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和女性問題
後現代主義和女性問題
一、“女性主體”概念虛假性的揭示和參照
西方女權/女性主義一般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作為兩個有差異實質上卻是互相銜接的階段,其共同特點是試圖確立“女性主體”。
朱莉婭·克里斯多娃在《婦女的時間》一文中對西方的女性主義發展的階段性亦即女性主義的“兩代”,作了一個堪稱經典的劃分。
第一代女權主義者將自己的運動深深植根於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為自己在歷史的線性時間中爭得一席之地,它的旗幟是經濟平等、政治平等和職業平等。
第二代女性主義者,即1968年5月以後的女性主義者,不再關注平等要求,而是強調差異和特獨性,“性別差異”這時不僅成為女性主義的中心範疇,而且“被解釋為主體與象徵契約,亦即社會契約之間關係的差異”。
在此基礎上,朱莉婭·克里斯多娃提出“另一代即另一空間”的問題。這一空間即中斷以父親形象為載體的象徵秩序,它是對形而上學二元論的否定。
這裏個體性的問題實際上已被揭示。這是西方後現代主義的眼界所能帶來的最深刻的成果。
問題在於這個揭示應以一系列更鮮明的界限清理為前提。克里斯多娃所代表的後現代主義的眼界,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參照。但忽視“非宗教”與“后宗教”的區別無疑丟失了一個能導致問題深入和具體化的更大的背景。
人只有將自己置於后宗教即非形而上學神學的超驗之維,才可能真的跳出形而上學、人本主義、主——客二元模式的桎梏。事實是,由第二代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的差異和獨特性的理論既可引申出如克里斯多娃的“另一代即另一空間”,也可能導致恐怖與暴力。
女人也是一種暴力力量,女人的褊狹嫉妒在自由名義下的釋放中取對立姿態,就是一個歷史的報應。
如果沒有超驗一維的限制和制約,主體意識本身就可能是暴力或專政的邏輯根據。
二、中國當代女性問題的前提和現實可能性
我們不能說從女權主義到女性主義是一條歷史的必由之路,我們只能說在西方和中國都不同程度地可以找到這兩個階段或兩種態度或兩種思路的區分。
甚至可以說,在中國,從五十年代到“文革”期間,由於馬克思主義的普及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中國婦女在西方不可比擬的廣度上實現了西方女權主義者孜孜以求的經濟平等、政治平等和職業平等。問題是這種經濟平等、政治平等和職業平等並不一定能同步地帶來健康的平等意識。健康的平等意識是必須在精神的領域中用精神的方式建立的。在中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一種平等意識的變態和漫畫化在於,不僅性意識,而且性別差異的意識幾乎成為罪惡感的別名。至少不止一代中國婦女都經歷過這種光明磊落的黑暗。
政治禁錮的鬆動的一個附屬成果是女性性別意識的復蘇,它的問題大致表現為三種傾向:
1.世俗傾向。世俗傾向是社會平等意識向社會細胞——家庭——的扭曲的深入,它是漫畫化的平等意識的世俗的一面,也是漫畫化的平等意識最頑固的根基。民間流傳的“陰盛陽衰”是它的一個自嘲的概括。
2.潛意識傾向。潛意識傾向是性本能的釋放和釋放中的誇張。中國有一批描寫女性性別感覺、經驗的女作家使這一傾向得以用文本的方式凝結下來。這裏大量的是含混的、混雜的個人經驗,它的簡單概括,即所謂“女性的經驗”,其慾望化的形態是另一種無個性的平均化的形態,是含混的女性類概念的派生。但多種傾向和可能性的展開和還原,卻可能為問題的清理或凈化提供一片沃土。
3.浪漫傾向。浪漫傾向則明顯地遠離或摒棄前面二者。它往往被稱為夢的、理想的。這裏,夢或理想顯然與意識形態或意識形態的社會化無關,也無法歸結到合目的性的文化問題,而至多只是拖着一種合目的性的文化傾向的影子。它就是女性特徵的。它的原始的根源或許是母性的包容的即無理性框架的烏托邦幻象。人們經常能看到這樣一些耽於幻想的女人的作品,她們的浪漫色彩天然地暗合著理性的終極目的,不需要邏輯論證,也不需要社會化的手段。因而它亦是必須有所澄凊的。
