京要求辭職回國。就在東條內閣成立不久的10月22日，可憐巴巴的野村再次懇求新外相東鄉免除自己的職務，准許他回家養老。野村聲稱美國政府雖然了解他的誠意，但也清楚他在日本國內是何等缺乏影響。他悲痛地說，“我不願意這樣偽善地幹下去，欺騙別人”。野村認為自己不是職業的外交官，無法承擔如此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談判。他的幾次請辭毫無例外地遭到了近衛和東條的斷然拒絕。
軍部的強勢以及政府的無能讓野村想起了一件事。在赴華盛頓上任之前，同為海軍大將，比他小3歲的好朋友米內光政，曾經提醒他：“老兄此行請務必小心。今天這幫人扶着讓你上去，當你爬上去之後，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從你身下抽走梯子的。”從現在的情況看，米內老弟說的是一點都不假呀！
東條和東鄉對野村的回答是少安毋躁，堅守崗位。可以想像精疲力竭的野村老頭得到這樣的消息時多麼失望。東京當然也有苦衷，拋開能力不說，現在連多一天的談判時間都要從軍部那裏努力爭取，哪有時間讓你大老遠地跑來跑去？就是想換人也沒時間呀。
無奈的野村只好退而求其次，再三要求派出資深的外交專家出任特使，和他一起與美國鬥法。8月4日，他在發給東京的電報中說：“希政府速派一名通曉國內外形勢之外交前輩（例如來棲大使）暫來美國協助本大使處理工作，本大使工作已處於難以開展之地步，希政府研究后速派人前來。”
說實話，東鄉外相對野村的評價並不高，他認為野村之前的工作出現過不少紕漏，對他派出助手非常必要。於是他想到了野村推薦的賦閑在家的來棲三郎。後來東鄉回憶道，“在這一危機時刻沒有時間將他解職，也沒有時間猶豫不決”。來棲親美且外交經驗豐富，是出任特使的最佳人選，東鄉只有寄希望來棲能夠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與野村一起完成最後的艱巨的談判任務。當然官方對派出特使的原因，還不能說是野村能力不行，只能說他英語不好。
來棲連夜來到了外相官邸，深更半夜的外相官邸燈火通明。除了東鄉之外，次官西春彥、對美事務局局長山本、對美事務局第一課課長加瀨等要員均在座。個個正襟危坐，如臨大敵。這讓來棲感到了氣氛的緊張。東鄉話都不想多說，開門見山地告訴來棲，他必須受命立即赴美國進行和平外交，並簡要介紹了他能帶去的談判砝碼，也就是《甲案》和《乙案》的內容。東鄉說，來棲只有天亮后一天的時間來熟悉情況和收拾行李，出發的時間是明天，談判的最後期限是本月底。
“那就是說，如果真要去的話，我只能有二十六天的談判時間。不，我到華盛頓至少也已經是12日或13日，我只能有不到兩周的時間，對嗎？”東鄉點頭。來棲立即明白，擺在他面前的，除了苛刻的條件之外，最可怕的就是時間。作為經驗豐富的職業外交官，來棲明白，外交談判扯起來就沒完沒了，何況是這種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談判。
“我也知道非常勉強。”眼看來棲面有難色，同樣是外交官出身的東鄉說：“請您記住，這是賭上皇國命運的兩周。天皇命令你立即赴美，天亮就辦手續。我會通知島田海軍大臣，讓他在關島或香港準備飛機。我也會同時照會格魯大使，讓美國方面極力給予關照。”
離開的時候，來棲笑着調侃東鄉道：“你不會跟我說，開戰時留下兩個人比留下野村一個人更讓美國人放心吧？”對於來棲的玩笑話，東鄉一臉嚴肅，一言未發。
來棲回到家裏已是後半夜，他的美國籍夫人問他準備到哪裏去，來棲回答“美國”。夫人給他沖了一杯咖啡。一旦被外邊得知來棲要去與美國和談，他隨時有遭暗殺的危險。因此，夫人建議他從東京到橫須賀的途中最好由他們在陸軍當航空工程師的兒子陪同，別人會認為他是送兒子出差。來棲同意了。他告訴夫人，“我可能一去不復返了”。“珍珠港事件”之後，來棲在美國試圖自殺未果，最後還是活着回來了，還受到英雄般的歡迎。不過，那已經是1942年8月的事情了。
