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序

歷史·小說·歷史小說——寫在《李娃》前面

歷史與小說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歷史所着重的是事實，小說所着重的是情感。記不得什麼人說過這樣的話：“歷史，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對歷史學者來說，這話未免過分，不過由這兩句話中所顯示的強烈的對比，的確可以看出歷史與小說在本質上的差異與作為上的衝突——這是我所深切體驗過的。

投身於歷史的領域中，如果不談義理，只講考據，幾乎純然屬於一種科學的研究。考據只是發掘事實，闡明事實，重懷疑，更重證據。而小說需要編造“事實”，即所謂“故事的構想”，這是小說作者最起碼的一項本領。這個故事在客觀的現實中是不是可能發生，不值得太注意；要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能使讀者相信在過去、現在或未來中會有這樣的故事發生。

因此，歷史的考慮與小說的考慮，在我們的思維上構成截然不同的兩種狀態：實際與空想、謹慎與放縱；只能求一，不可得兼。所謂“大膽的假設”，雖為想像的放縱，但此假設不是憑空的假設，仍需摸索到一點可能性，才有假設出現；同時在“大膽的假設”之後，緊接着的是“小心的求證”，復歸於實際與謹慎。而小說不需要求證，小說作者基於生活體驗而致全力於假設，一個個不同的假設出現在腦中，經過衝突、修正、發酵、融合而成為完整的故事，所謂“以意為之”，在小說作者是當然之事，而對歷史學者來說，就成了一句罵人的話。

對於歷史的研究，我只是一個未窺門徑的“羊毛”，但我一直對歷史具有濃厚的興趣，並曾以虔敬的心情，徒步去朝拜歷史的殿堂；雖不幸半途而廢，而如村夫愚婦，朝山進香，在一步一拜的艱難行程中，至少已讓我深深體會到已窺奧妙的歷史學者的成就，是如何的得來不易，以及朝拜途中，迷失於雲山霧罩的人，卻自以為見到了縹緲仙山，歸來以後，大談其三千朱闕、十二碧城，是如何的自欺欺人得可笑。

我無法去追求歷史興趣的滿足，是由於我無法捨棄小說的寫作。在我着迷於曹雪芹身世考證的時期，對於小說的構想，變得異常低能。胡適之先生的“拿證據來”這句話，支配了我的下意識，以至於變得沒有事實的階石在面前，想像的足步便跨不開去。小說寫作是我的志業，既然與考據工作發生了衝突，那麼我唯一所能做的事，便是從故紙堆中鑽了出來。

不過，放棄歷史的研究，並不等於失卻歷史的興趣。桓溫、唐太宗、劉仁軌、范仲淹、戚繼光、清世宗、胡林翼、喻培倫，等等，常會出現在我的腦中。因此，我一直想嘗試着寫一寫歷史小說。這是一種想兼得魚與熊掌的奢望。

這個念頭起了已不止一年，我也曾找過許多題材，而終於廢然罷手，唯一的癥結，仍在歷史與小說的性質的基本衝突上面。歷史必須求真，是一條絕對的法則；而小說作者對人物的處理，具有完全的自由，也是一條絕對的法則。真人真事，通過小說的技巧，剪裁增刪，必非絕對的真。我敢斷言，即使是自傳體的小說，像《儒林外史》《紅樓夢》，與吳敬梓、曹雪芹的真人真事，也是有出入的。

在歷史與小說之間，我無法找到兩全之道。且讓我舉個例做具體說明。

我曾見過一段記載，說明太祖第八子——封在長沙的潭王，是陳友諒的兒子。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反，潭王牽連在內，夫婦倆焚宮自殺。這個簡單的傳說，通過小說的手法，可以發展為一個極其壯烈的悲劇，因為明太祖在潭王，一方面是深受養育之恩的皇父，一方面卻是殺父辱母的仇人；由複雜的恩怨發展為政治的鬥爭，終於造成倫常劇變，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於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遷怒而侵奪相權。這是一部所謂大小說的題材，但必為歷史學者所嚴厲指斥，因為沒有實在的證據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設。這就是我所以不敢試寫歷史小說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終於要來嘗試一下了。

以虛構的人物，納入歷史的背景中，可能是歷史研究與小說寫作之間的兩全之道。歐洲許多小說採用這樣的方法，黎東方博士也向我說過這個主張。但是虛構歷史上的人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歷史小說應合乎歷史與小說的雙重要求，小說中的人物，要求其生動、突出；歷史小說中的人物，還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時代的特色，武則天是武則天，慈禧是慈禧，她們的不同，不僅僅是服飾的不同。如果在五光十色的歷史背景之下，相去千百年的人物，表現了同樣的人生哲學、同樣的感情狀態，乃至於同樣的生活習慣，那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由於自知虛構歷史人物的不容易，一直不敢輕易動筆。最近承本刊（《李娃》最早刊發於《聯合報·副刊》——編者注）編者的好意，一再鼓勵，我決定挑選唐人傳奇、元明雜劇中的若干故事，改寫成現代形式的長篇小說。第一篇是《李娃》。

