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夢與理想區分的備忘錄

關於夢與理想區分的備忘錄

九月我曾提筆寫一封信，甚至不知道是寫給誰的，只是在被動、瑣碎的生活中逼着自己動筆……現在也一樣。

幾乎一年了，我被拖入各種事務。這種生活確實可以簡化為四個字，即被動、瑣碎；但還有那麼多無法簡化的東西似乎丟失在白天和黑夜交接的地方，悄無聲息地聚集。只是若沒有聲音和文字，它就純然是一個臨近的夢。

我把夢和理想作了一個區分，這個區分類似於痛苦和苦難的區分。在我的經歷中，後者都是剝奪的；或者更確切地說，理想和苦難即使在給予時也是剝奪，特別是在苦難和理想之間只有一種簡單的、直接的指代關係時。苦難是理想的溫床，而理想，當然指在彼岸虛幻着的理想，則是苦難的麻痹劑；它們的相互指代構成一個美麗的謊言。

我的父輩中的許多人是這樣走過來的，他們因為已經以整個生命作了代價，而幾乎不可能有真正對自己的經歷作反省的勇氣。而我們，我們一代人的青春不是也這樣整個地交付了么？

但是重複的交付是不能用重複的許諾償還的。

謊言一旦成了謊言，無聊和焦慮便成了生活的黯淡的兩極。

確定性的追求似乎早已成為過去。破碎的現實中，人和人的關係變得脆弱而緊張。彷彿一切在政治衝擊中被檢驗過、升華過的思想、意志、情感，乃至人和人的信任、理解、相互支撐，都因現實關係的擠壓和分割重新成了問題。這是一種被撕扯的狀況。

思想不再是純精神的即古典意義上的精神的、意識的反思活動，它必須穿透生活，成為身體性的；意志不再是環繞思想、情感的內驅的力量，而是一種摒棄理性和情感，直面利益、目的、手段的意志的本位；情感不再是以認識論、價值論為前提的對象性的反應，而是人的初始經驗的混沌所驅動或固守的單純，以及在外部世界的展開中包容醜惡的自我調節的、生長的豐富。

但這只是對想固守個體性的人來說才是這樣。

只有對真實的個人來說，苦難才敏感為渴望表達的痛苦，在當下建立起真實的追求，而並不指向假想中的理想。

假想中的理想是艾蒂安·卡貝用他的《伊加利亞旅行記》給我們描述的理想的暴君的烏托邦。

在剛剛寫的一篇短文中我忍不住像審視自己一樣審視理想這個概念。

如果人們把18世紀叫作“理性的世紀”，那麼19世紀就應該叫作“理想的世紀”。然而，艾蒂安·卡貝和他的《伊加利亞旅行記》似乎是一個帶着不祥預兆的先知的福音。多麼神奇的隱喻，你看，卡貝有着聖人般聖潔的品性，簡樸而忘我，像盧梭一樣沒有懷錶，表明生命和時間都是世界、歷史和人民的。就是這位“內心唯一的激情是對人類的愛”的聖者，這位“畢生奮鬥以博愛精神來解放人類使之擺脫奴役枷鎖”的殉道者，竟然以同樣熾熱的激情把自己推上了“暴君”的權力之巔。這種悲劇誠然不是卡貝個人性格的悲劇；事實上，他的追隨者眾，覆蓋了地球上大片的土地。如果這理想的土地終於荒涼了，肯定是理想太蒼白、太貧瘠。這道理就像1-1=0那樣簡單。

最好的理想只要最好的代表，其他的人除了追隨這個靈魂的領導者，難道還有別的身份可信嗎？所以，理想成了獨裁。最好的人維護最好的理想，當然，要用獨裁的純潔性把可能降低理解、歪曲理解、損害理解乃至反對理解的所有其他人分門別類地壓下去，於是理想就成了今天荒涼的景象。

——原諒我這樣引用自己。當一種思想藉助表達結胎成形后，換一種表達就意味着換一種思想的視角。我遠沒有這麼迅速地變換視角的能力。

理想當然不只是這，不只是這種以最高的完美作為文化建構的動機、目的和基礎的理想，即某種意識形態、某種社會形態的理想，亦即任何可以成為同一性根據的合目的性的終極尺度的東西。

還有作為個人的思想、行為和表達準則的理想，也就是一個人賴以安身立命的東西，如“不自由，毋寧死”。

本來二者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基督教上帝之域、共產主義社會、大同烏托邦，顯然是完全不同形態的社會理想，但卻有一個共同的形式特徵，即自由、平等、博愛。作為個人，完全可以不因一種社會形態的成敗得失而改變個人的自由信仰。

但是，在中國現代社會的社會生活與文化教育中，二者幾乎是二而一地混淆着，結果造成這樣一種局面：一種試驗的受挫或失敗，導致個人普遍的信仰危機。理想、理性，包括知識、科學、道德，一切在人們生活中、在最正統意義上的最好的詞，都走向了反面。

我和我的朋友們曾寫“無聊”，就是因為我們無論持什麼樣的價值取向，無聊，作為生存的零度，幾乎成為一代人情緒和生存的混雜狀態，這首先是一個事實。

意義被重新追問，或者無聊本身就是意義的質疑，即無聊的悖論，而無聊區別於一切過去意義設置的就在於它一旦脫離意義的肯定和否定的循環，用公然無視表達逃脫既成語言的覆蓋，就是一種個人狀況，是一種連續性、同一性的中斷。即使有“無聊的一代”的說法，無聊本身並不是某種價值尺度的統一。如果說西方的荒誕還因隱含理性的尺度和理性處在一種粘連的關係中，無聊則就是無聊。

