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美國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時間到了20世紀40年代。儘管日本在中國肆無忌憚、橫行霸道，儘管德國、蘇聯、意大利三國在歐洲掀起陣陣血雨腥風，但在地球的另一面，作為經濟最強國的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無憂無慮的國家，舉國上下處處歌舞昇平，民眾也過着和平而寧靜的生活。戰爭對於他們來說，似乎還非常遙遠。

美國有着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自然資源豐富暫且不提，東西兩面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不但成為保衛國家的天然屏障，也為美國通過兩洋開展全球貿易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誰要想在美國登陸去攻打華盛頓，不是說不可能，但是肯定是要花很大力氣的。在美洲大陸，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太孱弱，美國不欺負它們就算了，它們肯定不敢對美國有什麼不敬的地方。至於中美洲和南美洲，除了20世紀80年代偶露崢嶸的馬島爭端之外，筆者實在想不起來在那裏曾經發生過什麼像樣的戰鬥，不提也罷。

至此，太平洋戰爭的另一位主角美國終於要閃亮登場了。不是因為之前老酒不說，而是此前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上上下下都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經濟，正可謂“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渡危機”。這些經濟上的事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估計大家也不會很感興趣，關鍵問題是老酒也不太懂。

儘管馬休·佩里的“黑船來航”在1853年就打開了日本的國門，可是太平洋太寬廣了，當時落後的交通條件使得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日關係還處在一個相安無事的良好發展階段。

1894年，日本戰勝大清，侵佔了台灣。4年之後，1898年，美國通過美西戰爭奪取了菲律賓，星條旗從此飄揚在西太平洋上，美國在遠東投射的身影已經越來越大。看一下地圖就會發現，台灣和菲律賓可以說是隔海相望，互聞雞犬之鳴。兩強之間已經能夠彼此望見對方不斷健壯的身影，雙方也開始死死盯住對方並頻頻摩拳擦掌。

19世紀末，甲午戰爭前後，美國經濟總量悄然超越老牌資本主義強國大英帝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第一。但是，在西方老牌帝國英法的眼中，有錢的美國人不過是像山西煤老闆那樣的暴發戶而已，大字都不識幾個。他們在經濟上是巨人，在政治上卻是不折不扣的侏儒。確實自建國以來，美國絕大多數時間都沒怎麼參與過國際事務。

在被稱為第零次世界大戰的日俄戰爭中，日本在英國和美國的支持下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西奧多·羅斯福是歷史上第一位認識到美國將是未來世界重要一極，積極倡導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美國總統，他積極出面為戰爭的雙方斡旋。但是，由他調解所簽訂的《朴次茅斯和約》，卻招致日本舉國上下的一片聲討之聲，前文已有詳敘。日俄戰爭之後，美日雙方都開始把對方當作假想敵，都開始為有朝一日的互相攤牌做準備。

隨後就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樣作為協約國的美國和日本在戰爭中還算盟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兩國也都沒有受到大的損失，反而賺得盆滿缽滿。力量的不斷增強，使得雙方在西太平洋爭奪霸權成為早晚的事情。大戰結束之後，西方國家開始對日本採取抑制行動。1921年，英國拒絕延長英日同盟，並宣佈在新加坡建立新的海軍基地。在華盛頓會議上，美國聯合英法兩國，不但迫使日本放棄了在中國山東的利益，還成功限制了日本的海軍規模。日本人認定這是白種人聯合起來對付日本的象徵。對於已經羽翼豐滿的日本來說，這口氣遲早是要出的，仇恨的種子在那時就已經深深地埋下。

針對之後日本大量移民到美國的西部地區，1924年，美國又修改了《移民法》，禁止日本移民入境，這更讓日本人怒不可遏。基於這一連串的事件，美國會變成日本人心目中的假想敵，實在是一點都不奇怪。其實在此時，“假想”二字已經基本上可以去掉了。

作為西方列強中的後起之秀，美國強大起來的時候，世界上已經幾乎無地兒可占。美國就轉換方式，開始在全球推行其“門戶開放”政策。20世紀30年代之後，美日兩國的關係逐漸變得緊張起來，起因就是九一八事變。1931年，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徹底破壞了維持太平洋地區穩定的華盛頓體系。日本從此開始了用它的獨佔政策來取代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武力征服過程。

1929年，西方世界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經濟危機。當時擔任美國總統的胡佛被國內的危機弄得焦頭爛額，無暇顧及遠東。面對日本在中國的侵略行為，胡佛對主張向日本持強硬態度的國務卿史汀生所提出的經濟制裁等建議一概加以拒絕，只同意發表一個表明美國立場的聲明。這就是美國政府在1932年1月7日依照中日兩國政府照會的形式發表的聲明：不承認有損於美國在華條約權利，也就是“門戶開放”政策的任何條約。這一聲明後來被史學家稱為“史汀生不承認主義”。

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美國，對戰爭可以說是毫無準備。此時的美國陸軍人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最低點，甚至低於1920年《國家防禦法》規定的和平時期士兵28萬人的最低標準，只有陸軍士兵12.2萬人，在世界上僅僅排第十七位。海軍的形勢也不容樂觀，1929年至1932年，海軍軍費始終在3.5億~3.7億美元浮動，到1933年降到了3.5億美元以下，1934年更是降到了不足3億美元。這些數據在前文已經提過。

1933年3月4日，一個大人物的出現，逐漸改變美國在世界上略顯孱弱的政治地位。這個坐着輪椅的殘疾人，繼胡佛之後出任了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他的名字叫羅斯福。歷史就是這樣有趣，在他出任總統一個月之前的1月30日，一個叫希特拉的人出任了德國總理。他們註定將成為那場世界上最大規模戰爭中的仇敵。

