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友人
致友人
一、我們想這樣告別20世紀
只接受參照，不接受尺度；或反過來說，只給予參照，不給予尺度——Z兄這樣表達了。它也確如Z兄所說，是我們幾位朋友已達到的一種默契。
之所以覺得“隨感錄”還可以拉長——帶入事件、氛圍和語境——變成“隨筆”，只是從文體上考慮到後者比前者更切近“隨感錄”視為生命的題旨——堅持個體性的表達。
它不以普遍性為標準。它才能在這塊土地上創造自己的讀者，從而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讀者群。
普適性如果長期以來曾是人們追求的標準，那也只不過是人為的虛幻罷了。普適性的前提是真理的化身或真理的代言，而個體的生命早已在真理的籠罩下消失殆盡。平凡的個體難道能假真理之名要求人們喪失個性的普遍認同么？那未免太誇張了。我們這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已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換一個角度，我們早已失去了任何許諾，唯其不再有任何許諾，不再有終極根據作為保障，個體的生命連同個體生命註定了的邊緣性存在才不再會落入一表達就立即上升為普遍原則的虛幻，存在或生存才不再因普適性而變為價值，最高價值亦不再可能成為最高尺度裁決一切存在者。
許多年來，與其說我在學哲學，不如說我是被我的問題追逼着，問題一旦出現，以致正常的生活及其表達就一下子被置於審視的眼光下，激情乃至詩意不再有所附麗，除非這激情與詩意被問題的力量穿透成為思本身。它一定是超出常規的，它一定直面着界限，它一定在語言轉換的臨界點上，它並不純然在公共語言所帶出的人們已熟知到成為常識的觀念中。
實際上，我們想做的工作非常平凡，即把語言的先驗性，還原為語言自身。所謂語言的先驗性，即已化為具體語言形式的概念、範疇、邏輯框架以及它們作為常識的世俗表達，只有將它們還原為字、詞、句子，語言的生動性——在語言本性的意義而不是修辭學的意義上——才是可能的。語言的生動性只屬於聆聽的個人。是個人當下的、生成着的語言事件，它既是靈性的，也是神性的——我們這樣告別以邏各斯、以必然性為中心亦即以中心為中心的20世紀。
個體的生命存在只能是邊緣性的存在，我的題目即——在邊緣。取這樣一個題目還有一個特殊的意義，即我是女人，在這個以男人為尺度的世界，女人從來都是邊緣性的。我要做的，是以邊緣性的表達給這邊緣性以一種直接的觀照。
H君，真希望你能同父輩的眼光拉開距離，喜歡我的文字（其實在父輩中，曾真正喜歡我的文字的，是你的父親）。
我一定要寫好這本書，為我自己，為我的朋友，為一切願意傾聽的人們。
1992年1月29日
二、“磕着了”
有多少日子了，我一直想為靈子寫點什麼，轉眼又是四月，又是綠色的歌唱沿着透明的葉脈生長的日子，又是屬於靈子的白天和夜晚。
想起靈子最後日子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感覺就是疼痛，甚至一切親人給她的愛、給她的呵護都不能真的分擔她的這種疼痛，但她仍呼喊着，她的親人也仍傾注一切地給着她愛和感同身受的呵護，我能把奉行的理論貫徹到底么——
疼痛是不能分擔的，我疼，誰能指責我，又有誰能為我分擔。痛苦本身就是不能緩解的疼痛。這痛苦同關切、溫暖之間有不可跨越的鴻溝，除了獨自承擔，還能有什麼？
每一種徹底都意味着冷淡。
但人仍有不可泯滅的、超出任何冷淡的期待，唯有死亡能一筆勾銷它。
