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村出使
野村出使
1941年2月初的一天，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海軍基地，兩艘美國驅逐艦懸挂彩旗，鳴樂駛出軍港，以海軍特有的禮節歡迎來自遠方的尊貴賓客，來賓就是新任日本駐美國大使的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
對於野村先生，大家應該並不很陌生，他在10年前的淞滬抗戰中就已經亮過相，當時的職務是海軍第三艦隊的中將司令官。和重光葵、植田謙吉一樣，野村也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的慶祝儀式上，被朝鮮義士尹奉吉扔出的炸彈炸傷。不同的是，那兩位都是丟了一條腿，成了金雞獨立，而野村則被炸瞎一隻眼，變成了“獨眼龍”。回到日本不久，1933年，野村因戰功晉陞海軍大將，達到了其軍人職業生涯的最高峰。1937年，野村退出現役。在阿部信行擔任首相時，野村曾短期出任過外務大臣，試圖協調日美關係，因軍部的強硬最後無果而終，后隨着短命的阿部內閣的倒台再次賦閑。按一般情況來說，已經64歲的野村，今後也就是在家裏抱抱孫子，享受一下天倫之樂，這輩子基本也就那樣了。
1941年前後，日本在遠東採取的一系列動作，導致美日關係不斷惡化。頭一年冬天，美國已經開始有計劃地從日本撤僑。1941年新年剛過，美國就正式開始陸續撤走駐日使館工作人員的家屬。2月，位於東京的一所美國學校因為缺乏生源被迫關閉。在此期間，日本出版了一本預測未來日美戰爭的書，書的結果當然是美國被打得很慘，日本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本書一個月內就賣出了5.3萬本。太平洋上空日益緊張的氛圍給了野村再次出場亮相的機會。
新年伊始，1941年1月16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召集國務卿、陸海軍兩部部長及參謀首長等大腕開會，研究決定針對太平洋地區的緊張局勢美國所應採取的基本戰略。會議的主要觀念由海軍作戰部部長斯塔克海軍上將提出，斯塔克在美國高層中是有名的親英派：一旦美國參加戰爭，其首要目標應為擊敗德國，美國應立即集中全力在大西洋方面發動最大攻勢，而在太平洋方面則應暫取守勢。美國做出這些決定，有這樣幾方面原因。
首先，德國已經控制了歐洲的大部分領土，並開始派出水面艦艇和潛艇破壞大西洋上的交通線。美國的經濟發達地區都位於東海岸，羅斯福認為這對美國將是最直接的威脅。羅斯福還擔心德國會進一步干涉拉美事務，作為美國後院的拉美是萬萬不能起火的。坊間甚至有消息說，希特拉準備在擊敗英國之後利用英國強大的海軍力量越過大西洋在南美登陸，佔領南美大陸后，向北越過巴拿馬運河進攻美國本土。儘管發生這種事情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技術上也存在很大難度，但理論上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其次，德國是歐洲最發達的工業國家，擁有大量傑出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德國柏林大學所擁有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就達到了29位。歐洲淪陷后，很多佔領國的科學家都必須聽命於納粹，德國本身以及佔領區的工廠也極具競爭力。羅斯福深信德國構成的威脅遠比日本大的部分原因是，他擔心德國物理學家正在研製原子彈。其間，一個叫愛因斯坦的猶太人科學家曾經多次寫信給他，提供了許多希特拉正在研製核武器的證據，建議美國投入人力、財力、物力研究這種可以在一瞬間決定戰爭勝負的致命武器。巴黎失陷后，法國著名的核物理實驗室被德軍佔領，該實驗室主任皮埃爾·約里奧·居里也被德軍俘虜的消息更讓羅斯福憂心忡忡，而來自英國的報告以及羅斯福自己絕密的“原子能顧問委員會”都證實了，製造這樣一種裂變武器，不但在理論上可行，在現實上也是可行的。羅斯福已經命令美國特工人員秘密出動，在世界各地購買鈾礦石。對於這種武器的開發，美國一定要走在德國前面，但誰也不敢斷定德國就一定會落在後邊。