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盟軍領袖，這位身殘志堅的美國總統，有必要花點工夫介紹一下。他的全名是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882年1月30日出生在紐約，其父詹姆斯·羅斯福當時已經54歲，相比于山本五十六的父親生下山本時的56歲，僅僅小了2歲。側面說明年齡大的男人生出來的孩子不一定弱智——“六〇后”或者“七〇后”據此可以放心考慮生二胎了，不說總統或者大將，就是生個省長或中將也行。詹姆斯曾經是美國外交界和商業界的風雲人物。其母薩拉·德拉諾是出身上層社會且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女性，比丈夫小了整整26歲。在母親實施啟蒙教育之後，羅斯福開始隨家庭教師學習拉丁語、法語、德語、書法、算術和歐洲歷史。5歲時，他跟隨父親見到了當時的美國總統克利夫蘭。克利夫蘭給了這個小孩兒一個奇怪的祝願：“祈求上帝，永遠不要讓你去當美國總統。”大人物的話總是充滿玄機，後來羅斯福不但當了總統，還一連幹了4屆，在美國歷史上也是唯一的。

1896年，羅斯福被送入號稱“政治家搖籃”的格羅頓學校。青年時代的羅斯福酷愛運動，網球、高爾夫球、騎馬、帆船都是高手。他的中學成績也堪稱優良。羅斯福喜歡演講和辯論，可以說在那時已經具備了作為政治家的基本素質。

羅斯福對海軍有着特殊的情感。在15歲生日那天，他就接到了當時任美國總統的堂叔老羅斯福寄來的生日禮物——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的《海權論》。中學畢業后，他就曾想進入當時世界三大海軍名校之一的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渴望畢業后能夠成為一名海軍軍官。這一想法遭到了父親的堅決反對。羅斯福最終選擇了屈服，他於1900年進入哈佛大學攻讀政治學、歷史學和新聞學。

也就在這一年，他72歲的父親去世，給羅斯福留下了12萬美元的存款。其母也從外祖父那裏繼承了一筆高達130萬美元的遺產。這筆錢現在看來可能並不算很多，但在當時不啻一筆巨款。豐厚的遺產可以保證羅斯福衣食無憂，放心地去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從大學時代起，羅斯福就熱衷於社會活動，此舉也讓他大學的學習成績並不突出。後來無數的事例表明，那些學習成績好的人往往會成為科學家或學者，不一定能成為優秀的政治家或老闆。

1904年，羅斯福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學習。翌年3月，他與埃莉諾喜結連理。埃莉諾是當時美國總統老羅斯福的侄女，所以說，羅斯福和表妹聯姻也屬於近親結婚。老羅斯福總統親自參加了侄女的結婚典禮，使得婚禮更加熱鬧和受人關注。富蘭克林發現，大多數參加婚禮的賓客並非衝著新婚夫婦而來，他們更多是為了見到總統。從那時起，小羅斯福就下定了從政的決心。1907年，羅斯福從法學院畢業，之後當了10年的律師。

1910年，身為律師的羅斯福開始以民主黨人的身份涉足政界。當他把這個決定告訴身為共和黨人的總統堂叔時，遭到了老羅斯福的怒聲叱罵，但小羅斯福並沒有改變前進方向。他最終幸運地當選了紐約市參議員。

1913年，羅斯福被威爾遜總統任命為海軍部部長助理，其間參加了著名的華盛頓會議。在長達7年的任期內，羅斯福的表現堪稱出色，提出了“建立強大而有作戰能力海軍”的主張。1920年，羅斯福作為考克斯的競選夥伴參加副總統競選失敗。看來，他就只有當總統的命，但失敗並不能掩蓋其作為政治新星的璀璨光芒。再說了，美國副總統的任務除了等總統出事之外，平時也沒什麼可乾的。

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誠哉斯言，就在一切看起來還順風順水的時候，無情的災難正在悄悄降臨。1921年8月，羅斯福全家在坎波貝洛島休假，在撲滅了一場林火之後，大汗淋漓的羅斯福跳進冰冷的海水中沐浴，因此患上了脊髓灰質炎病。高燒、疼痛、麻木以及終生殘疾的前景並沒有使羅斯福放棄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一直堅持不懈地進行鍛煉，企圖恢復行走和站立能力。在康復期間，羅斯福大量閱讀書籍，其中不少是傳記和歷史著作，幾乎沒有經濟學或哲學作品。

1928年，羅斯福重返政界，參加州長競選險勝，出任紐約州州長，並於1930年成功連任。州長的任期為他積累了寶貴的實際從政經驗。

1929年，美國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因此，193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是在嚴重的經濟危機的背景下進行的。羅斯福在1932年11月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提出了實行“新政”和振興經濟的綱領。政敵常利用他的殘疾來攻擊他，這是羅斯福終生都不得不與之搏鬥的事情，但是他總能以出色的政績、卓越的口才和充沛的精力將其變成優勢。他告訴大家：“你們需要的是一個政治家，而不一定是雜技演員。我們選他並不是因為他能做前滾翻或后滾翻，他乾的是腦力勞動，他的工作是想方設法為人民造福。”依靠這樣的堅忍和樂觀，羅斯福終於在1933年以絕對優勢擊敗胡佛，成為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

在第一個任期內，羅斯福首先要解決的是經濟問題。舉世聞名的“羅斯福新政”不是咱們討論的主題，可以簡單介紹一下結果，那就是羅斯福新政獲得了成功。第一個任期終了的1936年，面對國民收入50%的增幅，羅斯福娓娓動聽地描述：“此時此刻，工廠機器齊奏樂曲，市場一片繁榮，銀行信用堅挺，車船滿載客貨往來奔馳。”有了這樣的成績，羅斯福在1936年再次當選總統，可謂是水到渠成。

