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聊的悖論

無聊的悖論

近年來文學界和美術界忽然沉落於無聊的中國式幽默。

面對一批“無聊”的作品，自然想問無聊的意義。而一旦問“無聊的意義”，便陷入“無聊的悖論”：

無聊的意義是無意義。

無聊已是存在對意義的懷疑、否定，但無聊分明又隱含着對自身無意義存在的意義評價——“無聊”。無聊陷入了價值脫落又價值粘連的存在迷惘。它一方面隨意勾銷人為的意義，另一方面又拒絕上帝的絕對價值而守護着人的毫無意義的遊戲天性。在這個兩可兩不可的門限上，不妨說，無聊即是退回到生存的零度。

也許應該先界定一下無聊的位置，無非想在逐時髦的大潮下，避一避舶來品的嫌疑。

依我們血流的體驗，似乎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無聊多半是一種入世不得又出世不了的尷尬。如果入世有得，他“弄權”“玩世”，富貴去了；如果出世有方，他“麻木”“歸隱”，清靜去了。有為無為，兩者都不會“無聊”的。

於是有所謂“儒道互補”圖：

按照魯迅的說法，中國的“國民性”或國民的“劣根性”，可以表述為，以“無聊”為擺動中心的玩世與麻木。至於入世的“弄權”和出世的“歸隱”，那已是“君”“賢”之輩了，當不在“民”之列。

可見，“無聊”，實屬正宗國粹，像阿Q至死沒畫圓，孫子也未必畫得圓，恐怕永遠也畫不圓的“圓”。

這當然是有一番考究的。

我們在《無聊——五人談》之一的“重複——十字架與圓：無聊的語境”中做過一個題目：

“西西弗斯的荒謬勝利法與阿Q的無聊勝利法之比較”

茲撮要如下：

“兩戰”后，加繆已把西西弗斯的神話改說成荒謬的套語，風靡一時。似乎上帝來到人間是出於“對無效的痛苦的偏好”，以致找到最不堪忍受的懲罰——無效的重複，從而使這懲罰本身構成一種觀賞的樂趣。但荒謬的人說，“是，無效的痛苦是我的幸福”。西西弗斯回身看着滾落下山的巨石，為什麼不說“是”，你不是想看到我說“不”的痛苦嗎？——神啊，寬恕我吧，徒勞無效的痛苦是最不堪忍受的痛苦——但不是，“不存在未通過蔑視而自我超越的命運”。這座山坡，這塊巨石，包括它們上面的每一顆砂粒，都是我的世界，我的過程。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過程就是一切，而只有我，才是這個世界、這個過程的主宰。所以，西西弗斯對諸神的懲罰說：“是，我的痛苦就是我的幸福。”

加繆把西西弗斯叫作“荒謬的英雄”，把他的勝利叫作“荒謬的勝利”。

但是，加繆太浪漫化的悲劇意識使他少了一點幽默感，要不然他不會忘記補充一句：歇斯底里、抑鬱症、吸毒、同性戀、愛滋病、嬉皮搖滾、競賽瘋狂……少得了巨石滾落時掉下的這些“幸福的顆粒”嗎？

加繆還是太傻，他不意識，連這種荒謬，即對抗神的荒謬，仍然是神的勝利，那麼荒謬意識的存在以及它隱含的自我超越價值的悲劇性，那是神可以觀賞的巨石之巨的意義之所在。英雄，你太煞有介事了！

“無效”“無望”的懲罰，其實是一種價值的懲罰，你對它說“不”或“是”，都可能還是價值的，都可能同“效”“望”的價值系統及其轉換處在某種價值關係中，它恰恰在山坡的高低差上隱喻出來。巨石不過是意義的符號，你把它從陰冷的河谷向光輝的頂點推去，巨石推得愈高，其意義就愈重，直重到人不堪忍受而滾落下來，回到重複。

不管你給“重複”再取一個怎樣美麗的名字——“規律”，並且隨着它的價值轉向名字會變得更美麗——“真理”，然而神玩賞的正是這一點：你賦予的意義如何在哪一點超過你自身，眼看着你在接近神的那一剎那的獲得失去全部，包括你死活不顧而堅挺起的荒謬的悲劇姿態——你看，我在說“不”！