還是在平頂山會上（朋友們一直遺憾你沒能去），我大聲地描述“磕着了”的語言事件。我是在描述我對情景的感受——你們的描述所傳達給我的已構成我不能忘懷的情景；還是這個描述本身在說明這個沒有語言的孩子在表達她的感覺時是怎樣地尋找着她的字、詞、句的詞語表達的原生性，這幾乎是一個生成語言學問題。
也許都有，都是。
在平頂山朋友們相聚的對話氛圍中復活了或激活了這樣一些問題，但更重要的是，一種神秘的感應把我逼到生命垂死的背景，那裏是沒有任何退路和迴旋餘地的。
那一天下午，那一天是11月8日，一切都沒有異樣，會在如常地進行，我突然想哭。一位朋友的發言涉及感覺語詞問題，我忍不住插話，大聲地，與其說是學理式的，不如說是冥冥中有什麼在引導我。靈子絕望的呼喊就在我耳邊，我不大聲地說出來就過不去。
我只知道人有時候是得大聲地說出心中閃過的字、詞、句子，為了讓自己聽見。彷彿，那一刻，我不在自我的聽——說中抓住表達的機遇，一個彌足珍貴的記憶就會僵死在頹然的自我沉寂中。
……
一切都過去了，沒有任何人能對抗死亡的力量。但正因為有死亡，驚醒着的生命才不至於毫無痕迹地在時間中流去，也才有與死去的生命相關的不死的記憶——這記憶將個體生命的神秘復活在另一個個體生命之中，成為生髮着的問題或其他。
靈子的身上一定是有一些自然生長着的東西，以致最初印進她心靈的就是樹、草、河這些最親近自然的原初的字眼。它們是可能觸摸的，即可見、可感、可呼吸的。我能想見河邊潮濕的空氣和混合著樹木、草葉的清新氣息是如何使她莫名地欣喜。真的生長起來，誰知會出現多少奇迹呢……
而當她最需要表達的時候，不是隨意地喃喃自語着各種新奇的字眼，而是要說出那無法說出的、像宿命一般落在她幼小身上的疼痛的感覺，於是她不得不大聲地呼喊：磕着了！
從疼痛到痛苦（？）到痛苦的（？）表達，這就是“磕着了”的全部涵義么？
如果靈子第一次疼痛的經驗是伴隨大人“磕着了”的表達獲得的，那麼而後她因眼疾導致的病痛已遠不再與“磕着了”有任何聯繫，但她卻用“磕着了”來表達、來呼喊。
也許在那一刻，才來到人世不到二十個月的她，突然以一個確定不移的表達、一個意義明確的表達，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不能忘懷的語言學的例子，一個切近得讓人揪心的例子。
不是我痴迷着語言問題，而是我像靈子一樣與生俱來就困惑在無法表達的表達之中。還是剛剛學着說話，我就和一個“玩”字糾纏不休，我一次又一次地固執地找尋那個叫作“玩”的玩，可是沒多久，我已失去向大人索要玩的任性，而是每天每天獨自面對黃昏的燈光恐懼，我寧可躺在草地上看黑夜的天空，也不願走過別人家那一排排透出燈光的窗口，回到有如洞穴的大門，甚或，我寧肯坐在家的門口，坐在門檻上，讓沒有燈光映襯的家的黑影，將我和比我更年幼的妹妹緊縮的身軀覆蓋成黑暗的風景……許多年來，當我無法說出那在差異中直觀到卻難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感覺時，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表達時退縮，再退縮，直到無語成為內心的語言缺口。
“磕着了”當然不是一個感覺語詞。
我甚至以為“感覺語詞”這個提法本身就是矛盾的，是一個陷阱。任何當下的感覺都是個體經驗的或個體經驗的描述，它不可能先語言而在，語言也不可能先它而在。在個體經驗的描述或表達中，歸根結底要突破的是語言的同一性，即觀念。
比如說痛苦。
