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欲釋疑孤身越祁連,遭劫掠單騎奔酒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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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一想,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用了38年;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D某畫圈,搞開放,這期間正好30年。這三十年的國人,絕對有着崇高的而理想和大公無私的精神,因為從舊社會過來的人,才明白新社會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同樣,謝瑍所處的時代,經歷了數十年的戰亂,民不聊生,正是統一人們思想的最佳時期,這是其一;這個時候因為生活條件和醫學條件的原因,人的壽命相對較短。超過六十歲的人極少,三四十歲就去世很平常,嬰孩的成活率很低,甚至到了唐朝依然如此,所以才有杜甫“人過七十古來稀”的詩句(清朝時人均壽命33歲,民國時期只不過35歲,多麼令人驚悚的歷史事實啊),這是其二。四五十年的時間,至少能培育三代人。按照謝瑍現在的年紀,才十八九歲,十八歲的先天,能活多久?按當時良好的環境和他優良的條件,百歲不是奢望。“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這樣的詩句也不是空穴來風。
據科學研究表明,哺乳動物的壽命與成長期有關,就是說哺乳動物從出生到成熟的時間段,決定着其壽命的長短。簡單說來哺乳動物的壽命大約是生長期的10-15倍左右,也有資料說是20倍左右。也就是說,理想狀態下,人的壽命不會低於120歲。因為人的生長期絕對大於十二歲。根據不同的計算方法,這個數字略有差異。按照人類性成熟的時間(13-15歲)來計算,人類的壽命為生長期的10-15倍,約為150-225歲;按照人類長全牙齒的時間(20-25)計算,人類的壽命為生長期的5-10倍,約為100-250歲。在目前如此糟糕的環境生態下,國人的平均壽命已超過75歲,百歲老人也是屢見不鮮。古代的生態不用說是極好的,只是囿於醫療條件的限制,讓杜甫發出了“人過七十古來稀”的慨嘆,但也不是沒有啊。這個時代讓謝瑍發展西醫,他沒那本事,因為西醫是靠儀器治病的。而中醫正相反,中醫是靠人本身。因此發揚光大中醫,開拓內外科醫學和其他如婦嬰醫學,傳染病防治及疫苗培育和接種等,將會有重大的現實和歷史意義。1600多年前的自然生態環境更宜人,隨着醫療條件和中醫水平的提高,人的壽命會大大提高的。
同時,也請大家注意,改G開F以後,首先是包產到戶,從人民公社一下子回到解放前;接着是經濟體制改革,政企分開,將黨的領導從經濟活動中排除開來;再接着企業改革,私有化大行其道,大批的國營企業和地方國營企業通過“改革”的途徑變為私企……這期間,高層頻換,又逢8964□□,短短十年,人心思變,唯利是圖,社會已不復往日,全民經商的勢頭儼然矣。
閑話少敘。
謝瑍借等慕容垂到來的空閑,做最後的安排。安置好沮渠蒙遜以後,考慮到一旦離開酒泉,短則三五個月,長的六七個月可能沒法回來。
那位說了,怎麼會那麼久?
你想啊,從酒泉至疏勒(今喀什)近5000里,這還是現在的高速路。過去是沿着地勢走出的路,怕是比現在的高速遠的多得多。就按5000里算,每天百里還要走50天,何況沿途並非正路,有沙地,有溝壑,有風暴……這樣算起來,怕是平均每天50里都很難。加上中途還要處理各種事務,耽擱的時間會更長。這算的還是單程,來回超過萬里之遙,半年能回來就燒了高香了。想想呂光班師,大軍從龜茲(今庫車)的回程時間,歷經半年才到達宜禾(今甘肅安西),這可是從龜茲至宜禾,比疏勒到酒泉差了不止千里之遙呢。
離開大軍中樞數月之久,就算是謝瑍對自己再有信心,也不得不擔心可能會有異變。可如果帶大軍逶迤而進,不但糧草損耗太巨,加大後勤的壓力,就是時間也耗不起,這一來一回怕是要一年多。甚至可能大軍不等到達疏勒,嚴冬就到了,大軍只能就地紮營,這一駐紮就不是一兩個月的問題。
所以,分批分次進軍,不但緩解了大軍的補給問題,更重要的是將大軍的種子一路撒向西域這塊廣袤的土地。一路之上,酒泉、晉昌(安西)、敦煌(沙洲)、玉門大護軍(玉門關)、西域都護府(樓蘭古國),北路是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南路是鄯善(今若羌)、弩支城、且末、精絕古國、于闐(今和田)、疏勒。南北二線分佈着大大小小十數個小國,這可是絲綢之路的精華所在。這些綠洲上的小國,早在數百年前的西漢就存在着,也不知道現在是何模樣。