這沒用，人。對神來說，人終究是人，而且是終有一死的人，西西弗斯不死，他因而沒有痛苦，然而它的永劫不復的無效徒勞已是個體生命的死的象徵了。那你抗爭什麼呢？你是人，本來如此；你是神，永不可能；你是半人半神的英雄，也不過是你藉以自欺的悲劇性或崇高感而已。它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西西弗斯的荒謬，是不成其為神而想成其為神的荒謬，它的懲罰是從它的狂妄的抗逆中引申出來由人擔當的自我懲罰，這倒是意志自由的清醒——我是人，僅是人，終有一死的人。

阿Q恐怕還沒有這樣的幸運。

阿Q沒有區別於人的神的超驗警戒，他只有區別於非人的“天地君親師”。君、親是人，那麼，阿Q順者可作為人臣、人子，而逆者，則痞子不如。所以，他的自欺或“精神勝利法”，終究是想成人而終不得其名的痞子無行。

可憐，阿Q是做夢都想成人的。盤辮子，求吳媽，君親之願可謂急矣。魯迅“怒其不爭”是冤枉了，“哀其不幸”也未免以成敗論英雄。你看他臨死都在畫“圓”，“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圓”。

成人就這麼重要？以“天地君親”為師道的成人就這麼重要嗎？

以阿Q從未有過的口吻回答“不”的，是當今的無聊者。

他們不想成神，也不想成人，在什麼都不想成的這一零點上，他們是公然無聊的一代，他們失去了一切有意義的語言，不知道是因為學會了說“不”才失去，還是因為失去了才學會說“不”。所以，他們對一切堪稱師道的華表漫不經心地哼着“不”的小調走過。走過永恆和不朽。

“痞子”，不同於“無聊者”，痞子是君子的漫畫化。他們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使用的手段也都是自己認可的，不過認可的標準常在君子的手裏，因而痞子的手段被君子視為不正當。

無聊者，至少是對他們的目的的厭倦，當然也包括對他們攫取此目的的手段的厭倦，因而無聊者沒有目的、沒有手段，他們生存在一無所有之中。

如果說痞子是承接着舊價值的評價，那麼無聊則很可能是存在與價值的剝離了。因為無聊就其直接現象看是否定，就其間接的或深層的斷裂或悖論看，是期待。但這不是與目的相關的即為了目的而存在的期待，而是無目的的期待自身。

同樣，我們在《無聊——五人談》之一的“無語——穿透無聊的期待”中做過另一個相關的題目：

“被設定的期待的脫落”

亦撮要如下：

無聊總隱含着無聊的期待，亦即無聊總同期待處於一定的關係之中。就其直接現象看。無聊仍在價值層面上，它以對意義的否定而成為意義轉換的一個環節。否定仍是肯定，這期待因而是設定的，它和目的相關，即期待有期待者。這期待者便成為期待的動力，成為支撐期待的意義所在。

正是目的，無論是先驗的目的，還是先驗目的變換着的各種臉譜、各種語言形態，像光一樣照亮着我們的生活。我們為各種目的而活着，這各種目的即我們的無須論證的人生意義。但如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這各種具體目的背後的先驗目的只不過是一個假設，是上帝投擲的一次骰子，根本不可能結結實實地支撐起我們的整個生活，意義的連環完全可能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因一點變動而連鎖坍塌，那麼即使我們仍隨波逐流於期待者的流變，卻不再能排遣那不時掠過心頭的惶惑、疑慮，那堵塞着、麻木着各種感官的無聊感。甚或，我們不再期待任何期待者，我們只是無聊，哪怕由此成為黑格爾所說的“全身癱瘓的人”。它當然還不是期待，而只是被先驗目的設定的期待的脫落。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會落入這被設定的期待的脫落中。

人來到這個世界，他的被安排、被拋入的狀態表現在從小到青年的習得過程中，這習得過程，與其說是學習知識，還不如說是學會希望，學會目的、意義。

可能人一生都不會脫落這先驗的安排，一生都走在這被設定的期待鋪平的道路上，這是“幸運”通常的含義。而任何偏離和脫軌，都是人的“不幸”。這不幸往往切近着無聊。

無聊是人的一種生存狀態，也是一種情緒現象。

當神聖的東西坍塌后，當建立傳統的肯定因素——完美、崇高等暴露出它的虛假后，人們不再崇尚任何理想；也不再相信任何純社會意義的價值，而是恢復到直接的生存狀態。這生存狀態不附着於任何觀念性的東西，人們只需要這樣的生活，因而他們也就構成這樣的生活本身。