20世紀30年代，歐亞政治出現了一系列重大變化，羅斯福以極大的興趣注視着這些事態的發展。在遠東，日本軍方領導人掌控了政權，他們的目標是要讓日本成為亞洲的領導者。在意大利，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成為政府的首腦，另一個法西斯分子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也奪取了西班牙的政權。更為嚴重的是，希特拉和他的納粹黨在德國的力量日益強大。羅斯福比其他西方領導人更早地明白，這些新的領導人代表着什麼樣的威脅。在寫給駐法國大使的一封信中，他這樣說：“沒有人明白，在你我有生之年，歐洲局勢之黑暗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20世紀30年代，美國對外政策上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如何處理與蘇聯的關係。1917年，布爾什維克掌權后，美國就一直拒絕承認莫斯科政府。然而羅斯福認為，一旦歐亞局勢日益緊張，最後引發戰爭，蘇聯很可能是一個潛在的盟友。基於此，羅斯福上台不久，美國就正式承認了蘇聯。之後由於缺乏互相信任而在很多問題上發生爭執，兩國的關係也越來越糟，以至於美國駐蘇聯大使多次敦促羅斯福斷絕與蘇聯的外交關係，但羅斯福沒有那麼做。羅斯福認為，繼續保持兩國關係，能夠在緊急時刻起到好的作用。而這緊急時刻——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多少年就發生了，事實證明羅斯福是對的。

羅斯福的外交思想源於他最欽佩的兩位總統：堂叔西奧多·羅斯福教給他如何捍衛民族利益，達到權力制衡；伍德羅·威爾遜教給他“國際秩序是建立在共同維護和平的基礎上的”。在這一時期，羅斯福政府開始在南北美洲大力推行“睦鄰政策”，此舉使西半球基本變成了美國的後花園，也為美國之後毫無後顧之憂地全力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就在歐洲和遠東戰雲密佈，羅斯福眉頭逐漸鎖緊的同時，美國國內此時盛行的卻是倡導與世無爭的孤立主義。這種主流民意認為，美國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不要主動去干預美洲大陸以外的事務，更不要去參與歐洲糾紛，千萬千萬不能捲入未來歐洲和亞洲的戰爭。

整個20世紀30年代，這種孤立主義思潮遍及美國。根源除了美國獨特的地理位置之外，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大多數美國人對加入那場戰爭的態度是“不值得、沒必要”，認為僅僅出於公憤而加入戰爭是不明智的。跑大老遠地去替別人打仗，連個好都沒落上。美國人還在前線拚命的時候，那邊英法兩國已經在背後謀划如何分贓了，連個招呼都不打。特別是在之後的巴黎和會上，美國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英法兩國合起來欺負這個他們眼中的鄉巴佬和暴發戶。國際聯盟是美國倡導建立的，最後真正說了算的變成了英國人和法國人。美國在會上贊成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的提議，但是英法卻順從了日本的意思。在提議遭到拒絕後，美國代表集體抗議退場。也就是說，美國人民不是到現在才生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開會時就已經生過氣了。生氣的結果就是，對於自己總統倡議並成立的國際聯盟，你回來后我就是不批准，最後美國硬生生沒有加入國際聯盟，這也是國際聯盟缺乏權威性和執行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國人普遍認為，他們是直接或者間接遭受欺騙之後加入了那次跟自己毫不相干的該死的戰爭。1934年，美國軍火調查委員會出具了一份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調查報告，開頭就說，“上次參戰我們的目標半點也沒有達到”。他們甚至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停戰紀念日定為“美國和平動員日”。

1936年1月發表的美國總統國情咨文充滿了憂鬱情緒。日本宣佈退出了海軍裁軍條約，意大利正用飛機大炮去攻擊埃塞俄比亞的大刀長矛，希特拉在不斷地擴軍，磨刀霍霍。羅斯福認為：“許多夙願死灰復燃，昔日的激烈情緒又爆發出來，擴充軍備和擴大勢力的新的騷動正在不止一個地方抬頭。”一個月後，他要求國會撥給海軍有史以來最高的巨額款項，來進行“審慎的”自衛。孤立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掀起強烈反對的浪潮。要求結束戰爭的人民組織徵集了100萬人簽名，5萬多名退伍軍人在白宮前舉行了“要求和平的遊行”，連學校的少年和兒童都組織了罷課，他們喊出的口號是“我們要學校，不要戰列艦”。甚至在墨索里尼在羅馬舉行閱兵歡慶勝利，在希特拉號召再武裝50萬德國人，在日本向駐守北平的關東軍派遣增援部隊和西班牙爆發內戰的時候，美國的一位參議員居然還大喊：“讓歐洲和其他國家見鬼去吧！”他的話概括了席捲全美國的強烈的孤立主義情緒。

孤立主義支配着國會。光吆喝還不過癮，他們認為為了避免以前的“悲劇”再次上演，必須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限制那些好戰分子的行為，最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美國歷史上著名的《中立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

1935年8月31日和1936年2月29日，美國先後頒佈了《中立法》，法律的頒佈標誌着國內孤立主義的大獲全勝。法案規定，戰爭時期禁止美國輸出武器裝備和信貸，而有效期為兩年的“現購自運”條款則授權總統要求在美國購買非軍事物資的交戰國付現金並用本國船隻裝運。比較拗口，說白了就是“只收現金不送貨”。面對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擴張，孤立主義和《中立法》無異是對侵略者的默許和縱容，對當時歐洲的綏靖主義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了引導美國及其公眾做好反法西斯戰爭的準備，加強美國的防務力量，羅斯福開始與孤立主義者展開了堅決而富有藝術性的漫長鬥爭。