這三種傾向雖然沒有形成意識明確的或系統的女權/女性主義發展的兩個或三個階段的歷史,但在現代轉換的歷程中,西方的參照已使我們能在多元的差異的前提下思考中國的女性問題。而女性性別意識復蘇的三種傾向展示的混雜的豐富,又使得當代中國女性問題獲得了尖銳地切入和置換的可能性。
三、從女性主義到非女性主義的女性問題
由此,已有的女性主義或女性問題就其理論形態大致可以概括為下面三點:
1.女權主義——與國家、社會的權力機構認同,以便從中取得自己的合法地位。
2.女性主義——進入主體的內在主觀性研究,重點在性別獨立上,但仍以“男人——女人”的二元對立為前提。
3.個人問題——從差異出發,特別是從時間、空間、語言的差異性出發。這看來好像是一個合題。既不在權力認同中,也不在性別對立中,而是在個人的差異性中,這個個人的差異性當然特別顯示着女性個體的性別特異。
這裏切入角度的變換是明顯的。
例如:
A.是從政治權力、平等學着眼。
B.是從弗洛伊德的閹割與陰莖嫉妒理論着眼。
C.關注男人或女人作為個人,在社會、歷史、整體機制(包括形而上學思想體系、意識形態理論諸理性整體)的批判中,如何發現個人真實的世界,因而切入的角度亦正是時間、空間、語言這些更根本的存在問題。
總之,女性不是作為所謂“男性社會”——這是一個虛假的設定——的對立的反叛力量出現的,而是作為清算形而上學的個體力量所能顯示的女性個體的獨特的差異性和敏銳性,介入根本的恢復存在的生成性活力的鬥爭。
這自己不是女性主義而是女性問題。女性問題正是女性個體在關注諸如“個人真實性及其限度”“公共語言的私人表達如何可能”這樣一些根本的存在問題、語言問題時,對帶着女性性別特徵的個人切入問題的可能角度的一種揭示。它是可能性問題,而不是必然性問題。它的立足點是真實的個體,當然是帶着女性性別特徵的全部豐富性和差異性的、真實的女性個體。
再換一個角度。
對於時間、空間、語言這樣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來說,女性問題其實是一個需要特別限定的問題,即它是非女性主義問題。它只成立在否定性的意義上,具體說,只成立在消解女性主義的前提的意義上。例如,“性別差異”對於個體女性只是可能性範疇。這裏的問題在於,“性別差異”在女性主義的前提下有中心論傾向;只有在還原個人真實性的前提下,它才是差異原則的特異性本身。
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問題必然和女性問題發生關係,必然發生關係的問題一定是女性主義的問題。還是以“性別差異”為例,“性別差異”之所以能成為中心範疇,是因為它有一個不證自明的前提,即“女人——男人”的二元對立,在這裏“女人”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先驗性範疇,“性別差異”只不過是它的光怪陸離的投影罷了。
【附記】
作為一個女人,有許多的尷尬,例如別人說:“你是女權主義者”。按照蒯因的分析,無論我說“是”或“不是”,都脫不了女權主義的干係。
其實,我是在寫了《女人是什麼,能是什麼》之後很久才聽到“女權主義”這個概念的,現在也不得不後設閱讀和敘事一番,為了弄清一個以表達為生存的女人同女權主義的關係。
不管中國的女性理論事實上停留在哪一步,我審視我自己,只能說,我沒想過,連分庭抗禮的女性主義即在二元對立中堅持性別優越的女性主義,也沒想過,雖然我也深深地感觸着一個想尋找獨特表達的女人的艱難,但我從沒想過面對權力壟斷的話語,打出女權主義、女性主義的大旗去爭得合法的社會地位,即便不是優先也要在平等的起點上作學術上的伸張。
我總覺得偏見不是判斷或自我判斷的根據。
我需要的是真實地面對自己的問題,用我喜歡的可以觸摸的語言,在一個個可以獨立的範疇中隱喻我想表達但無法表達的不可表達者,除了同形而上學保持距離,還必須同女權/女性主義劃清界限。我尊重女人,但只是在自然人的差異上,尤其在自然個人的性別特異上。我希望自己能在差異性中揭示感覺與表達的不可能的可能性。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的袒露只是為了提供一個女性問題個案分析的例證,它只有符號化的意義。
1994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