《李娃》本於唐朝白行簡的《李娃傳》，是唐人傳奇中的精品。後人根據此故事而製作的劇本，有元朝石君實的《曲江池》及明朝薛近兗的《綉襦記》，李娃稱為李亞仙，鄭生稱為鄭元和。

文學批評的書上說：《綉襦記》勝於《曲江池》。以我看，《綉襦記》所描寫的也只是明朝的李亞仙和鄭元和，不是開元、天寶——唐朝全盛時期的長安名妓李娃和當時全國最有名望的“五姓”之一的滎陽鄭生。舉個例說，《綉襦記》的曲文“弓鞋裙襯雙鳳頭”“金蓮小，香塵無跡”之類，誤以為唐朝婦女已經纏足，豈非笑話？

因此，我決定根據白行簡的原作改寫，完全不受《曲江池》及《綉襦記》的影響。不過，原作的結局，落於俗套，我不能不動一動“手術”。

原作中有許多驟看不可解的地方，要經過考證方能明白。譬如有一段描寫類似現在的殯儀館的“凶肆”的文章：

……生（按：指鄭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余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之中……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穗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複壯，每聽其哀歌，自嘆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

初，二肆之佣兇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舉皆奇麗，殆不敵，唯哀輓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贊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佣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趨赴焉，巷無居人。

由這段敘述中，可知唐朝的葬儀相當隆重，而且出殯時，對輓歌十分重視。但也有許多疑問：第一，出殯時到底有些什麼花樣，居然可以像現在辦商展那樣拿出來展覽競爭，並且造成萬人空巷的盛況？第二，天門街在什麼地方，何以能容納觀眾數萬之多？

現在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據《唐兩京城坊考》等書記載，及日本史學家足立喜六及平岡武夫的考證，唐朝的長安城，共有三個城，最北面是宮城；宮城東南西三面，圍以皇城；皇城東南西三面圍以外城，外城南至曲江為止，共分一百一十坊，東西兩市，每坊大小約略相等，成九六比例的長方形。坊與坊之間的大街，南北十一條，東西十四條。南北正中一條幹道，由皇城的朱雀門直通外城的明德門，稱為朱雀街；街東屬萬年縣治，街西屬長安縣治，整個長安城的最高地方長官，就是有名的所謂“京兆尹”。

長安城的街道寬度，恐怕是古今中外所無。南北十一條，一律一百步寬；東西十四條則有一百步、六十六步、四十七步三種不同的寬度。唐朝的制度，一里三百六十步，一步五尺，尺有大小，大尺合現在零點三一五七米，小尺合零點三零三米。就算它是小尺好了，一百步五百尺，就是現在的一五一點五米。

由皇城左後方大明宮正門的丹鳳門向前延伸，貫穿光宅坊及永昌坊，卻為丹鳳門大街；自貞觀末年起，歷朝皇帝都居大明宮，所以又稱為天門街。既然寬度達一五一點五米之多，容納數萬觀眾自無問題。

關於唐朝的葬儀，據劉伯驥先生所著《唐朝政教史》引《新唐書》杜佑、李吉甫、白敏中、韋挺等傳，以及《通典》《唐語林》等書，列敘如下：

……閭里庶民，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辦營具，乃始發哀……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教”。……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送葬有明器，又有墓田。開元時，三品以上，先是明器九十，減為七十，……庶人限十五枚。……送葬者每於當衢設祭，張施幃幕，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帳之屬……其後祭盤帳幕，高至九十尺，……大曆中，又有祭盤，刻木為古戲，靈車過時，縗絰者皆手擘布幕，輟哭觀戲。又有歸葬時，沿途設祭，每半里一祭，連續相次……

唐朝的大出喪是如此的奢靡華麗，難怪“兇器”亦可陳列展覽，招引遊客。說路祭帳幕，高至九十尺，足見道路之寬。但這段文中，最可注意的是“縗絰者，皆……輟哭觀戲”這句話，驟看好像荒唐滑稽，不近人情；但如深入地去了解唐朝中葉人民富庶的情形，就會有這樣一個了解——過分優裕的生活，養成了人民異常開闊樂觀的性格，以至於喪葬凶禮，亦可轉化為一種娛樂。這是盛唐社會的一個特徵。我改寫這些小說，即希望能把握住各時代的這許多不同的社會特徵，這樣才能讓我引領讀者一起神遊於唐朝的長安或明朝的虎丘之間。

話是這樣說，究能做到幾分，實在也沒有什麼把握。請親愛的讀者包涵、指教！