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女性問題

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女性問題

不管我願不願意，作為一個必不可少的維度，我必須把自己符號化，以便提出“女性問題”。

毋庸諱言，女權問題最初只是空想社會主義理論中“平等觀念”的一個派生物，說得露骨一點，是以理性自居的男性思想家、政治家們對女性的一種平等的理性施捨、恩賜。

被教會了這套語言的女活動家們便開始同男人一道為自己的經濟平等、政治平等爭一席之地。

在這個階段上，應該說，中國是做得最好的了；大概也因為是最好的緣故吧，長期也就滿足、停滯於這種現狀上——我把它叫作“平等的附庸”。

平等的觀念或平等的權利只有在真正具有平等的能力時才能變成現實。

從一批女運動員到一批女作家的出現，女性的“性別意識”才明顯地、尖銳地提了出來。它恰好巧合著世界範圍內的女權運動的第二階段，即性別差異“被解釋為主體與象徵契約亦即社會契約之間關係的差異”。不過它在中國表現出某種潛意識的浪漫。

“性”，是一個古怪的字，它好像是從“性別”中退出來的中性字。“性別”，非“男”即“女”，正常得像白天黑夜。可是一去掉“別”，留下“性”，便曖昧起來。“性”是什麼？一進入理性的問答，生理、心理、意識、對象性的，等等，沒完沒了。但憑直觀或最初閃念：“性”幾乎等同着女人的“生殖器”。“性”的社會意識尤其如此。男人這樣認為，不奇怪，奇怪的是女人，也這樣。彷彿，她不得不在男人的眼光逼視下看着自身的那個想掩藏也掩藏不了的部位。女人的順從、忍受、認命，或者逆向加強的反抗、報復、賣淫，全部定格於這“性”了。

對於女人，你說它是自然的專制、歷史的專制、現實的社會的文化道德的專制，終歸一樣。在經濟平等之外，在政治平等之外，如何爭得性意識的平等權，可以說，從“五四”到今天，始終是女人的一大心病、一大難題。當代文學中出現大規模的女作家涉及性經驗或直接描述性經驗的小說，不過是它的一小片剪影。

然而，它不是出路，即便爭得了“子宮”的人類學或生存論上的優先權又怎麼樣呢？還不是在性別的二元對立中，只不過是交換了中心位置罷了。這中心位置的明朗或婉約都掩飾不了女性的暴力主義，其中包括“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文字暴力。在某些女作家的性經驗描述中，那些“男人如何如何”的性蔑視，比比皆是。

順便說一句，許多男作家也習慣地拿“性”作為反神聖、反崇高、反專制、反壓抑、反封建、反時代的象徵工具。問題是，在現代社會，這樣做是沒有意義的，甚或，“性解放”實際已成為一種新的壓抑形式。因而這樣做除了媚俗和實利，早已沒有漂亮的動機所指望的革命效果了。

所有上面對“性”的俗見，不管其表現的高下，都賦予了“性”形而上的本體論意義，因而我把它叫作潛意識的浪漫化。在這潛意識的浪漫化或浪漫化的潛意識中，真實的個人都是消逝着的。事實是，那些或明確或不明確地想把“性”作為工具的男人或女人，一定最終是把自己變成了工具的工具。

換一個角度，所有上面對“性”的俗見雖然可以接近性的真實，但也正因為是“這樣的”接近，恰恰掩蓋了、歪曲了“性”的真實。

究竟應該怎樣看待“性”？如何恢復“性”的感性的神秘性？這是一個與“女性問題”相關聯、同時又不限於“女性問題”的問題。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它甚至具有迫切的意義。

最後一個不無必要的說明是，“女性問題”和“女權/女性主義”的概念是不同的。對於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來說，諸如對於“時間”“空間”“語言”乃至“性”這樣一些問題，女性問題其實是一個需要特別限定的問題，即它是非女性主義問題。它只成立在否定性的意義上，具體說，只成立在消解女性主義的前提的意義上。例如，“性別差異”對於個體女性只是可能性範疇。這裏的問題在於，“性別差異”在女性主義的前提下有中心論傾向；只有在還原個人真實性的前提下，它才是差異原則的特異性本身。

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問題必然和女性問題發生關係，必然發生關係的問題一定是女權/女性主義的問題。還是以“性別差異”為例，“性別差異”之所以能成為中心範疇，是因為它有一個不證自明的前提，即“女人——男人”的二元對立，在這裏，“女人”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先驗性範疇，“性別差異”只不過是它的光怪陸離的投影罷了。在這個意義上，回到“性”問題即回到“性”問題的中立性。它不再粘連着作為類的男人或女人，而是以個人的真實性作為問題的立足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