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時候，羅斯福剛剛第二次出任美國總統。日本對中國的全面戰爭是對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再次公然挑釁。這時，美國國內的“羅斯福新政”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效，經濟形勢的好轉使得羅斯福有多餘的精力可以關注已經亂成一團糟的世界。頗具戲劇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同盟國領導人羅斯福和軸心國領導人希特拉，對古老的中國都懷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好感。不管從國家利益或者個人情感上來說，羅斯福都反對日本侵略中國。至於美國和日本未來的發展方向，羅斯福認為兩國之間終有一戰，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海軍部部長助理時，羅斯福就已經有了這樣的觀點。在1933年就任總統之後的第二次內閣會議上，羅斯福就提到了美日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所以松岡洋右說羅斯福是個戰爭販子也不算很冤枉。

儘管國際形勢風雲變幻，但由於國內孤立派勢力的束縛，羅斯福也難以採取什麼主動行動去對國際局勢施加影響。在對歐政策方面，他只能用“我憎恨戰爭”的表態來滿足孤立派的願望並贏得一般民眾的喝彩，又用“警惕地注視”這種模糊不清的宣言來撫慰自由派。在遠東方面，除了之前史汀生的“不承認原則”外，羅斯福沒有拿出一點屬於自己的東西來。赫爾在1948年回憶羅斯福第一個任期的情況時說：“那時在與孤立主義浪潮進行的鬥爭中，羅斯福沒有成功的希望，也不可能會有所得。”

斯大林在蘇聯只要說句話就能辦成的事，羅斯福在美國用幾年時間都不一定能辦到。盧溝橋事變之後不久，1937年10月5日，羅斯福選擇在當時美國孤立主義情緒最強烈的芝加哥，發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說”。羅斯福說：“世界上90%的人的和平、自由與安全，受到了其餘10%的人的危害。他們正在威脅着要打碎國際秩序和法律。願意生活在法律之下以及根據若干世紀以來用普遍所接受的道德標準來生活的那90%的人們，一定能而且必須找到使他們的願望得到實現的途徑。”

然後他不指名地譴責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動。“世界上無法無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來這是不幸的事實。每當一場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時，社會上都會贊同並實行隔離病人，以保護居民的健康，防止病疫蔓延。”羅斯福警告說，如果某些國家的侵略得逞，“誰也不要想像美國會倖免，會受到憐憫，我們這個西半球會不受到攻擊。”羅斯福的這一番話，表明了美國贊成以集體行動對付侵略者的態度，暗示着美國有捲入戰爭的可能性。他這樣做，主要是想看看國際以及國內民眾的反應，用圍棋語言來說，就叫“試探應手”。

含糊的幾句話，老酒看了都覺得糊裏糊塗，卻立即在國際和國內同時引起了軒然大波。第二天，墨索里尼作為對羅斯福聲明的回應，立即表明堅決支持日本的對華擴張。日本外務省也以發表談話的形式，回擊了美國總統的演說。日本內閣政府隨後宣佈拒絕參加討論中日兩國關係問題的任何國際會議。這還不算大事，你不來開會，誰稀罕你了。關鍵在美國國內，羅斯福立即遭到了孤立主義者和諸多出口商的口誅筆伐。

儘管大多數美國人與羅斯福一樣不喜歡新出現的法西斯浪潮，但美國人的另一種情緒更為強烈，那就是他們希望自己能置身戰爭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戰才結束不到20年，許多美國人對那次大戰還記憶猶新。美國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71%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個錯誤，絕大多數美國人反對任何可能將美國捲入血腥衝突的政策。

《華爾街日報》直截了當地警告羅斯福：“總統先生，請立即停止煽動戰爭！”沒說“閉嘴”已經算不錯了。《商業周刊》的文章指出，羅斯福是在“煽起日本人進行更大的軍事報復，防疫本身就意味着戰爭”。勞工聯合會也做出決議：“美國工人拒絕捲入歐洲戰爭或亞洲戰爭中去。”馬文、霍華德這些有影響的新聞界人物撰文提醒羅斯福，美國對中國的一年貿易額還抵不上美國與日本打一個星期仗的戰爭費用。孤立派眾議員費什和廷克漢姆甚至威脅要對羅斯福進行彈劾。和平主義者發起了一個徵集2500萬人簽名的“使美國置身戰爭之外”的運動，甚至還有人和松岡洋右一樣大罵羅斯福是“戰爭販子”。羅斯福對他受到攻擊的猛烈程度和廣泛性感到無比驚訝，他立即意識到元寶生蟲壞財。後來，他對自己的“閨密”羅森曼法官談起當時的心情，心有餘悸地說：“你一心一意想帶領人們前進，可是回頭一看，沒有一個人跟着，只有你孤零零的一個人。那情景真是太恐怖了。”

當時的一項民間調查表明，只有不到1/3的美國人願意改變國家的中立政策，賦予總統更多採取行動的權力。一切都證明，羅斯福“試探應手”的那顆子被吃得乾乾淨淨。但是，如果遇到這樣的挫折就灰心喪氣地停下來，那羅斯福就不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上比肩華盛頓、林肯的偉大總統了，他必須對這顆殘子，儘可能進行利用。羅斯福是一個善於迂迴前進的掌舵人，在察覺到風向不利時暫時收了帆，但仍然在原來的航線上緩緩前進。

早在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羅斯福就曾經考慮對日本實行禁運，這是他手中唯一可以打的牌。可是這張牌當時也不能輕易打出來。美國民眾對“防疫演說”的敏感反應使得羅斯福清楚，民眾根本不可能接受禁運的方案。當然，包括國務卿科德·赫爾和海軍許多高級將領也反對對日本實行禁運。羅斯福只有眼睜睜看着日本一路窮追猛打，將蔣委員長趕到了西南一隅的一個山窩窩裏，那裏有個城市叫重慶。