這是世俗的生活即生活的世俗性。對此，是不能進行道德評價的。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社會，大多數人關注的只是磨肩擦踵的平凡而沉淪的生活，並不去追尋生存的意義。這個平凡而沉淪的生活就是人類的無意識，就是人的生成的意義不得不吞吐的莫名的大地。

在這種公然的無意義的生活中，人不再是沒有個人特徵的、政治化或道德化的觀念和這觀念的抽象。在各種實際關係的制約下，人的最實際的生存需要開始公然地伸張自己的天然權利。人成為人自己的慾望的抽象，因而在這自己的抽象中肯定自身，並給予別人同等的權利。

我們從一種平均值變為另一種平均值，但我們還有未泯滅的期待。或許，只有脫落了正常的銜接與連續，體會到無期待，真正的期待才可能開始。說可能是因為更多的情況是習慣性地、屈從地再退回到常態、淹沒於常態，即淹沒於正常的銜接與連續。而任何對常態的無意識，都會僅僅在價值取向的意義上看待無聊，從而簡單地陷入無聊和意義的因果循環。這種因果循環只是一個註定了的重複罷了，因為無聊后的期待和無聊前的被設定的期待一樣，也是被設定的。

我們只能將作為價值尺度混亂的無聊連同這無聊的直接否定即間接肯定——被先驗目的設定的意義、期待，一起拋棄，才可能在無期待中回到期待自身。

這無期待的期待即生存的零度，它可能是無聊——不再附着於任何觀念的生存狀態；也可能是無語——蛻去語言的任何觀念性，為了重新進入語言的稍縱即逝的困境，它只成立在進入生成語言的意義上。

換一個角度，當期待只是向著未來，或向著某一個外部的目的時，期待便把期待者投放在地平線上，這與其說是你期待的心愿的實現，不如說是期待者被給予、被規定的實現，因為那設定未來和目的的世界早已是時間化、尺度化了的世界。因而實際上，你期待以及期待目的的自由，其實是被必然規定的自由。在這種期待中，生命只做了一場傀儡戲。

只有那使期待從時間的連續中脫落而回復自身虛無的斷裂，才是期待的一次真正的洗禮。這時，個人瀕臨自身的歷史文化的界限從而有可能跨出屬於個人真實性的第一步。

無聊究其底即否定性，但不是在直接現象的意義上——在直接現象的意義上，否定一旦直接和否定“什麼”相聯繫，同時也就無異於直接同肯定“什麼”相聯繫。無聊作為一種超出價值取向或道德評價的生存狀態就是否定性本身。它總包含着或引發著斷裂、悖論——穿透無聊的期待。

穿透無聊的期待當然已不再是或不再簡單是自我呈現的無聊，毋寧說它是無聊即生存零度的掙扎，是無聊的承擔。它才最踏實地擔保着使無聊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統位置——玩世與麻木的擺動中心或入世不得又出世不了的尷尬處境——還原到平凡的生存，而一切可能性都只可能從這平凡的生存中掙扎出來。

作為生存的零度，無聊就是無聊，並不進入表達。進入表達的無聊已是無聊的掙扎，它透露着隱秘的期待——這隱秘純然屬於個體；同時又分明帶出了一個現實的或具有現實感的語境——這現實一如偶然的碎片的隨意拼湊，卻有一個共同的現實的前提：存在和價值的剝離。如果無聊仍是價值脫落又價值粘連的存在迷惘，那麼無聊的表達已是在斷裂或悖論中直面存在。

它不再許諾什麼。

“圓”的重複語境不再能在重複中將歷史作為現實的根據。歷史斷裂了。從西方借鑒來的“荒謬”不再能在借鑒中連同荒謬對抗的理性——在荒謬的世界面前的自我超越精神——一起含混着強加給我們。理性，至少是源於希臘精神的西方理性，並非必然地是必須補上的邏輯環節，從此，它不得不面對中國人的審視。

唯其不再許諾什麼，個體的生命連同個體生命註定了的邊緣性存在才不再會落入一表達就立即上升為普遍原則的虛幻。存在或生存不再因普遍性而變為價值，最高價值亦不再可能成為最高尺度裁決一切存在者。