最後，在歐洲，英國從歷史上來說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英國人民正團結一致抵抗德國的進攻。在亞洲，日本的主要對手是中國，而中國的抵抗力量不但很弱，內部也缺乏合力，無法對日本形成強有力的抵抗，目前能做的僅僅是利用廣大的地域來拖住日本而已。
對美國而言，歐洲絕不能全部喪失，可僅憑英國不但不能擊敗德國，甚至自身都難保。美國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必須保住不列顛三島，將其作為今後反攻的跳板。反言之，在遠東，日本的力量最多只能前出到中太平洋，不足以立即威脅到美國本土安全，所以只能暫時被列為第二優先。目前在太平洋地區，美國要採取的策略就是通過談判手段暫時穩住日本，等與英國合力收拾完德國再回過頭對付日本。這對於苦苦支撐的蔣委員長來說，應該不算是什麼好消息。
儘管表面上依然保持中立，但實際上美國已經逐漸走向前台。美英兩國參謀長即將在華盛頓舉行第一次聯合會議。作為對美方代表參加會議的基本思路，會議決定美國的國家目標確定為下列三項：保護西半球使其免受任何軍事或政治侵略；援助英國使它不要輕易被擊敗；用外交手段對抗日本在遠東的擴張。
1941年1月29日，美、英的參謀長第一次聯合會議在華盛頓召開。英國代表對其立場做了下述三點說明：一、歐洲為主戰場，應在此尋求決戰；二、應先擊敗德國和意大利，然後再對付日本；三、遠東地區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對英國利益具有重大關係。
對於前兩點，美英意見基本一致，不用再說，但第三點引起了雙方的爭論。英國人視新加坡為大英帝國安全的鎖鑰，對於新加坡、中國香港、印度、澳洲、新西蘭的防禦都具有必要性。美國人則認為，既然要把全力集中在大西洋方面，則太平洋方面有所犧牲也在所不惜。換言之，他們寧願讓日本人暫時猖狂，也不願分散主力。經過若干輪會談之後，雙方代表做出了三點決議：一、確定歐洲為主戰場；二、維持英國在地中海的地位；三、在遠東保持防禦態勢。
此項決議對兩國並無法定約束力，只代表雙方一致的看法而已。本次會議的重要意義在於初步確立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先歐后亞”的總體戰略。
由此可以看出美英兩國在戰略思想上存在根本的差異。英國是一個標準的島國，在與大陸國家的戰爭中都是以海制陸，慣於打長期戰爭，而不計較一時之得失。用他們的一句老話說就是，“英國可能輸掉一切的會戰，但最終仍能贏得戰爭”，其傳統戰略是以最小犧牲和極小冒險來追求最後勝利。也誠如美國人所不屑的，他們隨時都注意其殖民帝國的戰後利益。反之，美國是一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新興國家，不僅自信有絕對的物質優勢能迅速贏得勝利，也厭惡長期戰爭和英國人的權力觀念。簡言之，他們只願意拯救英國的老命，而無意保全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美國人對於戰後的新世界另有一套構想，目標是在世界上建立新秩序，讓全世界人民從軸心國的統治中解放出來，享有建立自己主權國家的權利。英國的目標則是能繼續維護其殖民統治。這種差異，此時僅僅是一種萌芽，在1943年戰爭局勢有了根本改觀后，才慢慢顯現出來。
羅斯福決定採取“先歐后亞”戰略也有自己的苦衷。美國當時的軍備還沒有做好同時在兩個大洋作戰的準備，國內孤立主義的勢力依然強大。在歐洲，德國對英國的反封鎖戰術取得明顯成功，美國迫切需要採取的動作就是對英國進行援助，以使其能夠繼續戰鬥下去。在遠東，除了外交談判，也勢必加強對中國的援助來拖住日本，以爭取寶貴的準備時間。為了加強戰備工作，美國在1941年1月7日設立了國防生產管理局，2月1日正式成立了兩洋艦隊，海軍大西洋分遣隊被改編為大西洋艦隊，由歐內斯特·金海軍上將任司令。駐珍珠港的艦隊改編為太平洋艦隊。羅斯福解除了原來不怎麼聽話的理查德森海軍上將的職務，代之以赫斯本德·金梅爾海軍上將。駐菲律賓的遠東艦隊改編為亞洲艦隊，司令官是托馬斯·哈特海軍上將。
羅斯福還採取了一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產生深遠影響的重大舉措，那就是由美國國會通過的《租借法案》。這是羅斯福與孤立主義鬥爭所取得的又一豐碩成果。在美國1941年12月參戰之前，中國繁榮富庶的東半部已經淪陷於日寇，法國淪陷，英國飽受德國空襲，蘇聯的重工業基地也就是歐洲部分基本落入德軍之手。反法西斯陣營軍事上步步潰敗的同時，經濟狀況也日益惡化，戰略物資的生產明顯處於下風。《中立法》同意盟國用現金購買美國的物資，但是英國的“美元”畢竟有限，不久就到了一貧如洗、無法付賬的程度。而中國更窮，根本無錢可付，有時候送東西還要倒貼錢，蘇聯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如果美國仍堅持“付現自運”的原則，則英國和中國都可能被迫向德國和日本妥協，蘇聯的抗擊也難以為繼。
