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精神團契靈魂的萌萌——追憶（1983-2006）

作為精神團契靈魂的萌萌——追憶（1983-2006）

文/尤西林

2006年8月12日萌萌病逝。

1

我與她相遇於1983年秋。我奉命參加在武漢晴川飯店召開的美學會議，抵會時會議已開始一天，被告知已無房間。正準備返回時，瞥見了張志揚的名字，這是一個我從《美學》上知道並想見的人。打聽后見到了張。同房還有鄧曉芒。簡短的交談立刻相認為同類：同樣的“文革”異端激進派，同樣依託美學話語及關注巴黎手稿、海德格爾與解釋學。鄧笑着：“我們都一樣！”張立刻托會務組的易中天給我安排一間房。午飯後電梯間內，一位女子擠進來，我感到她在有意引起我注意，瞥我的審視眼光犀利。晚飯後有人敲門，開門后，正是她。

她有一種美，但不屬於漂亮。眼光明亮，執着而堅定。這是我們那一代特有的眼神。但她更典型完美。我當時還未意識到，這眼神已開始使她成為“我們”的象徵。後來我熟悉后才發現這眼神還會在不同情況下流露出拘謹、羞澀與憂傷。她像一個中學生那樣直立着宣佈：“我上午已從張志揚處知道了你。晚飯時你給我爸爸夾菜，他要我看望你。我給你朗誦一首詩。”我這才知道，她的父親是我晚飯時旁座那位矮小的老人，夾菜不方便，我幫他。他得知我從西安來時，問我是否認識胡征（“胡風案”受難者，胡寬的父親），我告訴他，是我的摯友。她父親叫曾卓，也是“胡風案”受難詩人（但我此前並不知道這個名字）。她叫魯萌，隨母親姓。她要求我稱她萌萌。

她朗誦的詩名“有贈”，是曾卓寫給他落難后的女友的。這也是我作為理念的政治苦難的愛情意象：十二月黨人的妻子，那些與丈夫同赴西伯利亞的公爵夫人、屠格涅夫《門檻》中的女子、女革命家。

會議期間，萌萌介紹我與尚揚、皮道堅、彭德等認識。我從他們身上感覺到與我們西安團體親切相同但又新鮮差異的武漢團體特色：他們比我們更注重審美風格與氣質。他們幾乎只向我講述情感性的細節故事。萌萌講尚揚從陝北黃河邊回來后唱《走西口》，他們全體都哭了。這也正是我嚮往的純真團體。

會議后，張志揚與萌萌將我接到湖北社會科學院家中住了幾天，結識了萌萌丈夫蕭帆。志揚講他的單身牢房與勞改養豬時被人侮辱，萌萌給我看劉小楓的信，講鄧曉芒被陪綁假槍斃、北京黑山扈陳嘉映沙龍、楊小凱（寫作《中國向何處去》的楊與北京《新四中》“赤潮”正是我1967年以來一直想尋找的人）……學術談得不多，志揚將很厚的一本《哲學譯叢》選文複印件給我看。萌萌告訴我，大家所有的信件與圖書資料都由她保管。我逐漸看清了一件事：這是一個精神團體，萌萌是團體的靈魂。所涉及的人與事都被融合進這個無形的精神團體。他們與我之間熱切交談彼此經歷，就是這種精神團體的同類相求。這是當時一種普遍的渴求，它興起於插隊時期（我曾在秦嶺中跋涉數日尋訪一個“有思想的”知青部落），至80年代中期盛行。所謂團體，無關乎任何現實事務，追求的只是一種純粹精神。這種不承擔任何世俗事務的團體是在“文革”戰鬥隊與知青插隊小組這一特殊時代、特殊社會組織形態中培養起來的。當“文革”與插隊結束后，這種精神失去原來的社會環境而從戰鬥隊與知青小組中凈化出來，但它仍然尋求新的依託。這依託後來一直是學術（特別是西方哲學），它尋求學術語言的理性表述，但它深層意向又不在學術（萌萌的獨特意義正在於此）。直到10多年後我知道了拉丁詞Koinonia，才近似地借用稱此團體為“團契”。拙著《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的人》後記所謂當代中國純粹知識分子的萌芽，即指此。萌萌逝世，突出了對她的地位意義如何理解問題，亦因此一個重要的當代中國思想史課題伴隨萌萌凸現出來。

