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蠶”

“我是蠶”

在當代藝術對於“禪”的運用當中，似乎只有梁紹基真正地做到了身體力行，他從1989年開始養蠶，2001年以來將蠶場設立在天台山，且接受“天台宗”的日常熏陶。針對人們對他隱士身份的渲染，他曾引用“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這句古語來表明自己的微不足道，他的專註使他能夠從平常中體悟到奇妙，同時也能從某種猝變里體悟到平常：

倪有魚/尺/尺寸可變/木、刀、銅絲、漆料等/2012—2013

1989年我去蘇聯做了件作品，叫“天人地”，是一個符一樣的東西，方圓結合，我故意讓它們錯開，方的對上，圓的就對不上，圓的對上，方的就對不上，以表達一種矛盾的狀態，我先在國內做好了一半，另一半在蘇聯完成，我的本意是想讓那另一半跨越地理時空從蘇聯運回來，以完成一次穿越歷史時空的契合，可沒想到就在我回來的火車上，廣播裏傳來消息，蘇聯解體了，我的作品回不來了，寫信給那邊的美協，也沒人回信，我開始很沮喪，為作品無法完成感到失望，可後來一想，覺得它不但是完成了，而且是深刻地完成了，世界永遠是變化的，契合永遠是人類的期盼。這件事使我對時間和變化有了更大的興趣，也讓我意識到蠶吐絲從頭到尾的過程都可以成為作品……

針對自身的創作，他曾經以“殘”、“蠶”、“禪”這三個在中國南方發音幾乎一樣的詞來加以概括，在他看來，“古代的文人墨客最喜歡的就是殘山枯水，但我是用當代的手法來表現這層意境”。“殘”對應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遺忘所造成的缺失與虧空，“蠶”對應了他領悟世界的別樣途徑，也是他的切入點。“禪”就是禪道，就是“靜悟”。面對躁動的社會與瘋狂的物慾，他想以裝置性的手法營造出一個對應“殘山枯水”這一古老意境的“場”，以供人們反思。

梁紹基/自然系列No.96，聽蠶/聲音裝置/2009年

從他的談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雙重的建構性，即個人從傳統中轉換出精神或語言資源的那個過程，同時也必須是一場針對當下的持續發言，儘管在他的工作之中，后一部分顯得更加含而不露，但這恰好表明他藝術的自律，與他那一代的大部分藝術家迷戀於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纏鬥不休相反，梁紹基是內發的、輕逸的、詩性的，對他來說，藝術是一種薩義德（EdwardW.Said）所言的“緩慢的政治”，通過治療人性進而影響現實社會。

在《聽蠶》（2006年）之中，蠶房中的蠶啄食桑葉時的聲響經過放大之後，如同一場滋養萬物的春雨，佈滿了整個空蕩的展廳，地面的蒲團將觀眾帶入了平靜的聆聽者角色，要求他們細細體悟自然的玄妙與偉力，在我看來，這也許是梁紹基最令人折服的作品。《鏈》（2002年）以懸垂的鐵鏈與覆蓋其上的蠶絲，表現了生命之中輕與重相生相剋的存在狀態，在《旋》（2010年）這件作品裏，卵石就像文明與記憶的化石，經由蠶絲溫暖的孵化而具有了再生的可能。不過，對美學的強調並不意味着他刻意迴避政治性議題，在《窗》（2011年）之中，我們就可以讀到有關國族與異域、禁錮與突圍的相對直接的表達。

從金屬、木頭、玻璃鏡面、人體、石頭，以及近年以視頻形式加以展現的雲朵，這些與蠶相結合的材料與手段儘管在變化，但運用傳統為自身及他人提供治療與救贖的激情一直沒有改變。當被問及自己的作品歸根到底是在表現什麼的時候，他的回答是：時間和生命，而生命的意義就在當下，就是佛語所描述的一剎那的一剎那——“以前我的作品表達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搏鬥，人生存的一種詰問，甚至受到外界的約束和壓迫。相對來說是比較原始的。我現在表現的是這種困頓和迷茫，飄忽的感覺其實更沉重，用一種‘輕’、一種‘虛’來表達重，意味更重。”

梁紹基/自然系列，窗/裝置、蠶、窗、絲繭、蛾/2011

他的藝術在主題性構想上從不複雜，甚至帶有卡爾·波普爾（KarlRaimundPopper）所反對的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傾向，然而，深邃且動人的是作品的動態生產過程，自生物學與哲學的臨界點展開，其中充滿了偶發的細節與認知的契機——活體的蠶在相對漫長的時段里編織着空間，它們儼然是作者與主體，而藝術家謙遜地退至一旁，成為侍奉者和門徒，他的回報是日漸增長的精神領悟力——“虛透”的蠶絲是一種至柔的實存，同時也凸顯了其後那個可供智慧無限生長的虛空，蠶在此構成了一種道與自然的測度，構成了一場冥冥之中的還鄉之旅，也造就了“自然”系列這樣一座個人里程碑意義的作品，以至於他會說：“我是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