第二天，來棲拜會了東條首相，兩人之前從未見過面。相對於東鄉的煞有介事，東條首相顯得相對要輕鬆一點。他沒有穿軍服，而是穿着一身比較正式的和服來接待來棲。東條告訴他，對於他的任命已經稟報了天皇：“美國人民反對戰爭，美國的橡膠和錫的來源正在減少，請全力達成協議。我以前一直認為與美國達成協議的希望不超過30%，但現在覺得要達到50%了。”東條的下一句話讓來棲感到了一絲涼意，也更感到此行的艱險，“日本無法同意無條件撤軍”。東條向來棲承諾，一旦外交有了突破，軍事行動就會立即停止。
來棲認為，避免戰爭是他為了天皇和日本人民義不容辭要做的事情。他問東條：“如果兩國能夠達成協議，您能頂住反對之聲來支持外交嗎？”東條答道：“是的，我當然能做到！”這讓來棲看到了黑暗中一絲微弱的亮光。“時間不能拖過11月。”東條最後說。他的話讓來棲的心情像坐過山車一樣忽上忽下、起起伏伏。
既然是去美國，還有一個老朋友一定要去看看。離開首相官邸的來棲拜訪了美國使館。格魯大使對老朋友的來訪非常熱情，況且他目前還肩負如此重大的使命。“您有新的提案嗎？”格魯滿懷期望地問來棲。來棲的回答是“沒有”。格魯看起來有點失望，但還是禮貌地祝來棲好運。
參謀本部已經得到來棲將赴美協助野村進行會談的消息。但時間太緊，要想謀划幹掉來棲已經來不及，大家只能一起惡意地詛咒，“希望來棲乘坐的飛機在中途墜毀”。
11月5日凌晨4時，來棲從東京乘頭班車前往橫濱，再乘坐海軍的轟炸機前往台灣高雄郊外的岡山機場，從那裏轉赴香港，搭乘香港到三藩市的定期快速班機飛往美國。為了保證來棲在最短時間內到達美國，格魯大使特意給華盛頓的遠東事務處處長馬克斯韋爾·漢密爾頓打了電話，讓他說服泛美航空公司把飛機推遲兩天起飛。當時這個航班每周才有一班。乘坐這次航班的人可算倒了霉了，不但晚點，還要附帶上不少詛咒。
陸軍的詛咒還有點靈。這架載着來棲的快速班機途中還真出現了小問題，在當時一個無名小島做短暫停留時出現了機械故障。這個當時寂寞得幾乎無人知的小島，後來因為一場改變人類歷史的海空大戰而名揚天下，那就是我們今後要濃墨重彩加以渲染的中途島。
戰爭已日益臨近，中途島的防務比和平時期有了較大的改觀。過一段時間，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官金梅爾海軍上將，還將安排“列剋星頓”號航空母艦往這裏再運送一批戰機。一般外交官都兼具間諜的功能，為了給來棲特使留下兵力眾多、防衛森嚴的印象，島上的負責人香農陸軍中校和賽馬德海軍中校——這兩位老兄在中途島海戰中還要出來跑龍套，弗萊徹和斯普魯恩斯聯手重創了南雲的機動部隊，使他們徹底喪失了成為主角的機會——精心安排島上為數不多的陸軍和海軍陸戰隊隊員排成一字長蛇陣，緩步行進在通向來棲下榻的泛美飯店的路上。
當香農和賽馬德的汽車陪伴來棲駛過這支隊伍時，香農假裝不經意地對來棲解釋說，這只是“他屬下的很小一部分人在進行例行的訓練演習”。
事實上，為了湊齊這支“不成樣子”的隊伍，香農中校動員了島上所有活着的人，連廚房的炊事員都換上軍裝，一身奶油味地站在了行進的隊列里。
大洋彼岸的美國也時刻以警惕的目光關注着日本的內閣更替。對於東條的意外上台，美國並未感到樂觀，誰都清楚近衛的下台是主戰的東條導致的。華盛頓時間10月18日，“魔術”系統破譯了東京於頭一天拍發給野村大使的電報，從中獲悉近衛內閣垮台的原因是“內閣意見分歧，其焦點在於駐軍中國還是從中國撤軍的問題”，這也印證了華盛頓之前的判斷。
赫爾國務卿從東京陸續發給野村的電文中，做出了清晰的判斷，那就是新一屆東條內閣在對待日美談判的態度上更加焦急。倘若雙方不能儘快達成協議，急於求成的東條內閣有可能很快發起戰爭。在赫爾眼中，日本新任首相是“一個典型的日本軍官”，“心地狹窄、直腸子、死心眼”，“相當愚蠢”。他認為之前從近衛那裏得到的好處“不多”，而從東條這裏得到的將“更少”。
羅斯福對東條接管日本政府十分重視，東條上台預示着美日談判已臨近最後攤牌。就在東條內閣宣佈成立的第二天，羅斯福召開了戰時內閣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赫爾、史汀生、諾克斯、馬歇爾和斯塔克等人之外，還有總統的私人顧問，被譽為“白宮二號人物”，有“影子總統”之稱的霍普金斯——這是一個不敲門就可以隨便走進總統房間的人。會議研究的結果是仍然按照“先歐后亞”的方針穩住日本，在太平洋暫取守勢並時刻保持警惕。
