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籃子的肉”

“一籃子的肉”

在李津的風格形成過程中，有三個地域構成了特殊的啟示。首先是他的故鄉天津，自中國近代化以來，它憑藉港口、租界及其與北京的緊鄰關係，獲致了顯要的地位，而此後逐漸衰微的歷史過程促成了它一種奇異的地域性格，其中交織着自我緬懷、自得其樂與自我調侃，這種地域性格被他保留和運用於作品之中的自我描述。第二個令他得益的地方是西藏，對於當地宗教氛圍的體驗使他反思了年輕時代過於激越的悲劇意識，後者是由1980年代湧入中國的西方現代主義人文思想所帶來的理想主義傾向，在經歷了以1989年為分野的現實變遷之後，無數的個人因為難以尋找到精神的疏解方式而倍感痛苦，在他有關西藏的回憶中，對於天葬儀式里生命被還原為“一籃子的肉”的目睹，造成的震撼非比尋常——後來他的繪畫中對於肉慾的迷狂表達也許可以追溯至此，彷彿是通過層層疊疊的色相書寫來抵消這一時刻所留下的心理黑洞。

“肉”，正是李津用以編織其文本的最重要的物質化意象，也是他最具魅惑力的語言肌理，它貫穿在他筆下的女人和食物形象之中，而他的長卷更是關於肉或肉慾的巴洛克式的繁複表達——在這個意義上，西藏給予他的也許是於日常中體驗虛無與永恆的教誨，不過這種教誨並未再進一步將他推向宗教虔信，而是使之逐漸滋生出及時縱樂的頹廢意識，這種意識在很大程度上與他隨後到達的第三個地方南京聲氣相通，後者作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古都之一，從文化特徵上素來以耽於感官享受和追憶古老的繁華時光而著稱，他來到這座江南城市時，恰逢當地“新文人畫”的興盛期，在那裏，他邂逅了朱新建，即使在多年以後的今天，他也從不諱言朱新建在繪畫意識上給予他的影響。

李津/如果雲知道/213×285cm/紙本水墨，設色/2013

“我是斧斧生威，他是回首一袖箭”，李津在述及自身與朱新建的差別時曾經這樣來形容，這應該是在表述朱新建的風格充滿南方式的靈動與簡省，而他自身則保留了北方式的鋪張與猛烈，不過，筆墨與氣質還不足以分清兩者，他們的更大區別在於自我的文化身份定位。相對於朱新建以野逸的筆墨承載肉慾的意念，但仍然映襯着畫面背後那個孤高的文人化自我的殘夢，李津則通過“降格”與“貶抑”將自我釋放到了真正的現實之境，從而告別了傳統文人畫的自我界定，以媚俗化的姿態尋覓生理的愉悅感，以此達成對於現實與自我的雙重反諷。

在他的畫作之中，我們不時地捕捉到那樣一個自我的存在，那是一個在滿桌佳肴前大快朵頤的人，一個和女性盡享魚水之歡的人，偶爾，這個身影出現在文人雅集之中，但吸引他眼球的並非高雅的清談或歌吹，而是女人的臀部和雞腿，兩者被表現得如此肥美濃膩，強烈地撩動着慾望和神經，這樣一個執迷於世俗享樂的自我形象，在“食”與“色”兩種題材的反覆書寫中予以強化，這兩種題材在他的創作形態中並不止於并行，而是處在了相互轉換之中：“食”成為了“色”的隱喻，反之亦然，事實上，這種表達是“新文人畫”的進一步蔓延，以“食色，性也”反撥了“林泉高致”，並且也與“玩世現實主義”和艷俗藝術具有相近的精神底調，在返俗之舉中尋找私人化的樂趣，在犬儒主義的酒桶里宣洩着、炫示着無窮無盡的肉慾。

季雲飛/143米吃水線以下/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