早在1940年12月8日，丘吉爾就給羅斯福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全面說明了英國面臨的困境。丘吉爾表示會帶領英國人民繼續勇敢地戰鬥下去，但前提是能維持穩定的糧食供應和武器供應，並有足夠的船舶運輸糧食和武器。他希望美國海軍能夠提供護航，或者把美國軍艦特別是驅逐艦贈給或借給英國，同時擴大美國海軍在大西洋上的巡邏區域。他敦促美國加速工業生產，以便有更多的船舶和武器供給英國。丘吉爾最後可憐巴巴地說，他相信美國政府和人民一定不會非要英國先把美元花光，才繼續給予幫助，因為英國人民反對侵略的事業，也是美國人民的事業。
在丘吉爾的緊急呼籲之下，羅斯福決定要求國會通過《租借法案》。在12月29日的一次爐邊談話中，羅斯福說，“我們爬到床上去，用被單把頭蒙起來，這樣是不能逃脫危險的”，如果英國垮掉的話，美國人“就會生活在槍口之下——一支裝着炸裂彈的槍口之下，軍事上以及經濟上都是這樣”。然後他變相地諷刺那些孤立主義分子，“誰也不能靠捋順毛就把老虎馴成貓”。他用生動的比喻加以形容：假設鄰居的家裏失火，我只能把澆園的水龍帶借給他去滅火，而不應讓他事先付錢買走這條水龍帶，只需要他在火滅后原物送還即可。羅斯福強調，美國的防務正在籌劃之中，而英國的戰時需要作為美國防務的一部分，必須成為一體，美國必須是偉大的“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1941年2月8日，著名的《租借法案》以260票對165票在眾議院獲得通過，3月8日又以60票對31票在參議院獲得通過。3月11日，由羅斯福總統簽署的法案正式生效。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售賣、轉移、交換、租賃、借出或交付任何防衛物資予美國總統認為與美國國防有至關重要之國家政府”。
《租借法案》改變了原來軍事物資需要現金交易的慣例，使得英國、蘇聯和中國可以暫時不花一分錢而獲得美國巨大的戰爭物資補給。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它已經徹底改變了美國之前假惺惺的“中立國”的立場。法案最初授予羅斯福總統借出的物資不多於13億美元，後來實際上大大超過此數，使得羅斯福將美國變成“民主國家的兵工廠”，既合情、合理，又“合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蘇聯和中國都大大受益於該法案，美國的援助可謂是解了眾多同盟國家的燃眉之急。美國正式參戰後，《租借法案》仍然有效，美國憑藉強大的國力和無與倫比的生產能力繼續為盟國提供戰爭裝備和物資。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向英、蘇、中等38個反法西斯國家提供的援助總額達500多億美元。獲得援助最多的是英國，到1945年8月31日日本投降前夕，英聯邦所得的援助共300億美元。美國對蘇聯的援助到1945年9月20日止，總值為102億美元，加上其他費用共計109億美元（蘇聯自己統計為98億美元）。
在確定了“先歐后亞”的戰略方針之後，當前美國在亞洲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中國的抗戰來拖住日本，使它無法全力南進。當時的民意調查表明，75%的美國人同情中國，這一比例比任何歐洲國家都高得多。根據總戰略需要，美國制訂了加強援助中國的計劃。繼1941年1月向重慶派出柯里特使之後，5月6日羅斯福正式宣佈中國的防務對美國的安全至關重要，《租借法案》亦適用於中國。此後，美國援華的步伐明顯加快。7月，第一批援助的數千輛租借卡車到達仰光。1941年1月通過緬甸公路向中國的援助物資噸位僅為4000噸，到10月就猛增到15000噸。除了實實在在的物資之外，美國的援助在政治和心理上對中國鼓舞更大，中國人民有了繼續戰鬥下去的信心和勇氣。到1945年9月3日止，美國給予中國的援助總額為8.45億美元。毫無疑問，美國這些支援中國的行動，都不斷加深着日本對美國的仇恨。