你退一步的話，敵人就會前進兩步。武漢會戰之後，1938年11月3日，第一次近衛內閣發表了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聲明，表明了日本關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堅強決心。這就是告訴大家，中國這兒以後你們就別來了，別的地兒玩兒去吧。此舉強烈刺激了英美等國。美國立即對此做出了反應，三天後，11月6日，美國就向日本提出照會，要求日本按照《九國公約》的精神，恪守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尊重美國的在華權益。日本外務省在11月18日對美國的照會進行了駁斥，認為美國的行為“無助於東亞持久和平的確立”。美國對此也是干著急。

不過從那兒以後，美英等國的援蔣反日政策就開始走向具體化。1938年12月15日，美國向中國提供了2500萬美元貸款，英國也拿出了1000萬英鎊。1939年1月14日，英、美、法三國共同對日提議，不承認所謂的“東亞新秩序”。一周后，1月20日，國際聯盟理事會通過了援蔣的決議。

從此以後，美國的援蔣反日政策越發清晰。1937年至1939年，美國累計向中國提供了1.2億美元貸款，其中的5000萬美元用於穩定貨幣，其餘用於購買除武器彈藥以外的其他物資。對此，美國陸軍部部長史汀生直言不諱：“我們是在購買，而不是在借貸，我們是在購買自己的安全。”這正是美國援華的根本點所在。

光有這些是遠遠不夠的，羅斯福還打出了一系列隱秘的組合拳。1938年5月17日，美國國會根據他的要求，通過了10年建造軍艦115萬噸的龐大海軍擴建計劃，也就是所謂的“文森法案”。1938年6月30日，英、美、法三國海軍又訂立了相互使用港口協調行動的協定。真正讓日本惱火的是，美國在1939年7月26日突然單方面宣佈，1911年簽訂的《美日通商航海條約》在1940年1月26日到期后不再續約。其原因就是蔣介石在1939年7月20日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發了一個電報，請求美國政府禁止對日本輸出軍用材料、軍用品，特別是禁止向日本提供鋼鐵和石油。蔣介石認為，如果美國政府能夠這樣做，就可以大大削弱日本的軍事力量，同時讓日本感覺到美國在以實際行動支持中國。羅斯福接受了請求，並在接到蔣介石電報之後的第六天就對外發佈了廢約的消息。這簡直是晴天霹靂，這預示着重要戰爭物資如鋼鐵、石油等嚴重依賴美國的日本，隨時面臨被部分或全部禁運的危險。

這一行動的政治意義遠遠大於經濟意義。因為不再續訂商約不等於中斷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生意該做的還是要做。但它向日本表達了一個並不十分明確的信號，美國對日本的行動不會無動於衷，美國隨時可以給日本“斷奶”。《美日通商航海條約》廢止后，美國一方面拒訂新約，一方面仍繼續進行兩國之間規模縮小了的貿易。

美國企業界肯定不是很支持羅斯福的這一政策。美國《幸福》雜誌在1940年7月就日美兩國貿易問題，向全國企業界高層人士做了一次徵詢意見的調查，在接受調查的15000名企業界人士中，包括750家最大公司的董事、總裁和經理。調查詢問他們美國對日本應該採取三種辦法中的哪一種：一是徹底綏靖，放任不管，與日本再訂立一個新的貿易協定，承認他們宣稱的“勢力範圍”是合理合法的；二是強硬，對日本禁運或者施加武力威脅；三是順其自然，走着說著，背着手，撒尿隨它流。

徵詢意見的結果很快就出來了。主張第一條辦法“綏靖”的佔40.1%，主張第三種“隨它流”的佔35%，主張實施強硬措施的只佔了19.1%，其中主張以武力相威脅的又僅佔19.1%中的19.4%，也就是贊成武力解決問題的連4%都不到。看來，大部分美國商人還是希望同日本繼續做生意發大財。

1939年9月，德國和蘇聯聯手瓜分波蘭，標誌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此後一年多時間裏，德國和盟友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整個歐洲只剩下大英帝國在負隅頑抗。但是，英國沒有屈服。在綏靖首相張伯倫黯然下台之後，英國人選擇了一位新的領導人，他的名字叫溫斯頓·丘吉爾。

對於歐洲的戰爭，羅斯福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反對捲入歐戰的孤立派提出“我們不為但澤送死”的口號，反對捲入太平洋戰火的孤立派提出“我們不為歐洲人的殖民事業火中取栗”。這些聽起來很有道理的口號，對有反戰情緒的美國普通百姓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國內孤立主義的壓力下，美國對歐戰宣佈了中立。1939年9月3日晚，羅斯福在一次著名的爐邊談話中對美國人民廣播了一項特別通告，簡略地論述了美國在一個戰亂的世界中的立場。他說，“美國將保守中立”，但是也指出“我們的美洲再也不是一個海外爭端的利弊不會波及的遙遠的大陸了”。這就給美國帶來了一個現實問題，美國從法律意義上說是一個中立國，而且沒有幾個美國人願意參加另一場世界大戰。但絕大多數美國人不喜歡德國納粹的領導人希特拉，也不太喜歡墨索里尼，他們希望不靠他們，英國、法國、中國和其他同盟國能夠取得戰爭的勝利。對此，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發表的廣播講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我們美國人民全力尋求和平，不僅尋求國內的和平，也包括可能影響我們國內和平的世界其他地方的各種和平。我們美國人有着堅定的信念，確保國家安全的堅定信念。為此，我們不僅要為我們今天的安全採取行動，還要為我們子孫後代的安全採取行動。這個安全是與西半球和大洋之外的安全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我們要通過尋求我們美國免於戰爭的辦法來尋求我們的朋友也能夠免於戰爭。”——老外的發言看起來真費勁！