當有人說不輕言痛苦而用難過、不好受這樣更具體的字眼來代替痛苦，甚至是以無言這放棄語言表達的方式來表達痛苦時，痛苦不僅在淡化的表達中淡化了，而且也真正地表達了。它並不是一個可以實指的、有着堅硬的確定性的對象。毋寧說“痛苦”本身也是一個符號、一個觀念。一個自我意識着痛苦的人，一個已經被痛苦的觀念“升華”了其實是固置了的人，痛苦於他幾乎是無法跨越也無法真的表達的。但對於一個不輕易使用“痛苦”字眼的人，他更多地就只是在某時、某刻，因某事、某種原因難過、不好受罷了。他的表達總是具體的、經驗性的。
“磕着了”難道是靈子可以用來命名疼痛的感覺詞語嗎？它甚至也不是一個權作代表疼痛的符號。你們更清楚，“磕着了”在靈子那裏和在你們的心裏完全是一種當下的、不可重複的疼痛經歷。“磕着了”的字面意義早已褪去，它活生生地就是靈子的疼痛。靈子這樣獨立的像私有語言地表達着，誰也分擔不了，但這並不排除和靈子心靈相通的你們幾乎同時地也不可重複地感同身受着。它只有當下性，恐怕連你們的記憶，也持存不了感覺與語言共生的分量。這是何等的悲哀。至於其他人，哪裏能真的感覺“磕着了”的感覺性？
靈子沒有觀念，甚至沒有語言，沒有語言的污染。“磕着了”是她疼痛的開端經驗，這經驗是因為“磕着了”的語言表達才成其為經驗的。而後，靈子的每一次“磕着了”的呼喊，都在變動了的語境中帶出了更多的、不可重複的沉甸甸的感覺。經驗本身就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重複的。問題在於重複可以是同一的重複，也可以是類似的重複。感覺經驗的重複只能是類似的、相似的，但這種類似的感覺卻往往被掩蓋在同一的表達甚至同一的詞語之中了。在某些情況下，人也許不得不陷入這樣的困境，即不這樣不能表達，只這樣卻是表達的失誤與不幸。
但靈子畢竟表達了。
但人們畢竟仍然在表達着——為聽、為成為可能聽見的，而說，而呼喊，甚至而沉默。
沒有私人語言。
同時可以完全調換一個角度地說，為著表達的語言總是有某種私人性的。任何錶達總是不可表達的。
……
在不可表達這一點上，靈子不幸，然而活過漫長歲月的我們就真的幸運么？那與生俱來的黑暗的背景並不是時間可以甩脫的。
許多年來，我一直保留着在黑夜中喃喃自語的習慣。
這喃喃自語除了聲音、除了聲音的節奏及其連帶的似有似無的語境，什麼都沒有。它只是一個人自我構成的“聽——說”關係罷了，一切習慣的語言都已因傾聽和聲音的阻斷、因聲音同聲音形象的剝離而處於斷裂中。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表達的困境。我把它寫進了我的“隨感錄”……
1990年早春。
那時靈子還沒出世，你的妻子已迫不及待地想讓我分享她做母親的喜悅……
從北京返回武漢的中途，我逗留在一位朋友家，發現我送給他的“隨感錄”上竟寫着各種眉批。在這一段旁只寫了四個字：兒童啞語。我一時不明白是什麼意思，他告訴我這是對雨果《九三年》中關於孩子的咿呀聲的描寫的聯想。
在《九三年》的“聖巴德羅繆的屠殺”的前夕（第三卷第一節），作為人質的三個孩子還在睡夢中，只有二十個月的喬治特突然醒來，在晨光中咿呀歌唱。
孩子的咿呀聲，既是語言，又不是語言；不是音符，卻是詩歌；不是字母，卻是話語；這種喃喃學語是在天上開始的，到了人世間也不會終結；那是誕生以前就開始的，現在還在繼續，是連續不斷的。這種含糊的話語包括孩子過去做天使時所說過的話，和他成年以後所要說的話；搖籃有“昨天”，正如墳墓也有“明天”；這個明天和這個昨天的雙重神秘在這種不可解的孩子歌聲里混合起來了；沒有什麼別的東西比這個鮮花似的靈魂里的巨大暗影更能證明上帝，永恆，責任和命運的二元了。