大洋那邊，美國的日子不怎麼好過；大洋這邊，日本也好不到哪裏去。儘管東京的櫻花在1941年的春天依然開得燦爛，但首相近衛文麿的心情恰似那花叢下的陰影，斑斑駁駁。日本政府所面對的，是美國與日俱增的經濟壓力和結束中日戰爭的遙遙無期。就當前而言，中國的戰事暫時無法得到根本性改變，近衛必須想方設法儘快改善與美國的關係，雖然他之前採取的一切行動，與這一美好願望南轅北轍。
松岡洋右出任外務大臣之後，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最終目的，也是調整日益惡化的日美關係。為了促進調整美日邦交，松岡認為勢必要換掉當時的駐美大使崛內謙介，準備起用賦閑在家的野村吉三郎。上任不久，松岡就多次敦請當時在河口湖畔靜養的野村重出江湖，擔負起出使美國進行和談的歷史重任。
野村是少見的親美派人士。這還不是起用他的主要原因，讓野村再次走上歷史前台的是他之前一段特殊的經歷。1914年至1918年，野村作為海軍省的官員曾出任日本駐美國使館的海軍武官，作為隨員參加過著名的“華盛頓會議”。在此期間，他和當時的美國海軍部部長助理結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誼。這個部長助理後來飛黃騰達，成為美國歷史上唯一連任四屆的總統。大家肯定已經知道了，這牛人當然就是羅斯福。
作為一個海軍將領，親美的野村屬於不折不扣的“條約派”成員，他贊成《華盛頓海軍條約》和《倫敦海軍條約》的簽訂，而不贊成日本與德國、意大利結盟。野村對美國人有着較為深刻的了解，他這樣說過，“當美國人遇到危險時，他們所能做到的，要遠遠超過我們日本人習慣上所認為的，他們在物質和精神上都有着強大的潛能和靈活性”。1939年2月，野村收到了老朋友、美國海軍上將普拉特的來信，普拉特告訴野村，“雖然美國人往往被稱為唯物質主義者，但他們所懷有的精神意志絕對不可低估”，野村對此深以為然。野村同時也是日本海軍將領中為數不多的了解美國外交政策中意識形態的人，他曾經警告自己的政府，“大多數美國人，尤其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把目前的世界大戰視為民主和獨裁陣營之間的決鬥，他們會全力以赴地支援英國這一民主的堡壘”。這些言論在平時都是反動的，但在此時讓野村在美日兩國矛盾不斷激化、戰爭威脅日益臨近的情況下，成為遠赴美國開展和平談判的不二人選。
對於松岡外相的邀請，野村最初是堅決拒絕。但經不住松岡外相的“三顧茅廬”，野村最終答應重出江湖。一方面是出於他自己的責任感，另一方面是連軍方的高級官員也對他表示了支持，希望能通過他的努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這樣，在1940年11月27日，野村接受了出任駐美大使的任命。
野村在受命之前拜會了近衛首相。他向首相提出，日本如果繼續南進的話，美國肯定會報復以石油禁運，這將迫使日本去佔領荷屬東印度，日美兩國的戰爭就將爆發。他判斷南進帶來戰爭的可能性是五五開。作為一個海軍將領，野村告訴近衛，美國絕對不會如日本所願，在戰爭之初就進行艦隊決戰，一旦打起來的話，日本將要面對的，很可能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野村考慮到調整日美邦交的關鍵是中國問題，因此正式就任之前，他特意去了中國旅行，同當地的軍事首腦進行了會談，了解侵華戰爭的現實情況。回想海軍之前曾經堅決反對三國同盟，野村估計海軍可能不會有太多反對意見，因此在動身之前，特地拜訪了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他向東條陸相求助，希望派遣精通中國情況的陸軍軍官前去美國協助自己。東條陸相慷慨地答應了野村的請求，決定派遣當時擔任陸軍省軍事課課長的岩畔豪雄大佐作為陸軍特派員同赴美國。用東條的話來說就是：“他可是我們最好的諜報專家，並且對日中兩國之間的情況非常熟悉。讓他參加談判，既能表明我們軍部贊同和談，又能為我們獲取美軍情報提供方便。”
諜報專家岩畔豪雄大佐在日本軍界有着“科學家特工”的美譽，跟蹤、監聽、販毒、製造偽幣等手段無所不能。他還是日本著名中野間諜學校的創始人，為日本培養了無數的高級間諜人才，女諜川島芳子就是他的高足。他曾提出將巨額假鈔流入中國，搞垮中國經濟，也曾成功說服關東軍首腦允許大約5000名從希特拉那裏逃出來的猶太人到滿洲避難。他對關東軍首腦說，沒有一個真正的日本人會否認日本欠猶太人一筆債，在日俄戰爭中，猶太人曾經不遺餘力地資助過日本作戰。看來，岩畔大佐也並非窮凶極惡之人，相反，是會感恩的人。