美國必須適時做出重大改變來適應歐洲的戰爭形勢。儘管也有人呼籲對英國進行援助，但更多的美國人仍希望繼續保持中立。為了適應日益嚴峻的形勢，羅斯福要求國會修改那可惡的《中立法》，以便向盟國出售武器來對抗德國。經過冗長的鬥爭和辯論，美國參議院終於在1939年10月27日以63票對30票獲得通過修改法律，11月2日眾議院的投票結果是243票對181票。這樣，在11月4日，美國國會修訂了《中立法》，允許交戰國購買美國武器和軍用物資。這一政策在大西洋和歐洲對盟國是有利的，因為英國掌握着制海權。在亞洲反而對日本有利，因為當時中國的海軍力量已經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中立法》修改後第三天，11月7日，一個由英國人阿瑟·珀維斯領導的英國採購委員會就在美國宣佈成立。12月6日，羅斯福任命一個聯絡委員會負責武器和物資的調配，幫助執行盟國的採購計劃。真是夠迅速的！

1940年1月5日，羅斯福很快就把1939年至1940年的財政預算送交國會，其中預算里就包括了11.26億美元的軍備開支計劃。一個星期之後，通過羅斯福的極力爭取，計劃的預算再次追加額外的2.1億美元並獲得通過。1月12日，羅斯福得寸進尺地以防空安全為由，再次要求國會追加5.25億美元用於美國未來三年空軍的擴充，此外還包括陸軍裝備的增加和改建完善海軍基地的費用，同時加強美國本土和夏威夷以及巴拿馬運河的海岸防務。羅斯福告訴國會，這是保證美國安全所需的最低費用。

4月3日，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都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附加支出的《國防法》。根據《國防法》規定以及涉及各項措施所需的資金需要，4月26日，在軍事撥款法項下撥付了58789824美元；5月25日，在海軍撥款法項下撥付了773049151美元；7月1日，在軍事撥款法項下又追加了22398047美元。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最高的國防費用，在這屆美國國會閉會時達到了驚人的16.14億美元，而隨後的一些國防計劃還需要6.4億美元。

在德國裝甲部隊勢如破竹向著巴黎挺近之時，羅斯福聽到了法國總理雷諾瀕於死亡時那聲嘶力竭的求救聲。雷諾告訴羅斯福，法國或許還可以挽救，如果羅斯福能立即對德宣戰的話。他同時請求美國把大西洋艦隊和美國當時能出動的所有飛機都調到歐洲去。羅斯福禮貌地拒絕了雷諾的請求。他告訴雷諾，即使他內心愿意這樣做，也做不到。他沒有宣戰的權力，只有國會才有權做出那樣的決定。美國艦隊主力部署在太平洋以控制日本，至於實力孱弱的大西洋艦隊又需要用來保衛美洲的東線，美國“沒有大批的飛機”可以派往歐洲。英國政府也來電幫助法國求情。丘吉爾和雷諾兩人都指出美國本身處境的危險，如果法國和英國被敵人戰敗的話。可惜羅斯福依然是無能為力，只能再次眼睜睜地看着法蘭西悲壯地轟然倒下。

此時的羅斯福還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決定他個人前途命運的第三次大選。就在羅斯福與溫德爾·威爾基用言辭展開總統競選活動時，他接到了丘吉爾發來的緊急救助信。這位英國首相說，英國的單獨抵抗持續不了太久，他們必須立即得到幫助。

本來羅斯福在競選結果出來前不想採取任何行動，但形勢的緊迫使得他必須有所動作。英國正雙手抱頭、背靠圈繩，迎接着德國暴風驟雨般的組合拳打擊，除了扔“白毛巾”之外，必須對它有實質性的幫助。幸運的是，他的競選對手威爾基是一位非常強硬而友好的人，一位出色的商人和演說家。當羅斯福準備答應給捉襟見肘的英國海軍提供50艘驅逐艦用於護航維持戰爭生命線時，威爾基給予了理解和支持，同意對此不予以批評。其實這正是威爾基利用國內的反戰情緒攻擊羅斯福的最佳武器。1940年9月2日，羅斯福與英國簽署協定，在艦隊絕不會投降或者鑿沉的前提下，將50艘驅逐艦轉讓給英國，英國則將部分海軍基地租借給美國。此項協定意味着美國正式中立的結束，也標誌着美國有限參戰的開始。

這一舉動再次激怒了孤立主義分子。“這是戰爭行動”，《聖路易郵報》對此提出了強烈批評，譴責它是“歷史上最卑鄙的不動產交易”，更多人指責羅斯福正準備使美國在大西洋上和德國作戰。民意測驗表明，羅斯福的支持率有所降低，可能削弱他在競選的最後幾周中的領導地位。

口是心非是政治家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作為政治家中的佼佼者，羅斯福更是深諳此道。1940年10月30日，他在波士頓的演說中向聽眾表達：“我以前這樣說過，我還要反覆說，你們的兒子不會被派去打任何外部戰爭的！”聽眾中有很多愛爾蘭籍的孤立主義者。儘管羅斯福心裏明白，這不過是哄騙選民的競選語言而已。這時候他如果強硬地表示要介入歐洲和遠東的戰爭，就很可能失去總統的寶座。

