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術

相術

1990年我和朋友們編過一期雜誌，曾做過一個小試驗：刊登出四十多張人相照片，讓讀者猜出他們中間的十來位罪犯，正確答案在雜誌的隨後一期公佈。結果不出所料，接受試驗的讀者們都頻頻失足於這個面容的迷陣，猜測的正確率不足1/5。他們不論如何小心翼翼，還是被一張張清純或者奸險的臉騙過去了，不得不在事後懷疑和痛恨一切相術。事實一再證明，面容與性格乃至命運的關係，一直撲朔迷離得令人生畏。相術即便雜有一些醫學和社會學的道理，一旦有了解說人間萬事的野心擴張，則成了宿命論的旁門左道，成了“扼殺任何人生努力的符號暴力”（南帆語，見其《面容意識形態》文）。

中國戲劇中的臉譜可算一種准相術，力圖建立面容的標本手冊，讓觀眾一旦“知面”便可“知心”。紅臉象徵忠勇，白臉象徵奸詐，黑臉象徵剛烈，三角白粉鼻則象徵油滑卑微，諸如此類。中國小說也有過臉譜化傾向，比如在我讀過的一些作品裏，作家們總是把兩扇厚嘴唇安裝在厚道人士的嘴上，似乎厚嘴唇是缺少運動的肉脂積累，源於沉默的習慣，源於忠厚者常有的木訥，自然成了重諾守信的形體特徵。在這種文化環境裏，相術當然成了一種必不可免的知識極端。獐頭鼠目、尖嘴猴腮、三角眼、掃帚眉、鷹勾鼻、酒糟鼻之類統統被派給了壞蛋，龍睛鳳目、方頭大耳、卧蠶眉、含丹嘴、國字臉、懸膽鼻則統統獻給了道德君子——包括把“重瞳眼”獻給了明主聖王。在相術家們看來，人際命運和行為操守都可以進五官科，集中顯示於人臉這一塊儀錶板。

但這些理論從來沒有登堂入室，從來沒有得到過知識界普遍的承認，在有些人那裏即便既信又疑，揮之不去，也頂多落下一個“相信與不相信結合”的模稜兩可。古代著名皇帝舜是否真是“重瞳眼”，“重瞳眼”是否稱得上美貌，人們也多有懷疑。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還曾寫下著名的《非相》一文，稱“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相人，古之人未有也，學者不道也。”

解讀面容的努力遭到如此重挫，是否意味着向我們迎面而來的諸多人臉只是一塊塊空白？是否就可以由此判定，“一見鍾情”和“一見如故”之類的故事都屬於謊言或者愚不可及的面容崇拜？事情可能沒有這麼簡單。也許，面容不是靜止的，因此不應該簡化為相片；也許，面容不僅受制於生理遺傳也受制於心理再造，因此不光是一個臉蛋而應該包括表情活動的全部，包括一個人全部的身體語言（bodylanguage）。一本《麻衣相法》無法充當廉價的先知，但並不妨礙一個富有職業經驗的警探，不難從一群乘客中一眼辯出走私疑犯或者越獄犯。很多有關緝兇過程的報道證明，一個神色特徵，一個舉止習慣，一個裝束細節，都可以使警探胸有成竹，敏感到自己的對手在哪裏。這種行外人和局外人無法理喻的目測能力，隱含着特有的經驗、技巧以及博聞廣識，有時竟可達到“一眼准”的程度，庶幾乎可稱實踐家的“相人之術”。

相人本來有術，只是術士們無所不知的誇口許諾，決定了江湖相術的破綻百出。警探不是術士，他們依據一個人的外形表象鎖定犯罪疑犯，即便有高得驚人的成功率，也僅此而已，並不竊占認知越位的特權。犯罪只是犯罪，此時的犯罪也只是此時的犯罪，並不能決定該犯的性格是溫和還是剛烈，命運是坎坷還是順利，智識是豐富還是貧乏，婚配是圓滿還是殘缺，父母是健在還是亡故，甚至不能決定該犯在另一個人生的層面上，在另一個社會環境裏，是否能成為一個良民。這正像我們在雜誌中印出的那數十張照片里，男女良民—旦身處特定的條件之下，也不一定沒有犯罪的可能，因此4/5的識別錯誤，不一定意味着永遠的錯誤和絕對的錯誤。

在犯罪問題以外，人是非常複雜的。好公民不一定是好同事，好同事不一定是好情人，好情人不一定是好兒子，好兒子不一定是好父親……幸好警探們沒有義務處理這些事務，也無意窮盡人生未知領域裏的汪洋大海，只是把目測方法局限在職業範圍之內。這正是警探們的成功之道：有效知識的前提是承認知識邊界，承認我們對邊界那邊的一切無可奉告。

只有無視認識邊界的僭越者和獨斷者，才會在數十張相片面前爭執不休。他們或是擁護相術，相信這些面相能夠告訴我們一切；或是反對相術，認為這些面相既然不能告訴我們一切那就毫無意義。他們的爭執不休，其實都是對面容的有目無珠，使人世間一張張義涵豐富的面容，在他們眼前如果不是空白就成了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