岩畔大佐沒有跟野村一起動身，他於隨後的3月6日從日本前往美國，與野村會合。美國聽說日本派來的是岩畔大佐，着實緊張了好一陣子。他們派出情報人員，對岩畔進行二十四小時全天候跟蹤，連岩畔大佐如廁都有人在一邊陪着。
就這樣，從1941年2月到12月開戰之前，野村利用與羅斯福的良好個人關係，與美國進行了多達45次的談判，其中與羅斯福的會談就有9次。儘管只剩下一隻眼睛，野村的外表並不給人以猙獰的感覺。他那胖胖的臉上時常流露着溫和慈祥的笑容。長得頗像一個大號泰迪熊的野村，甚至被美國民眾親昵地稱為“心地善良、真誠、毫無奸詐的野村吉三郎將軍”。前面提到，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有5位海軍將領登上過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第一個是米內光政，第二個就是被美國人視為禮貌得“無以復加”的“真誠朋友”野村。談判期間，野村接收從日本國內發來的密電達217份之多，儘管這些密電的內容在送達之前幾乎全部被美國破譯。
臨行前，1月23日，松岡外務大臣給野村大使頒佈了訓令。同一天，野村面對眾多媒體，信誓旦旦地宣稱：“不管日美兩國存在多麼嚴重的分歧，我們都能以友好的態度統統解決，我們之間沒有任何理由開戰。”
1941年2月11日，日本新任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海軍大將抵達華盛頓。2月14日，西方情人節這天，野村正式向羅斯福總統遞交了國書。當時的國務卿赫爾也在座，他對野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健壯，有一副誠實的面孔，體格上和普通的日本人截然不同”。賓主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交談。羅斯福說，他寧願稱呼野村為“將軍”，而不願稱呼他為“大使”。後來，野村在自己的回憶錄《使美記》中提起這次會面，描述道，“那場面親切而融洽”。
兩人開始沒有談公事，而是暢談了數十年來的“革命友誼”。但野村不是來敘舊的，話題終究要轉到兩國關係上。野村向羅斯福轉達了日本渴望和平的意願，立即得到了羅斯福的認可。分手時，羅斯福告訴野村：“美日兩國關係每況愈下，其根源在於日本不斷地對外擴張。太平洋上大家都要有活動的自由，如果因此而發生戰爭，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好處。”野村對羅斯福的話表示極為認可，承諾盡自己最大的努力達成雙方諒解，緩和兩國關係，讓“太平”洋真正名副其實。
其實，早在野村代表日本政府正式開啟美日兩國談判之前，1940年年末，美日兩國一些熱心的“業餘外交家”已經進行了一些有益的和平嘗試。1940年11月25日，美國馬里諾外方傳教會的沃爾什主教和德勞特神父，就專程趕到日本開展民間外交。在日本，負責接洽的是前大藏省官員、時任產業組合金庫理事的井川忠雄。一直搞財務的井川有個唬人的綽號，叫作“外務省編外大臣”。
看似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民間人士，但背後都隱藏着大腕級的實力派人物。德勞特神父是美國郵政部部長弗蘭克·沃克的好友，而虔誠的天主教徒沃克是羅斯福總統幼時的玩伴，也就是光着屁股一起長大的，此前還長期擔任羅斯福總統競選辦公室的主任，於公於私都能跟總統說上話——後來，羅斯福總統要求沃克把工作移交給他的助手，以專事和談。47歲的井川忠雄是近衛文麿童年的同學和好友，幾年前還為近衛組織過一個智囊團。井川和野村一樣，都是親美派，他還娶了一個美國人做老婆，儘管後來離婚了。他來往美國和日本，利用的都是私人身份，說是處理與前妻的經濟糾紛。井川之前擔任過日本駐紐約領事館的財務主管，在美國有着廣泛的人脈。
在井川的幫助和引薦下，兩位神父走訪了日本外務省，拜會了當時陸軍省軍務局局長武藤章、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和首相近衛文麿等軍政要人，還拜訪了著名的親美派人士前大藏大臣池田成彬和野村吉三郎。松岡外相似乎對兩位神父不太熱情，在他的心目中，日美會談是他分內的事，任何人包括近衛的參與，都會引起他莫名的反感。兩位神父向這些要人表示，儘管日本與德國、意大利簽署了《三國同盟條約》，還進駐了法屬印度支那北部，但雙方仍然有通過和談達成諒解的可能。