相比威爾基來說，羅斯福還有一個競選優勢。由於當時世界戰爭頻繁，為保證美國對外政策的一致性，美國人包括那些孤立主義者並不贊成總統中途易人，他們認為羅斯福是在危機時期領導美國的最佳人選，所以在投票時，有55%的選民選擇了羅斯福。最終，羅斯福以2700萬對2200萬的公眾選票戰勝威爾基，打破了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總統確立的傳統，於11月5日第三次當選為美國總統。

為此美國特別規定，今後一個人最多只能連任兩屆總統。現在奧巴馬乾了8年，悶不吭聲就準備收拾鋪蓋離開白宮回家休息的原因，正在於此。

這邊大選塵埃落定。剛剛坐下來的羅斯福連大氣都沒顧上喘一口，那邊丘吉爾的告急信就又到了。這位焦頭爛額的首相迫切要求美國提供更多的武器和飛機以幫助英國對抗德國。羅斯福前往國會為他向英國提供更多的援助辯護，他說，“美國應該改變中立政策，因為英國正在與我們民主的共同敵人進行作戰”。羅斯福還說，“如果英國能夠足夠強大，足以對付德國，那麼美國就能夠避免戰爭”。其實他心裏清楚后一句話是哄人的。沒有美國的參戰，大英帝國不可能獨自去打敗德、意、日軸心國。

國會在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論后同意了總統的要求，授權羅斯福增加對英國的援助。蘇聯想向中國提供援助，只需要斯大林的一句話，而美國為了能夠向英國提供援助，卻花費了長達數年的時間。

歐洲那邊的葫蘆還沒有按下去，遠東這邊的瓢又浮上來了，本來就十分緊張的美日兩國關係，因為近衛文麿的上台剎那間變得劍拔弩張。近衛文麿和那個曾經在美國度過青少年時代的松岡洋右對外公開叫囂，日本決定將自己的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大，也就是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這次真夠徹底，日本乾脆把英、荷、法三國在太平洋的殖民地，甚至包括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都納入了自己的勢力範圍。這分明是不把老大當人看哪！別說是內心本來就想戰鬥的羅斯福，連那些反戰的美國人都有點坐不住了。

羅斯福立即採取了一個令人注目的“威懾行動”。美國太平洋艦隊在1940年春集結在夏威夷，艦隊司令詹姆斯·理查德森海軍上將本來的計劃是在5月9日率領艦隊回美國西海岸進行訓練，這時候羅斯福的新命令來了：艦隊先別回來，繼續在珍珠港待着吧，因為那裏離日本人更近。

1940年10月，理查德森上將向羅斯福提出，將主力艦隊停駐在珍珠港是不明智的，此舉在實質上無法制止日本人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行動。理查德森譏笑用軍艦示威來為外交服務是“幼稚的”行動，因為他的艦隊缺乏訓練，待在夏威夷很容易受到日本艦隊的襲擊，他堅決要求把艦隊調回位於美國西海岸的相對安全的基地。他認為他的6艘戰列艦和3艘航空母艦在西海岸基地可以更有效、更安全地顯示它們的存在。但羅斯福總統堅決認為，把軍艦留在珍珠港對日本人是一個有效的威懾手段，可以有效地制止日本下一步的侵略行為。再說，此時把軍艦撤回國內，肯定會使國內外都認為是美國害怕日本了，在這關鍵時刻是絕對不能示弱的。

面對理查德森接二連三的警告，羅斯福選擇的辦法是將他撤職，理查德森為他譏笑領導的行為付出了代價，儘管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是對的。把美國海軍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太平洋，雖然對日本是一個警告，但也可能成為敵人“打了就跑”的襲擊的誘人目標。接替理查德森司令官職務的就是倒霉的赫斯本德·金梅爾海軍上將，他也因此榮幸地登上了老酒的“十大‘玫瑰’排行榜”。

作為民主黨人的羅斯福，還採取了另一項強硬措施，吸收兩個著名的共和黨人：吸收前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新聞記者、美西戰爭時美國第一義勇騎兵團的騎兵弗蘭克·諾克斯為海軍部部長，吸收亨利·劉易斯·史汀生為陸軍部部長。72歲的老資格的史汀生在美日兩國事務問題上有獨特的見識，他曾經擔任過陸軍部部長、菲律賓總督，在九一八事變時擔任胡佛總統的國務卿，提出過著名的“史汀生不承認主義”，他從那些經歷中獲取了豐富的對日工作經驗。史汀生和諾克斯都認為，盟國的勝利對美洲的安全極其重要，美國在支持盟國方面應該比現在做得更多，走得更遠。他們都主張對日本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鼓吹對日本施加更大的經濟壓力，比如全面禁運，要有更積極的軍事準備，如加速海軍擴建，要更大力度支援中國，以顯示美國絕不退出日本想要獨佔的那一部分太平洋。他們因此被孤立主義者譏諷為“戰爭吹鼓手”。羅斯福這一人事任命加強了內閣中的“強硬派”力量，並對以後美日關係的發展產生了積極而重要的影響。

面對歐洲和遠東日益嚴峻的緊張局勢，羅斯福決心擴大海軍規模以應對與法西斯軸心國之間隨時可能爆發的戰爭。對海軍有着特殊情感的羅斯福認為，如果戰爭打起來，美國必須具有能在兩個大洋同時進行作戰的強大海軍力量，儘管在大西洋強大的英國海軍可以分擔很大一部分壓力。

1940年7月17日，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哈羅德·斯塔克海軍上將向國會提交了海軍擴大計劃的草案，即《兩洋海軍法案》，這個計劃旨在使美國艦隊具有充分的實力，可以單獨應付潛在的敵對國家在各處海洋上可能結成的任何聯盟。議案要求國會提供40億美元，計劃在5年至6年內建立一支兩洋艦隊，使海軍的總規模擴大到70%以上。此項建議加上先前的一些海軍造船議案，使1921年至1922年華盛頓會議給美國海軍規定的力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嚴峻的形勢面前，美國人似乎有點清醒過來了。他們逐漸明白，如果不進一步增加防務，國家很可能遭受戰爭的侵害。7月18日，斯塔克的提議在眾議院竟然以316∶0的結果全票通過。