沒有作為終極根據的本源、本體的許諾，甚至，即使回到個體生命的邊緣性存在，也常常什麼都還沒有——沒有在瞬間劃破光明的意義的想像，但畢竟現實的語境已經獲得。

也許只有在這時，我們才可能在徹底的否定性中建立一種在審視的同時自我審視的眼界。

在歷史的西方走向上——這當然只是一個純粹直觀的表述，形而上學的存在曾不可避免地向價值謀取一統世俗的絕對意義，直到尼採為存在和價值的區分而發瘋。這個區分是要命的。

生性追求存在之恆定的價值，難免不在某一天陷入同存在分裂的危機。結果，人在“價值”的顛覆中殺死上帝，緊接着又在“存在”的毀滅中殺死人自身。

前一次“謀殺”是悄悄進行的，為了個人從無所不包的理性價值中爭得存在的權利。儘管叔本華、克爾凱廓爾、尼采喊得瘋狂，但人們看見的只是張大的嘴，像蒙克的《吶喊》。至於聲音，早被理性的喧囂吞沒了。

后一次“自殺”卻伴着飛機、坦克的轟鳴，人想取上帝而代之的永恆的存在之夢像身體一樣被炸得血肉橫飛。死亡成為世界性不可逃避的事實，即使倖存者也在奧斯維辛死亡營面前徹底交付了生存的意義，哈姆雷特還問一聲“活着，還是不活”，阿多諾卻肯定地說，“奧斯維辛后，人失去了活的意義”。

人死了，有限的終有一死的個人才在“人”的死而復活中瞥見“十字架”上的真理：誰也不能以“人類”的身份獲救，“個人”只能是個人，他在其有限性中可以同非存在的上帝達成自我否定的轉換：“十字架”的“橫向”是個人的有限性存在，它被十字架的“縱向”切斷所指引。這個轉向是根本的，只有它才是人的存在的隱喻。領悟到這樣存在的個人，上帝才把有限的“道德罪”（橫向）攔在個人面前，而把個人承擔不了又為轉向所必需的“宗教罪”（縱向）引到自己的身上，由此分解“原罪”而達成個人與上帝的非連續性的和解。

與此互為背景的是，自文藝復興以來，被人類推崇備至以致推崇到人類主宰即主宰人類的科學理性——工具理性，自身已愈來愈顯示出被縱向性切斷以透射虛無的橫向性。所以，科學技術的任何一步發展，都伴隨着人的道德價值的有限性證明，以致證明到這樣的地步，科學技術本身的否定性、虛無性直接成為人的存在的有限性本身。

我們也不再畫“圓”了。“文化大革命”對於我們既是“謀殺”也是“自殺”。這種被設定的期待的偏離、脫軌，也許是在某一個明媚的早晨或溫馨的夜晚一次發生的，但只是在經歷過漫長的咀嚼后，斷裂或悖論才在個體生命的直觀中刻骨銘心地成為記憶。從此儒道互補、天地君親師的“圓”才真正有了缺口。這缺口既是缺欠，又是敞開。承認有缺欠，敞開才是可能的。

當然有缺欠的總是個體，或者換一個角度說，直到個體性的真實成為真實后，個體的缺欠、不完美、有限才成為我們切實的立足之點。在這立足點之上，掙扎、表達，無論是學術、藝術還是行為問題，也無論在什麼維度上，都有一個超出一般價值評價的意義，即給既定正常的、成為大文化圈的統治思想及其形態的普遍尺度，敞開一個它的界限外的空間，那裏是破壞“熱寂”的“黑洞”，可怕也不可怕的。

對無聊和無聊的表達——無論是以文學的形式還是藝術的形式——是否可作如是觀？如果可以，幾個可能的詰難和反駁便可照錄如下：

（一）道德資源枯竭的表現，或使本來瀕於枯竭的更加枯竭，誰也不來承擔現實的責任。

（二）社會進程要求規則，無聊破壞任何規則的建立，在否定對象的同時連自己也一起否定了。

（三）中國曆來有一種痞子文化，現代的無聊更促成了痞子文化的泛濫。

（四）把消解乃至破壞本身變成目的，結果使無聊者自己成為“全身癱瘓的人”。

當然還可以為滿足正當的義憤而列舉再三。

我們原本就不是為了回答而直陳無聊的悖論的。這僅僅是提供一種自我理解的參照。我們對理解的理解，向來抱着退場的承諾，可惜，生活自有不能退場的時候，擔待，尤其是隱喻缺席的轉換的擔待，不正是個人成其為個人的生存權利的邏輯補充嗎？——

我不是，

我才是。

1991年秋天

（此文系與墨哲蘭先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