兩位神父回國后，沃克安排他們在1月23日進入白宮，同羅斯福進行了兩小時的談話，談的不是宗教問題，而是敏感的政治問題，當時赫爾國務卿也在。兩位神父向兩位領導彙報說，日本的“溫和派”有意“改變與歐洲軸心國的政治關係和對中國的態度”，“承認美國在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假如日本能夠與美國取得一個保證日本安全的協定，‘溫和派’就會取得對軍方的優勢”。
赫爾表示，類似的話他以前已聽到過多次，可是“不能忽視在太平洋避免發生戰爭的任何機會，來自大西洋彼岸希特拉的威脅足夠誘使我們在太平洋力爭暫時和平的結局”，哪怕“成功機會只有1/20、1/50，甚至1%也行”。赫爾同意兩人以個人身份繼續與日本作非官方的接觸，並且決定由沃克繼續充當聯絡人。這樣純民間的活動已經具備了一些官方的性質和背景。
赫爾內心對日本並不信任，他認為日本政府的態度絲毫沒有改變，只不過是希望擺脫在中國的困境，以便放手在東南亞做進一步的冒險。他勸告羅斯福總統暫時觀望，看看野村來了以後談些什麼再說，羅斯福當即表示同意。
正規軍野村到達美國之後，井川這些游擊隊迅速與負有和談使命的野村取得了聯繫。野村開始對井川並不信任，出發前，松岡也曾經告誡他要遠離此人。但是，這位銀行家在3月8日安排野村在赫爾家裏與國務卿進行了一次私人秘密會面，讓野村感覺到這小子還真有點能耐。
岩畔一到美國，就立即被帶到教堂去與兩位神父會面。岩畔告訴兩位神父：“由於剛剛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日本絕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其他盟國的事情。第十三個弟子猶大出賣了基督，每個基督徒都鄙視他，對我們日本也一樣。所以如果你們堅持要我們退出同盟條約，要繼續談下去是沒有希望的。”兩位神父表示理解。隨着岩畔豪雄大佐的到來，一群皇帝不急太監急的“業餘外交家”也開始忙碌地工作起來，想當然地提出了自己認為合適的方案。
在開啟正式會談的1941年4月16日，野村大使向外務省發回了一封電報，電報內容就是由幾位民間人士聯合起草的《1941年4月9日通過私人媒介和日本個人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的建議》。這個文件大家似乎很陌生，因為後來它的官名改成了大家熟悉的《日美諒解草案》，參與擬訂草案的就是野村、若杉公使、井川、岩畔和兩位神父等人。
在此之前，4月14日和16日兩日，赫爾國務卿兩次召見了野村大使，表明要把以往日美間的私人對話轉為國務卿和大使間的正式會談，並說可將《日美諒解草案》（以下簡稱《草案》）作為雙方談判的基礎。赫爾告訴野村，雖然他對這些“好心人”為改善日美關係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激，但是他只能通過委派的大使正式同日本政府打交道，為此要求野村大使首先要取得日本政府的訓令。
內容冗長的《草案》足足有4000多字，根據“越是重要的，越是簡單的”原則，這一草案肯定會無疾而終。《草案》總體上有七大方面的內容，很多都是“互相承認都很牛”之類實際意義不大的語言。挑來揀去，其核心內容有三條，分別對應之前日本的三大板斧“三國同盟、中國問題和南進戰略”。其間，曾有日本外交官員提出能否暫時把中國問題拋開，今後再說，美國副國務卿韋爾斯立即用了一個無比恰當的比喻加以拒絕，“在美日談判中不涉及中國問題，就如同詢問《哈姆雷特》搬上舞台之前能否不讓哈姆雷特出場一樣”。可見在美國人眼中，中國並不是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樣可以隨便出賣的。
一、日本政府不退出三國同盟，只有在受到現在尚未參加歐洲戰爭的國家的進攻時才履行義務。美國對歐洲戰爭做出回應的出發點是保護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也就是說“哥倆好”，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
二、承認中國獨立。日本從中國撤軍，不吞併中國領土，不賠償，恢復“門戶開放”政策，蔣介石政府和汪精衛偽政府合流，日本不向中國大規模移民。最關鍵的一個詞是：承認偽滿洲國。
三、日本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區實施武力侵略，美國願意在日本需要的石油、橡膠、錫、鎳等資源方面提供幫助和支持，也就是貿易關係恢復正常。