在那個黃昏，我讓自己深深地陷在沙發的角落裏，我想掩飾自己的淚水。
我知道，我是這樣地保留着童年的記憶，從記憶開始的那一刻，那裏始終復活着昨天和明天的雙重神秘，也正是從那一刻開始，我從來沒有真的走出過暗影，而陽光和明朗總在一伸手似乎就能觸摸的咫尺之遙。
P君，你一定會把你一生最好的文字留給靈子，那是任何人都不能分擔也不能分享的你和Y的命運。而我的這些，再怎麼也只是一個有距離的觀照。留下它們，算是對靈子的、純然屬於我的一點紀念，也算是活着的人仍然活着的慰藉。
這是給你的信，我害怕擾亂Y剛剛平靜的情緒。但我真希望分擔她的難過，就像她曾經希望我分享她的快樂一樣。我把衷心的祝福留在心裏。
1992年4月
這封信放了四個多月。六月抄過一次，剛剛又抄了一次，不是為著表達，而是為著用時間來沉澱，用抄得工整的形式來沉澱。
可以寄給你了。
可以么？我仍然猶豫。
1992年8月30日
三、我的窗外沒有風景
我沒有及時給你回信，因為讀過你的“讀珂勒惠支”的隨筆后，我不能簡單地用一個“好”或“壞”字來概括我的感覺。
隨筆的第一段已使我感動。緊接着的文字，竟然就像是珂勒惠支的雕刀，以一種特有的節奏舞動着，直抵我的內心，給我一種尖銳的快感。“雕刀之下沒有風景”——這是一句準確的表達——我因而喜歡珂勒惠支，她的原色版畫從紛繁的色彩中退隱下來，成為我童年最沉穩的記憶之一。我喜歡原色集聚的近乎悲愴的單純。一如你說，她的版畫製作傳遞出了“一種品格，一種氣質，一種如暴風雪馳向大曠野般的強烈的凄愴的詩意”。
我曾經夢想成為一位革命者——我有多少同齡人曾這樣夢想過——那時我並沒有真的經歷苦難。也許正是俄國文學的熏陶，是俄羅斯的草原、白樺樹林、倒映着星光的閃亮的河流，以及一切能與大地相關聯的東西沉積到我的心底，成為一種終生不能褪去的背景，一種母性的、包容性的情懷。它並不關注對象，它沒有對象性的意識，它甚至就只是一種朦朧的、自我感覺着的獻身的熱情。它曾整個為革命所鼓動，在革命成為時髦的年代。但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社會動蕩中尖銳化的各種問題，使我渴望能像革命者一樣有着自我承擔的意志去承擔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
後來有一天，背景竟走向前台。在鄂西北大山區，和山和石頭和花柳樹林和清澈見底的溪流終日相伴，但我眼裏沒有風景。那時，我的周圍是中國的一方面善良得懦弱、一方面又聰明得甚至充滿狡計的農民，那時我已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帶着“文革”浩劫后的苦難的記憶去體會麻木的苦難，我才懂得，苦難最重要的還不是外在的困境而是麻木，是自己對自我選擇和承擔的剝奪，是沒有個人氣質因而無所謂生命感覺的萎頓，也許它們淹沒在平常平靜的日子裏，但唯其因為這種平靜得不動聲色的淹沒，才有着觸目驚心的意義。
許多年過去了，一張書桌成為我的生活空間。窗外沒有風景。你到過我的家，但你還沒來得及注意到我的窗外，隔着一層玻璃，我的窗外永遠是灰撲撲的、擁擠得瑣碎的大街和彼此並不需要溝通和交流的忙碌的城市居民，連在夜色里美麗的法國梧桐，也蒙在灰塵中，甚至它也在製造着灰塵。我的窗外沒有風景。
當心寧靜的時候，當寧靜成為心靈窗口的時候，自然才是可親近的。這時從玻璃上反射着滑落的一抹夕陽，一枝跳入視線的吐蕊的新綠，甚至小路上不知名的雜草，甚至不期然地打濕衣襟的雨滴，都能成為不是風景的“風景”。它們以單純的姿態打動你，使你驚異於自然的和平、寧靜，它們沒有外在於人的觀賞的距離，毋寧說，它們都是靈性的，就棲息你心靈的窗下。你難道不應該靜下心來聽它們無言的訴說么？