這一法案預計新增257艘大小船艦，總噸位合計約132.5萬噸。具體包括18艘埃塞克斯級航空母艦、2艘依阿華級戰列艦、5艘蒙大拿級戰列艦、33艘巡洋艦、115艘驅逐艦、43艘潛艇、15000架飛機以及總噸位約10萬噸的各類輔助艦艇，總費用達到驚人的85.5億美元。如果該計劃能夠順利完成，到1946年，美國將擁有任何強國從未有過的龐大海軍。它將由750艘戰鬥艦艇組成，總共約有376萬噸。可惜由於戰爭提前爆發，這一計劃在執行過程中進行了大量的調整。後來的事實證明，航空母艦在海戰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戰列艦逐漸成為雞肋，所以後來戰列艦的建造數量有所減少，各型航空母艦的建造數量大大增加。

但遠東的局勢並未因為美國的這些舉措而得到片刻緩解，步步緊逼的日本很快使出了“奪命三板斧”。第一斧是7月逼迫英國關閉滇緬公路3個月，第二斧就是9月23日強行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北部，最厲害的第三斧就是在9月27日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幾個侵略者抱起團來威懾美國，要求它在西半球涼快，不得捲入歐洲和亞洲的戰爭。

1940年10月4日，羅斯福在內閣會議上鄭重地談到了《三國同盟條約》簽訂后美國面臨的局勢，會議決定採取一系列強硬措施，以應對軸心國的威脅。據史汀生當天的日記記載，“美國要做點實際的事，讓日本明白我們是認真的，我們一點也不怕它”。內閣中的強硬派提出了對日全面禁運的主張。史汀生回憶說，“1919年秋，威爾遜總統發怒，禁止對日本出口棉花，也抵制它的生絲，結果日本在兩個月內就屈服了，從西伯利亞撤出了它的全部軍隊，就像挨了鞭子的小狗似的”。史汀生拿1919年的日本來與1940年的日本相類比，雖然不盡合適，但也代表了大部分美國人的觀點。他們簡單地認為，對於日本來說，通過經濟手段就可以使他們屈服。

另外兩個軍方大腕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一個是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陸軍上將，一個是海軍作戰部部長哈羅德·斯塔克海軍上將。他們認為儘管與日本的戰爭很有可能，但是美國還沒有在太平洋方面做好充分的戰爭準備，最好是先採取守勢，儘可能長地拖延時間。當德軍在1940年5月入侵比利時時，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就曾告訴羅斯福：比利時能動員18個師，而美國只能動員5個師。羅斯福作為總統和三軍總司令，必須重視軍事首腦的建議。1941年美國的軍事準備情況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陸軍中甚至有新入伍的士兵“用掃帚把當步槍，用鋸木架代替反坦克炮進行訓練”。

美國的經濟發達地區位於大西洋沿岸，相對於太平洋而言，大西洋對美國更重要。也就是說，不是日本很可愛，而是希特拉更加讓人討厭。他們提出就目前而言，對希特拉的戰爭和支持英國比對付日本更重要，這就是後來著名的“先歐后亞”戰略。開這會的時候，總統的選舉還沒出結果，在這關鍵時候，羅斯福只能選擇支持馬歇爾和斯塔克，儘管他心裏可能更傾向於史汀生和諾克斯。羅斯福與赫爾及一幫重臣經過多次商量后，決定了美國下一步應該遵循的幾條原則。

一、避免在太平洋發生公開鬥爭，以便集中全力援助英國和加強自身。

二、對日本繼續施加經濟壓力，援助中國，但不把日本逼到要求戰爭的地步。

三、讓日本了解美國在太平洋是強大的，而且正在加強總的力量。

四、不承諾不使用武力，但是和談的大門隨時敞開。

根據以上原則，美國對德、意、日軸心國的威脅做出以下的對策：第一，宣佈增加陸軍兵員；第二，增加軍用飛機生產；第三，成立軍用物質生產專門組織機構；第四，為了避免國會阻撓，決定更充分使用非常時期的總統權力。

除了對日禁運廢鋼鐵和對華提供2500萬美元的貸款之外，1940年11月30日，美國再次宣佈增加對華援助款項１億美元，同時增派一批軍艦和飛機到菲律賓，以加強那裏的防衛力量。相比夏威夷的珍珠港而言，菲律賓才是真正的前線。用羅斯福的話來說，易攻難守的菲律賓就是美國的“阿喀琉斯之踵”。

1940年年底，羅斯福同意組織空軍志願隊到華作戰。美國開始逐漸向蔣介石政府派遣飛行員志願者，到中國訓練中國飛行員並參加戰鬥。這些志願者由美國空軍退役陸軍上尉、飛行教官克萊爾·李·陳納德指揮，這支飛行隊就是著名的“飛虎隊”。美國同時派出軍事代表團到華研究軍事援助問題。為了加強中國的抗戰，美國也開始積極促進國共合作。在南洋地區，美國還開始與英國和荷蘭政府官員共同探討針對日本實施南進戰略的聯合防衛計劃。

其實別說臨陣磨槍的美國，就連蓄謀已久的日本此時也沒有完全做好進一步擴大戰爭的準備，雙方都要為可能爆發的大戰爭取時間。既然如此，那就先象徵性地進行一下外交斡旋吧。

啰唆冗長，足以讓人鬱悶得吐血數斗的美日會談就此拉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