《草案》傳到東京，日本軍政高層是一片歡騰。外務次官大橋忠一見此《草案》，激動不已，興奮地大叫道：“假如這個計劃成真，世界的命運將因此好轉。”
看到美國竟然願意承認偽滿洲國，以東條英機為首的軍方的意見也第一次出現了重大轉折。連東條陸相最信任的大弟子佐藤賢了大佐也對美國做出這樣的讓步感到吃驚，覺得“一切進行得過於順利，以至於難以置信”。軍方為此甚至同意為了促成前方的和談，日軍暫時避免在西南太平洋展開新的軍事行動。軍部的意思是利用美國上述意圖，既原則上保持三國同盟的精神，又可以沿着互相諒解的方向調整邦交。即使多少有損於三國同盟，如果能藉此機會一舉解決多年來懸而未決的侵華戰爭也算成功。這是軍方多年來第一次明確表示可以做出讓步。
連天皇都對此事表示了關切，美國開出如此寬容的條件，連裕仁都感到意外。4月21日，他對前來覲見的近衛首相說：“美國總統願意詳談，這真是出人意料。我猜想所有這一切正是日本與德國、意大利結盟的結果。最重要的還是要保持耐心和堅持不懈，你覺得呢？”在裕仁眼裏，太平洋上風平浪靜、懸挂星條旗和太陽旗的商船來往穿梭於兩國之間的美好情景，彷彿就在眼前。
要記住一點，《草案》承認偽滿洲國，分裂中國，分明帶有犧牲中國的成分，因此被史學家稱為未遂的“遠東慕尼黑陰謀”。後來事實證明，並非完全如此。
野村在發回《草案》時，沒有特別說明這只是民間人士商談的結果，並不代表美國政府都同意上述條款。赫爾的意思僅僅是大家談判要有一個起點，不能桌子上啥也不擺，空對空瞎侃。他認為《草案》“大部分條款都是狂熱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希望的”。因此，早在4月16日，他就曾告訴野村，這份文件“包含的很多條款我國政府都願意同意”，同時更強調“文件中的一些條款需要修改、擴充或者全部刪除”，另外“還需要增加新的單獨的條款”。也就是說，這是個起點，僅此而已。後來，美國歷史學家費斯形象地將《日美諒解草案》比喻成一個出生在私人小診所里雙親不明的嬰兒。
其間，赫爾在徵得羅斯福同意之後，就已經向野村提出了美日談判必須遵循的“四原則”：尊重一切國家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維護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維護包括通商機會均等在內的均等原則；繼續保持太平洋的現狀，除非現狀的改變是出自和平手段。
赫爾明白，日本不可能接受美國提出的上述條件。在1945年11月美國兩院共同調查會的公開報告會上，當時已經卸任一年多的原國務卿赫爾說，“鑒於日美兩國的政策背道而馳，日美談判從開始那天起，圓滿達成協議的希望，連1%都沒有”。還說，“我們答應舉行談判，只是打算為了和平解決太平洋地區的局勢盡最大努力，同時也為了贏得美國軍事當局所需要的進行防禦準備的充裕時間”。看來，對於最終談判破裂，也不能一味地責難日本，連美國的二把手赫爾一開始就對兩國會談不抱多大希望。
海軍將領出身的野村不是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此後很多事說明他也不是一個合格的傳話者。他只發回了《草案》，卻並未把赫爾說的話以及“四原則”傳回。此舉導致日本國內將《草案》當作美國政府的正式提議，想當然地認為上述條款“美國政府都是已經同意的”，空喜歡一場。
在日本人眼裏，前景似乎在一瞬間突然變得柳暗花明。但是，一定會有細心的讀者提出疑問，對於如此重大的外交事件，中間怎麼沒見酷愛發表重要講話的松岡外相出來放個屁呢？原來不是不發言，松岡外相不在家，他到歐洲找希特拉和斯大林辦大事去了。
收到《草案》的第二天，很受鼓舞的近衛立即召開了一次軍政首腦緊急聯絡會議，會議研究決定，同意把《草案》中的這些建議作為談判基礎。於是，外務省美洲局局長寺崎太郎就準備通知野村，“日本原則上已同意這些建議”。但是，大橋外務次官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等松岡外相回來討論后，再向華盛頓發出指示也不遲。因為離外相回到東京的時間只有4天了。近衛不願意與好惹麻煩的松岡發生衝突，勉強表示同意。他聽說松岡已到達大連，便電話通知他立即回國，電話里沒說詳細內容，只說讓他儘快回來，研究華盛頓提出的一項重要建議。
接到電話的松岡興奮異常，立即斷定這是他歐洲之行在莫斯科與美國駐蘇大使斯坦因哈爾特幾次會談的間接成果。松岡得意揚揚地對秘書加瀨俊一說，他不久就會前往美國，去實現他精心策劃的世界和平計劃。