我喜歡讀畫，但並不真的懂。我對畫總有一種新奇的神秘感，無論後現代怎樣把架上繪畫變成裝置，繪畫本身的色彩、構圖和畫面上流動的光影總使人驚異。它們是在傾聽的心靈中復活的大自然的語言。畫家筆下的風景也好、靜物也好、人體也好，都已經是一種表達，它們超出畫家的意向，也超出對象本身固有的屬性，而是生命感覺憑藉媒介語言的一次即興的復活。這語言媒介絕不是人可以為所欲為使用的工具，它是媒介着自身的語言，是在聆聽中物性的自我顯示，是人和物的交流。人不再是唯一的根據，因而人不是中心，因而任何人都不能假真理之名凌駕於他人和他物之上。
……
我們有不可泯滅的苦難的記憶，我們因各種原因而自覺不自覺地淪為語言的工具、物的工具，我們往往不由自主地被改變處境的目的所鉗制，而無暇去想這目的本身會有多少附加條件。
在某種意義上，藝術是最沒有外在目的的，藝術不能“控告”、“呼籲”，不能解放人民。藝術像上帝一樣只救贖那些能自救的人，這是一個敞開的秘密，在奇迹發生的那一刻，在生命感覺憑藉媒介語言復生的那一刻，生命才是彌足珍重的。
對藝術不能批判。贗品不是藝術，因而對贗品也用不着批判，原因是它無法打動人，因它喚起的回憶而驚嘆除外。至於強加給人的意識形態，無論取什麼樣的手段、形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不知道我究竟說出了一點什麼沒有，近三十年過去了，羅莎的一句話仍像三十年前一樣使我動心：“不論我到哪兒，天空、雲彩和生命的美都會和我同在。”我早已遠離了渴望成為革命者的年齡，但那在激情中生長出來的問題仍是生長着的，它們造就了我的個性、氣質和我的個體生命存在的方式。
什麼時候平凡的個體能自己站起來，自己走呢？多少年，我有一種被問題追逐的恐慌，我為之犧牲了我的女人的清新的感覺，彷彿自己吮吸自己的血，這是一種向內收縮的壓抑的生活方式（外在的喧嘩和高朋滿座的情景只是某種社會交往的需要和補充罷了，它並不總是愉快的）。這種生活方式把我變得敏感同時乾枯。我羨慕你站在野外，野外總是更接近藝術的，只是你應該更多地傾聽你不熟悉的聲音。
1992年2月30日
四、無題
放下電話還是決定給你寫信。
先請你看《人能守住一個等待么》。它的副題是——“在習慣語、心理時間和無意識的邊緣”。這篇文章是1991年6月寫的，曾給一些朋友看過，幾乎都是否定的意見，但我並不以為然。我相信我的感覺，也相信這感覺直觀的問題：存在只有在無等待中才是顯現的。而無等待必須在語言和時間的斷裂中。它從不可能是人類的一般境況，而真正是個人切入語言和時間的一種可能，一種轉瞬即逝的機遇。
貝克特多麼敏銳，他不僅超出歷史語境，超出荒誕隱含的理性尺度，也超出存在主義哲學的一般背景，用破碎的時間和語言，用在習慣語、心理時間和無意識的邊緣掙扎的姿態，為我這樣地展現着無等待的等待。
我剛剛讀到一個描述：貝克特，“究竟朝着怎樣的沉默，朝着怎樣陌生的、難以形容的土地，這樣離開我們？”在這裏，使我心動的字眼不是“沉默”，不是“陌生的土地”，而是“離開”——“離開我們”。
我手頭放着剛剛買到的《法國現代文學史：1945-1968》，讀到這樣的描述時，我總希望我能讀原文，就像讀《等待戈多》時我希望能讀原文一樣。只是當可理解性的問題被置入可翻譯性的問題中，或反過來說只有當可翻譯性的問題被置於可理解性的問題中時，我才在語言生成空間置換的可能和不可能上，徹底地摧毀了自信同時又建立起自信。
我早已不再信任“我們”。因為在理解問題上（也包括在翻譯問題上），“我們”的確都只是一種虛設的結果。
