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

證據發生於上一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化革命，幾乎就是一埸罕見的文字檢疫運動。政治清查，思想批判，大都以當事人的文字為依據。很多人一夜之間成為叛徒、特務、漢奸、反革命、走資派、右傾分子、516分子，往往都是緣於一句話或者一張紙片。言辭就是根據，文字就是鐵證，這是當時的社會共識，甚至還算當時最為開明和最為公正的辦案原則：可以避免隨意的想像和推斷，保證結案時的證據確鑿。

至於文字以外的東西，比如這個人說話時笑了嗎？這個人說話時有什麼樣的笑？……這一類身體語言卻因時過境遷以後難以查證，往往被後來人馬虎放過。因此當時有“文字獄”，但至少不會出現“表情獄”。

高君就是這樣在父親的抽屜里發現了交代材料，發現父親承認自己在三十年代參加過國民黨，並且書寫過“擁護黨國領袖蔣介石”、“永遠忠於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類大黑話。高君大吃一驚，在抽屜前哇哇大哭。受過多年紅色教育的他，很快把父親想像成一個歪戴軍帽、斜叼煙捲並且在集中營里嚴刑拷打革命者的兇手，同時把母親想像成一個珠光寶氣濃塗艷抹並且在麻將桌旁惡聲訓斥傭人的闊太太。他沒想到父母一直把真相隱藏了這麼久，沒想到父母居然不露痕迹地混在革命隊伍中，居然假惺惺地大讀毛主席的著作並且要孩子們穿着破舊衣服下鄉參加農業勞動。他擦去淚痕后驚天動地地摔門，然後對着空中大喊一聲：“我就是要大造你的反！”

這是父親苦苦勸高君不要出走的時候。高君後來還知道，這是父親已經得知單位上的革命組織即將對他採取行動的時候。父親結結巴巴，很想向兒子說清但不知道如何開口。幾天後，父親跳樓自殺。

直到運動結束的1979年，高君的父親獲得平反。一位審案組官員對高君說，國民黨里確實有惡棍和腐敗，但他父親倒沒有被查出什麼劣跡。他父親在學校畢業時是參加過國民黨，入黨后熱情投入了抗日宣傳、救濟難民、搶修滇緬公路的建設，具有那個時代很多革命者同樣的社會熱情。據有關調查結果，當時有些地方的國民黨也不是什麼大餡餅，青年學生中很多吃花酒的，抽大煙的，怕打仗於是跑到國外去的，倒是不願意參加國民黨，也被那個學校激進的國民黨支部所排斥。

高君父親的故事使我們知道，任何黨派里都有多樣的人生。我們後來還知道，白紙黑字可以在歷史中存留久遠，而歷史中同樣真實的表情、動作、場景、氛圍等等，卻消逝無痕難為後人所知，而這一切常常更強烈和更全面表現了特定的具體語境，給白紙黑字註解了更豐富和更真實的含義。一個黨證，一段擁護什麼的表白，如果從具體語境中抽離出來，能說明什麼呢？比如說，如果僅就文字而言，中國人一般都會對下列事實吃驚：尊敬的蔡元培先生曾經撰文支持獨裁當局對異己人士的鐵腕鎮壓；尊敬的于右任先生曾經簽署過肉麻吹捧黑幫頭子的生日祝辭；尊敬的周作人先生參加過漢奸政權並且留下了一批向日本侵略者致敬的惡劣文字；連尊敬的周恩來總理也曾經在文化革命中對蒙冤的劉小奇、鄧小平、彭德懷等老戰友口誅筆伐。這一切白紙黑字都是真實的。但難以查證的真實是：這一切是出於真誠的迷失？是無奈的敷衍？是怯懦的附勢？還是小不忍則亂大謀的責任擔當？有誰知道那些言辭發生在什麼樣的一些表情之下？

文字是可怕的東西，是一種能夠久遠保存因此更為可怕的東西，能夠以證據確鑿的方式來揭示歷史或歪曲歷史。後來有一天，高君接待了一位台灣來大陸尋親的老人，父親以前的國民黨同志。大概在餐桌上多喝了幾杯酒，老人突然胡言亂語，說高君父親其實也是一個不討人喜歡的傢伙，在同學們當中有個“屁長”的可笑綽號；還說他吃飯時從來都是等着同事給他裝飯，自己卻從不給同事裝飯；說他一看見漂亮女人就目不轉睛，抓住對方的手一握就揉來搓去簡直輕薄得很……高君當然認為這個傢伙是喝醉了，是老糊塗了，甚至是國民黨反動派對一位大陸革命幹部的無聊攻擊。那些瘋話沒有任何文字可為依據，還能算數？……他總算控制住自己的滿腔怒火，沒有一拳把老傢伙揍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