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萌的學術道路

萌萌的學術道路

文/蒙代

就學術經歷而言，萌萌出身於歐洲文學史專業，碩士論文（1982年）做的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以“娥菲莉婭線團”、哈姆雷特“為什麼在復仇的時間上一再延宕”等經典問題作為切入口，仔細分析了《哈姆雷特》的雙重結構，以此揭示哈姆雷特性格悲劇命運的意義。當時被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權威方平教授（答辯主持人）評價為，對《哈姆雷特》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貢獻”。

儘管如此，萌萌往後的學術道路並沒有駐足在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上，她聽任自己來自天性的對語言或文字的敏感，和來自良知的對經歷背後生成性的存在問題的敏感，而選擇了一條遠為艱難的道路——西方現代哲學特別是其中傾向於歐陸的語言哲學。所以，萌萌一出道就以獨特的語言感覺和思想鋒芒為學術界所關注，以至於其詩意與理性的緊張讓北京的朋友們不得不喊出“打倒黑格爾，解放萌萌”的口號（趙越勝語）。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後文革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它不僅是思想者解放的節日，而且是他們尋求理想與現實結合、中國道路與西方現代思想結合的最真誠的反省、思考與探索的自由而充分的展現與碰撞。在青年學人的各類雲集中，萌萌可以說是其中最深入的探訪者和研究者之一。正如當時一位北京的朋友所說，“萌萌的‘山頭’是最大的。”（徐友漁語）除了積極協助、呼應北京朋友組織“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活動，自己還同武漢的朋友組織了“邊緣”叢書的寫作與出版。劉小楓曾於1994年在香港對當時正在做中國兩大學者集團（“走向未來”與“文化：中國與世界”）所表現的“思潮”研究的旅荷學者說，“除了檯面的思潮外，別忘了還有背後的思潮，例如當時中原的武漢重鎮就有萌萌他們那一幫人，可不能忽視。沒有這些背後的思想深度的揭示，你的思潮研究就會流於平面化，甚至流於意識形態化。”（大意如此）

90年代，中國進入了沉下來思考的積累時期。萌萌1992年上島，1994年和她的朋友遠離武漢調入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迄今一十三年了。1993年、1994年萌萌參與了中國現象學專業委員會的籌建工作，是最早的成員，也是唯一堅持到最後的女性成員，並承擔了兩屆學會年會的組織工作。

從80年代、90年代到21世紀最初的六年，歷時四分之一世紀，萌萌的學術研究大體經歷了兩次轉變：

一次，歐洲戲劇史上歷代經典作家的專題研究及其引申的個人命運的哲學思考，轉向存在哲學的身體性情緒和語言的研究（其代表作是《升騰與墜落》《人與命運》《臨界的傾聽》），其中仍保持她喜愛的個案研究，但視角與背景顯示的意義層次發生了重大變化，如對法國女哲學家神學家薇依、對德國哲學家思想史家洛維特、對德國籍猶太思想家語言哲學家本雅明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其代表作是《情緒與語式》《為著“曾經”的承諾》等）。

另一次，又轉回到個人與民族命運結合的中國現代思想的特質與形式的思考中來。為此，她主編了“啟示與理性”之《從蘇格拉底、尼採到施特勞斯》《哲學問題：回歸或轉向？》《“古今之爭”背後的“諸神之爭”》三輯，並在大量的讀書筆記、研究生教案、研究性札記、隨筆以及商討性的信函的基礎上，提出了四個重要的思想論域：

（一）“人是無意指的指號”：它本來是海德格爾《什麼召喚思？》中的問題，她卻從中引申出人在語言中的能聽形式，即觸發語式的隱喻結構，讓語式呈現出表象意義與自顯意義的復調意向張力，為了進一步引申到人與世界、與民族、與他人、與環境的關係中，更具體地考究“指稱與非指稱”二重關係是怎樣區分的。其中最主要的意圖是，如何走出“非此即彼”或“亦此亦彼”的兩難狀況。

（二）“語言的身體性及其自我救治”：它不同於形式的英美語言哲學，在歐陸德法語言哲學的基礎上，着重揭示語言物性的兩個方面，即語言的存在界面和說語言人的身體界面，以及兩者的互補性。這既是語言哲學與存在神學的難題，也是個人最獨特的感悟方式，尤其在今天網絡時代對語言的毀壞，它才超出了個人的道德責任而擔當著漢語言自身的救治——這是萌萌思想的立足點。

（三）“人是可能死於羞愧的”：在技術理性和物質慾望佔主導的當今技術時代，思想者可能死於無思想的各種自設陷阱，萌萌的經歷與見聞幾乎給她提供了大量的實證性範例。原來她只是從個體經驗出發研究它，後來發覺它隱含着“民族與命運”的政治哲學意義，因而它能提供另一種眼光看待今天世界格局中的所謂“現代性衝突、危機以及恐怖主義”。所以，她的命題絕非外在的、抽象的一句美文學。

（四）“倖存者之幸與不幸”：“倖存者”是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在臨死前的最後一次訪談中的自稱，作為“幸與不幸”的未完成責任的反省指令，但它卻給萌萌以極大的觸動。她聯繫到自身的經歷，幾乎中國現代過程中的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信仰各個層面的危機她都切身地絕非常人可比地遭遇着，為此，她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把它按自己的思考提升出來、表達出來。

萌萌在病中曾說：“根據我對中國學術界的了解，特別是對其中作為引導者和被引導者及其反叛者的現存狀況的了解，我意識到我的問題具有潛在的‘診斷性’。”

直到臨終前半個月，她都在向親人和朋友表達，自己回海南后首先要騰出時間將這四個方面的筆記整理出來，“要做的事很多，要走的路很長”……然而，命運卻將她無比豐富的經歷、記憶與思想留在殘缺中了，像“維納斯斷臂之謎”。

但這絲毫無損於萌萌作為中國當代有創見的獨樹一幟的女思想家、哲學家、詩人的形象，只要進入中國現代思想的積累與建構的研究，萌萌的思想及其思想家的地位便立即突顯出來，並且是無可替代的。

2006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