我只談在這一刻我理解的貝克特和對貝克特的描述。
我所理解的貝克特的“離開”應該是一種悖論現象。因為這裏的“離開”，本身就是“離開”的不可能。或許也應該反過來說？
這是痛苦，也是荒誕。
“我們”從來就是一個價值尺度，是主觀的意義之源。我以我的不可抹煞的“身體性”成為“我們”的缺陷。一旦我這樣地站在“我們”之中，“我們”就成為我的“身體性”在斷口上糾纏的事實——我只是我，我因而得離開“我們”，而這“離開”恰好使“我們”同“你”同“他”一樣成為我的不可缺少的參照。“我”成為痛苦着的“荒誕”……
因生病，這封信一放就是一個星期。暈眩成為每天都得忍受的狀態，我已不記得促使我馬上提筆的衝動，讓我邊寫邊喚起回憶。
還是回到《等待戈多》上。
一般人都用“荒誕”來概括這部“荒誕劇”，而我在寫《人能守住一個等待么》這篇短文時，完全迴避了荒誕的問題。不是有意迴避，而就是在讀前和讀後，在筆順着文字往下走時，沒有“想”到或“感覺”到這個字眼。
直到討論或交談中荒誕成為問題，直到我面對問題自然地寫下“痛苦着的荒誕”。荒誕當然是一個問題，但用荒誕來概括《等待戈多》卻是一個後設理論，不僅在批評家、理論家那裏，就是對於作者自己事後的說明和理解而言，都是這樣。在這樣一種後設理論中，荒誕是一個和理性對立因而實際隱含着理性尺度的概念。
與其用荒誕，不如用無意義。
無意義可能隱含着意義。但這意義已不是或不再是固置在某種確定的價值尺度之上的。它敞開着多種可能，不再在某種確定的、連續的關係中，即使這關係只是以一種否定的、消逝着的環節的形式出現。
換一個角度，無意義也可能根本沒有意義，正如缺陷可能隱含着完善，也可能根本就是對完善的否定一樣。正因為如此，無意義的意義轉換一定是或然的、非確定的，而不是從無意義到意義的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
在這裏，荒誕和無意義的區別可以作一個直觀的、同時切中問題關鍵的比較，即前者立足於此在，後者卻切近着存在。
但問題在於如果不轉向語言，不進入語言問題，這種區別幾乎毫無意義，“切近存在”其實是一種無可把握的情況，甚至只是一種浪漫化的表達。人只有在語言的邊緣才是可能切近存在的。因為此在原本就被既成語言所籠罩，此在就是語言的。所謂在語言的邊緣，即在語言的轉換點上，是一種生成着的無語狀態。它是個人直面的斷裂、悖論。它意味着一種徹底的否定態度，是一種無所等待的等待。
在《等待戈多》裏，這“無所等待的等待”不是簡單地用戈多的不在場來表達的。因為戈多不在場，很可能是暫時的不在，只要時間是連續的，是過去、現在、未來一體的，戈多就終歸會到場，在經驗的設定或超驗的懸置中。
借用一句時髦的話，戈多不是一個蘊含所指的能指。
但戈多是在的，因為弗拉基米爾和愛斯特拉岡相信。
我也相信。
我信——還有比這更有力的證明嗎？
這不是荒誕，只是作為一個事件發生的荒誕的此在生存中。
這是一封延誤了太久的信，實際是一個延誤了太久的文章的準備。先是去海南逗留了二十幾天，后是因為摔傷了不得不長時間卧床，直弄得人整個疲軟，從身體到精神，已有好幾次，我因找不到表達乃至表達的契機而沮喪，而沮喪得幾乎失去自信——多少日子已從我身邊毫無痕迹地逝去，生命還經得起這樣的延誤么？
人們隨意地使用“荒誕”，就像隨意地使用“空虛”一樣。
我能夠反省，也免不了使用，可能這本身也是一種無法逃脫的粘連。至於“等待戈多”，回答從“空虛”變為“荒誕”，仍然是將別人現成的眼光拿來指稱。前者用否定的方式肯定目的性，以及同目的性相關的意義，後者用肯定的方式即肯定此在生存的荒誕性的方式肯定神和理性的價值評價。它們都不關注存在問題，或者說它們即使有關注存在問題的傾向，立足的仍是此在。