大軍自敦煌或者樓蘭分兵均可,甚至可以考慮從樓蘭再兵分三路,一路北上,一路西進,一路南下。兵不宜太多,主要是獲取地理和沿途民情,傳播漢文化。那些小國本沒有多少人,雖以國稱之,小的不過數千人而已。
北上之兵為主力,南下次之,西進再次之。大的可屯兵之處多留兵馬,原有的守軍通過強化培訓,讓他們邊學習新政邊從事訓練,國民則通過對守軍的改造以潛移默化之法進行改造。小的城市稍留兵馬,辦法相同。只要到達疏勒的兵馬七八萬也就夠了,前年呂光在龜茲打破了西域的數十萬聯軍,餘威尚在,量他們還沒有那個膽子進行反抗。不過呂光也應該趕上來了,要是帶着呂光效果會更好。
雖然經過金城和姑臧的精兵簡政,大軍減少了數萬人馬,現在仍然近二十萬精銳。這些精銳分散駐紮在數千公里西域的絲綢之路上,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應,這才是謝瑍所期待的。
鑒於此,謝瑍不敢不謹慎從事,必須加大新政的培訓力度,不但是深度,更重要的是廣度,要讓每一個戰士都明白新政的重要性,明白他們流血流汗換來的成果,只有新政能保住。
所以,謝瑍召集酒泉的所有軍政官員,親自講解新政,並對他們提出的疑問進行解答。酒泉郡守和大軍中都派了多名書記官,專門記錄謝瑍講解的內容,這令謝瑍非常讚賞。沒想到的是,這些記錄後來被酒泉郡當做金科玉液保留下來,成為後世研究謝瑍行施新政及探究其理論思想的重要資料。甚至有人提出謝瑍完全不像古人,他的行事作法帶着強烈的現代氣息……
一連三天,謝瑍沉浸在講學裏,通過給大家講解和回答他們提出的疑問,謝瑍對於以後新政的改良有了更明晰的想法。畢竟現在是古代,雖然入鄉隨俗不可取,但有時候迂迴而進也未嘗不可。
這一日謝瑍正在講解之時,姜禮突然來報,有人求見。
謝瑍接過拜帖,仔細觀看,落款卻非一人,其中的首領居然是李暠。
書中暗表,這個李暠不是別人,正是後來的西涼□□。
李暠(約351年—417年),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人。他自稱乃西漢飛將軍李廣之十六世孫(和劉玄德自稱中山靖王之後異曲同工吧^o^)。《晉書》中稱其“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且“溫毅有惠政”。這個評價應該說是相當不錯了,這大概與他被認作是李唐先祖不無關係。畢竟晉書出自房玄齡等唐臣筆下,他們都是李家的臣子。
事實上,李暠也確實做了不少的好事。李暠建國西涼后,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政治上力求知人善任,積極納諫,執法寬簡,賞罰有信。他赦其境內,號召因戰亂而背井離鄉的百姓返回家園,重視農桑,並給這些重返家鄉的百姓以優惠待遇和資助,很快就有逃民二萬多戶(如每戶按五人計,即有十多萬人)遷回敦煌。為了統一河西,“又遣宋繇(李暠同母異父弟)東伐涼興,並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後來李暠遷都“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群臣“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可見,敦煌因戰亂而遭到破壞的經濟,較快地得以恢復和發展。
李暠臨終前,還嘆息自己才具不足,未能統一河西,史書有載曰:“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惙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誡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略乖衷,失成敗之要。’”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我從小遭受悲痛,備嘗各種艱難,在社會動亂之際,受到此地之人的推舉,才弱智淺,不能統一河右。現在氣力衰弱,應該不能再好轉了。死是自然的規律,我不悲傷,所遺憾的是志向不能實現。作為最高領導者(居於最高地位的人),應當仔細地警惕危亡的預兆。我死之後,世子李歆就如同你的兒子,好好地輔導他,告訴他我的經歷,不要讓他高高在上,專橫驕傲,自以為是。軍國大計,都委託給你,不要使謀略偏誤,喪失成敗的關鍵。”李暠的這段話,可謂是明白之言,大有見解,可作傳家。即是今日,也有相當的教育意義。
如此之人領頭,驟然來訪,還是一群人結伴一起,必有備而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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