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車小記

覆車小記檳城三宿之後，五日夜渡北海，剛巧是舊曆的十五晚上，月光照耀海空，涼風絕似水晶簾底吹來，揮手與送別諸君分袂的時候，心裏只覺得快活，何曾有一點惻惻吞聲之感？當然依舊是“到處論交齊管鮑，天涯何地不家鄉”的故態。

但是別離終竟是別離，或悲或喜的混合劇；當船離碼頭的一剎那，簾幕便揭開了：一位十五六歲的窈窕淑女，同一位很清秀的青年君子，歡天喜地上了船；船欄外來送的，多是些穿紗衫，圍錦繡薩郎—馬來裝也，但不知是否這兩字，亦不知是否如此的發音—套裙的女嬌娘。開船的號令響了，機房裏起了轉動的聲音，船上船下，一陣鶯聲燕語的唧唧喳喳，我原不曉得是在說些什麼，推想起來，大約總是“前途珍重，後會有期”等套語吧？或則是“萬里之行，從此始矣”也說不定，在我這老天涯客看來，自然只是極平常的一次離別；但反應到了這淑女的心頭，波瀾似乎是千重萬重的起了，先是鶯聲發了顫，繼是方諸瀉了盆，再則終於忍耐不住，跑開了欄杆。到無人的一角，取出手帕來盡情啼哭去了。這一幕，當然是離奇的悲喜劇。

檳城

還有迴轉舞台的第二幕，是表現在上下船的跳板旁邊的；一群頭上包着紅白黑色的布，嘴周圍長着黑黑叢叢的毛，臉上也有幾位綉着皇天為加上圈兒的花的朋友，向一位身軀碩大的老長者，舉起了手，齊聲唱出了一曲也是聽不明白的離別之歌；這或許是喀里達薩的《薩功塔拉》裏的一小節，這也許是太戈爾的《迷鳥》裏的一整首，總之是印度的一般人所熟誦的歌曲無疑。這一幕又似是純粹的喜劇了。

旁觀者的我們，自然要做一點劇評。同行的關先生先指那一位淑女說：“她既和丈夫在一道，當然是快活的旅行，為什麼要這樣啼啼哭哭呢？”

“大約是新婚後，來回門（回娘家）的吧！”我的解釋。

“那一位印度老長者，頸項里套在那裏的花圈是什麼意思？”我問關先生。

“他大約是在警界服務的，一定是升了官去赴任的無疑。來送的那些，當然是他的親戚故舊，或舊日的同僚。”是關先生的回答。

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我們平穩地渡過於海峽，按號數走進了聯邦鐵路的卧車房；火車也準時間開，我們也很有規則地倒下了床。只是窗門緊閉，車裏有點兒覺得悶熱，酣睡不成，只能拿出李詞佣君贈我的《椰陰散憶》來消夜。讀到了榴槤的最後一張，正想重起來拿王紹清的《亞細亞的怒潮》的時候，倦意頻催，張口連打了幾個呵欠，是睡鄉帶信來了，迷迷糊糊地不知怎麼一來，終便失去了知覺。

這一睡醒來，可真不是諸葛武侯的隆中大夢之相仿！火車跳了三五下，玻璃窗變成了樂器；車箱裏的馬來小孩子，印度貴婦人，齊聲哭了起來。我的身上，忽而滾來了許多行李和衣裳。一二分鐘后，喀單當的一聲大震。事情卻定了局，車子已經橫卧在軌道外的橋頭草地里了，我們原是買了卧車票來的，而車子似乎也去買了一張，我們睡在它的懷裏，它也循環相報地睡入了草地，以後便是旅客們的混亂。關先生赤了腳，擄了一件雨衣，七橫八豎，先出去打開了車門。我則一點兒經驗毫無，只在卧鋪底下收拾衣箱，更換衣服；穿上衣服之後，還在打領帶的結。關先生是有過經驗的，倉皇在門口叫着說：“這時候還帶什麼領帶！快出來！快出來！”我卻先把行李遞了給他。行李取齊，一腳高來一腳低的爬出了車箱后，關先生才告訴我說：“你真不曉事，萬一電線走電，車箱裏出了煙，我們就無生望了；火車出軌，最怕的是這一着！”

爬出車箱宋一看，外面的情形，果然是一個大修羅場！五輛車子，東倒一輛，西睡一輛地橫衝在軌道兩旁的草地里；鐵軌斷了，飛了，腐朽的枕木，被截作了火柴干那麼的細枝；碎石上，草地上，儘是些四散的行李與衣裳，和一群一群的人，還有幾聲叫痛的聲音。天也有點白茫茫地曙了，拿出表來用香煙火一照，正是午前四點四十分鐘的樣子；以時間來計路程，則去丹絨馬林只有一二十分鐘，去吉隆坡只有兩個鐘頭不足了；千里之駒，不能一蹶，這史替文生與華脫的創作品，到今天也曳了白。我們除了在荒地的碎石子上坐以待旦而外，另外也一點兒法子都沒有。

痛定之後，坐在碎石上候救護車來的中間，我們所怨的，卻是那些檳城的鮑叔們，無端送了我們許多食品用品，增加了許多件很重的行李，這時候拋棄了又不是，攜帶着更不能，進退維谷，只落得一個“白眼看行李，高情怨友生”的局面。因為火車出軌之處，正是一個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的中間地帶，四旁沒有村落，沒有人夫，連打一個長途電話的便利都得不到。並且我們又不會講馬來話，不識東西南北的方向，萬一有老虎出來，或雷雨直下的時候，我們便只有一條出路了，就是“長揖見閻君”而已。

在這情形下，直坐了四個多鐘頭，眼看得東方的全白，紅日的出來，同車者的一群一群搬往火車龍頭前面未損壞的軌道旁邊。最後，我們也急起來了。用盡了陰（英）文陽（洋）文的力量，向幾個馬來路工交涉了許多次，想請他們發發慈悲，為我們搬一搬行李，但不知他們是真的不曉得呢，還是假的不知，連朝也不來朝一下，只如頑石鐵頭的樣子，走過來，又走過去了。還是智多星的關老，猜透了這些人的心理，於一位年老的馬來工人走近我們身邊的時候，先顯示了他以一個兩毫銀幣，然後指指行李，他伸出手來，接過銀幣，果然把行李肩上肩頭，向前搬了過去。於是轉悲為喜的我們，也便高聲地議論了起來：“銀幣真能說話，馬來話不曉得，倒也無妨！”說著、笑着、行着，走到了未損壞的路軌的邊上，恰巧自丹絨馬林來接的救護車也就到了。

上車后，越山入野，走了幾站，於到萬撓之先，我們又在車窗里發現了一輛房新民君自吉隆坡趕來救我們而尋我們不着的后追車。又到下一站的時候，我們便下了火車，與房君一道地坐汽車而回了吉隆坡。十二點十分，到吉隆坡后，我們又是天下太平的旅行人了，有鄭振文博士旅店的款待，有陳濟謀先生壓驚洗餞的華筵。上車之前，並且還坐了陳先生的汽車，在吉隆坡市內市外，公園、公共機關、馬來廟、中華會館等處飛視了一巡。第二天早晨六點多鐘，我們便是星加坡市上的小市民了。謝天謝地，這一次的火車出軌，總算是很合著經濟的原則，以最少的代價而得到了最大的經驗，更還要謝謝在檳城在吉隆坡的每一個朋友。因為不是他們的相招，不想去看他們，則這一便宜事情，也是得不着的。

原載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星洲日報·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