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契

默契

高君這次見到父親的老友，還得知一件驚人隱情：他居然還有一位母親，而且是他的生母！生母幾年前病逝台灣，給他留下一筆遺產，還有兩個同母異父的妹妹，如今分別在美國和日本……當對方掏出信函和相片，把目瞪口呆的他接入一個陌生的家族和世界，他差點尿了褲子，意識到自己突然成了一條迷航和失舵的船，未來的一切茫然莫測。但我無意述說他後來到台灣和日本的故事，在敘事的勢能積聚面前強行打住。

家族恩仇、男女苦戀、革命悲劇、愛國傳奇……只要稍加營構，這一類小說當然並不難完成。身不由己，大勢所趨，辭藻嘩啦啦地跟着情節往下趕，我以前也常常這樣把生活“小說化”。問題在於，這些匆匆情節在起承轉合之處是否遺漏和流失了什麼？幾乎模式化的情節流程、人物配方、主題選項是否正在掩蔽人生中更為豐富的縱深？當紛亂如麻的生活總是被篩選、編織、模壓成經緯分明的小說種種，這些習以為常和順理成章的敘事可有唯一的合法性？

我寧可讓很多讀者失望，寧可讓高君在這一頁稿紙上突然消失，就像一個混蛋演員在舞台上突然誤場和退場。我想看看情節中止和情節解體以後的生活是什麼樣，看看各種情節軌道使人們不易接近的生活，各種情節聚焦使人們不易旁顧的生活——哪怕這樣會使敘事變得散亂。

這樣吧，我們換一個場景，見識一下某位隨高君來到我家的客人，與這位客人聊聊天。時間很快過去了。應該說我們談得很好，所有觀點都沒有什麼分歧，他用例子呼應我的看法，我用闡釋擴展他的思路。我們還談到孩子和足球，談到天氣和最新的流行笑話，保證了交談的張弛相濟和亦莊亦諧。最後他戴上帽子禮貌地告辭，並且沒忘記給女主人和我家的小狗擺擺手。

奇怪的是，這次交談使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對這位客人沒有任何好感。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他說錯了什麼嗎？沒有。他做錯了什麼嗎？也沒有。那麼我鬱悶不快的感覺從何而來？來自他有些刻意的禮貌？來自他誇張的某一條笑紋？來自他聽話時一瞬間不易被人察覺地左右顧盼？來自他眼中偶爾泄露出來的一絲曖昧不明但暗藏攻擊的笑意？來自他那件方格子布的名牌襯衫和剛剛染得油黑的頭髮？……

在我們的交談之外，一定還有大量的信息在悄悄地交流：表情在與表情衝撞，姿勢在與姿勢對抗，衣裝在與衣裝爭拗，目光在與目光搏殺，語氣停頓在與語氣停頓嘶咬，這一切都在沉默中轟轟烈烈地進行，直到我的內心疲憊不堪傷痕纍纍，直到雙方似乎圓滿的談笑已經微不足道。也許我們都沒有注意到的一個髮型，註定了今天的見面將實際上乏味和尷尬。

交談是人際交往中重要的手段，卻是生硬的手段，次等的手段，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換一句話說，人際之間需要交談來溝通的時候，需要用大量交談來溝通的時候，無論對敵還是對友，都多是困難重重的時候了。最成熟的關係其實不需要語言，不需要交談，更不需要談判家，所謂“默契”是之謂也。“默”即語言的放棄。隱藏在一個個無言細節里的感覺對接，已經讓人心領神會，挑明了說反屬多餘和笨拙。在這種情況下，硬要說說什麼的話，也多是題外之言，言不及義，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實意圖反在不言之中。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最巧妙的外交總是不像外交，常常在談判桌和協議文本以外完成。為什麼最高明的調情總不像調情，常常不着一字盡得風流，更不需要傻乎乎地纏住對方說愛呵愛——只有街頭強行拉客的下等野雞，才會習慣於直說和明言，比如一語道破問題的實質：“大哥，發生肉體關係啵？”