2

1984年秋，高爾泰先生委託我聯絡一個青年美學學者會議。武漢團體與四川團體相聚於成都，我得以結識成先聰、馮川諸位。萌萌很快對會議不感興趣，遲到曠會。我批評她缺乏集體觀念，還對她手不離泡有人蔘的茶杯以及她在家雇保姆表示反感。我發現萌萌與我所熟悉的“老三屆”那批人的革命家風格有區別。我還發現萌萌不擅長也不喜歡在公眾場合“發言”（她自己也告訴我這一點），這與她在一二知己面前推心置腹的談話形成有意味的對比。她不能容忍絲毫套話。今日我才將此種對語言話語之純粹精神性追求與她的總體純粹風格聯繫一體。

會議期間武漢團體被當地藝術界請去交談。皮道堅回來后告訴我，一位成都畫家說自己不顧妻子正在產房臨產而赴會，萌萌當即哭叫着斥此公是壞人，要他立即回到妻子身邊。

這種率真性情在會後返途逗留西安時導致一場衝突。那晚，在葉舒憲房間，葉陪女友王艾與萌萌交談。王艾從北師大退學后聽過我的課。我在火車上已向武漢友人細緻地描述了王艾，特別將王艾剛刊於《延河》的自傳體小說推薦他們看，稱王艾是“小魯萌”。王艾提及往事時哭了，這是在最信任的人面前不設防的袒露。萌萌先是幾乎官樣式說了一句“你受了不少苦……”稍作停頓，便堅定地轉折，“但是你的前夫，那位工人哲學家更苦……”不可遏止的激情與突然提高的語調幾乎是叫出來：“真的！我非常挂念他！他在哪裏？我很想去看望他！”王艾的眼睛愈睜愈大，很快變得微笑而剛強，那是一種決鬥前的神情。萌萌繼續發問：“請問，你對性是什麼態度？一切分歧都是從此開始的。”王艾挑戰式回答：“我當然是一個性解放主義者。性是最純潔的，難道你認為性是骯髒的嗎？”

王艾走後我與萌萌吵了起來。我針對她說“他們受的苦難比我們深度差得遠”反駁：“我們哪怕對一個孩子的苦楚也沒有資格輕視”！萌萌輕聲說：“對……”但是我理解她對“工人哲學家”亦即一切在中國當時體制外的民間思想家的深切感情。這裏存在着萌萌一個既是個人的又是時代性的基點：作為知識社會階層出身的萌萌並非貴族小姐對下層英雄的老套浪漫感情，父親的政治厄運以及“文革”的“反革命”遭遇處境，使她對張志揚這樣出身碼頭工人家庭並同樣深刻反抗體制的思想家產生了遠超出社會學階級的升華性情感。追憶並理解到這一點，萌萌逝去的身影之美麗高貴，激發出她生前不曾令我清晰意識到的深刻感動。然而，遺憾的是，王艾也正屬於這樣類型的優秀女性。

萌萌對性的態度，除了這一次之外，我還聽到過兩次。一次是1993年夏，在北京街頭飯店吃飯時，議論到某公炫耀自己與40多位女人有性經歷時，萌萌“撲哧”笑着輕聲說了一句：“真好玩！跟動物一樣。”另一次是我介紹與他們認識的康正果在《讀書》發表一篇古代性技巧文章后，萌萌問我：“康正果怎麼寫這種文章？實在無聊！”

記錄上述性觀念並非要表明某種性態度，我也並不讚賞萌萌決絕的立場。但萌萌清教式的性態度再次使她的“純”凸現為一個本質性特徵。

3

20世紀90年代后的思想團契愈漸依託學術（特別是西方學術）。我的印象是，甘陽、劉小楓是引領者，張志揚是回應者，萌萌則是組織推動者。后兩位當然是基於自己的生活世界與心性氣質。但我自己的感覺是，后兩位，特別是萌萌所長並非學術。我最欣賞的他們的作品並非學術性的，而是藝術評論。我讀他們的作品不是很多，但張志揚關於唐小禾漆畫的評論、萌萌關於易卜生《培爾·金特》的評論至今印象深刻：才華橫溢（特別是張的評論，可說是令人震撼）！萌萌《女人是什麼，能是什麼？》是我看過她的理論作品中印象最深刻的一篇。我對萌萌的學術成就評價並不高。90年代幾次學術沙龍討論（爭論），當她有時實際是追隨技術層面的專業學院話語而又強以這類語言表述自己的意向時，我感覺蹩腳。這時我感到他們是矛盾的。對於萌萌而言，我甚至認為她是屈尊於學術。精神需要學術的反思，但她最深刻的歷史地位並不在這裏。