在此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如果在和平年代，這事簡直就不值一提。已經出任軍令部總長8年之久的伏見宮海軍大將即將退役。還有一種說法是，眼看戰爭臨近，一旦打起來，就有戰敗的可能，這時候不想讓皇室人員牽扯進來。伏見宮的離開，導致軍令部總長位置空缺。希望與美國和解的親美派人士馬上開始活動，圖謀讓米內光政來接替軍令部總長的位置，讓吉田善吾或古賀峰一出任次長的位置。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伏見宮和及川古志郎海軍大臣向天皇推薦了“打瞌睡將軍”永野修身。
1941年4月9日，永野修身正式出任戰前關鍵時期的海軍軍令部總長，這是日本海軍走向戰爭的重要里程碑。永野認為，日美之間的戰爭是宿命，無法避免，任何努力也無法挽回。在所有海軍將領中，他是最早，也是最強烈鼓吹與英美兩國作戰的人。任命他的唯一原因是，永野在現役海軍大將中年齡最長。永野非但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屬，還放手讓他們獨立去干，似乎十分適應來自下屬軍官的壓力，那些人基本上都屬於戰爭激進派。永野對這些人總是言聽計從，他給自己找到的理由是，“因為那些底下的軍官最了解情況，他們最善於研究，所以我願意接受他們的意見”。他的第一任次長近藤信竹是個溫順的人，也積極呼籲對英美兩國開戰，基本屬於永野一個路子。第二任次長伊藤正一屬於和周圍所有人都能保持良好關係的，內心裏雖然反對戰爭，但從來沒有對外表露過。
由於酷愛養狗，永野有日本海軍中有“第一愛犬人”之稱。他出任過當年自己以第二名畢業的江田島海軍兵學校校長，其間以培養海軍士官的“江田島精神”而著稱。他禁止體罰，提倡自習，從而和井上成美一起被稱為“海兵”歷史上最傑出的兩位校長。永野於1934年晉陞海軍大將時，只有54歲，這是只有皇族才能享受的待遇。永野之前出任過海軍大臣和聯合艦隊司令長官，這次出任軍令部總長，使他成為日本海軍中唯一歷任海軍三大長官的人物。由於身材高大，他獲得了“大象”和“大炮”的綽號，和松岡洋右一樣，頭上沒幾根頭髮。他的目光令人生畏，很容易被人看成是黑社會老大。無數的事實證明，他是一個缺乏眼光、號召力和個人魅力的人，由於常常在辦公室里睡覺，被稱為“打瞌睡將軍”。有記者在背後說，他之所以需要白天在辦公室休息，是因為晚上無法滿足比他小30歲的第四任老婆。他一共有8個孩子，這一切都被部下看成是夜生活過多的證據，甚至連兒子都叫他為“色鬼老爸”。
永野在前文出現過多次。在日俄戰爭，在旅順口，他像打靶一樣精準擊沉過多艘俄國軍艦，日本退出倫敦裁軍會議也是由他來宣佈的。永野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艦隊派”和“主戰派”。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留過學，還長期擔任日本駐美使館的海軍武官，但此時他對美國的感情早已消失。
1936年，永野出任廣田弘毅內閣的海軍大臣，山本五十六很不情願地當過他的海軍次官。當聽到永野出任軍令部總長的消息后，山本遺憾地說：“這個相信自己是戰略天才的人現在成了軍令部總長，而他其實差得遠着呢。似乎戰爭已經打響了。”
對於海軍大臣及川及其他海軍省的高官而言，實際上在永野上任以前，他們已經放棄了對海軍的領導，在任何事情上，海軍省都沒有勇氣去反對永野的催逼，在對美開戰的問題上，永野開始代表少壯派強烈要求戰爭。在內閣和大本營的會議上，及川一如既往像啞巴一樣，一言不發，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樣，但是他的屁股卻佔着極其重要的海軍大臣的位置。
前方還在進行談判，但日軍的備戰工作一刻都沒有停歇。到1941年4月，聯合艦隊的預備動員已經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折磨了海軍數十年的70%即將實現，以日本海軍對美國所能達到的這一最高比例進行戰鬥，無疑是最有利的，因為該數字今後永遠不會再提高。作為日本海軍象徵的巨艦“大和”號和“武藏”號即將下水服役。軍令部次長近藤信竹中將認為，“與美國打一場速決戰的話，日本將有很大的勝機”。作戰課課長富岡定俊大佐告訴作戰部部長福留繁少將，“獲勝前景大好，讓我們下決心去投入戰鬥吧”。自稱把日本引向戰爭的狂人石川信吾大佐也宣稱：“現在是反擊的時候了，我們不會被打敗。”
在東京，所有的人都翹首以盼，期盼着松岡外相的凱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