每次放下電話都有提筆的衝動，好像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可以傾訴的朋友，隨意的交談隨處都留下可以駐足的空地，它期待着用文字來填充。
有幾個話題，一直想用寫信的方式，用面對活生生的初讀對象的方式捕捉和清理。可惜，我終不能擺脫世俗生活之累，有多少衝動都已丟失在瑣碎里。當你有時間要靜靜地坐下來時，它無影無蹤，而在哪一個無意的閃念里，它突然出現了，你又來不及抓住它。
我不知道該把這種狀況歸於什麼，我常常自嘲地想我只是一個女人而已。
……
我想給你寫一封長信，比起前幾個月半途擱下的，這次真只開了個頭，但願明後天能有時間接着往下寫。
（你要的地址也爭取至遲後天傳給你。）
武漢這兩天又熱起來了，一個酷暑又無可逃遁。本來可以出去躲一躲，想着出門路途的艱辛——路途的熱總是比家裏的熱更難捱的——就哪兒也不想去了。
留待秋天吧，秋天的旅遊應該是從容的，如果真能去鄂西山區走走多好，我已經去過一次，也是同朋友一起。
1993年7月10日
……我常常自嘲地想我只是一個女人而已。
我關注女人和表達——這原本就是一個一旦意識到、直覺到，就是與生俱來的困境的問題。
一個女人用反身的眼光關注女人的問題。
而表達作為問題天然地就在自我審視中。
“我”由此成為無法遮擋和掩飾的立足之地，它的直接性和身體性本身就是直觀的。
上面是7月10日晚寫的，一擱下又是一個來月。剛才接你電話時我正在忙着處理各種事務，多少年了，我沒有這樣地被捲入事務中。7月初，在送給一位朋友的“隨感錄”的扉頁上，我曾隨手寫下：一個在單純而繁複的生命的自我關注中沉寂了的眼光，當它重新投入喧囂的社會時，也許更容易把握到問題的界限？但誰知道呢？人的得失有時真很難作二值邏輯的判斷。
我是準備更多地關注“社會”問題了，為我的父輩，從七月派詩人入手，那是真正可以稱之為理想主義的一代人，我想在個案分析中澄清理想、浪漫、英雄主義，當然也有至今使我只要默念就流淚的詩行（如艾青的——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又如阿壠的——請不要踩着露水/因為有過人夜哭……）。
我沒想到我這麼快地就又一次被逼到“風口浪尖”上。
我是說“又一次”。
我一直迴避我的經歷，我幾乎不對朋友說起，我的“隨感錄”中留下的只是情緒和問題，其實更遙遠的經歷，甚至在情緒和問題中都迴避了。我自己知道無論我的某一段經歷是一筆或大或小的財富，我都想毫不吝惜地丟棄它，只從那獨特體驗的神秘的一刻重新開始。
但我發現我不能，我的身上保留的經歷的印痕，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到的。
我是被俄國文學熏陶大的，而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遭遇和童年“天堂的記憶”（借用雨果語）奇特的混雜造就了我的不能簡單用價值判斷評價的氣質。
我能說我是一個謎么？
我怎敢如此公然地虛榮和矯飾。
我能夠說的也許只是很少有一個女人這樣集中地經歷過我經歷的一切。或者換一個角度，我能夠說的也許只是很少有一個女人能有機會這樣多方面地體驗過人生，把虛榮和高貴，矯飾和誠懇，混雜和單純，脆弱和堅強集於一身。
幸虧我愛純潔和真誠，我在剛剛寫的一篇短文中將它稱為不是信仰的信仰，因為它只是我想追求和固守的，與別人無關，更不構成價值尺度，我的追求和固守只是表明一個女人想這樣生活罷了。