會後，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斯塔克指示太平洋艦隊司令金梅爾上將立即採取預防性警戒措施，但不要構成對日本的挑釁。他在10月18日寫給金梅爾的信中說：“我們仍將力求在太平洋維持現狀。能維持多久難以預料，不過總統和赫爾先生正在為此而積極努力。白宮經長時間的研究后認為，至少在日本的動向明朗化之前，我們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
美國海軍情報局在提交給斯塔克的《關於遠東形勢備忘錄》中這樣寫道：由於東條內閣的上台，日本在對外強硬主義派的支持下，正在朝着同軸心國建立更加密切的關係方向發展。據說東條將軍除擔任首相外，還兼任內相和陸相，這顯然是因為日本陸軍業已掌握了政府的領導權。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就清楚地意味着日本說不定會隨時採取不利於美國利益的積極行動。
10月21日，美國陸軍部部長史汀生向總統保證，在菲律賓的美國B-17轟炸機“有可能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並且提出，“這支即使尚不完善的威懾力量，如果不會馬上被日本人驚動的話，就有可能阻止日軍南下並確保菲律賓和新加坡的安全”。
美國的麻煩事也不少。10月底和11月初，蔣介石擔心日軍會進攻昆明以切斷經過滇緬公路通往中國的補給線，他向倫敦和華盛頓發出了萬分激動的呼籲，要求英美聯合對日本採取強硬措施。蔣介石預言，如果滇緬公路被切斷，中國的抗戰就有全線崩潰的危險。越來越多的日本軍隊集結到法屬印度支那，泰國也感到了緊張。蘇聯政府也擔憂一直對北方念念不忘的東條可能會進攻海參崴。日本已經在滿洲集結了70萬的強大兵力，隨時可能對蘇聯的遠東地區展開攻勢。斯大林也請求倫敦和華盛頓針對這一點向日本提出警告。
相對於羅斯福的猶抱琵琶，丘吉爾倒顯得大方異常，不僅僅因為他已經參戰，還在於這有利於保護大英帝國在遠東巨大的殖民利益。丘吉爾渴望英美兩國能以最嚴厲的措辭警告日本，並深信英美合力足以嚇唬住東京的好戰分子。“你們和我們的態度越堅決”，11月2日他致電羅斯福說，“他們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就越小”。英國已單獨向日本提出警告，“如果日本向法屬印度支那範圍之外進軍的話，英國將斷然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丘吉爾很清楚如果美國不出面，日本根本不會在乎他，所以力勸羅斯福也要積極做出呼應。
羅斯福沒有答應丘吉爾的請求。馬歇爾和斯塔克都反對美國對日本發出類似的最後通牒，他們認為當務之急是打敗德國。如果對日戰爭不可避免，美國應繼續在太平洋採取戰略防禦方針，直到打敗德國為止，羅斯福對此表示贊同。11月7日他告訴丘吉爾，“那種警告不會產生良好的效果”。蔣介石和丘吉爾對此都深感失望。儘管如此，丘吉爾於11月10日在倫敦市政廳發表演說時，仍在向美國示好，他說如果日美之間一旦發生戰爭，“英國將在一小時內接着宣戰”，後來英國對日本宣戰還真比美國早了兩個小時。
對於美國來說，還有一個敵人就是時間。史汀生說，不到1941年12月，新的增援部隊到不了菲律賓。斯塔克說。不到1942年2月，海軍訓練計劃完不成。他們兩個都請求羅斯福總統爭取儘可能多的時間，同時要求總統給予蔣介石除參戰之外所能給予的最大援助。
11月3日，格魯大使在拍給赫爾的1736號電報中指出：“我認為，如果日本在日美談判中遭到失敗的話，那麼全體日本國民也許會以武士道精神與美國大幹一場，一決雌雄。”跟往常一樣，格魯的電報在國務院幾乎沒人理睬。赫爾的顧問霍恩貝克，其少年時代是在中國度過的，生來就對日本沒有好感，他認為格魯是個守舊而又可敬的人，很容易輕信別人，對日本的同情心使他發自東京的每封電報都帶有明顯的親日色彩。