但他們基本上是自外於學院的。劉小楓、志揚與萌萌等中青年學者獨立於世俗學術界（包括學院體制）的純潔（特別是劉小楓），是我迫於生存壓力做不到的。這是一個需要另外專門研究的當代中國學術與思想史的大課題。但劉小楓實際在引導學術界：學院體制內的有識之士都明白，這些特立獨行者才真正走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我是把他們看作精神故鄉與榜樣象徵的。

萌萌依然如故地尋求那些精神同道者，從耿開君到林氏三兄弟，等等，將他們邀請聚集到海南大學。但她並非宗教團契式“同一顆心，共一個靈”，而始終突出個體性。因此她編輯《1999獨白》。正是為《1999獨白》撰文中，我體會到自己的局限，受到某種模式（自“文革”以來的模式）束縛的局限。1996年4月，我因師大兩居室無法接母親侍奉而尋求可提供三居室的單位，李明華、何清漣、陳少明邀我來廣州。在廣州接到萌萌電話，她替我付機票要我來海南。我來到海南大學。與志揚、家琪他們仨交談多日。他們介紹我觀看一部國外影片，同我討論感覺。至今我認為，不是學術話語，而是這種精微的體驗與藝術交流才是我與他們仨所有接觸中最獨特而有意義的。

就是在這次見面中，萌萌要我重寫《1999獨白》的稿件。她以她特有的命題陳述式語調明快地說：“你有一個大問題，你沒有完成語言轉換。”這是我聽到的關於我的批評中最有深度的一句。

返程時因暴雨我被民航局安置在海口一家酒店過夜。得知后，萌萌冒雨來酒店看望我，與她同來的是林賢治。我們三人談起各自年輕時的純潔戀情，我敘述了我在陝西機械學院進修時對一位從未講過一句話的女生的柏拉圖式的單相思憧憬與《葉爾紹夫兄弟》末尾季米特里決心走遍波羅的海海岸漁村尋找廖麗亞的故事。萌萌講述了中學一位與她並列作文優秀而出身“反動”的男生對她的思戀如何被她的中學校長母親扼殺。這是我與萌萌最坦露私人心扉的一次談話，也是我精神家園最美好片斷之一，背誦季米特里那段內心獨白時幾乎流淚，現場瀰漫著一種詩情氛圍。

4

萌萌無疑是深情的。這種深情與她那直覺稟賦共同形成她對人性的洞察力。她容易被視為精神貴族，其實她有樸素的感情。她沒有孩子時曾向我索要我兒子的照片，並拿出趙越勝女兒的照片說她收集朋友們孩子的照片。拿着我孩子3歲那張照片，她說“你兒子真像你”，後來見到我妻子后，她脫口而出：“哎呀！丁丁既像爸爸又像媽媽！”在場大家都鬨笑了。她對我妻子的評語頗傳神：“西林妻子很婦人氣。”當我本能地維護妻子的形象，強調她在這個時尚時代少有的質樸（90年代還穿解放鞋）時，她驚訝地叫起來：“真的？”並要去我岳父家訪問。

萌萌又容易被視作情感型。但理性在她身上相當堅定。這不僅是指哲理（那在最深層恰恰通往浪漫）。90年代末期，在徐友漁介紹委託我組織的思想政論片中，理想主義成為中心話題。萌萌在片中的形象與話語給人印象深刻：“今天更重要的不是重提理想主義，而是什麼樣的理想主義，以及以何種方式提出。”