正在聽你送我的“培爾·金特套曲”，正好是索爾薇格之歌，無論聽多少遍，我的眼裏總涌滿淚水，我有複雜的堅強，我才這樣地沉入柔韌的、聖潔的、在祈禱中公然袒露的脆弱。我多想懺悔和祈禱。能懺悔和祈禱的人是一種幸福，我曾在無家可歸的醜陋的大街上漫無邊際地尋找到過這種幸福……多麼偶然，偶然得像上帝匆忙一瞥中所賜予的光照，它一旦得到就是永駐。
我曾是一個革命者，而真正的熱情只源於與生俱來的驚奇和問題，那是先後兩次長達幾百天的關押和數年的監督勞動中沉積而自省的。
執着地關注問題同時又因心理糾纏而緊張到鬆弛、散漫，構成了我走出外在困境后十多年來生活的兩個極端，它是真正自設的陷阱，天知道我在其中拋灑了多少。
還不得不承認的是，也許我至今沒能真的走出自我中心的任性，理想也許只是這種任性的極端自我表現罷了。
關注語言問題對於我來說，與其說是一種學術，不如說是一種反省，是一種力圖獲得的在審視世界中自我審視的眼界。在這限度上，任何狂妄自大都只能讓位給神秘的“它”，“它”本身就是限度。
我從男人和女人回到這一個男人或這一個女人的性別特徵，回到這一個女人，回到這一個女人的經歷和表達的困境，回到表達問題自身……《無語——穿透無聊的期待》《斷裂的可隱匿的聲音》后我做了許多的筆記（實際上前一篇東西至今還擱在抽屜里，還想再改一改），本可以寫我的想像和我的朋友們期待我寫的書了，沒想到竟是眼前這樣的被迫中斷。
也許世俗性是我終歸逃避不掉的。
在過去的幾個階段的經歷中，我都並沒有真的面對過混雜着污穢的泥土，我脆弱地愛乾淨，甚至這樣選擇詞句和表達。意志僅只是前面說的追求和固守，而不是意志本位的徹底——它掘棄理性和情感，直面利益、目的、手段，任何升華都無濟於事。多少人在政治衝擊下靠這升華支撐起精神，我也不例外。
金錢的算計赤裸裸地成為現實，它絕無乾淨可言，它的觸摸直接就是骯髒。但它只要純粹，就是一種靠規則保障的公平，一種每個人都有機會的生存競爭的權利。
在這一點上我不相信性心理學的理論。我愛洗手，它沒有潛意識的隱喻，它就是怕人和人利益交換帶來的骯髒。它是直白的。
然而我能真的像精神貴族一樣迴避金錢么？當自然在使用中不再成其為單純的自然，或者反過來，除了觀賞，當人唯有在內心裏保留自然的感覺和記憶，像人有權呼吸空氣、沐浴陽光一樣，我能真的放棄我的生存權利容忍權勢、無知對公平交易的剝奪么？
我突然像二十年前一樣煥發起抗爭的激情。好在影視家們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借喻——“秋菊打官司”。它的含義就是“討一個說法”，即討一個平民的公道。
我被迫放下筆，放下已在手心中握得溫熱的純然屬於我的問題。
我應該而且能夠做一件實際的事，承擔一個應該而且能夠承擔的責任，為了一個民營企業的生存權利，它竟然牽扯出那麼多的現實問題，從最實際的物質利益到人格尊嚴，到榮譽感、責任感，到意志和法規的相互限度……
我想起你對我說過的薇依，不僅僅是《負重與感恩》（我真想早點看到它），而是那個在我的心目中用行為同樣使自己成為作品的薇依。
我希望我的每一種經歷都能成為財富，即我視之為生命的文字、聲音。如果不能，我沒有能力，那麼我希望我用我的經歷把自己變成作品。它只需要在我的朋友的目光中得到印證，哪怕這目光轉身就會過去。本來意義上的人的目光總會過去的，誰也不能成為上帝，但這對於我已足夠了。
這些日子我太忙了。我熬夜給你寫這封信，已凌晨3點多，明天還有一堆雜務，馬上躺下還可以睡幾小時。我爸爸生病，我昨晚，不，是前晚，專程去看他，坐在沙發上一會兒竟睡著了，我缺睡眠。
1993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