11月7日，白宮召開了內閣例會。會議的氣氛十分沉悶，遠東形勢的不斷惡化讓大家感覺到日益加大的壓力。一開始，羅斯福就開門見山地問赫爾：“你對遠東的局勢有何判斷？”
赫爾作了大約15分鐘的發言，他先談了整個國際形勢，接着詳盡地彙報了同日本和談的進展情況，最後用下面幾句話結束了發言：“形勢非常嚴峻，不知我方何時何地會遭到日本的軍事進攻，我們必須常備不懈。”
赫爾的警告使整個會場鴉雀無聲。羅斯福開始一一徵詢內閣官員的意見，全體內閣官員基本同意赫爾對形勢的看法。為了使美國人民對上述事態的發展能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內閣官員一致同意要對國民強調事態的嚴重性。
根據內閣會議形成的意見，11月11日，海軍部部長諾克斯發表演說：“我們不僅在大西洋麵臨着必須採取自衛手段的局面，而且在世界的另一地區，太平洋的遙遠地方，也面臨著可能是同樣嚴峻的局面：我們必須在那裏和在大西洋一樣迅速做好防禦準備。”
同一天，副國務卿韋爾斯在演說中發出警告：“不論在東太平洋還是在歐洲，征服的浪潮正波濤洶湧，將要襲擊我們美國的海岸。美國正面臨著遠比1917年更為嚴重的危機，或許在什麼時候我們將被迫進行作戰。”
這一天，羅斯福總統命令海軍副官比亞多爾上校，要他今後在報送“魔術情報”時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只上報情報的要點，他要認真察看情報的全文。
來棲三郎特使的路途還很漫長，在他到來之前，野村還必須孤軍奮戰。11月7日內閣會議結束后，赫爾會見了野村大使，野村向赫爾提交了國內發來的《甲案》。提交只是名義上的，赫爾早已通過“魔術”知悉《甲案》和《乙案》的全部內容。他看着日本送達的公文，只是為了核對“魔術”系統的準確性而已。
赫爾假裝認真地看了幾遍文件，告訴野村，他需要一些時間來研究和考慮。11月10日，野村見到了羅斯福，羅斯福對之前野村提交的《甲案》閉口不談，卻用權宜之計來形容兩國想要取得的成果。羅斯福說，貴大使、赫爾和我本人“在討論兩國關係及其他太平洋國家的關係上才花了僅僅六個月，保持耐心總是必要的，各國務必想到百年以後，尤其是在世界當前所處的時代更應如此”，換句話就是“別急，好事多磨”。關鍵是國內攆着屁股催，野村可磨不起呀！
11月14日，野村電告東鄉外相，日本政府應當“耐心地等待一兩個月以認清世界形勢”，政府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輕舉妄動，姑且等待，以觀望歐洲戰爭形勢的演變。11月16日，東鄉在複電中說，野村的建議是完全不可取的，結束日美談判的原定限期不得改變。他命令野村要催促美國從速解決，不要“讓美國轉移我們的議題，把談判無休止地拖延下去”。東鄉當然理解野村的心情，但是身在華盛頓的野村絕對理解不了東鄉所處的尷尬處境，他身後站的是軍部。
11月15日，野村再次找到赫爾催促儘快答覆，並詢問目前兩國之間的會談是否可以看作正式的。赫爾回答，“不能算是”，因為“只有和英國、中國和荷蘭商量后才能將之後的過程叫作正式談判”。赫爾反問道，如果別的國家從報紙上讀到美國不和他們商量，就與日本就牽涉的這些國家的問題進行談判，那怎麼能向老朋友交代呢？似乎感覺話說得有點重了，赫爾馬上鼓勵野村，只要日本在非歧視性貿易政策和三國同盟上展現出和平意圖，“我們就能像親兄弟一樣坐下來解決日本在中國的駐軍問題”。政治家的智慧不能不佩服呀！
就在同一天，東京外務省向日本駐美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瑞士、土耳其、曼谷的大使館拍出電報，通知在發生緊急事態的情況下銷毀密碼機的順序和詳細方法。這份電報，美國一直到11月25日才破譯，美國方面從中領悟了日本直言不諱的暗示：“萬一的事態——戰爭不久即將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