萌萌看人的眼光理性而犀利。她幾次對我的焦慮煩躁情緒狀態冷冷表示：“你要再這樣下去，我就不喜歡你了。”當她對你疏遠並指出你的缺點與問題時，那眼神是憂傷並羞澀的，她不忍心直視並講出精神親近者的缺陷。她與人的親疏深層地取決於她心目中的對方的精神水準。我們從1996年之後來往很少了。2001年突然接到萌萌電話，她專門向我轉告她視之甚高的林國華在與志揚通話時對我的評價，“這是對你極高的評價呀”！其實林氏的話表明，這是他個人的感受，並不能作為對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客觀研究判斷。我自知我被錯愛放大了。一個月後，在萌萌組織下，在京參加“全球普世倫理對話會”與現象學會議的兩批朋友聚會於北京大學，我剛進門，萌萌即親切地撲過來擁抱我：“西林！”這是我們相識近20年來從未有過的。我清楚，這是因為林國華的評價緣故。這使我既看到了萌萌極為理性的待人接物態度一面，同時又再次體會到了超越於世俗世界評價標準之上的精神世界價值尺度在她心目中的絕對地位（林國華在此代表着與世俗權威對立的一極）。

2005年1月，我去三亞途中特意逗留海口，志揚不在，回武漢照顧老母去了。我與萌萌坐在一家飯館裏，交談至夜半。很冷的一天，萌萌告訴我，這在海口少有。燈光幽暗，我們身影朦朧，面對面坐着。當時所談的內容已經模糊，但記得她講王慶節不久前來過她家：“我很喜歡這個人。他很純。”

這是我與萌萌最後一次見面。

從互聯網上獲知，萌萌遺言“可惜許多個人性的記憶都要失去了”。我因此盡量把我的私人記憶記錄下來。這些記憶因訴諸文字而會持存，精神因此而以公共形態存在。萌萌生理肉體的逝世固然中止了她個人的繼續思想與活動，但她在世時的思想與活動不僅保留在相關當事人的記憶中，而且經由上述文字記錄（包括她的著作）存在於世。更重要的是，由於萌萌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獨特的純粹精神象徵意義，她將超出私人圈子而成為文化人物，如同柏拉圖、孟子、唐詩宋詞還在參與我們的人性活動一樣，她當然還與我們同在。從個人生存意義角度講，萌萌已經融入我的精神家園世界：和童年時的晨雀暮鴉、踏着厚厚落葉在黃燦燦的大雁塔密林中獨吟宋詞的心境、反抗血統論殘暴壓迫挺身而出的神聖正義感、不知名客棧老人的慈愛溫暖、深山絕嶺背柴極限掙扎的體驗、陌路邊從麻稈抽取麻纖揉搓后俯身為我補綴斷裂麻鞋系帶的女性柔情……都融合一體了。我不相信現代性基於自然神學的世界合理性信念：數十年的經驗使我明白，無論個體或人類，多數行為——不管當時如何顯赫或功用自明，其實是沒有多少意義的。確鑿現實的巨量涵義（meaning）只結晶為少量值得珍惜的意義（significance）。萌萌執着以追求純粹意義的藝術審美形態生存，因此成為一個象徵。這象徵的公共意義是萌萌一直力圖建設的精神團契。中國從古至今基本不存在基督教式的純粹精神團契，多的是混合著種種利益的團體。但西方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關鍵，卻是個人信仰經由團契而支撐現代公共精神與法律制度（如托克維爾從反面論證僅僅抓制度建設的墨西哥為何未能與鄰居美國一樣現代化）。哈貝馬斯關於現代公共社會起源分析指出，作為宗教團契轉化為人文精神團體的沙龍佔有重要地位。萌萌實質與18世紀沙龍女主人是同樣的歷史角色。作為啟蒙歷史實錄，如《浮士德》所言，“永恆女性引領我們向前”，女性深刻而普遍地活躍在中古轉向現代文明的一個公共性培養階段。當代中國現代化轉型期已耗盡原有的公共精神資源。公共精神危機這一從歷史潛伏狀態空前顯性化的課題，同表面上與之相反的自由主義的個人精神匱乏課題，其實早已是相互包蘊地出現在“五四”先驅時代的結構性難題（梁啟超《新民說》所謂既無公德也無個性），但今日更為沉重糾纏。與80年代相比，今日中國精神團契已經衰微。如何立足中國資源建設精神團契（不是指基督教），將是當代中國基本課題之一。萌萌作為當代中國沙龍女主人的社會意義也在於此。儘管對於強調個體性的萌萌而言，這是一個我記憶中她並未討論過的問題。個性（以及差異性）似乎一直是她及他們的主題。但她所做的可以超出她自己所意識到的：個人命運幸運地與歷史天命同一，萌萌的精神團契建設活動已進入當代中國思想史與社會史。

萌萌，你同意我的解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