女人下意識地瞪了男人一眼，或是下意識地拾起男人遺忘的帽子，或是下意識夾走男人餐盤中的大蒜……此時的他們，言語少卻信息不少，定要說說話，也是有三沒二，有七沒八，意思多在心領神會之中。他們即便自稱只是一般的關係，其親密程度其實盡在我們的想像之中。相反，如果他們將自己公開定位於“夫妻”或“戀人”，或者被某部作品的人物表定位於“夫妻”或“戀人”，如果他們定位於這種關係卻沒有上述一類行為默契，倒是習慣於用邏輯嚴密和意義明確的言說來處理各種事務，包括處理帽子和大蒜，他們之間的關係倒是會讓我們大為生疑。很多蹩腳的影視劇里就有這種男女，儘管滿嘴是愛的台詞，甚至動不動就摟摟抱抱床上床下，但他們給人的感覺總像是生硬的嫖娼，而不是水到渠成和水乳交融的情愛。用圈內的話來說，這些蹩腳的演員眼中無“戲”，臉上無“戲”，舉手投足都無“戲”，渾身各個部位沒有感覺的對外輻射，即便把設計台詞和設計動作執行得再好，也是一具具台詞機器和動作機器而已。他們既不可能演好真正的情愛，也沒法演好真正的憤怒，真正的憂愁，真正的歡樂。

他們與觀眾之間不可能形成“默契”，不可能被觀眾真正接受。這種缺乏感覺對接的共處，在中國俗語中叫做“不投緣”，叫做“氣場相斥”。這就像有的人常常沒法說清楚，他為什麼不喜歡他應該喜歡的一部小說，不喜歡他應該喜歡的一個城市，不喜歡他應該喜歡的一個時代。在這一點上，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是幸運的，因為這些世紀留下了豐富的文學藝術，留下了大量的感覺細節，足以滲入人們的血液，使一個初到巴黎或彼得堡的人，也可以對這個巴爾扎克的城市或托爾斯泰的城市似曾相識，對陌生的街道或酒吧幾乎無端地“默契”，一盞路燈，一陣冷雨，一個麵包店的胖大娘，好像也都已與你神交了多年，完全就是你記憶中的樣子。而二十世紀、特別是二十世紀晚期是不那麼幸運的。也許這個時代的物事變化太快，根本來不及在人們的感覺中耽留、沉澱以及消化；工業化生產之下的物事也流於批量化而缺少個性，很難成為感覺興奮的目標。事情還可能是這樣：這個時代發達於技術和經濟，文學藝術卻不幸衰頹，疲於胡鬧而鮮能動心，缺少巨星迭出的文學藝術大師們在時代與人們之間溝通感覺，於是高樓取代田園、街燈取代明月，電話取代筆墨，飛機取代馬幫，超級市場取代市井集市，電子媒體取代道聽途說，這一切可以說有效率上的合理性，但尚未形成情感上足夠的感染力和征服力，甚至與很多人的感覺末梢生硬抵觸。換一句話說，人們對這個時代的接受，是理智超前而情感滯后——這正是很多人忍不住要懷舊的原因，是懷舊強度大大超過二十世紀中期和早期的原因。

我母親說過，她年青的時候都不穿布扣斜襟衣的，想不到現在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倒穿起來了，想不到“唐裝”之類越來越時髦。

我也是一個把感覺留在過去的人——也許是留在唐詩、漢雕、秦篆那裏。坦白地說，我不管如何努力還是覺得眼下這個時代頗為陌生，在很多方面還是沒法喜歡眼下的時代——儘管這個時代比過去更富裕也更多自由，儘管這個時代有電腦、飛機、空調、伽瑪刀、聯合國維和部隊，是一個我能夠接受但說不上喜歡的時代。我不知道是什麼力量接管了和沒收了我應該有的好感。我似乎更願意自己走入一個我不可接受的時代，比方走入青銅歲月的邊關驛道，在一次失敗的戰役之後，在馬背上看蒼山如海和殘陽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