中國當代文化在被迫面對無聊的景象和無聊的問題時，簡單地用道德的審判和信仰的審判，更多地是為著固守傳統道德和信仰而迴避事實，問題在於，不僅無聊不簡單是傳統的痞子化意義上的無聊，而且還有比蔓延着的無聊更強大、更堅硬的進攻性的力量，即金錢的力量。它的實在是像時間一樣不可跨越的。

我們以前也總是感到生存的困境，只是把生存困境的精神性看得太高，而並沒有真的體會到肉體的恐慌。肉體的恐慌不是在慾望匱乏而是在慾望整個被外部物質世界惡性刺激起來時才出現的。金錢、利益的直接交換使本來就擁擠的世界變得幾乎沒有迴旋和喘息的餘地。於是一切以前可以用升華逃避的問題和困境都不再能逃避；人的殘缺、破碎、有限性，人和人之間的無法溝通和理解，人的提前防衛和不講規則造成的相互傷害，成為刺目的醜陋和難以掩飾的傷痕。

焦慮在黯淡的背景上成為揪心的一團。

幾乎所有歷史形成的文化圈子都出現裂痕或重新組合。每個人都被迫在和他人的關係中重新調整自己的情感，即奉行用利益規範情感的原則。

在這時，也只有在這時，我才懂得距離感的重要。它像分寸感一樣是一個度的範疇。它是在普遍的道德混亂中堅挺起來的高貴、自尊的氣質。它恰恰不是以逃避而是以承擔的榮譽感和責任感為標誌的。

它期待着在承擔中超出平庸的默契。

我仍然願意把它稱為理想，或者說借用理想這個字眼；只是為了區分，我才想給它另一個稱謂：夢或想像。

它是個人的，是一種個人堅持徹底的差異性的姿態，並不歸宿到或不具有歸宿到任何同一性原則的可能。

它是一種語言行為方式或追求獨特表達的語言事件，不可避免地要求當下性、直接性和身體性。任何抽象和平均化都是它的消失。它的私人性、有限性就像身體性一樣是直觀的。

我在這種意義上理解自由、尊嚴，並把自由、尊嚴從用最堂皇的理由和形式剝奪個體的理想、崇高中剝離出來。這種剝離同樣可以理解為存在和價值的剝離，即從覆蓋的價值中掙扎出人的邊緣性存在的真實。

在這裏，自由作為一個存在範疇是比尊嚴更根本的。尊嚴之於自由，用一個類比，就像崇高是理想所賦予和投射的一樣。作為存在範疇的自由不僅不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對必然的認識和駕馭，也不是直接從這一定義引申出的不受規範的自由；而是自由的自律或自律的自由。它類似一個人對超驗、對神性的領悟。

它是掙扎。

無論是在文字生涯中還是在歸根結底是語言的、不同層次的行為方式中。

許多年了，我不斷地、反覆地使用掙扎這個字眼。我真想為這個字眼找到表達的契機，為了把它連帶的各種語境烘托出來。它由此關聯的各種問題是尖銳的，是因為尖銳而在斷裂中突兀着的。

我也只可能在這一根本的關聯中理解“夢”“自由和尊嚴”“痛苦和焦慮”這樣一些字眼。失去這樣一種力圖重新建立的垂直聯繫，這裏的每一個字眼都會迅速地、不假思索地回到它在舊有的觀念、邏輯或以舊有的觀念、邏輯為前提的各種既成語言的位置中。較之艱難的剝離、澄清，這種反彈、返回是太容易了。如“夢”，要不就是理想，要不就是無意識的造夢機制；無論前者還是後者，個人都是消失着的。“痛苦”當然也是這樣，如果它同苦難沒有區別，它就只是一種普遍困境的被動承受。在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複的苦難中，中國人最大的苦難其實是在重複中消失的苦難，正如融蝕靈魂是比消滅肉體更可怕的浩劫，雖然一切靈魂的背叛最終都是因肉體的恐慌所導致的。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肉體的恐慌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因為所謂的世紀末情緒？因為生老病死的打擊？因為金錢突然這樣逼近地成了一個無法跨越的事實？

即使在純粹的事務中，在被迫面對最瑣碎的現實時，我仍然做着夢。

是在這樣一個意義上做夢，即不再期待或設計任何目的；即使不得不調動起全部意志，調動起為著利益而專註的目的和手段像螞蟻一樣為生存的權利而忙碌時，我真正動心的仍然是一種只能規定為一次性的生命的提示：一次無私的援手，一個責任的自我承擔，一份自信的寬容……它的一次性的生命就在於或恰恰在於：它是不可要求、不可規定、不可普遍化的，即“一”不可能變為全體，變為普遍。一旦普遍必然虛假。不是那第一次的虛假，而是要求那第一次再現的人的虛假。

只是在具體地糾纏進這些問題時，我才發現區分夢和理想、澄清理想的虛假性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情；因為它歸根結底是一個自我反省，是在傳統的意義上抽掉自己生存的根基……

我真想具體地寫出我的糾纏的、撕扯的經歷。我想告訴我的朋友們不同於政治衝擊和政治高壓的另一種壓迫感，和另一種像在沼澤里跋涉一樣的艱難。

這種艱難除了前面說的夢和理想剝離的自我糾纏和撕扯，還有一種一時說不清的東西，即金錢、利益造成的日常生活性的曖昧和粘連。也許每一種和金錢、利益有直接、間接關係的活動都會帶來這種曖昧和粘連。意志的限度常常不得不成為一個需要調動起全部智慧、心力去把握的問題。

這已不單純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在豐富地展開的行為中直觀着、同時尋求着表達的問題。它還需要加進另一種描述的文字或文字的描述。

1993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